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淼罪案故事‧第一卷：如墜深淵（簡體書）

前言

等了許久，終於等到這本書出版。

身為作者，我有一些話想在這裡說。

一

以往我們瞭解殺人案，往往最關心三個問題：誰殺的？殺了誰？什麼時候執行死刑？這個思路很常見，卻並不全面。許多年前，當我第一次接觸到“案情分析”時，一扇大門向我打開了，我開始問自己：“他為什麼要殺人？”

從此，我對罪犯的犯罪動機產生了興趣，每當看到一樁殺人案，就會竭力挖掘，是一時行為過激，是為情、財所困，是為了報復社會無差別殺人，是為了滿足異常控制欲，還是由於人格、精神層面出了問題？我在仔細收集、閱讀、分析資料後發現，每一樁殺人案的背後往往都有一個自己從未想像過的世界。

上述類型的案子本書都有涉及，例如，“消失的家族：北九洲監禁案”，主犯松永太是一個自始至終手上沒沾過血的人，因而在庭審中也主張自己“無罪”。然而，在同案犯、倖存者的供述之下，這名充滿控制欲、以自我為中心、善於營造虛假身份的罪犯的真實面目暴露無遺。與他類似的還有著名的“日本黑寡婦”木島佳苗，外表並不出眾的她在十幾年時間裡讓身邊多名中老年單身男性神秘死亡，並從中獲得了多筆巨額遺產。他們大概可算是控制欲極強、隱藏能力極高的典型罪犯。

還有一類罪案容易讓讀者誤解，這便是連環殺人。連環殺人犯的作案動機，往往並非傳言中的“為邪教血祭”或“報復社會”，而是受自身異常的性欲、強烈的性癖和暴力傾向所致。本書提到的日本昭和時代著名連環殺人狂勝田清孝和大久保清，基本上符合這些特徵——如果放眼全世界，無論是美國的泰德• 邦迪、約翰• 加西，還是蘇聯的安德列• 奇卡提羅，他們犯下連環殺人罪行的背後動機都可以用這個路數切入分析。

金錢與感情是大多數罪犯殺人的誘因。然而，如果你瞭解了足夠多的罪案就會發現，罪犯之所以殺人，其根源往往可以追溯至童年、少年時的經歷。在“十九歲的少年：關光彥市川滅門始末”這樁案件中，你可以看到一個犯下滅門罪行的十九歲少年關光彥劣跡斑斑的成長故事。

二

很多讀者會問，同一個罪案故事，為什麼我寫的與大家在網上搜到的區別很大。我的解釋是這樣的：同樣的罪案，如果用最終結果來反推案情，那我們得到的結論將會缺乏大量細節，甚至永遠無法得到真相。比如，罪犯為何會選擇這樣的作案手段？他如何選擇特定作案地點與作案方式？究竟是怎樣的遭遇讓他走上不可挽回的道路？在未成為罪犯前，是怎樣的經歷塑造了他的人格？被害人又是如何遇到罪犯的？

不幸的是，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用這種方法解讀罪案故事的大有人在。他們並未用心挖掘案件的真實面貌，反而用大量殘忍描寫、聳人聽聞的死狀、獵奇的筆觸，將一件件不幸案件娛樂化，甚至不惜用靈異、巫術、非自然現象加以包裝。依靠通靈、扶乩、千裡眼等方式解讀案件，十分可悲；滿足於獵奇、誇大風格文章的讀者，同樣愚昧。

所以，我嘗試用更全面的信息，還原案件的本來面貌——從一切還都沒有發生開始，從罪犯尚未染指犯罪開始，從被害人尚未陷入不幸開始，從冰山尚未浮出水面開始，讓大家明白悲劇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一個普通人又是在怎樣的情緒、社會環境和精神狀態下，在哪一個瞬間突然墮落成惡魔的。

這樣做特別耗費精力，但值得。

在寫作過程中，我逐漸能夠嘗試著變換立場，用事件中每個參與者的眼睛看待事態演變，站在他們的立場去想像，下一步該怎麼辦。在某一刻，我就是你讀到的某個人物，我在替他思考，也在替他說話。

三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述我對案件和案犯的態度，那就是理解。理解不意味著原諒，也不意味著接受，更不意味著贊同與效仿。理解僅僅是理解，通過整個過程明白這些人變成殺人犯的原因，反思家庭教育、社會壓力等因素如何起作用；如果一切能重新來過，我們又能否扭轉這一切。

這才是理解的意義。

我並不確切地知道，我對罪犯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心理狀況的解讀與分析，究竟能給讀者帶來什麼幫助。我只希望讀者看完本書，可以增強識別危險的能力，學會在現實生活中規避隱藏在表像背後的風險，生活得更安心。

