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有什麼用？（簡體書）

前　言

經濟問題從古至今一直存在，但經濟學作為一個清晰且有影響力的學科真正出現，則是18世紀後期的事，當時社會已經由農業經濟，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的“美麗新世界”。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先驅對這一時期的快速變化進行了省思，並且對經濟體的基本要素如自由市場和國際貿易進行了分析，由此建立了經濟學的基本框架，那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古典經濟學。

經濟學家們或許會一致認同某些基本原理，但在如何利用經濟力量這一問題上，經濟學界的主張則相去甚遠。實際上，任何一個特定經濟問題，都能從不同的側面進行審視；如果說有一件事能夠讓經濟學家意見一致的話，那就是大家都意識到，總存在另外一種觀點。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作為一位原創性思想家、一位杰出的知識分子和一個超級自信的人，他是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危機中脫穎而出的。當時，許多經濟學家正為經濟理論為何並不像他們設想的那樣發揮作用而迷惑彷徨，凱恩斯則拋棄了教科書裡的教條並且建立了自己的理論。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書，厚重、艱深而且存在內在矛盾，但他的視野使得他能從全新的視角去審視經濟學，洞察政府如何能夠在穩定資本主義的衝動力量方面發揮作用。盡管一直不缺少針對他的激烈批評，凱恩斯仍是20世紀最杰出的經濟
學家。

不僅僅是金錢
作為一般性規律，經濟學關注諸如經濟增長、產業績效以及通貨膨脹這樣的問題，盡管這類問題看起來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無甚關聯。然而，近幾十年來，一些經濟學家拓展了學科範圍，試圖解釋我們日常生活中，從犯罪與懲罰到家庭生活以及插隊倫理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在拓展經濟學邊界以及在展現經濟學如何有可能闡明看上去屬於世俗層面的生活選擇問題方面，諾貝爾獎得主加裡·貝克爾具有特殊的影響力。
行為經濟學的崛起，是對應用經濟學這股新思潮的一種補充。行為經濟學是一個與其他社會學科邊界模糊的領域。通過研究心理和社會對經濟決策的影響，行為經濟學已經建立起一個新框架，用以分析經濟學中的那些恒常問題。這一領域的先驅包括丹尼爾·卡尼曼以及理乍得·塞勒等，他們認為，人類的不可預測性和非理性要遠甚於經濟學教科書中那些抽象模型所揭示的，而這一點，非經濟學家可能一直以來都知道。

近乎革命
加裡·貝克爾等行為經濟學家近幾十年來對經濟學學科的擴展，無疑使本書的寫作變得更容易了，因為這本書寫的正是不同的經濟學家會如何解釋日常問題。如果本書寫於1960年代，它將比現在要薄很多，因為許多觀念和理論是晚近才出現的。對經濟學研究來說，一件有趣的事是：經濟學變化竟然如此之快！然而，那些傳奇人物如亞當·斯密、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以及米爾頓·弗裡德曼仍然沒有淡出我們的視野。新的經濟理論可能會挑戰確立已久的正統理論，但不會完全推翻正統理論中所包含的洞見。

理解身邊世界的新方法
通過考察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現實問題，本書分析了不同譜系的經濟思想者的理論和邏輯：從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擁護者，到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新生代的非主流經濟學家。無論你同意或不同意他們各自看似完全不同的觀念，本書都有望使你意識到，我們對同樣的經濟問題有許多不同的路徑去理解，並且可能為你重新看待那些老生常談的問題提供新的靈感。

前　言

第一章：生活選擇
自私是正常的嗎？
是否應該冒著被罰款的風險違章停車？
幸福的秘訣是金錢嗎？
經濟學如何解決鄰裡糾紛？
是在彩票上賭一把好，還是在不買保險上賭一把好？
是否有必要隨手關燈？
是否應該關心垃圾的回收再利用？
如何利用經濟學理論減肥？
生幾胎是最佳選擇？

第二章：消費
如果我愛喝啤酒，喝多少比較合適？
能相信二手車推銷員嗎？
怎樣才能更好地管理公共資源？
應該允許付費插隊嗎？
該為慈善事業捐多少錢？
逢年過節該送禮物還是直接送錢？
是否該優先購買國貨？
購物時如何買到劃算的東西？

第三章：工作
應該上大學嗎？
如果升職意味著被迫加班，這是否值得？
如何激勵手下的員工？
接收移民到底有利還是有弊？
是否應該放棄穩定的工作，自己創業？
如何才能加薪？
如何才能成為優秀的管理者？
經商應該只是為了利潤嗎？

