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分為《南渡》、《北歸》、《離別》三部，岳南講述的是上個世紀大批知識分子冒著抗戰的炮火由中原遷往西南之地，爾後再回歸中原的故事，再現國難當頭大師的風骨典範。整部作品的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的大部分大師級人物，如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梅貽琦、陳寅恪、錢鍾書等。本書三部曲對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命運做了細緻的探查與披露，對各種因緣際會和埋藏於歷史深處的人事糾葛、愛恨情仇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釋解，讀來令人心胸豁然開朗的同時，又不勝唏噓，扼腕浩歎。

《南渡北歸‧南渡》（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是《南渡北歸》第一部，描述了抗戰爆發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菁英的生活，以及從敵占區流亡西南的故事。時間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始，繼之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南渡西遷，先長沙後昆明、蒙自辦學的歲月，同時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同濟大學、中國營造學社在抗戰烽火中艱難跋涉的歷程，突出地描寫了蔡元培、胡適、陳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濟、林徽因、金岳霖、梅貽琦、馮友蘭等知識分子的生活、學術、精神與情操，搜羅集富，規模宏大，意旨宏遠，堪稱中國知識分子抗戰時期的群雕。

《南渡北歸‧北歸》（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是《南渡北歸》第二部，著重描述了抗戰勝利前後，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的學術追求、思想變化與不同的人生遭際，時間跨度約為抗戰中後期至1948年末，國民政府搶運國寶與「搶救學人」計畫，連同選舉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為止。突出地再現了董作賓、李約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蔣夢麟、聞一多、劉文典、羅庸、鄭天挺、吳晗等中外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艱難歲月裡，顛沛流離，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從不同的角度還原了西南聯大學潮與聞一多被刺案真相，對自由知識分子群體於時代大潮中的分化與演變，做了深入細緻的探究，被蓄意掩蓋的歷史隱祕得到了充分揭示。

《南渡北歸‧離別》（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是《南渡北歸》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在回歸久違的故土家園之後，因內戰爆發和各自的政治歧見，不得不忍痛離別，遙天相望，以及在海峽兩岸不同的生活環境和政治氛圍中所遭遇的命運劇變。除述及遷往臺灣的朱家驊、胡適、梅貽琦、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石璋如、蔣夢麟、葉公超等幾位大師級人物，著重描述了留在大陸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陳寅恪、吳金鼎、曾昭掄、曾昭燏、陳夢家、穆旦、向達、葉企孫、饒毓泰、吳宓、錢鍾書等知識分子群體，不同的政治追求與愛恨情仇。令讀者感知歷史真相並扼腕浩歎的同時，也生發出「在史中求史識」的衝動，並從中吸取一些歷史的教訓。

作者簡介

岳南
1962年生，山東諸城人，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曾擔任國立清華大學駐校作家。代表作《南渡北歸》三部曲在海內外引起轟動。作品曾獲《亞洲週刊》2011年全球華文十大好書非虛構類冠軍。著有《大學與大師：1910至1930，民初學人如何在洪流中力挽狂瀾》（上冊）、《大學與大師：1930至1960，烽火中的大學如何奠基百年教育》（下冊）、《曠世絕響》、《南渡北歸：南渡‧第一部（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南渡北歸：北歸‧第二部（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南渡北歸：離別‧第三部（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以上皆為時報文化出版）等。

書摘/試閱

南渡北歸：南渡‧第一部
序章
烽火照京都
北平的七月，酷暑已經來臨。
每到這個煙雨縹緲、蛙語蟬鳴的時節，總有一些城裡城外的老漢提了鳥籠，或托一把無邊無沿加無嘴的「三無」茶壺，三三兩兩地聚集到胡同口或馬路邊一棵槐樹下，不時摸兩把落到頭上的槐蠶，拖著圓滑的京腔，議論起多少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幾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榮幸地伺候過哪位宮中太監大總管等等。
談到得意處，肩膀上那個如兔子扒了皮一樣溫熱的呈紫紅色的肉球，越發晃動搖擺得厲害。原本滿臉蛛網狀的皺溝，因塞了過多辨不清來路的塵沙汙垢，在汗水沖刷浸泡下，如同烏龜殼上的甲骨文，於撲朔迷離中以快速程式不住地變換重組。隨著下部呈元寶狀勢如蛙形的嘴巴一張一合上下劇烈起伏，龜殼上每一個四仰八叉的字符神咒裡，都透著「天下一切人等無足懼者」的傲然神氣。受這股邪乎得令人費解的世風薰染，紅牆黃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華、平和、溫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歡、天馬行空的大夢之中。
一九三七年的七月，與往昔大為不同，看上去平靜無波的古城，蕩動著沉悶、壓抑、神祕並伴有一點腐黴的氣息，一種不祥的預兆，隨著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時從牆上飛躥而過的狸貓幽靈般的身影，於潮濕酷熱伴有火藥味的空氣中飄動遊蕩。往日提著茶壺在大樹下談天說地的土著們，不再談論狸貓換太子與慈禧老佛爺出殯時棺槨裡填置了三鬥四升烏龍珍珠的豪華氣派，而是相互得意地吹噓炫耀著自家的老三或是小五兒，已成為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毛驢太君手下的翻譯官，或是專門服侍小犬純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貼身侍衛與端茶送飯的小二兒。期間不時夾雜著一些探詢性質的討論，一旦北平城淪陷，自己將何去何從？
是時，駐紮在北平郊外西南部豐臺、長辛店一帶的日本軍隊，頂著火辣辣的烈日，於塵土飛揚中操槍弄炮頻繁調動演習，不時對天空或宛平城厚實的城牆胡亂放幾聲冷槍，藉以向中國守軍和民眾顯示大日本皇軍的強大無敵。永定河畔，馬隊奔騰，刀槍顯耀，日軍官兵滿布血絲的眼睛透著?人的光。即使是一名非職業軍人，也感覺到這股從大海那邊侵襲而來的武裝力量暗藏的銳鋒邪氣已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旋風，大樹梢頭響起了民族危難的呼哨。北平城內，極度緊張敏感的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已嗅出對方陣營內暗含殺氣與飛揚飄蕩著的血腥氣味，同時清晰地意識到「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圖，已成彎弓待發之勢」，必須予以防範。於是，這位駐守北平的最高長官，在緊急下令盧溝橋守軍加強警惕和堅守陣地的同時，在一個溽熱的下午，邀請北平教育文化界名流大腕胡適、梅貽琦、傅斯年、張懷九等二十餘人至市政府大廳出席會議，報告平津局勢，共商禦侮圖存大計。
按秦德純在報告中所言，當今北平乃至整個華北局勢，如同一個巨大的火藥筒點燃了引線，煙霧升騰，火星四濺，天崩地裂的時刻就要到來。
胡適等尚以憂國憂民自命的群儒大賢聞此凶訊，無不驚駭。於是，會議在憂憤、激昂、悲壯、失望與希望，甚至激烈的爭吵中，一直持續到夜間十點多鐘方才散去。
秦德純不幸言中，此次會議散罷不到兩個鐘頭，巨大的火藥筒在北平郊外沉沉的墨色中轟然爆響了。
這是一個注定寫入中國乃至世界戰爭史的忌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隊經過長期密謀策畫，終於採取占領平津，繼而征服整個華北和中國的侵略行動。是夜，早已占領北平市郊宛平城外的日本軍隊，以走失一名士兵為由，強行進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拒絕後，日軍突然向盧溝橋龍王廟中國守軍發起進攻，繼之炮
轟宛平城。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馮治安師何基灃旅吉星文團奮起抵抗，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由此開始，中國軍民八年抗戰序幕隨之拉開。

