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大學：大師們的求學記憶1912-1937。重現覺醒年代裡的民國大學校園（簡體書）

前 言

翻讀近現代歷史人物的材料，其中特別吸引我的就是人物傳記和口述歷史部分。念書時候曾經整個下午趴在圖書館，伴著冬日暖陽，安安靜靜地翻《傳記文學》，通過一段段文字走進那些名人的內心世界。那是一種別樣的體驗，既心懷對他們的仰慕，又仿佛聽到他們的聲音在耳畔娓娓道來。這也是研究近現代人物的一種別樣收獲，可以讀到人物更生動更鮮活的一面，而人物傳記的背後也要感謝學者的獨具慧眼。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的夫人楊步偉在其個人回憶作品 《一個女人的自傳》中有過這樣的交代：他們夫婦的好友胡適先生有次提起，趙元任記的日記多年不斷，可以借此寫回憶錄。趙元任擺手表示這事費時費力，胡適轉而去說服楊步偉寫回憶錄。沒想到，這對夫婦的回憶錄先後都整理出來了，而倡議者胡適的《四十自述》卻虎頭蛇尾了。這難免讓胡適的粉絲感到遺憾，不過也正是他的這份獨到眼光和好人緣，讓他的朋友們紛紛捧場，為今天的我們提供了不少珍貴資料。

“傳記文學”叢書陸續整理出版了一批近現代著名人物的自傳、回憶及口述材料，風格不一，有的文字生動活潑，有的敘述嚴謹規整，正如同傳主本人的個性。我們能讀到趙元任夫婦、蕭公權等的自述，也有友人對於聞一多、林語堂、郁達夫等名家的追憶。

通過閱讀他們的回憶，我們慢慢走進他們的人生，對於他們來說，年少求學的時光無疑是一段色彩斑斕的記憶。他們大多成長於清末民初，那是一個劇烈變動的年代，從帝制時代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國，在國家的政治體制、社會生活、思想觀念等方面經歷了曲折的改變。新舊思想的碰撞，大家族的變遷，個人生活的選擇，這些既是一個時代的烙印，也在個人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在本書中我也把論述的範圍主要框定在了民國前期，即1912—1937年這個時期。一方面，在這一時期新舊衝突與融合交織成一幅生動的畫卷；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也是以往相對關注度比較小的階段，但這種思想觀念與制度潛移默化的變遷，以及對生活於那個時代的人們思想的影響一直吸引著我的關注。

書中選取的人物無疑是那一代青年中的優秀代表，他們的故事也能帶給今天的我們同樣的情感共鳴與思考。無論是求學考學路上的艱辛，遠赴重洋的不舍與孤獨，還是享受大學時光的自由，沉迷圖書館的樂趣和運動場上的揮灑汗水。伴隨一代代青年成長成熟的大學校園永遠是他們心中最溫暖的角落，那裡有大師指引他們人生方向，那裡有同學暢談未來希望，那裡還有知識的海洋和營養的加油站。多年以後，回憶起學校的時光，大學校園依然是大師們理想中的天堂。

讀到他們的回憶有時也會讓我們會心一笑，今天仍然讓大家津津樂道的北大清華的差異，原來也是一種傳統的延續。自由甚至於散漫的北大，勤奮努力拼搏向上的清華，大學的風格是多元的，而這些傳統在一代代學子中間薪火相傳，延續下來。大學也是包容的，大學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大師們具有獨特的人格魅力，他們爭辯、他們堅守，他們在三尺講臺間肩負起傳承知識、傳播文化、傳遞信念的使 命，他們以一支支紅燭的光芒，點燃學子的心靈之光，為他們的成長之路指引方向，照亮前途。

讀這些大師們的回憶，常常讓我有種莫名的感動，也希望用自己的文字把這份精神的力量傳遞給讀者。

大學指南篇：大師們的考學回憶

大師們的“高考”故事：擇校、趕考與金榜題名

初登學術殿堂：大師的大學初印象

大師說：如何選專業

名師畫像篇：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

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

葉公超：真名士自風流

朱自清：謙謙君子，溫文爾雅

聞一多：詩人、學者與斗士

校園生活篇：曾經的大學生活面面觀

當年北大校園裡的“掃地僧”

食在清華的記憶：食堂、自助餐與“小橋食社”

探求知識的海洋：圖書館的記憶

大學時代的另一門必修課：體育鍛煉

校園裡的別樣風景：活躍的學生社團

求學記憶篇：終生難忘的大學時光

最後一課：那些難忘的畢業致辭

早年留學生求學記：揚帆起航求知路

後記

當年北大校園裡的“掃地僧”

