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企業與外資：戰後臺灣經濟史考察（1945-1960）

考察《茶金》時代臺灣的經濟脈動，
超越以往教科書裡的戰後經濟史，
重新認識早期臺灣大型企業的發跡過程。

本書考察戰後至1950年代，本地與外來企業於戰後臺灣發展初期的草創過程，從經濟復興到自立階段，本地與外資企業的歷史源流與營運實態。
戰後初期，在臺日經濟往來大幅限縮的背景下，臺灣的對外關係活動場域轉以中國大陸為主。原本從事臺日商品買賣的臺灣商人，轉而前往中國大陸尋求與臺灣間的貿易買賣，顯現出商人因應主權更迭下在事業上的靈活應對。另外，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的商貿活動，也需關注戰前日本對外擴張過程中人員流動的延續性。
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民間投資由臺灣本地與來自中國大陸移民兩個系統的資本匯集而成。具備商業買賣或貿易經驗的臺灣商人，因嫻熟日語的優勢而擔任日本品牌在臺銷售的代理服務，爾後進一步與日方合資建立生產事業。部分欲生產新產品的企業，大都由日本和美國企業提供技術，但其中如縫紉機需要諸多衛星工廠支援的組裝性事業，則因當時欠缺標準化的觀念，品質未臻完善，而侷限了市場的成長。
以往官方對土地改革四大公司民營化政策的論述，宣稱其促使地主資金流入工商業，並活絡了臺灣經濟。以臺灣工礦公司為例，政府採行分廠出售的民營化方式，促成民間資本可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廠房後成立新公司，而免除創廠初期的前置作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取得廠礦的經營者大都不是地主階層出身，部分成員成為當前大型企業集團的第一代經營者。另外，臺灣工礦公司歷經分廠出售後剩下的廠房體質貧弱，營運上面臨虧損且股價低迷，而造成地主和投資人無法因持股而獲利。
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與盟軍總部簽署「臺日貿易協定」，重啟臺日經濟。戰前支配臺日間流通業的財閥資本，在戰後因充分發揮綜合商社在多國設立據點的貿易機能，而呈現與戰前市場不同的樣態。日資來臺著眼於商業與工業市場利益，試圖將較為成熟的技術移轉來臺，與東南亞諸國以戰後賠償的經濟協力，由政府領導企業進入當地參與公共工程的投資方式有所差異。
臺美雙邊的經濟構造，除了應放在1949年政府從中國大陸轉進來臺的脈絡來理解外，還需著重臺灣在美國援助的體系下所創造出與企業成長相關的體系。臺美間的技術交流，是由前往美國為主進行受訓返國的人員組成的中美技術合作研究會，作為重要的對口橋梁。商業網絡的關係，應關注原本服務於政府的人員，在兩國間的投資過程與商品買賣中尋求的市場機會。至於來臺投資的美國資本，則多著眼於軍事市場的參與。

洪紹洋
1978年出生於臺北市。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畢業，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曾任國立成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所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現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合聘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經濟史、產業史、日臺經濟關係史。著有《商人、企業與外資：戰後臺灣經濟史考察（1945-1960）》、《臺灣造船業的技術轉移與學習》（2011，日文版：台湾造船公司の研究：植民地工業化と技術移転1919-1977）等。

推薦序／黃紹恆（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

第一章　緒論
一、如何認識戰後臺灣經濟史：歷史研究與經濟學
二、戰後臺灣經濟的歷史構造（1945-1960）
三、章節安排

第二章　改朝換代的機會：臺灣商人的對外活動
一、臺日通商關係的摸索與調整
二、臺灣與中國大陸經濟的再接榫
三、外向型資本家的轉型
四、小結

第三章　資本家的機會：走向工業
一、資本家活動的地域移轉：從中國到臺灣
二、企業設立與技術取得
三、大企業的興起與挑戰
四、企業經營的界線：資金不足與技術邊界
五、小結