駐守在華北地區的二十九軍，其老班底是一代軍閥大佬馮玉祥旗烽火照京都下的西北軍舊部。這支軍隊的興起與演變，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其興亡存續與翻雲覆雨的經過，更是深深地打上了清末民初戰亂時期軍閥們相互傾軋、暗算、合縱連橫的烙印。
一九二八年夏，以蔣介石為總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相繼占領平津，定鼎中原。六月二十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兒子張學良在瀋陽老巢承襲父職，自任奉天軍總司令。七月一日，張學良通電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等軍事巨頭，表示願意用和平手段統一全國。自此，中國軍閥折騰了十幾年的相互攻戰防守、腰斬開膛、砍頭剁腳、水煮油烹的大混戰暫告一段落。
一九三○年，剛剛在名義上取得統一的中華大地，又爆發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中央軍與馮玉祥、閻錫山兩個地方割據軍閥聯軍對決的中原大戰──這是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混戰之一，共有一百三十萬人參戰。交戰之初，雙方勢均力敵，互有勝負。就在彼此打得難分難解，成一團麻花時，蹲在白山黑水間的奉系軍閥張學良，在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親往其密所連番規勸、利誘下，張氏原本因吸食大麻而蔫兒巴唧的身子骨兒，如同每日注射的杜冷丁藥力發作，突然「嘁裡喀喳」響了起來，屁股開始由發熱到發燙，隨著脈管血液奔流竄騰，密布的毛孔迅速擴張炸裂，細黃的汗毛如同霜打毛草在苦寒的夕陽中根根直豎。張學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澎湃如濤的激情，在蔣介石與閻、馮聯軍雙方死傷達到三十餘萬眾仍難決勝負的關鍵時刻，突然「嗷」叫一聲蹦跳而起，抽刀拔劍，親率二十萬東北軍攜槍架炮以虎狼之勢入關助蔣。
「東北虎」突然竄入關內，大戰正酣的馮、閻等群狼組成的地方聯軍土崩瓦解，紛紛作鳥獸散。閻錫山扔下殘兵敗將獨自躲到天津租界一個暗室不再露頭，馮玉祥統率的號稱四十二萬西北軍四散逃亡。原西北軍名將吉鴻昌、韓復?、梁冠英、焦文典、葛運隆、孫連仲等相繼率部投蔣；龐炳勳、孫殿英、劉春榮等土匪出身的將領率部脫離馮玉祥，自謀生路。約萬餘殘渣餘孽在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孫良誠、秦德純、馮治安等人的帶領下，於慌亂中自河南之境渡過黃河，退入晉南一隅之地苦苦掙扎，企圖死裡求生。
一九三○年底，因助蔣有功而榮升中華民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在北平設置行營、全權掌控東北軍政兼理整個華北地區軍務的張學良，挾「東北虎」的凌厲威勢，根據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決議，對西北軍殘兵敗將進行捕獲收編。一九三一年一月，原西北軍殘部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六月改為名義上隸屬於南京中央政府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由馮玉祥旗下所謂的「五虎上將」之一宋哲元（字明軒）任軍長，轄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三個師，駐防山西正太路一帶。
晉東南原為山西軍閥閻錫山經營多年的老巢，二十九軍駐防此地自是處於寄人籬下的地位，軍費菲薄，官兵衣衫襤褸，形同乞丐，其狀淒淒，慘不忍睹。處在夾縫中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宋哲元與二十九軍將士於饑寒交迫加白眼中，做夢都想得到一塊屬於自己的地盤兒，以便東山再起。
機會終於來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統率的東北軍未放一槍退守關內，東三省淪陷。整個西北、華北局勢立刻變得嚴峻起來。出於多方面考慮，一九三二年八月，國民黨中央行政院會議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主席兼二十九軍軍長，所屬部隊隨之向西北一帶轉移。未久，其軍隊擴編為三個師轄八個旅。察哈爾雖僅轄十六縣，地狹人稀，天荒地老，但畢竟是個落腳之地，也是命懸一線的二十九軍死裡求生的唯一依託。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九軍被調往北平以東的通縣、三河、薊縣一帶駐防，未久，奉命參加著名的長城喜峰口、羅文峪抗戰，有效地阻擊了日軍侵略，受到中國人民的廣泛讚譽，名震一時。
一九三五年六月，迫於日本的強大壓力，著名的《何梅協定》簽訂，蔣系中央軍關麟徵、黃傑等部撤出平津地區。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壓下，具有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二十九軍經過一陣左右搖擺，瞅准了這個千載難逢的發展縫隙，宋哲元趁機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等三項要職，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一切政務、軍務，統歸宋哲元一人節制。

