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士，自風流：湯一介引讀〈世說新語〉（簡體書）

劉義慶（403—444），字季伯，南朝宋文學家，宋武帝劉裕之侄，自幼才華出眾，愛好文學，著有《世說新語》，志怪小說集《幽明錄》，為中國古代文學做出了巨大貢獻。

湯一介（1927-2014），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中國大學儒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任、中華孔子學會會長。主要研究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儒家哲學、中西文化比較等。著有《早期道教史》《郭象與魏晉玄學》《佛教與中國文化》《儒學十論及外五篇》等。

●“竹林七賢”是魏晉時代代表性的人物，他們超然物外，風雅不羈，每個人都個性獨特，嵇康會彈琴，阮籍能長嘯，阮咸擅長琵琶反潮流，向秀注《莊子》，山濤薦人高，劉伶嗜酒如命，吝嗇王戎宦海沉浮有一套。他們是一群不走尋常路的真名士，一生放蕩不羈愛自由。

●湯一介教授從專業角度解析魏晉名士的言談風尚、恣情任性、洞見玄心等，內容深入淺出，帶領讀者輕鬆領會《世說新語》獨特的玄學意味，以及魏晉名士的生活情調與風流不羈。

●漫畫家豬樂桃以生動風趣的漫畫筆觸和現代的流行語言，另類呈現魏晉名士的風流逸事，充分領略魏晉美男的絕世風情，有趣有料，輕鬆搞笑。

●《世說新語》是一部集歷史性、文學性、哲學性和趣味性為一體的經典著作，本書精選了部分經典篇章，以原文+譯文+註釋的方式集中體現原著的精神內核，譯文詳盡優美、通俗易懂，生僻字添加註音註釋，輕鬆讀懂國學精髓。

●書中穿插了諸多歷史小貼士，如“志人小說”“儒家的‘禮教’”“古人與酒”“《廣陵散》”等，可學習魏晉玄學背後的歷史知識，了解竹林七賢生活的時代背景。同時精心製作與魏晉名士生活經歷相關的歷史年表、譜係等，讓閱讀更豐富、 更深入、更有收穫。

●知名插畫師雪魚手繪配圖，高雅浪漫；裝幀設計古典文藝，彰顯文化層次；全書全彩印刷+燙金工藝，具有收藏價值。

·他們這麼說這本書

·書中的一些人物

·這本書的歷史背景

·這位作者的事情

·這本書要你去旅行的地方

·導讀

·世說新語八周刊

·原典選讀

·這本書的譜系

·延伸的書、音樂、影像

《世說新語》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世說新語》是一部以散文、雜感、小說、筆記等形式反映漢末到東晉文人學士、名臣大吏、騷人墨客等人物生活的集子。這部書一直為研究魏晉時期的歷史、語言、文學、哲學的學者所重視，特別是研究“魏晉玄學”的學者必讀的書。據《宋書》說，劉義慶年輕時喜歡騎馬乘車東遊西逛，後來漸漸感到“世路艱難”，就不再騎馬乘車，轉而召集一些文人學士到他家做客，共同完成了《世說新語》這部書。劉孝標對《世說新語》的“注”，也為我們留下了從東漢到南朝時期的許多寶貴的史料。 《世說新語》雖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類，每類中有若干“條”故事，但每條故事之間沒有什麼聯繫，而且還有重複的地方，所說的故事往往是來源於其他的書。魯迅認為，此書原名《世說》，後來由於《漢書·藝文志》已錄有《世說》名目的書，因此在“世說”後加上“新語”二字，以與《漢書·藝文志》中的《世說》相區別。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將魏晉時期的短篇小說故事分為“志人”（記述人物的故事書）和“志怪”（記述神仙、鬼怪故事）。他說：“志人”小說故事是指“記人間事”。這種“記人間事”的短文，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但多半用以說明某種道理（喻道）或評論政事（論政）。然而《世說新語》則主要是為“賞心而作”，它“遠實用而近娛樂”，讀起來很有興味，讓人“賞心悅目”。所以美學家宗白華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中說：“《世說新語》一書記述得挺生動，能以簡勁的筆墨畫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時代的色彩和空氣。文筆的簡約玄澹尤能傳神。”這就是說，《世說新語》能以極細膩生動的細節，毫無顧忌地展現出漢末至晉宋間，社會的大變動所帶來的思想感情上的大解放，以及士大夫（名士、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所欣賞的生活方式，所執著的人生態度，所讚美的言談舉止，等等。這都和兩漢風氣大異其趣，而呈現出嶄新的時代風貌。

“竹林七賢”故事的形成

在東晉以前，在各種史書、雜著中雖記有阮籍、嵇康、山濤、劉伶、王戎等等之間的交往，卻無“竹林七賢”的故事。戴逵《竹林七賢論》中有一條記載說，由於“竹林七賢”故事在社會上流傳起來了，“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雲：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皆好事者為之也。”（庾爰之曾問他的伯父庾亮是否真有這樣的事。庾亮說，在西晉時還沒有聽說過有什麼“竹林七賢”的故事，到東晉以後才忽然出現的，大概是好事者編出來的吧！）可見“竹林七賢”的故事在西晉時尚無，到了東晉時才出現，庾亮已指出“竹林七賢”的故事大概是虛構的。 《世說新語·傷逝》“王濬衝為尚書令”條注中也引有上面戴逵的那段話。

“竹林七賢”的故事在《世說新語》中見於《任誕》篇：“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 竹林七賢’。”孫盛《魏氏春秋》中也有大體相同的記載。 《世說新語·文學》“袁彥伯作名士傳成”條注中，把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 “竹林名士”所列就是“七賢”阮籍、嵇康等七人，袁宏作完《名士傳》，把它送給謝安看（謝安也是一位大名士，而且是大官，官到“太傅”），謝安笑著向袁宏說：這些故事曾是我和大家說西晉時的故事，開開玩笑說的而已，沒想到袁宏把它當真寫成書。可見東晉時的一些名士也並沒把“竹林七賢”故事當真。據陳寅恪考證，“竹林七賢”故事大概是先有“七賢”之說，因為據說《論語》的作者有七人，有這樣一個“七”的數目，所以到漢朝也很注重此類數字遊戲，因此會有“三君”“八廚”“八及”等等名目，這無非是名士之間的相互標榜，到兩晉後有所謂的“格義”，就又把佛教以外的書來比附某些佛教的思想觀念。一直到東晉初年，才又把印度佛教的“竹林”（指釋迦牟尼曾居“竹林”）故事加於“七賢”之上。到東晉中葉以後就有袁宏的《竹林名士傳》、戴逵的《竹林七賢論》以及孫盛的《魏氏春秋》等等，把“七賢”展開成為“竹林七賢”故事。

陳寅恪對“竹林七賢”故事的考證是很有意思的。據各史書、筆記、小說、雜著可知，阮籍、嵇康、山濤當時確常往來，《世說新語·賢媛》：“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向秀別傳》有：“（秀）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阮咸為阮籍的侄子，阮籍對兒子阮渾說：“阮咸已經加入我們這一夥，你就別加入了。”王戎常和阮籍一起喝酒，時常喝得大醉。劉伶澹默少言，“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著《酒德頌》一篇”這些記載，大概不會全是虛構的。七人或因性格、風貌、行事多有相似之處（如不守禮法、均嗜酒），都相互熟悉，故歸為一類而形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