畢竟，有些事既然已經發生，知道總比不知道強。

二〇二〇年三月 北京

福田和子，一九四八年出生於日本四國島松山市。當時的日本尚處於美軍佔領之下，社會動盪，各大城市都是一片荒蕪蕭條的景象。四歲時，福田和子的父親與當地一名舞女私奔，拋棄了她和母親。為了維持生計，母親帶著幼小的她來到四國北部的中央市定居，並在租下的公寓裡以賣身養家。

中央市面朝瀨戶內海，是一個以水產和物流為主要產業的新興城鎮，經常有漁民和船員往來。兩年之後，母親與一名常來照顧生意的漁夫相好，兩人決定結婚。然而，婚後隨著繼父一起搬進小漁村的母女二人，立刻成了村裡人指指點點、議論紛紛的物件——畢竟是當過妓女的人。在村子裡，母親的風評越來越差。最終，在福田和子初二時，母親只得與繼父離婚，搬到四國西北部的大城市今治市。

來到今治市，母親仍然獨自操持家計。先在一家陪酒的酒廊打工，存下一筆錢後，在當地開了家脫衣舞酒吧。專心掙錢養家的母親給了小福田和子相當富足的物質生活，讓她的同齡人非常羨慕。但身為獨生女的她少女時代也幾乎都是一個人度過的。

不久之後，從小沒有體會過父愛的福田和子，開始了第一段戀情。

時間是一九六四年，日本戰後經濟高速增長期的開始。連接各個大城市的高速公路迅速開通，快速鐵路新幹線落成，東京奧運會成功舉行，一切都在預示著這個國家即將到來的蓬勃發展；與之相對的，受《日美新安保條約》的簽訂以及席捲全世界的學生運動的影響，日本國內爆發了長期而持久的極左翼學生團體暴力運動，這個運動在之後更演變為針對日本政府的恐怖活動。為了取締這些極左翼學生團體，黑社會作為一支社會力量逐漸為政府所用。在警方不方便直接出面的時候，黑社會成員則可以用各種理由大打出手。

在這樣的利益合作關係下，日本黑社會團體從半地下活動狀態迅速向“洗白”的方向發展。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日本警方與黑社會進入了一個“蜜月期”，政府利用黑社會的有組織暴力行為破壞左翼學生運動和工會工人運動，維持社會穩定。各地黑社會團體則趁機逐漸膨脹，彼此間很快開始爭奪地盤。尤其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的小黑社會組織不斷遭受從人口稠密地區發展而來的大組織的壓榨和吞併。

這股風潮很快席捲了九州和四國。

福田和子的男朋友是同班同學須藤。他參加了當地的左翼學生運動，並在不久之後的一次街頭衝突中被黑社會打死。受了很大打擊的福田和子在升入高三後隨即休學，成了一名無業青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歲的福田和子與一名十九歲的男青年同居。這名男青年當時是一名裝修工人，經常在晚上和一些社會青年混跡街頭。幾個月後，他們倆夥同兩個朋友，在白天闖入了高松市國稅局局長家中，本想盜竊財物，卻發現局長妻子還在家中。四人將局長妻子捆綁起來，繼續搜索財物。沒想到，局長家的用人正好購物完回家，悄悄報了案。於是四人以現行強盜搶劫罪被高松市警方逮捕，均因強盜和非法拘禁等罪名被判處六年有期徒刑。

在這一時期還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那便是被稱為“第一次松山抗爭”的黑社會火拼事件。

一九六四年，大型黑社會組織山口組的勢力滲透進四國松山市，激起了本地黑社會組織——鄉田會的不滿。六月五日，鄉田會得知，山口組旗下矢島組的多名成員正在自己地盤上的酒吧喝酒，於是將這幾名矢島組成員捉到河邊，用手槍打傷了其中三人。

負傷的成員回到矢島組事務所後，矢島組老大矢島長次怒不可遏，認為這是對矢島組的公然蔑視。六月六日上午，矢島組與鄉田會各自派出幹部，在松山市內談判。然而談判進行得非常不順，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當晚，矢島長次命令屬下準備了六支手槍，計畫在第二天突襲鄉田會。

六月七日上午十點，矢島組四名組員持槍在鄉田會一名組員家附近成功將其劫持，並帶回總部。之後，矢島組給鄉田會岡本組組長打去電話，要求他們前來領走人質，並將他們在松山市內的地盤割讓給山口組。