借了亂世風雲的契機，得到冀、察、平津政權，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樣深知「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硬道理，開始利用地方財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關稅、鹽稅、統稅、鐵路交通稅等錢財，打著準備抗戰的幌子，以各種名目大肆擴軍，並通過種種理由和方式向國外購買軍
火。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前，其部下已有四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兩個保安旅、一個獨立旅、一個特務旅，共五師四旅的兵力，部別番號分別是：
馮治安三十七師（駐防北平西苑、盧溝橋一帶）；
張自忠三十八師（駐防天津附近韓柳墅、小站、廊坊、馬廠和大沽各地）；
趙登禹一三二師（駐防南苑團河，河北省任丘、河間一帶）；
劉汝明一四三師（駐張家口、宣化、懷來一帶）；
鄭大章騎兵第九師（師部和騎兵一團駐南苑，其餘兩團駐固安、易縣等地）；
孫玉田特務旅（駐南苑，以一團在城內）；
石友三部兩個保安旅（冀東一帶，河北保定一線）。

另外有直屬軍事教導團，冀、察、天津保安隊，總兵力達到了十餘萬眾。
二十九軍所屬部隊分別駐守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各地區的省市最高行政長官亦分別由駐軍首領兼任，其情形為：馮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劉汝明兼任察哈爾省主席；張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長（蕭振?離職後由張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為北平市市長，冀察二省與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的天下，並復現以前軍閥割據局面。