第四章：金融
如何才能獲得高於市場平均數的投資收益？
如何跑贏通貨膨脹？
小企業怎樣才能賺到更多的利潤？
該為養老存多少錢？
如何避免在金融泡沫中被套牢？
個人負債多少合適？

第五章：政治
應該支持政府減稅嗎？
是否應該抵制血汗工廠的產品？
政府應該救助瀕臨破產的本土企業嗎？
對進口商品征收關稅是否對我有利？
是否應該歡迎所在街道和城市收取停車費？
是否應該擔心政府負債？
我們應該擔心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嗎？
醫療應該是私人事務還是公共事務？

第一章：生活選擇
自私是正常的嗎？

從小到大我們受到的教育都認為，自私在道德上是不光彩的。然而，主流經濟學理論持有這樣的觀點：人們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夠惠及整個社會。追求自利果真能夠如魔法般增加凈社會福利嗎？或者我們還是應該對類似經濟學這樣宣揚自利和利潤最大化的學科表示懷疑？
這一問題涉及經濟學中許多爭論的核心，因此，從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講起最為合適。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斯密建立起了“古典經濟學”的框架，認為如果每個個體都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就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如果購買最便宜的商品，我們就是在獎勵最有效率的企業。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企業家既提供了就業，也為消費者提供了所需的商品。
這就是自由市場和“看不見的手”的魔力，它能夠把我們的自利轉化為互惠性交易。經濟學先驅比如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把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概念引入他們的經濟學理論之中，這一概念認為，每個人都在追求用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的價值。在他們的理論經濟學世界中，效用最大化意外地導向了資源的合理配置。這一點創造了經濟學領域一個強有力的傳統，即認為對自利的追求將帶來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以及經濟福利的增加。
然而，關於自由市場烏托邦的這一短視觀點，並沒有獲得所有經濟學家的一致認同。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們已經指出，遵循自利原則對社會上那些擁有更少的權力和特權的窮人來說並不公平。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對資本家的自私自利持否定態度，聲稱這將導致對社會上弱者的剝削。自由市場經濟學假定不同的行為主體擁有平等的議價能力，並且在競爭性市場中對私利的追求能夠實現“公平的”均衡。而在馬克思那裡，這一假定是無效的。他認為，權力及其影響使得資本家能夠自私地榨幹工人最後一滴油水，而工人則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對馬克思來說，自私自利是資本主義最壞的方面之一。
為部分群體帶來間接利益然而古典經濟學家覺得，一般來說，自由市場和支持理性自利假設的前提，相對於其他資源配置體制來說仍然要技高一籌。比如，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認為，滿足人們尋求自我利益的私人企業，在解決絕大多數問題上比政府更有效率。奈特強調，企業家雖然為了能夠獲得利潤而甘願冒險，但也能在此過程中為他人創造工作崗位和財富。換句話說，追求自利是能夠惠及社會上其他人的、創造財富的有效途徑。
然而，關於自由市場和追求自利有利於全社會的觀點也經常受到批評。那些批評者認為，所謂涓滴效應在現實中幾乎不會下滴到最貧困階層。加拿大出生的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認為，涓滴經濟學在“鍍金時代”（20世紀初葉）已經受過檢驗。他說，那時這種經濟學被形象地描繪成“馬和麻雀理論”。他繼續解釋說，這是因為“如果你喂給馬足夠的燕麥，總有一些會遺漏到路邊供麻雀吃”。換句話說，財富最大化，特別是存在權力壟斷時，並不能惠及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並且可能增加不平等以及不公平的感覺。

