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生存：不堪重負的中產家庭（簡體書）

引　言

第1章　難以置信：懷孕與職場壓迫

第2章　高學歷的窮人

第3章　極限日托：工作的代價

第4章　階級下跌：身處頂層的底層人

第5章　保姆的掙扎

第6章　開優步的爸爸：零工經濟中的勞動者

第7章　第二人生產業與從頭再來的中年迷思

第8章　擁擠的房屋

第9章　“1%社會頂層”節目的崛起

第10章　機器人的威脅

結　論　不平等的秘密生活

致　謝

注　釋

參考書目

歇爾·貝爾蒙特（Michelle Belmont）已經債務纏身，這一切說出來簡直令人難堪。但當有人問起的時候，她還是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輕鬆感——她希望別人知道她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她的債務就像童年的怪獸一樣如影隨形，無論是在超市，還是在兒子的日托中心，又或者是在她那一居室的家中，它都窮追不舍。

跟很多人一樣，欠債是從學生貸款開始的。一開始是為了去上父母為她選中的本科學校：父母住在佐治亞州，認為上了那所學校就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然後是為了攻讀她的圖書館學碩士學位；不久之後，兒子埃蒙（Eamon）降生，她和丈夫又欠了醫院超過2萬美元。即使是生產和住院這樣平常的事，醫療服務的價格也令人咋舌。她需要在醫院多住幾天，因為埃蒙出生的時候足足有10磅13盎司重，她用了5個小時才把這個小胖子生下來。

“我以為保險會解決這些費用，”米歇爾告訴我，“但是我丈夫買的是很便宜的保險，一分錢一分貨。”

債務的陰影還在擴大。埃蒙高燒39度，不得不回到醫院。隨之而來的是長達兩年的手術治療。帳單在廚房餐桌上堆積如山。因為害怕醫院拒絕後續治療，米歇爾曾嘗試把它們都付清，但後來她就不再打開那些信封了。它們顏色各異，上面用大寫字母著重強調著：如果不立即付款，我方將采取法律行動。她仿佛看見自己正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解釋自己的帳戶為何空空如也。她的債務已經達到六位數了，並且還在不斷增長。米歇爾說，夫婦倆在生孩子之前就已經很拮據了，但是“埃蒙出生之後，完全就像瘋了一樣。以前我們好歹有錢吃飯，但現在就是：‘我們怎麼吃飯呢？’我用一張信用卡去還另一張信用卡。我們的工資都不錯，但還是交不起房租”。米歇爾·貝爾蒙特正努力保住中產階級的身份。她希望通過培訓提升自己，成為一名高科技圖書館員，以獲得穩定的事業和可期的未來。但是培訓的花費超出了她的想象，她的經濟狀況更加不堪一擊了。與此同時，壓力接踵而至。貝爾蒙特夫婦住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一間不起眼的一居室公寓裡，每個月的房租是1300美元。在明尼阿波利斯，人們追求時髦，喜歡所謂中西部現代風格的食品、家具和紡織品。這些對米歇爾來說都意味著日趨高昂的生活成本。到我第一次采訪她時，他們似乎永遠都不可能還清債務了。

“這還得是在沒有任何壞事發生的前提下。”米歇爾幾乎是笑著說道。

但是壞事難以避免。

第一次采訪米歇爾的時候，我便對她的煩惱感同身受。那時，我剛剛生下女兒不久。正是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我才迅速意識到自己也掉進了中產階級的下墜旋渦。我女兒出生時最先出來的是臉——他們管這叫枕後位——她的盈盈目光預示著全新的喜悅和恐慌。在她哭聲的伴奏下，我們的生活也很快變成了一出反浪漫喜劇。她出生後，我和丈夫為了從天而降的1500美元帳單焦慮不堪，歷盡辛苦才還完。大部分美國人欠得更多，平均有5000美元。雖然我們沒有像這本書中的許多人一樣陷入財務危機——部分是因為我們奇跡般地在紐約租到了一間租金穩定的公寓——但我們確實過了幾年拮據日子。我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做自由撰稿人，但到我女兒出生時，這個行業已經無法為包括我們在內的大多數從業者提供穩定的收入，更別提支付日托費用和醫院的帳單了。我們開始尋找工作時間正常、收入穩定、提供醫療保險的工作。

我的丈夫已經50歲了，事實證明，我們多年來對於自由生活的追求：“做我們所鐘愛的事”，終將付出代價。女兒四個月大時，情況變得更糟。一開始，我們雇了一個幾乎全職的保姆，我當編輯掙回來的錢大部分都直接給了她。後來，我的收入還流向了我女兒喜歡的波希米亞風格的日托中心（說來好像很矛盾，雖然這些保育人員給予了孩子們積極有愛的照料，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似乎也只能勉強維持生活）。不過話說回來，雖然跟許多人遇到的更大困難相比，我們家面對的這些都不算什麼，但我們仍然渴望社會能夠提供一張安全網，讓我們不至於掉下去。那段時期，我們覺得自己就像是受到驚嚇的夜行動物。那些得到政府補貼的日托服務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但對於沒有這麼多選擇的人來說，它又能帶來多少幫助呢？