以蔣介石為首腦的南京中央政府，對這塊具有特殊性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獨立地盤上的一切軍政事務，已無力直接控制指揮。而自認為羽翼豐滿，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稅收、白銀南運、故宮寶物南遷等一系列關乎國家民族大是大非問題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裡，雙方矛盾加劇。日本人瞅准機會，藉以操控宋哲元並不斷向其施壓，企圖將其變成一個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權。日本外務省在〈對華北新政權的方針〉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務委員會為「宋哲元政權」。對此，蔣介石曾對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慨歎道：「我們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幾個人聽命令，並不能命令他們。」其痛苦、憤恨、無奈之狀溢於言表。也正是這種非驢非馬非騾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為後來平津乃至整個華北地區危急與淪陷埋下了禍端。
盧溝橋事變之前，宋哲元為躲避日本人的糾纏，正貓在山東樂陵縣老家為死去的父親挖坑修墓，一切軍政事務全部交付駐平的馮治安與秦德純辦理。當宛平城槍聲響起時，秦德純以職業軍人特有的幹練與魄力，當即於二十九軍司令部電令長辛店守軍何基灃旅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率官兵奮起抵抗，並有「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等悲壯之語。吉星文得令後率部死打硬拚，給日軍以痛擊。
七月八日晨，秦德純打電話到廬山，向正在牯嶺召開會議的中國軍政最高統帥蔣介石，報告事變經過以及北平面臨的危急情形。蔣介石聞訊，大驚，繼而對日軍製造這一事變的真實意圖，以及中國將如何採取應對策略，做了反覆思考與細緻推敲，其焦慮、矛盾、痛苦、猶豫之神情，從蔣氏本人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此時，中國的形勢是，包括熱河在內的東北四省已經淪亡於日寇之手。就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和華北特殊化，這就意味著平津地區成為中國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壘，若平津失陷，整個華北將不可收拾。因而，經過反覆思索權衡，蔣介石認為對方此次明火執仗的行動，絕非往日任何一次軍事爭端與挑釁能比，華北大難臨頭，中國政府和軍隊很難再有退路，非戰即降，非死即活，有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到來了。
面對危局，蔣介石採取外交斡旋與不惜開打的戰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長、資深外交家王寵惠向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嚴重口頭和書面抗議，要求日軍立即撤回原防，中國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時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純等二十九軍將領發出了「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的電令。
此時躲在山東樂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從秦德純發來的電報中得知盧溝橋事變情形，但這一事件似乎沒有引起他的興趣和警覺，他本人也沒有立即回平處理事務的打算。面對宋的曖昧態度，秦德純焦急萬分，電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長鄧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樂陵，促宋速返北平，以應付危局。當鄧氏抵達樂陵時，宋哲元擺出一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大將軍氣派，表示目前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自己表示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於是下了一道「只許抵抗，不許出擊」的命令，讓秦德純向前線官兵傳達，並表示自己將考慮與日軍方面談判，力爭和平解決盧溝橋事件。由於宋哲元的遲鈍和迷幻式夢想，導致事件風起浪湧，波詭雲譎，整個平津前途命運落入凶險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七月九日，蔣介石採取積極軍事反擊的決心已定，在迅速調兵遣將的同時，於廬山牯嶺海會寺致電宋哲元，告已調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部兩個師、龐炳勳部及高桂滋部開赴保定、石家莊一線助戰。並警告宋哲元放棄固執、幼稚的幻想，盡快從沉醉的迷夢中醒來，速到保定指揮戰事，嚴令「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同時電召正在重慶主持川康軍事整理會議的軍政部長何應欽速返南京，盡快著手編組軍隊，對中國空軍實施緊急動員，準備抵抗即將到來的日軍全面侵華戰爭。與此同時，日本軍政首腦機關採取利用和擴大宋哲元與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施挑撥離間之術，設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將南京政府的勢
力排除在華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棄抵抗，以達到迅速占領華北之目的。
蔣介石透過各種軍事情報網絡，覺察到日本方面的陰謀，在公開聲明中嚴正指出，任何協定都須經南京國民政府批准。面對宋哲元一直搖擺於戰、和之間，置中央政府訓令於不顧，頑固地寄希望於日軍妥協求和的心理與做派，蔣介石甚為擔憂和不滿，於七月十日先後兩次發出電令，恩威並施地對宋哲元指示道：「務望在此期間，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星夜趕築，如限完成為要。」「守土應具決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吾兄忠直亮節，中所素稔。此後尚希共為國家民族前途互勉。」
電令發出後，蔣介石於廬山召開緊急國防軍事會議，制定了三項應變措施：
（一）編組第一線戰鬥部隊一百個師，預備部隊八十個師，於七月底前，組建好指揮大本營及各集團軍、軍團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彈藥存放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一旦兵工廠被日軍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
（三）準備後備兵員一百萬人，軍馬五十萬匹及半年的軍糧等。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幾次電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機處理戰事，但宋不但置若罔聞，反而與鄧哲熙等幕僚於七月十一日化裝打扮，悄然無聲地趕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當時的一一○旅旅長何基灃後來所言：「不是抗戰，而是求和。」
七月十二日下午七點，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令，陝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境內的國民黨軍隊接到動員令，向以鄭州為中心的隴海鐵路與平漢線集結；山東境內的部隊擔任津浦鐵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三十架軍用飛機立即編隊飛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潛往津門後，與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長張自忠密謀求和，這一做法得到了張氏明確支持。宋哲元心懷忐忑，試探性地與駐天津日軍首領進行談判，企圖靠自己縱橫捭闔之術予以「轉丸」。惜宋氏與張自忠的幻想，皆與時代大勢相違，結果自是一廂情願。當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關東軍和日本駐朝鮮軍首腦機關，頻頻致電日本中央軍事統帥部，強烈要求當機立斷，痛下決心，以盧溝橋事變為契機，實現徹底征服中國之「雄圖大業」。面對國內外局勢，駐華北日軍對前來求和的宋哲元採取了虛與委蛇，以等待大批援軍到來的戰略決策。對日軍首領的陰謀，沉浸在「和談」美夢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覺，迷醉中於十二日匆忙對外發表談話：「此次盧溝橋事件發生，實為東亞之不幸，局部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尚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負責者以東亞大局為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殊非盡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
此番妄言傳到廬山，蔣介石與奉召前來開會議政的各方人士大為不滿。為防宋氏以華北軍政之主的新式軍閥心態，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苟和」迷夢中昏睡不醒，做出有損國格、人格和民族大義的遜事，七月十三日，蔣介石再次致電宋哲元，嚴明而又措辭強硬地指出：「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中正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後勝算必為我方所操。請兄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餘地。今日對倭之事，唯能團結內部，激勵軍心，絕對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則勝矣。」對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顧，來了個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十四日起北甯鐵路正常運行，取消北平戒嚴，嚴禁二十九軍與日軍摩擦，並釋放雙方交戰中被俘的數十名日軍官兵。
七月十五日，宋哲元針對海內外愛國志士紛紛匯寄到北平的錢款財物，通電全國，謝絕國人「捐款募軍之舉」，以免讓日本人找到藉口，妨礙「和平」大計。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有：「……接明軒電，有放棄天津之意，嚴令禁止。豈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七月十六日，鑑於外交路線直接談判無效，南京政府邀請英國駐華大使出面進行「調停」，但為日方所拒絕，中日關係向惡化的方向急劇發展。此時日本國內的情形是：七月十一日，日首相近衛文?覲見日皇，就中日戰爭形勢舉行了緊急會議，根據會議制定的方案，於十六日派遣十萬陸軍向中國進發。十七日，東京五相緊急會議決定，立即動員增派四十萬日軍赴華助戰。日方決心已定，中國方面即使不惜以重大犧牲為條件，來換取所謂「盧案」和平解決，亦無半點可能了。日本軍隊本著「軍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見血而入鞘」的既定方針，加緊調集大軍向平津地區急速推進，全面戰爭氣氛在華北進一步擴大蔓延開來。
日本的強硬姿態再度給蔣介石和中國軍民以極大刺激。七月十六日，蔣介石邀集全國各界人士一百五十八人在廬山舉行談話會，討論必要的「應戰宣言」。該宣言堅決聲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抗戰史上最為激動人心的演講，極其乾脆地提出了解決盧溝橋事變四項條件，同時以慷慨悲壯的語調提醒全國軍民：「盧溝橋事件能否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續絕之關鍵，全系日本軍隊之行動。」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而一旦被逼到「最後關頭，只有抗戰到底。我們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存免之理。……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此次關於中華民族已到了「最後關頭」的講話，標誌著蔣介石既慎重又決絕的態度，確立了國民政府對日政策、戰略的總方針，標誌著中國政府徹底拋棄忍讓、克制、退縮的政治軍事策略，堅定地轉入共赴國難、全力抗戰、生死存亡在此一舉的戰略軌道。這一誓死捍衛國土，不惜身家性命與日軍血戰到底的戰鬥檄文，令全國軍民為之大振。同日，國民政府緊急撥發三百萬發子彈與大批武器裝備運往二十九軍，命令孫連仲統率的第二十六軍、商震第三十二軍、龐炳勳第四十軍及國民黨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師、關麟徵第二十五師、劉勘第八十三師等部隊立即開拔，沿平漢、津浦路北上，火速推進至保定與石家莊一線布防，協同二十九軍與日軍決一死戰。
當這一切布置完畢，蔣介石於二十日由廬山返南京，再度召集軍政要員會議，商討對日長期抗戰的總戰略。
在天津一直尋求與日本人談和的宋哲元，於十八日偕張自忠初次會見了新上任的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回歸後當即對人表示：「談得很好，和平解決已無問題。」這個時候的宋、張二人尚不知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軍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援軍到達，一舉將二十九軍擊潰，徹底占領、掌控冀察與平津政務。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於十九日悄悄溜回北平後，仍把蔣介石在廬山慷慨激昂的陳詞和一次次急促的電令置之腦後。宋氏像一個醉酒的猛漢，兩腿打晃，在戰、和之間左右搖擺，並在焚香燃燭對天神禱告、向地祇求法的苦苦尋覓中，出現了短暫的眩暈與幻覺，滿腦子寄希望於日本軍方因種種原因突發慈悲，手下留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事變」得以無聲無火地平息。在這一錯覺與虛幻的迷醉下，宋哲元不顧有識之士再三提醒與竭力勸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針與蔣介石的命令於不顧，擅自下令拆除部隊官兵與北平民眾在北平城內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築起的準備巷戰的防禦工事，將關閉數日的各道城門全部打開，放棄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擱置備戰計畫，向城外增兵的軍隊立即撤退，電請已火速北上的中央軍孫連仲、萬福麟、龐炳勳等部停止前進，將主戰甚力的馮治安師與主和的趙登禹師換防，以為日軍做出「求和」的榜樣。按宋哲元設想的鉤鉗之術，在大戰一觸即發之際，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只要中國軍隊做出放棄一切、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樣」，日軍就會被深深感動並大發慈悲，開始以真誠和平的姿態與中國軍民共同建設宏偉瑰麗的大東亞樂土。
令宋哲元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時候，日本駐朝鮮的第二十師團近萬人已悄然開抵唐山、天津，並在塘沽卸下十萬噸軍火。日本關東軍三個旅團，已相繼祕密調入華北，二十一日抵達豐臺，完成了圍攻平津的軍事戰略部署。另外日軍八個師團約十六萬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線向平津撲來。面對宋哲元極其反常的荒唐之舉，在南京坐鎮指揮的蔣介石聞訊暴跳如雷，在大呼一陣「娘希匹」之後，於盛怒中再度致電秦德純轉宋哲元：「聞三十八師陣地已撤，北平城內防禦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則倭寇待我北平城門通行照常後，彼必有進一步之要求，或竟一舉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險萬分。務望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同時叮囑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並將在津期間與日軍簽訂的祕密協議立即報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為是，擅自隱瞞。
七月二十五日，日軍已完成軍事部署，大規模攻擊平津的戰爭前奏──廊坊之戰打響。二十九軍所部愛國將士奮起反擊，敵我雙方傷亡慘重。
七月二十六日，日軍增援部隊趕到，並有二十七架飛機前來助戰轟炸。中國守軍抵擋不住，撤出廊坊。蔣介石再次致電宋哲元，令其務必丟掉幻想，立即恢復一切城防戒備，死守勿失，決心大戰，並擬親至保定指揮戰事。
七月二十七日，二十九軍所部攻復廊坊，激戰後不支，隨之撤出，廊坊失守。
與此同時，日本軍隊在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親自指揮下，開始對北平守軍展開大規模進攻。集結在京郊南苑一帶約七千餘名二十九軍所部將士被迫倉促上陣，與凶悍的日軍展開血戰。日軍憑藉優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戰車步步緊逼，並以飛機數十架低空輪番轟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元一度求和的戰略指導思想，南苑直到大戰到來前的最後一刻都未能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僅以簡陋的營圍做掩體，在敵機瘋狂轟炸掃射下，營圍被撕成碎片，營房變為一堆廢墟，守軍部隊受到極大鉗制而無法反擊。隨著通信設備被炸毀，各部隊與指揮部聯絡斷絕，指揮失靈，致使秩序大亂。戰至二十八日拂曉，守軍傷亡慘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戰、大混亂、大潰退中，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
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及其所屬三千餘名官兵陣亡。
七月二十八日夜，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張維藩等高官大員，率部倉皇南撤。
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淪陷。