接到電話後，鄉田會岡本組的四名組員帶著二十一把獵槍，分乘兩輛麵包車迅速出發，開往矢島組總部。中午十一點五十分，岡本組在矢島組總部東雲大樓附近街上發現了兩名矢島組組員，於是開車追逐，在東雲大樓門口的丁字路口，四名組員下車，與被阻截的兩名矢島組組員發生槍戰。很快，矢島組一名組員被獵槍擊中腹部，另一名組員帶著他一起逃入大樓。之後，駐守總部的八名矢島組組員從樓上向下射擊，與岡本組四名槍手激戰。

五分鐘後，接到報警的松山東部警察局迅速調集六名警員，身穿防彈衣前往槍戰地點，同時通知局內全部警力，馬上前往該地區支援。

十二點五分，第一撥警力到達東雲大樓，拉起警戒線。當時現場已經有大量圍觀群眾和媒體，局面非常混亂。四名岡本組槍手趁亂從人群中逃走。

下午一點，三十名防暴員警到達現場，建立起以槍戰地點為中心，半徑三百米的警戒區。被圍困在東雲大樓內部的矢島組成員對著警戒線外的人群進行威懾射擊，但並未造成人員傷亡。警方用擴音器對樓內喊話，要求矢島組全體成員投降，矢島組並未做出任何響應。

下午兩點三十分，樓外已聚集起多達四千人的圍觀民眾，現場負責控制局面的警力也達到二百五十人。五分鐘後，一名矢島組組員帶著被劫持的岡本組人質，走出大廈向警方投降，並呈交獵槍、步槍、手槍各一支。警方當即以非法持有槍支、殺人未遂、非法監禁等罪名將其逮捕，並將人質帶回警察局，同時對仍然據守在樓內的其他矢島組成員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於下午三點十五分前無條件投降。

下午三點三十分，最後通牒時間已過，矢島組沒有任何響應。於是，警方立刻吩咐防暴組進行突擊準備。下午四點整，警方通過玻璃窗向矢島組總部發射了兩枚催淚彈，十名防暴組成員戴著防毒面具突入矢島組總部，將其餘七名矢島組成員全部逮捕。

然而，這件事並未因警方的介入而結束。儘管矢島組和鄉田會互有殺傷，但警方卻僅僅強制取締了矢島組，並未對鄉田會採取行動，這在山口組一方看來，是大大折了面子。於是，四天後，山口組旗下十四個組織向松山市派出了一百零一名殺手，準備血洗鄉田會。而在關西地區與山口組分庭抗禮的本多會，也同時向松山市派出四十四名成員支援鄉田會。

松山市警方得知消息後，迅速向愛媛縣警總部申請支援。愛媛縣警方對松山市進行了大搜捕，對所有外來黑社會分子可能落腳的酒店、旅館，以及可能經過的渡輪港口、火車站進行了排查。一周時間裡，八十餘名山口組成員被強制驅逐出松山市，矢島組全體二十名成員被捕，鄉田會也有四十一人被捕。矢島組老大矢島長次以及鄉田會會長鄉田升同時因準備兇器和非法聚眾等名義被起訴，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至此，第一次松山抗爭落下了帷幕。儘管山口組失去了四國地區的“橋頭堡”矢島組，但也成功讓鄉田會自此一蹶不振。

被關入松山監獄的黑社會成員，大多在當地有龐大的人際關係網絡，他們收買獄警，向獄外發送信件，掌握了大量獄警收受賄賂的證據，山口組轉而開始威脅松山監獄的看守，甚至連幾名副典獄長都受到了控制。這些獄中的黑社會成員開始利用獄警，向監獄裡輸送大量酒類、香煙和現金，在監獄裡開辦地下賭莊，甚至打開牢門，在監獄裡自由行動。之後，這些犯人買通了女性監獄看守，在獄警的默許下，強姦監獄內的女性犯人。這便是著名的“松山監獄事件”。

一九六六年，福田和子當時恰巧被關押在松山監獄，年僅十八歲的她成了這些黑社會成員的強姦物件。幾個月之後，松山監獄典獄長提出將部分年輕女犯轉移到同在四國的高松監獄。然而，在被移交到高松監獄後，福田和子卻又遭到了獄警的性侵。

一九六六年四月底，松山監獄事件被當地媒體報導。五月，日本國會法務委員會著手調查。六月三十日，剛剛升任松山監獄副典獄長（原本負責女子監獄）的田中久之自殺；七月十四日，松山監獄另一名副典獄長堀田正和也被發現於家中上吊。同時，所有保存於松山監獄檔案室中的囚犯投訴記錄都被身份不明的人焚毀，調查只得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