第四章　土地改革、民營化與資本積累
一、土地改革與民營化政策的形成
二、省營臺灣工礦公司的成立
三、走向分廠出售的民營化
四、小結

第五章　臺日經濟關係的重啟與調整
一、日本貿易商來臺
二、工業資本來臺的直接投資
三、政府的對日經濟政策與美國對臺日經濟的支配
四、小結

第六章　臺美經濟下的援助體系與外來投資
一、再探美援：企業金融、技術人員與商業網絡
二、冷戰下的特許與軍事市場
三、由上而下策動的民需事業──中國人造纖維公司
四、小結

第七章　結論
一、政權更迭、經濟復興與資本積累
二、獨立經濟體的創業、生產與經營
三、外資的角色
四、後續：邁向1960年代的高度成長

後記
參考文獻

第二章　改朝換代的機會：臺灣商人的對外活動（節錄）

一、臺日通商關係的摸索與調整

1945年9月22日，盟軍總司令部以指令第三號，對日本的貿易進行全面性管理。值得注意的是，戰後臺灣、朝鮮、樺太等地區不再屬於日本的領土，瓦解戰前日本帝國經濟圈的供需結構。直到1950年9月由撤退來臺的中華民國政府，以維繫島內所需物資及外匯來源為考量，與管轄日本的盟軍總部簽署「中日貿易協定」後，臺日間的貿易往來才告恢復。
在戰後的轉換期間，臺日間的貿易往來則存在「正式」與「非正式」兩條途徑，有限度地互相提供兩地的物資需求。其中，正式途徑的臺日貿易的營運，係由中央信託局所掌控。戰後臺日間最早的正式交易，始於1947年3月，由占領日本的盟軍總部與國民政府簽約，將臺灣糖業公司所產25,000噸砂糖銷售至日本，以民間資本家發起的對日經濟活動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另外，臺灣與日本間尚存在非正式的走私行為，過往在海洋史與經濟史的研究中或限於資料取得之困難，並未進行相關討論。

（一）臺灣商人的對日貿易

戰後初期臺日間的民間貿易，始於1947年8月，盟軍總部同意中華民國派遣商務代表前往日本進行貿易；為此，中國政府由官民兩方共同籌組商務代表團赴日。當時民間貿易的主管單位由經濟部邀集外交部、財政部、交通部、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共同指派代表籌組的「對日貿易指導委員會」。1947年8月13日，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確定民間商務代表由中華民國商業聯合會及中國全國工業協會就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青島、重慶、福州、臺灣、東北九個區協議產生。
當時因上述兩組織尚未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構，故經濟部直接指定由臺北市商業同業公會辦理臺灣區商務代表的推選。雖無法得知當時臺北市商業同業公會如何遴選出商務代表，但能從資料獲悉第一批臺灣區商務代表為謝成源、劉啟光、劉明、紀秋水、殷占魁等五名，分別代表義裕貿易行、臺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振山實業社、臺陽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青果合作社聯合社與臺灣農業會，前往日本進行貿易活動。上述五名臺灣代表計劃以臺灣的香蕉為主，再加上砂糖、鳳梨、樟腦等出口到日本，換取腳踏車、漁繩、漁網、集魚燈、引擎等臺灣尚無力生產的製品。究竟最初派往日本的五名臺灣區商務代表，從事對日貿易的情形為何？又是否具備戰前商貿網絡之延續性？