當日傍晚，駐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寶山一線的何基灃一一○旅，在掩護各部撤退完畢後，奉命向長辛店一帶南撤。消息傳出，北平民眾悲憤交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一千多名高校學生，紛紛聚集起來，走出古城，悲憤交加地向這支打響盧溝橋第一槍的部隊告別。
一年之前，受抗戰愛國人士的影響和鼓動，在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授意下，一一○旅旅長何基灃在西苑成立了「北平大中學生暑假軍事集訓隊」，組織幾千名大中學生進行集訓。作為集訓總隊副總隊長的何基灃，在和學生們相處的日子裡被青年學子的愛國熱情所感染，特別是那些從關外淪陷區流浪而來的東北學生，內心的悲愴與強烈的抗戰愛國熱情，使何基灃深為感動，幾次演講皆聲淚俱下。為此，何旅長成為力促宋哲元放棄軍閥割據，與南京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堅決實行抗日救國的主要將領之一。
當盧溝橋事變發生時，第二期集訓隊正在進行，何基灃等官兵返回部隊，集訓隊解散，青年學生們紛紛要求上前線與官兵並肩戰鬥。正在妙峰山演習游擊戰術的學生迅速返校，同北平民眾一道，積極投入到擁軍抗戰的熱潮中。群情激憤的學生們喊出了「保衛盧溝橋」「發動華北民眾，援助二十九軍，抗日到底」的肺腑之音。
許多大學生和社會各階層服務人員、市民，甚至車夫走卒，紛紛自發組織起一個又一個不同形式的「勞軍團」，前往盧溝橋和南苑一線慰勞英勇守土的二十九軍愛國將士。另有為數眾多的學生和北平民眾攜手並肩，奔走在七月火辣滾燙的毒日下，布滿塵土的臉上淌著汗水，逐街逐巷徵集麻袋，與守軍官兵一道，扛沙運土，構築防禦工事。時在前線指揮作戰的何基灃聞知學生們的行動，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在訓令中對他的部下感慨地說道：「這些青春年少的中華兒女，散發出的是何等強大、熱血噴湧的澎湃激情，我們如不奮勇殺敵，何以對得起他們的一片忠膽赤誠！」

而如今，麻袋構築的防禦工事被當局下令自行拆除了，華北守軍的最高統帥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長官秦德純走了，城防司令張維藩走了，自己的頂頭上司、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走了。北平守軍的兄弟部隊，除了部分人員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來，能自由行動的軍隊都撤走了。在這場潰退大潮中，一一○旅獨木難支，自然也不能留下，必須盡快撤離北平這塊險惡之地。夾在撤退隊伍中的何基灃於倉皇中百感交集。遙想當年，在這些熱血噴湧的青年學子面前，自己曾慷慨陳詞，高呼著誓與北平共存亡的口號，走在訓練隊伍的前列。如今壯志未酬，
不但拋棄了自己當初的誓言，也拋棄了這些滿腔熱忱的青年學子和滿城的百姓，開始一場前程未卜、不知身歸何處的軍事流浪。想到這裡，淚水模糊了視線。