追求自利的附帶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H. 弗蘭克（Robert H. Frank，1945—　）在反對經濟自利行為這一觀點上走得更遠。他認為，經濟學鼓勵人們拒絕合作和慷慨，鼓勵人們更多地從自身利益的角度思考問題。弗蘭克同時發現，學習經濟學時一旦受主流自利理論影響，人往往會變得更自私。換句話說，把自利奉為信條會讓我們的行為變壞。而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弗裡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等自由市場的捍衛者則聲稱，認為追求自我利益意味著我們贊同自私，這是一種錯誤的等同。人們追求自利時，也可能會把自身人性培育得更好。亞當·斯密承認市場機制的高效，但他同時也是一位倫理學家，希望人們所渴求的不只是自利。雖然斯密被視為經濟學之父，他還是意識到了壟斷性權力的消極方面，以及對自利的追求可能導致社會問題和資源分配的不公。
某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奧地利裔美國人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和美國人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之所以為自由市場辯護，恰恰因為他們堅信沒有政府規制是好的，此時人們更有可能與鄰裡進行合作，這種合作有利於促進互惠性社會互動。自由主義者稱其為“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並指出了由此從民間社會形成的諸多組織。換句話說，在沒有政府幹涉的情況下，人們更可能將其私利與地方社區和國家更廣泛的利益聯系在一起。馮·米塞斯確信，對私利的追求有益於社會。
然而，即使古典經濟學能夠提供可信的案例，證明競爭性自由市場內部人們自私行為的合理性，自由市場也仍然存在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或外部性（externalities，指經濟行為給第三方帶來的非蓄意結果）的問題。在著名的《福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Welfare，1920）中，英國經濟學家阿瑟·庇古（Arthur Pigou，1877—1959）描述了那些可能對其他人產生溢出效應的經濟行為。比如，火力發電廠燃燒化石燃料可能產生全球變暖、酸雨以及空氣污染等“外部成本”，或者說“負外部性”。因此，對我們這一代人自我利益的追求，可能導致對地球和子孫後代的潛在的毀滅性成本。環境經濟學家采納了這種觀點，他們強調對環境的重視應該壓倒我們自私的物質主義欲望。

抉擇時刻
在某些商業和貿易領域，弗裡德曼和馮·米塞斯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關於自利能夠促進社會福利的觀點是正確的。然而，你可能同樣贊成庇古和弗蘭克的看法，他們認為，僅考慮自利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考慮對其他人及環境的經濟影響；否則，自私的行為就可能造成對我們自身及周圍社會的破壞。



是否應該冒著被罰款的風險違章停車？

你已經處於開會快遲到的境地，卻發現更復雜的問題在於沒有停車位。你焦急地繞著街區打轉，卻只是徒勞。更糟糕的是，其實有一些很適合停車的地方，但恰恰是禁止停車的，要麼畫上了雙黃線標志，要麼只允許殘疾人使用，要麼得冒著車輪被鎖的風險，等等。如果堅持按法律條文辦，我們只能跑得更遠並且浪費更多時間。等到好不容易找到停車點，停好車並且跑回會場，我們已經遲到了，汗流浹背並且非常惱火，同時還增加了市中心堵車的外部成本。
1960年代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加裡·貝克爾（Gary Becker，1930—2014）還是個年輕人的時候，他就遇到了上述困境。當時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作為博士研究生參加一場考試，眼看快要遲到了。在迅速運用經濟分析對成本與產出進行權衡後，他決定把車停在一個禁停的位置。他是這樣計算的：違章停車可能面臨罰款，但其潛在成本仍然低於到很遠的地方找到合法車位然後遲到的成本。後來，他完成面試後回到停車處，並沒有發現罰款單，這讓他松了一口氣。
這次經歷背後的經濟學問題，讓貝克爾開始研究日常生活選擇背後的經濟學，特別是犯罪行為的成本與收益問題。貝克爾決定違章停車的邏輯是什麼？假定違章停車要罰款100美元，但你估計被警察抓獲的概率是20%。在這種情況下，違章停車的預期成本是20美元。如果每天都違章停車，這就是你需要支付的每日平均停車費用。
然而重要的是，尋找一個合法的停車位也得付出成本。如果你要與一個律師會面，需要每小時付200美元的費用，這樣即使是15分鐘的遲到你都得付出50美元的成本。此外，尋找合法停車位不僅浪費你的時間，讓你狼狽不堪，而且要花多長時間也是不確定的。違章停車則把所有這些疑問、心理挫折以及時間損失都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賭注”：會不會收到罰款單。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一個持有理性觀點的經濟學家，會將違章停車的成本與遲到的成本進行權衡比較。這一態度會得到功利主義奠基者、英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杰裡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認同。邊沁認為，我們在做出決定時，必須著眼於增加全社會的福利。違章停車會帶來時間上的節省，並且使得等候我們與會的人很快樂。當然，我們也可能收到罰款單。但總體上看，這種冒險是值得的。此外，如果我們被罰款，這100美元並非社會損失，反而會增加地方財政的收入。在其他條件不變時，這相當於可以降低每個人的稅收。如果我們浪費時間用於在周邊找合法停車位，我們會因為加重了交通擁堵程度而增加其他使用者的成本。因此，如果僅僅從最大化效用的角度看，我們可以無視規則而停車以省去每個人在此方面的麻煩。
到目前為止，我們說的這些都是在為違章停車進行辯護。似乎所有人都可以這樣做。但我們再一想：為什麼有些停車位就是違章停車位？可能占用這個停車位將阻礙交通。在這種情況下，違章停車可能導致其他駕車人額外的成本。也可能這個違章停車位是為殘疾人預留的。如果你占用了這個車位，那麼真正對此有需求的殘疾人將無法使用它。從效用最大化角度看，這又將抵消社會經濟福利。