新聞裡有時會看到這樣的勵志故事：學校保安利用業余時間旁聽學校課程，最後通過考試取得學位，在大城市謀得一份安身立命的體面工作；食堂師傅受到大學生影響，在學生和老師的幫助下苦學外語，最後通過四六級考試，甚至取得托福高分。這些身份不同卻同樣求知若渴的身影在曾經的北大校園也是一道獨特的風景，他們有個共同的身份：“偷聽生”。他們身上散發著克服萬難、鑿壁借光的學習熱忱，在他們中間後來走出了不少知名人物，不妨通過他們的故事來看看北大校園中曾經活躍的另一類群體，感受下課堂內外的世間百態。

第三類學生：“偷聽生”

馮友蘭先生回憶，按當時的說法，北大有三種學生：一種是正式學生，是經過入學考試進來的；一種是旁聽生，雖然沒有經過入學考試，可是辦了旁聽手續，得到了許可；還有一種是偷聽生，既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也未辦旁聽手續，未經許可，自由來校聽講的。

正式學生自不用解釋，“旁聽生”這樣的身份在當時也不少見。翻譯家楊絳當時原本已就讀於東吳大學，但她不喜歡原來的專業，經朋友鼓勵準備投考清華。由於錯過了當年的考期，她初到清華時，便是借讀身份，經過一年旁聽課程和正式考試，隔一年才正式考入清華。而楊亮功（後為知名教育學家）初入北大時，因錯過考期，也是以“旁聽生”的身份在北大學習的。他們旁聽多半是為了方便在學校準備復習應考。

而課堂上還會有一些未選課卻跑來聽課的學生，這些校內或校外的學生，便是“偷聽生”了。季羨林在清華就讀時就曾廣泛聽課，慕大師之名，他曾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諸多先生的課，也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受歡迎的情況。不過在冰心的課堂上卻碰了一次壁。當時冰心在文壇已頗有文名，慕名而來聽她課的學生坐得滿滿當當，第一堂課上冰心便威儀儼然地對他們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

“偷聽生”聽起來似乎不那麼登大雅之堂，不過據千家駒回憶，這裡的“偷”，並非偷偷摸摸的意思，也不含有歧視或侮辱的意義，與正式生不同的只是他們不得參加學期或畢業考試，也無學分可得。而且在大多數時候，學生並不會因為身份的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所以“偷聽生”雖然不是北大正式注冊在籍的學生，但在北大的校園裡，他們幾乎與學生平分天下。課堂裡有他們的身影，圖書館裡他們在苦讀。

馬敘倫曾對校長蔡元培說，北大有五公開，一是課堂公開，不管有沒有學籍，都隨便聽課。有時旁聽生來早了先搶到座位，遲來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後邊。二是圖書館公開，可以隨便進出。三是浴室公開，蓮蓬頭反正一天到晚開著，什麼人都只管去洗。四是運動場地公開，操場上外校學生有時比本校的還多。五是食堂公開，北大的學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飯館，裡外用膳價格一個樣。 熱心平民教育的蔡元培聽了很是表示贊同。於是敞開的北大校園給這些“偷聽生”們帶來了極大的精神慰藉，而“偷聽生”們的活躍也成為北大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為北大開放包容的校園精神做了一個最好詮釋。

偷聽生的聚集地：“拉丁區”

初看這一標題，或許會讓人有些困惑，稍做解釋一下，這裡的“拉丁區”是指在當時北平北大沙灘周圍的一塊區域，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住戶，便是北大的“偷聽生”。

胡適曾在《獨立評論》上寫過專文《北平的“拉丁區”的短記》，這裡面對“拉丁區”有這樣的介紹：有人說，北平的沙灘一帶，從北河沿直到地安門，可說是北平的“拉丁區”。在這裡，有許多從各地來的學生，或是準備考大學，或是在北大的各系“偷聽”，或是自己做點專題研究。

這些慕名而來的學生往往經濟上並不寬裕，他們有的沒有固定職業，有的靠打零工維持基礎的生活。散文家欽文當年就是個失業的小學教師，他交不出學費，也負擔不起連續讀書。翻譯家金克木當時只是個自學青年，沒有工作，只能靠向各報刊投稿寫詩拿點微薄的稿費來維持生活。

缺乏穩定經濟來源的他們無法負擔高昂的生活開銷，在他們聚居的“拉丁區”裡，物質條件顯得相當局促：不幹凈的毛房，雨季從墻裡面往外滲的霉氣，每天早晨你得拉開嗓門洪亮地喊“茶房！打水！”。這些小公寓通常是一個不太大的四合院，院中種上點雞冠花或者牽牛花之類，甚至有時有金魚缸，但多半是並不十分幽美的。東西南北一間間的隔得自成單位，裡面一副鋪板，一張窄窄的小書桌，兩把凳子，洗臉架，運氣好也許還有個小書架。地上鋪著大小不一的磚，墻上深一塊淡一塊，裱糊著發了黃或者竟是發黝黑的白紙，襯著那單薄、殘廢、褪色的木器，在16支燈光下倒也十分調和。公寓的鐘通常比學校的快半點，這樣，老闆娘夜間好早點關電門。小小的房間，不亮的燈光，擁擠、潮濕、幽暗，或許是“拉丁區”裡日常生活的寫照，但並不妨礙這裡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子。