北平市民用沉默表示了對守軍的不滿與憤慨，沒有人為之送行，唯年輕的學子們真情不減，懷著一顆赤誠之心與對未來的期望，向這支敗軍與敗軍中的將士戀戀不捨地做最後辭別。學生們跟在隊伍後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不住地呼喊著送別的口號。眼看離北平城已經很遠了，天空漸漸暗了下來，只有西方天際透著一絲血色的微光。夾雜在隊伍中的何基灃於心不忍，策馬衝出佇列，勒住馬頭，側轉身，望著緊跟在隊伍之後滿面悲情的學生們，熱淚盈濕了眼眶。淚眼婆娑中，他突然看到那高高舉起的分明是學生們用自己的鮮血書寫的標語：
「何基灃將軍不要走！」
「抗戰到底！」
「我們要從軍，與日寇決一死戰！」
「何將軍與一一○旅將士不要走！」
「北平不能丟！」
「同學們──」何基灃旅長的聲音已經嘶啞，他抬頭挺胸，強行抖了一下精神，用最大的氣力繼續喊道，「同學們！北平──，我們一定會打回來的！」
話到此處，何基灃哽咽不能語，他抬手向學生們敬了個標準的軍禮，溢滿眼眶的淚水泫然而下。隨著一陣旋風刮過，座下戰馬的長鬃迎風飄動。何基灃趁勢抖動韁繩，棗紅色的戰馬前蹄騰空，馬頭驀地仰起，在急速旋轉中衝烏雲壓城的長空一聲短促的悲鳴，載著淚流滿面的主人箭一樣向前衝去。身後，甩下了一座正在陸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驚恐迷惘中的芸芸眾生。
次日，天津陷落。