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會怎樣？
關於違章停車的另一個問題是眾所周知的“公地悲劇”。1833年，英國經濟學家威廉·福斯特·勞埃德注意到，公共草地（公眾都有權使用的土地）很容易因為過度放牧而退化。也就是說，這種個體行為會導致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公地悲劇”與我們所講的違章停車悖論有關係嗎？
在貝克爾的案例中，他作為經濟學家在進行邏輯推理後認為違章停車就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如果只是一個先驅經濟學家在停車時采取這種異端方法，那還不構成嚴重的問題。但設想如果每個人都因此書的影響而改變他們停車的習慣，不是提早五分鐘出發以便有足夠時間合法停車，而是都模仿貝克爾在最後時刻才到，並且認為破壞規則和違章停車是正確的，那麼問題就嚴重了。
如果每個人都想違章停車，街道上的模糊區域將會停滿汽車，甚至導致街道混亂無序。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雇用更多警察或增加罰款，來增加對違法行為的發現和防範。政府這種行為將一直持續到使違章停車者再也無利可圖為止。第一個違章停車的人可能無關緊要，但如果每個人都試圖這麼做，遊戲規則就改變了。因此，如果我們是好公民，我們還是得遵守規則，而不能懷著不被警察發現的僥幸心理。我們應該不會支持一個人人違法的社會吧？
外交官一般會享有針對違章停車罰款的豁免權。兩位經濟學家雷蒙德·費斯曼和愛德華·米格爾發現，外交官的違章停車與他所在國家的腐敗程度之間存在相關性。或者說，你越傾向於認為違章是合理的，那麼你越可能破壞規則。17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認為，如果沒有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人類生命將會變得“孤獨、貧困、下流、野蠻和短暫”。盡管他並沒有刻意針對違章停車問題，但他的觀點啟發我們，一個人在停車時對法律的考慮和尊重，其實是一個良性社會中社會契約的一部分。

做正確的事
如果你準備違章停車，最好的車位可能就是為殘疾人預留的那個。這些預留車位至少是非常適合於停車的，而不像那些在消防栓前或角落中的車位（倒車有危險）。此外，那些為殘疾人預留的車位常常是供給超過需求的。從效用最大化角度看，這些理想的停車位被閑置是一種浪費。如果你恰好著急停車，而且又有一些預留車位空閑著，為什麼不能冒險一試呢？
那麼，如果有效用最大化理論的邏輯支持，你會把車停在為殘疾人預留的車位上嗎？可能還是不行，或至少你不能心安理得。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批評了加裡·貝克爾等人提出的理性選擇理論，該理論主張我們在做決定時要理性地選擇那些能給我們帶來最大利益的行為。布迪厄認為，我們的選擇不只是基於實用邏輯，還要考慮來自周圍人的社會壓力，他稱之為“我們對遊戲的感覺”。我們不只是基於我們是否會節約5美元或準時到達某地來做決定，我們同時還基於我們是否感覺正在做正確的事情。得到周圍人的認可可能超過功利主義的算計。如果你把車停在為殘疾人預留的車位上，當你從車裡下來時，你會感覺到有點內疚，或許你甚至會被迫假裝自己是個跛腳殘疾人。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同事發現你這樣做，那會有多尷尬吧，他們的“嘖嘖”聲將伴隨你一路。

權衡利弊
回到問題上來，違章停車到底有沒有道理？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答案通常是含糊其詞的—這要看情況。如果違章停車點並沒有足夠理由被劃定為違章停車點，那麼你可能覺得忽視社會規則去違章停車是值得的。重要的是，要考慮的不僅僅是違章停車罰單的成本，還有開著車到處尋找合適停車位的成本，同時還要考慮我們的決定將如何影響其他人。
看待這個問題的最後一種方法是改變我們對違章停車罰單的看法。一般來說，我們討厭收到罰單。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把它看作一次賭博，且我方勝算更大？（至少比賭馬的勝算要高一些。）如果贏了，我們可以贏得很多時間並且省下5美元。如果輸了，我們可以安慰自己，這是為我們尊敬的政府當局貢獻了100美元。如果這還不能使你高興的話，至少你會知道你在追尋著偉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足跡。

抉擇時刻
你可能同意加裡·貝克爾的理性選擇動機：當個人利益大於個人成本時，違章停車並且冒著被罰款的風險是合理的。或者你會覺得，盡管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但社會規則與規範更為重要，即使這意味著可能會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