1848年歐洲革命（簡體書）

引言

1848 年，一股革命浪潮席卷歐洲，整個歐洲為之震撼。這一系列革命在規模和影響範圍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革命之後，建制派精英試圖通過鎮壓革命、采取有限的改革措施，重新掌握政權。這些反動舉措對正經歷工業化進程的社會中的各種社會關係的發展以及現代國家的形成，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 世紀40 年代末，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一系列危機在革命前達到了頂峰。這些危機始於農業歉收，由於國際金融和工業危機而進一步加劇，出現了大範圍的饑荒，疾病蔓延，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商業一蹶不振。
這本小書試圖將這場錯綜復雜的、發生在多個層面的危機置於歐洲大陸更長期的歷史語境之中來描述，之前從1789 年至1815 年的法國大革命和戰爭，以及之後出現的自由民主主義浪潮就已經讓這個大陸處於惶恐不安之中。社會變革的步伐似乎越來越快，但結果復雜且不明朗。19 世紀中葉的歐洲由眾多不同的地域社會和民族社會組成，正經歷著從基本上處於前工業化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向更現代的城市工業體系的過渡。這些社會本身各不相同，因而它們經歷的變革過程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不同。因此，在分析它們的差異性時存在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需要考慮不同民族國家各方面的差異，包括地理和氣候（最大範圍從北部的凍原到南部的地中海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從英國到俄國）、人口密度，還有農業（從以大莊園為主到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和工業（從大工廠到手工作坊，再到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中的所有制結構與社會關係、居住結構以及內部組織形式和對外聯系方式（城市與零星分布的農場之間有很大不同）、文化和語言形式、政治體制（從君主立憲制到絕對君主制），以及民眾表達不滿的條件。以上這些因素都關乎我們對政治化過程和政治衝突的審視。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將主要關注革命的起因、後續過程，以及反革命迅速發展和成功的原因。除了對革命進行分析之外，我們還將解釋為何在這“革命之年”，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局勢仍然保持相對穩定。
無論是當時的學者還是後來的歷史學家都不可避免地想要回避這些重大問題。他們的研究方式均受到其自身的現實關切和政治觀的影響。盡管隨著事件本身漸行漸遠，出現了一些更加不帶偏見的研究，然而仍然可以從中確定出自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立場的分析。歷史學科的演變，尤其是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已經激起了一股對革命進行重新研究的熱潮。歷史學家的探究範圍有了較大的擴展，超越了傳統上對狹義政治行為的關注，轉而對政治現象的社會根源進行審視，並形成了具體的地方性和區域性研究，以便分析社會關係、權力結構、象征意義和語言。創新性地改進一開始由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其他一些社會科學家建立的研究方法與概念框架體系，讓歷史學家能夠更好地利用1848 年事件中急劇涌現的大量信息，反過來也可以使社會科學更好地理解正在經歷現代化過程的各個社會體系，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考慮到我們將著手探討一系列影響整個歐洲大陸的事件，關鍵問題的選擇顯然至關重要。因此，我們需要明確一些選擇標準，同樣還要說明總體上采用比較研究方法的理由。在多大程度上的概括可以被接受？圍繞著一些概念或主題來組織撰寫一本書的危險在於，不同的革命，尤其是發生在局部地區的事件，將會喪失其獨特性。然而，比較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這一不足。它促使我們做出更多的分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1848 年的歐洲的確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共同隱憂”。不僅如此，隨著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逐漸相互影響、相互依存，並經歷了相似的發展階段。這為“引發起義的因素超越了國界”的看法提供了依據，或許也證明了整個歐洲不同社會群體的反應方式相似。這些發展階段構成了本書的基本組織結構。
我並非想說存在一個簡單的模型或理論，可以對1848 年事件給出現成的解釋。政治騷亂出現在極端不同的社會中。除了英國和比利時之外，前工業化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在很大程度上都保持著原有狀態，並由於惡劣的交通條件和隔絕的地理環境而進一步強化。在中歐和東歐的大部分地區，農奴制和絕對君主制仍然盛行。德意志和意大利處於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據狀態。哈布斯堡帝國內包括王國、大公國、公爵領地等20 個地區，多數都有它們各自的“政治集團”，各地區之間的主體經濟、社會和語言的差異也非常明顯。在更小的程度上說，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經濟結構、社會組織、交通方式和政治體系上的差異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政治觀念和活動的形式。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理解政治行為對應的社會背景，同時提醒我們自己，不可貪圖簡單省事，籠統地概括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治關係之間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