南渡北歸：北歸‧第二部
第一章　聞道在蜀郡
一、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標誌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後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從此再也沒有與戰火熊熊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史語所在李莊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也已離開李莊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凌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只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莊板栗坳這座孤獨的「山寨」裡艱難度日。面對日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地，大家仍苦撐待變。正如石璋如所說：「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
就在學者們於貧困、寂寞中，蟄伏在山坳裡默默做著案頭工作時，一位高個頭、大鼻
子、藍眼睛的老外，來到了李莊，使揚子江頭落寞的古鎮掀起了略帶鹹澀味的微波。這個老外便是後來以《中國科學技術史》在中國學術界廣為人知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如大多數事業有成的人物留下的傳記所述，在愛爾蘭成長起來的李約瑟，也屬於聰明好學之士，一九二二年畢業於劍橋大學，一九二四年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後來，李約瑟更以研究生物化學聲名鵲起，三十七歲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其曾經轟動一時的生物化學與胚胎學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學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均在他四十歲之前問世。
可能與人的性格或天性有關，據李約瑟自己介紹，求學時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對科學史發生了濃厚興趣，後又把目光漸漸移向東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一九二二年夏天，剛從劍橋大學岡維爾──基茲學院畢業不久的李約瑟，無意中讀到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用英文在《國際倫理學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文中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她自己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來，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頌天的思想，那早就產生了科學。」
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後來任教清華、西南聯大、北大，並在「文革」期間跟在江青高翹的屁股後面一度呼風喚雨的馮友蘭。當年的李約瑟讀罷這篇奇文，於驚奇不解中生發出一系列感慨：許多年來，自以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無知、蔑視與偏見，以霸道甚至是渾蛋的邏輯搞出的所謂「歐洲文明中心論」與「中國文明西來說」等一系列偽學說，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已是極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難道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承認中國有過科學？！該文闡述的觀點與自輕賤的「小賤人」做派，對李氏的精神產生了極大刺激，文章的作者馮友蘭的大名，也一併長久地積存於他的記憶之中。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國的淞滬抗戰最為悲情壯烈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來到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門下拜師學藝，分別是燕京大學的沈詩章、金陵大學的王應睞和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一位南京藥商的女兒魯桂珍。三位黃皮膚的年輕人不僅給李約瑟帶來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給他帶來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堅定信念。這位大鼻子、藍眼睛的「夷人」，於人生中途突然轉向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研究，而這一抉擇，與他和中國學生，特別是早年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理學院、時年三十三歲的魯桂珍相遇有極大關係。對於李、魯建立的友愛之情，李約瑟本人曾在多種場合坦誠地表示過，魯桂珍晚年也同樣不謙虛地「笑納」了。比魯桂珍大三歲的李約瑟，先是愛慕魯的美貌和她一顰一笑所展現的典型東方大家閨秀的風韻，連帶地引發了他熱愛中國文化的強大衝動與興致。而對中國文化強烈的喜愛，又促使李約瑟提出並思考一系列問題，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所言：「我對他們的了解越深，我與他們的思想就越相接近，這就導致我尖銳地提出一問題：為什麼在西元一至十五世紀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比西方更為有效並遙遙領先？中國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貢獻？為什麼中國的傳統科學一直處於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而沒能自發地產生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這一連串的疑問，就是後來世人津津樂道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的雛形。
既然疑問占據了李約瑟追求真理與科學精神的心靈，就要設法去解答、破譯，於是，李約瑟自內心深處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對此，李氏說道：「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
《聖經》上說，猶太教徒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強光罩住，並受到耶穌的責備。此後，掃羅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穌派了亞拿尼亞去看望掃羅。從此掃羅皈依了耶穌，並改名保羅，成為耶穌直接挑選的使徒。李約瑟形容自己的這種轉變「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墜入中華文化的「愛河」，「對漢語、漢文、漢字和自古以來傳播於中國的思想，產生了激情。它們把我引入了一個我以往一無所知的新天地」。正是這一思想和學術價值觀的轉變，使三十七歲的李約瑟開始向魯桂珍和劍橋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發憤學習漢語，並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譯這個「李約瑟難題」。當魯桂珍即將畢業離開劍橋時，李約瑟與她合寫了第一篇中國科學史論文，並相約：今後決心要在這方面做出一番事業，猶如羅馬國會上主張「迦太基不滅，我們就要被滅亡」的誓言一樣。
此時的李約瑟立志要寫出的是「一冊過去西洋文獻中曠古未見的關於中國文化中的科學、技術和醫藥的歷史專書」，並通過這部著作，解開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這就是後來震動世界，由最初的一冊而延伸到三十多卷冊的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得以問世的胚芽。
一九四二年秋，英國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最為重要的轉折時刻，決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學家與學者赴中國考察訪問並給予人道主義援助。作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兼及初通中文，並對東方文明懷有濃厚興趣的李約瑟有幸被選中，他與牛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E. R. 多茲（E. R. Dodds，又譯為道茲或陶德斯）組成英國文化科學使團，前往中國。一九四三年三月，李約瑟與幾位同事從印度加爾各答經中國與外界相連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雲南昆明，自此開始了長達四年的在華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間，李約瑟訪問了西南聯合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學和工程研究所，並為這幾家機構輸送了部分圖書、儀器等緊缺物品。
三月二十一日，李約瑟一行由昆明飛往重慶。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拜訪總幹事葉企孫，討論戰後中國與歐洲科學合作事宜。其後與當時正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政治、科學、教育、文化界大員吳鐵城、陳立夫、王世杰、翁文灝、張道藩、蔣廷黻、蔣夢麟、朱家驊、梅貽琦等人分別做了晤談。受朱家驊聘請，李約瑟與E. R. 多茲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在英國駐華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這年六月，通過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慶
成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李約瑟出任館長，辦公地點設在英國駐華使館一側的平房內，人員由六位英國科學家和十位中國科學家組成。
就在這個機構組建時，李約瑟因對昆明和重慶幾所大學與研究所的訪問，越發感到中國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陳年舊夢開始復甦，他找到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陳述自己除承擔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還有一個研究中國古代科學的計畫，擬在自己最感興趣的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科學思想及其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方面，做深刻比較、研究，寫一部專著，名為《中國的科學和文化》（南按：即後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陳立夫聽罷，「以其所志正獲吾心」，當即表示讚賞與支持，並鼓勵道：「這個計畫非常好，這本書由你寫比我們寫好，因為你不是中國人，由一個非中國人來談中國事物所編寫的書必然有更大的價值。」
為配合李約瑟這一工作計畫，陳立夫許諾政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全力支持。出於對這位外國學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陳立夫還當場贈給李約瑟前後《漢書》各一部。事隔四十二年，李約瑟訪問臺灣時，還未忘記就贈書一事再次當面向陳氏道謝。