雖然這裡的居住條件相當艱苦，但優勢在於生活費用低廉，而正是這一點打動了那些囊中羞澀卻一心向學的青年的心。“公寓的房錢，好一點的四五塊錢夠了，壞一點的一兩塊就成，茶水、電燈、用人，一切在內。吃飯，除附近的便宜小飯館外還有最便宜者，幾分錢就可以吃飽一頓。”另一個突出的優勢則是它鄰近北大和北平圖書館，那正是讀書人向往的天堂。窗明幾凈的北大圖書館、浴室和球場，更有北大之門隨時向人敞開著，使“拉丁區”成為求知者念念不忘的樂土。在北大的課堂、圖書館，到處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而最最重要的是他們能有機會聽到北大名師的課，一睹名師風采。

搭上“末班車”的幸運兒

“拉丁區”裡這些懷揣夢想的“偷聽生”們為了求知的心願而聚集到了這裡，在這些“偷聽生”中後來也走出了不少的大家，其中有個幸運兒通過他的努力搭上了一班“末班車”，改變了人生境遇，那就是後來著名的哲學家、翻譯家金克木。他在《末班車》一文中回憶，正是在北大的沙灘紅樓，他無意中搭上了人生中的一班“末班車”，那是外國文學系法文組的一個班， 而他還是個“無票乘車者”，不是學生。由此開始了他“和外國文打交道”的經歷，“可說是一輩子吃洋文飯”。

年輕時的金克木刻苦自學法文，在同學的推薦下來到北大聽課。他去北大外文系法文組法籍教授邵可侶先生的班上聽課，學習法文發音。在法文閱讀課中，每次布置作業，總有一份完成得很好、非常正確和詳盡的作業答案交上來，但從來沒有寫過名字。這引起了教授邵可侶的好奇，他很想知道這個學生是誰，於是有一次他特意改變過去發還作業的辦法，在下課前自己親手發到每個同學手裡。最後他終於找到了這份作業的主人，那是個坐在教室後排的瘦瘦的青年人。當金克木怯生生地，而且十分歉然地說他不是外文系的學生，也不是北大的學生，而是校外來旁聽的時候，邵深受感動，立即把自己的住址寫給他，約他下午到寓所詳談。

經過詳談，邵知道金克木是一個自學青年，當時也沒有工作，只是向各報刊投稿寫詩拿點微薄的稿費維持生活。為了自學法國文學，金克木才來到北大旁聽法文課。邵可侶先生非常同情金的處境，也深為他的苦學精神所感動，隨即叮囑他安心繼續聽課，並拿出幾十元錢給金作為生活補助，請金每周來一兩次幫他處理一些文字工作。

之後不久，邵可侶先生寫信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信中他介紹了金的苦學經過，請胡適考慮給金安排一個固定工作。胡適見信後約見了金克木，詳細了解了金的情況，隨即安排金到北大新建的圖書館工作。回憶起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那段日子，金克木感到收獲良多。並且後來通過邵的推薦和圈中結識的友人，金克木也有機會去湖南大學文學院教法文，後又任教於武漢大學哲學系。這班北大法文組的“末班車”，成為金克木從教生涯的“頭班車”，對那樣一個好學而苦於缺乏機會的青年來說，人生際遇有時候就這樣不經意地改寫了。

在開放包容的北大課堂和圖書館，曾留下不少名人的身影，包括沈從文、丁玲、馮雪峰、瞿秋白等，他們中的不少也曾是以“偷聽生”的身份來到北大的。北大的空氣感染了他們，並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投下知識的火種，留下深深的印跡。一位體驗過沙灘公寓生活的人這樣描述他見到的“拉丁區”小公寓的印象：“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爐已經冷冷的只剩下了一點燼火，萬籟俱寂，一支短短的洋燭，伴著那位朋友伏案疾書。”這黑夜中的微弱燭光點亮了不少背井離鄉的“北漂”青年的人生道路，他們在北大的課堂上求知，並用自己的知識和智能改變了人生命運。

在今天的北大課堂上也時常能看到不少來“蹭課”的同學，他們中有的是外系的學生，也有不少來自周邊各高校，甚至其他省份的學子。為了一睹課堂上的名師風采，他們甚至會跨越半個城市趕來，一些知名教授的課常常需要提前占座。在濟濟一堂的北大教室中，臺下的人身份也不盡相同，這當中有學生、進修的老師，甚或有些是保安、校工，就是利用工余時間來“充充電”。有時他們也會問同桌借個筆記，或者在食堂蹭個飯卡，他們或許就是今日的“偷聽生”，而在他們中間也誕生了不少奇跡，正是知識之光薪火相傳的精神，和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讓開放包容的北大精神代代相傳，也讓學術之光照亮普羅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