最終，我和丈夫都找到了一份全職的編輯工作。也許並非巧合，我在一家致力於支持報道不平等現象的非營利性新聞機構擔任主管和編輯。機構中的很多記者也經歷過相當困難的時期。於是，我開始繼續花時間整理和編輯這些故事。兩份全職工作讓我們家擺脫了掉出中產階級的危機——至少目前如此。但即使獲得了財務安全，我依然無法擺脫內心的愧疚：我們已人到中年，卻沒有提前為這一切做好準備。我覺得自己太幼稚了，但也懷疑在這場遊戲中有人作弊搶跑了。我出生長大的城市現在住滿了從事金融行業的有錢人，他們跟我不一樣，不必為了小小的過失對自己百般斥責。

部分基於這些個人經歷，我得出了本書最重要的觀點：這不是你的錯。感到捉襟見肘、焦慮恐慌並不全是你個人的問題。認識到這一點對我來說很關鍵。盡管某些心理分析和激勵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美國生活得不堪重負這個問題不是心靈雞湯和成功學能解決的。無論是做一份彩色打印的簡歷，還是喝一杯綠色的排毒養生果汁，都無濟於事。這個問題是體制性的。《夾縫生存》*講述的正是關於這種心理和社會經濟困境的故事。夾縫生存的壓力源自一個人的財務狀況、社會地位和自我認知。我在本書中所說的中產階級，其定義不只是金錢上的，還與專業技能、教育、願景、資產和家庭收入都密切相關。根據2016年5月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美國中產階級指的是2014年家庭年收入在4.2萬至12.5萬美元的工薪階層（以三口之家計），占美國家庭的51%。米歇爾·貝爾蒙特一家就是中產階級，他們正生活在夾縫之中。中產家庭拼命向前奔跑，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卻發現自己只是停留在原來的圈子裡。這是一個龐大而充滿多樣性的圈子，其中包括律師、教授、教師和藥劑師等高學歷勞動者。這些專業人士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落入如此境地——這個體制似乎拋棄了他們，處處不為他們考慮。你在本書後文中將會看到，鑒於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在其專業領域日漸興起，他們的前景可能會更加黯淡。根據《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和米勒中心（Miller Center）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65%的美國人都在為需要支付的帳單苦惱——我采訪的這對在餐桌旁焦急低語的夫婦恰好證實了這個結果。造成這種焦慮的原因之一，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成本已經比20年前高出了30%。事實上，日常生活的成本在某些方面已經翻了一番。一個公立大學四年制本科學位——傳統的資產階級入場券——所需的花費已經是1996年的兩倍了。醫療健康支出在這20年間也翻了一番。雖然不像教育和醫療這麼嚇人，但租房也比以前貴多了，更別提買房。與此同時，工會不斷式微，雇員權利大幅縮水，養老金†和小額福利不斷消失。工作時間不固定的情況越來越普遍，這讓本就費用高昂的兒童托管更加昂貴和難以安排，為家庭凝聚力帶來了更多考驗。中產階級的壓力還有一部分來自性別偏見。這本書中涉及的很多人都是女性，這並不是巧合。雖然也有別的因素導致這一現象，但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身為母親在職場上是一個劣勢。從數據上看，職場媽媽比她們的男同事和未生育的女同事掙得都少。父親們也受到了傷害：如果他們努力平衡事業和家庭，往往會在工作中被視為“弱者”。如果他們從事傳統上以女性為主的護理行業，則也會像女性一樣得到“傳統”的低薪。無奈的是，現在就業崗位的增長大部分都出現在這些行業。

我把這些掙的錢剛夠維持生活的人稱為“中等危險階級”（the Middle Precariat），比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的“危險階級”（Precariat）稍微好一點——這個詞在六年前首次流行開來，用來描述不斷擴大的、依靠低薪和臨時的兼職工作維持生活的工人階級群體，而我所說的“中等危險階級”只是在收入上比這些人要高一些。危險階級不斷向上擴張，已經開始覆蓋傳統意義上穩定的資產階級。這些人相信，他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足以保證他們過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但今時不同往日，他們的工作也變得不穩定且充滿變數。他們不僅面臨短期合同、輪班制和無償加班，還要做沒有報酬的隱性工作：比如大學臨時教員在課余時間備課就是無償的，而那些獲得終身教職的同事則不一樣。對於中等危險階級中的有色人種來說，情況就更糟糕了：他們退休後的保障往往低得多，也更難負擔大學學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