李約瑟的研究計畫，曾遭到部分在華外國集團勢力反對，其中反對最激烈的就是當時在重慶的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官員、後來成為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的費正清。據費氏回憶，他當時「曾和李約瑟就他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研究計畫進行過激烈的爭論」。
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後來在羅馬召開的第十二屆歷史學家代表大會。不過當時的李約瑟並沒有把這個政客學者費正清放在眼裡，更不顧及費正清無休止的囉唆與胡言亂語，外加行動上的為難與阻撓。既然決心已定，又有中國政府要員如陳立夫、朱家驊、翁文灝等名流大腕強力支持，一個小小的美國文化官僚與政客費正清又何足懼哉？李約瑟決定立即行動起來，向自己的既定目標奮進。一九四三年初夏，李約瑟帶上助手，開始了中國西南地區的考察，從而有了與中國科學、教育界人士接觸交流的機緣。
李約瑟一行到達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馮友蘭受邀在成都華西壩幾家大學講演。在一次演講中，馮友蘭聲稱：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極度反對科學的自然神祕主義云云。當時李約瑟正與助手坐在來賓席上靜心聆聽，面對馮友蘭的面孔與聲調，李約瑟忽然記起這個呈慷慨激昂狀的人，就是二十年前在《國際倫理學雜誌》上公開放言中國沒有科學的那位中國留學生馮某，遂當場產生輕視之意，對其學說不以為然。這個時候的李約瑟已經開始認識到，真實的中國道教文化與馮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贊同科學的，可以說是科學的啟蒙老師。
五月三日下午，藉華西協和大學邀請演講的機會，李約瑟於該校體育館以「科學與社會」為題做了演講，並針對馮友蘭的學說特別提出：「科學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而累積起來的結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對科學有所貢獻。在遠古時代，埃及、巴比倫、中國和許多地中海國家，都對數學、天文、醫藥、化學及地質有過貢獻。在這些科學中，古代中國對煉丹術及在工程方面貢獻特別偉大。」按李氏的說法，「煉丹術」這個名詞就發源於中國。當時尚在成都的馮友蘭是否前往聽講不得而知，但從翌日《中央日報》引用一個學生的筆記所做的報導看，這個夾帶著對馮氏學說反擊的演講頗受聽眾歡迎，以至於當李約瑟「結束他的演說後很久，似乎還有餘音繞梁之慨」。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部
第一章
浮海說三千弟子
一、歸骨於田橫之島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時臺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仰慕傅的聲名，請其寫幾個字留念。尚以齊魯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揮毫寫下了「歸骨於田橫之島」短幅相贈。
眾人見之，頓生悽愴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語成讖。
抵臺後的傅斯年仍兼任隨遷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但主要精力則投入臺大的光復改革之中。
臺灣大學的前身為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戰之後，從清政府手中割占臺灣並於一九二八年創建的一所綜合性大學。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臺灣回歸中國。國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羅宗洛赴臺接管該校，並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羅任校長。
此時的臺大經濟拮据，舉步維艱，剛上任的羅宗洛大有亂桿子撲頭—痛中帶暈之感，於是很快掛冠回滬，專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長去了。此後國民政府又相繼委派中央大學教授陸志鴻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員莊長恭出任臺大校長，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長官的冷漠和校內種種困難而辭職。當傅斯年執掌臺大時，已是抗戰勝利之後第四任校長，而這個時候正是國民黨大撤退，臺灣大動盪、大混亂、大失控時期。學校內部房舍狹小，經費奇缺，校務混亂，學潮迭起。再加上一百多萬從大陸撤退的國民黨政府軍政人員及家眷蜂擁而至，要求入學就讀者驟然增加。原在「臺北帝大」時代只有幾百人的校舍，根本無法容納狂潮一樣洶湧而來的學生，一旦權要顯貴人物的子女親屬有入學者稍不如願，高官大員們便憑藉手中權力橫生枝節，給學校當局製造麻煩甚至災難。傅斯年接手後仍是這種令人激憤和無奈的局面。
在「臺北帝大」時代，學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讀，學校不設宿舍。傅斯年執掌臺大後，本著「絕不讓任何學生因經濟拮据而喪失他的學業」的辦學宗旨，不論學生出身貧富，一律按招考標準予以錄取，從而使貧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學就讀的機會。經此嬗變，出身貧窮且遠離家鄉的學生不斷增多，臺大的師資力量更顯得異常缺乏。儘管在撤離大陸時，朱家驊、傅斯年對這一問題有前瞻性考慮和準備，無奈被「搶救」到臺灣的學人實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剛伯、錢思亮、毛子水、鄭通和、余又蓀、臺靜農、姚從吾、王國華、方東美、夏德義、李宗侗、英千里、楊樹人、潘貫、薩孟武、杜聰明、彭九生、陳振鐸等三十幾人，顯然無法填補大多數學科一流座椅的空缺。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部分人員與數學所幾位菁英遷往臺灣，才算把臺大各院系勉強充實起來。如史語所抵臺的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石璋如、勞榦、高去尋、屈萬里，連同晚一輩的陳槃、王叔岷、嚴耕望、周法高等年輕學者，皆應聘到該校兼課。因了這些條件，臺大的師資力量才有所改觀。
當然，此時的傅斯年一直沒有忘記繼續拉攏大陸學人赴臺。據留在北大的鄧廣銘說：傅氏做了臺灣大學校長，「此後便經常以朱家驊的名義給北大鄭天挺先生打電報，號召北大教授到臺灣大學去任教，有時也指名道姓，說要某某人去。記得點過張政烺先生的名，也點過我的名。當時鄭先生問我去不去，我說，『要論和傅先生的師生關係，我應該響應他的號召，到臺灣去。不過，傅先生與蔣介石關係密切，所以跟他去。我與蔣介石沒有什麼關係，不願跟他到那孤島上去。』我還和別人開玩笑說，『如今國民黨的軍隊是不戰、不和、不守，我的態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沒有做過蔣介石的官，和國民黨沒任何關係，用不著為他們盡節殉死。我和共產黨沒仇恨，我在大學教書，人民政府是否讓我繼續教下去，當然還很難說，但這並不是一個投降不投降的問題。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國民黨走，決意留在北京大學」。
鄧是北大歷史系學生，與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既是同班同學又是好友，
深得傅的賞識。鄧畢業後受傅的邀請赴昆明和李莊出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助教，其間一直
受傅的提攜。兩年後，鄧廣銘離開李莊，受傅斯年之薦任復旦大學副教授，抗戰勝利後隨傅
到北大出任校長室不掛名的祕書，直到胡適接掌北大仍任此職。再後來轉入北大史學系任副
教授、教授，並一度出任過歷史系主任，算是與北大瓜葛較深的一人。
鄧氏所說，是一九四九年初期事，直到一九五○年年初，傅斯年一直未放鬆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鄭天挺、羅常培、向達、湯用彤、馮友蘭、饒毓泰、葉企孫、曾昭掄、錢三強、周一良、沈從文，特別是在南京停留了一宿就由上海轉往嶺南大學的陳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請，只是受邀者出於多方面考慮未做回應，仍留在大陸「靜觀待變」，或躺在床上打著自己的算盤，做著「走進新生活」的美夢。據當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後來成為哲學家的任繼愈在談到鄭天挺去留問題的一個片段中說：「鄭先生接受我們黨的指示精神，堅守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絕大多數教授在黨的影響下沒有南逃。當時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雖說不上對共產黨有多少了解，但對國民黨幾十年來的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毫無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辦公室，正遇上有位清華大學教授和他通電話，問他走不走。鄭先生用安詳穩定的口氣，慢條斯理地說：『不—走。』胡適在南京天天盼北平來的飛機，離開北平最後一架飛機，胡親自去飛機場迎接。只接到北大一位歷史系的教授毛子水。這個人與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是好朋友，他心虛，倉皇逃走了。鄭先生把北京大學的物資、檔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舊北大從此結束，新北大從此開始。」
任氏所言鄭天挺答覆清華教授「不走」二字應是事實，就鄭當時的地位和條件，假若要走，自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機」，但他還是留下了，其中的原因固然複雜，但最後留下來當是鄭天挺的本意。至於說到胡適接機與毛子水出逃外加一個特務頭子戴笠等人事糾葛，似是一部反諜電影故事，可惜與事實相去甚遠。當時欲南飛的人員多多，只要回顧一下「中鼎」號軍艦向臺灣運送故宮與史語所等機構的國寶時，各色人等爭相登船並令百感交集的海軍司令桂永清淚水漣漣一幕即可推知，更從梅貽琦出走以及與學院派教授有明顯區別的戲劇理論家、梅蘭芳好友齊如山的出走，可見當時的緊迫慌亂情形。
就在海峽兩岸紛亂動盪的特定歷史階段，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明爭暗鬥和黑幕，據說當時傅斯年很想邀請哲學名家朱光潛到臺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學院院長沈剛伯生怕朱到臺後，對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脅，從中作梗，把邀請信息暗中壓下，祕而不宣，直到大陸完全解放，朱才得到消息。按朱後來的說法他沒有去臺之意，但就當時的情形，縱然想抽身啟程已無能為力矣。
當時拒絕傅氏敦請赴臺而堅持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除大部分堅守北平、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外，尚有一小部分轉赴偏遠的嶺南、廣西和長白山等一帶大學任教。逯欽立算是這類學人的一個代表。
一九四六年晚秋，李莊姑娘羅筱蕖隨夫君逯欽立攜懷中的幼子，在親友的淚光裡作別故鄉，輾轉來到了南京，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人一道在廢墟上再造家園，構築未來的輝煌夢想。一九四八年年底，當國民黨軍潰敗，江山撼搖，傅斯年來回奔波，竭力動員史語所同人遷臺之時，作為新生代學者隊伍精銳的逯欽立自是在被動員之列。只是，出乎傅斯年意料，逯羅夫婦卻猶豫不決，個中原因除了對國民黨沒有好感，更多的是不忍遠離故土，再加上當時夫婦二人已有三個孩子，且與逯的母親在一起生活，怕到臺灣這座孤島之後生活無以為計，當時盛傳到臺灣的人只靠吃香蕉皮度日，故拖延下來。正在這時，羅筱蕖收到了她的五哥、中共地下黨員羅叔諧自家鄉發來的書信，謂「盼了那麼多年的解放，臨解放又要離開大陸，你們都不是國民黨員，不要隨他們去殉葬」云云，勸其留下。逯羅夫婦認為此說有理，決心不去臺灣，此舉令傅斯年大為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