表1：1947年前往日本從事貿易的臺灣區商務代表
商務代表／所屬公司名稱
劉啟光／臺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明／振山實業社
殷占魁／臺灣青果合作社聯合社、臺灣農業會
謝成源／義裕貿易行
紀秋水／臺陽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924年畢業於臺北商業學校的謝成源，曾赴日本神戶經商與服務於三和銀行，返臺後於家族經營的布匹批發行擔任副總經理，並在東京設立據點。值得注意的是，謝氏連襟張清港戰前曾任職於三井物產累積經商經驗後，自行創辦捷榮行發展與日本國內間的商貿關係。1947年謝成源邀請張清港等人共同創設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謝氏或許即在此裙帶關係下選為商務代表。1948年謝氏以義裕貿易行的名義前往日本從事貿易事務，至1950年時謝氏擔任日本華商輸出入同業公會副會長，在日本的華商圈中嶄露頭角。
出生於嘉義的劉啟光，戰前曾參與農民運動，之後轉赴中國大陸任職重慶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上校科員，並晉升為臺灣工作團少將主任。戰後劉啟光返臺後先被指派為新竹縣長，1946年華南商業銀行改組成立後獲選為董事長。
同樣出生於嘉義的劉明，1928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後，返臺任職於嘉義金振山商行於瑞芳大粗坑直營的振山金礦部，同時兼營三貂嶺、暖暖、新店、鶯歌等地之煤礦事業，曾具「礦山王」之稱。戰後劉明則任臺灣省石炭調節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灣省礦業會理事等職。
原籍福建晉江的紀秋水，隨父經商來臺而定居基隆。在事業經營上，紀氏先於基隆開設經營港灣運送業的吉成商行。1939年後創立臺陽汽船株式會社、協發木材株式會社、興亞產業株式會社，均擔任社長職務。但紀氏的商船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幾乎損失殆盡，直至戰後才重新創組臺陽輪船公司、臺灣輪船公司、互惠運輸公司、臺陽鐵工公司等事業。
出生於臺南的殷占魁，1923年畢業於日本栃木師範學校本部第二部，返臺後初擔任教職，爾後又任職明治製糖株式會社菁寮原料區委員、菁寮信用組合專務理事等。戰後歷任臺糖公司協理兼臺北辦事處主任、臺灣省農會理事長，領導全農會營運，旋當選為首屆臺灣省參議員、臨時省議會員等職。
歸納上述五名臺灣區商務代表的經歷，僅有謝成源曾具備較為豐富的對日貿易經驗，至於紀秋水戰前亦曾參與航運運輸事業與木材事業等，較少參與赴日採購物資的經驗。綜言之，謝氏以外的四名商務代表的專才分別歸屬半山的軍政、礦業、航業、農業經營，戰後或著眼於日本資本不再支配臺日兩地的流通業，欲跨行參與具備獲利性的臺日貿易。然而，貿易經營除需瞭解兩地物資供需的差異外，要如何在物資欠缺的日本國內購得物資，成為當時成功的條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央信託局也在日本統籌中日間的物資貿易，亦成為民間貿易競爭的對手。此外，商務代表並無法與盟軍總部直接商談，需輾轉交由中央信託局經辦，成為貿易無法拓展的最大癥結。在日的商務代表凡商品價格或各項問題等均需透過中央信託局代為詢問購料機關，容易因磋商往返時日而影響商機。大致上，雖然我方商務代表向國民政府提出貿易計劃，然而日本物資係由盟總所管理，而且商務代表需以中央信託局作為中介，並不易在日本購得所需物資。
上述五人取得臺灣區商務代表資格後，僅有謝成源一人積極在日活動，其餘四人均委託謝成源代理在日的各項活動。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半山系統的劉啟光，在其餘四名代表的同意下，1948年8月籌畫在東京築地華僑大樓內成立「臺灣區商務代表對日貿易聯營處東京分處」；但此一組織未能獲得盟總法律上的認可而作罷。自此之後，劉啟光也未在東京設置機構，而是將貿易事務委託謝成源代理。
謝成源為臺灣商務代表最重要的人物，1949年4月並在築地華僑大樓開設東京事務所，又大量接受其他商行的代理委託業務，足以顯現出謝氏在日的活躍程度。謝氏得以在日本成功，除了本身曾具有貿易經驗外，並密集式地前往盟軍總部拜訪，與當時負責貿易的主管說明臺灣的需求，才得以獲取臺灣所需的布匹、成藥、漁具等物資。此外，戰前曾任職於臺灣銀行與華南銀行總經理名倉喜作亦提供謝氏各項支援，使其事業版圖得以在東京立足。謝成源與名倉喜作關係之緊密，或能由1950年林獻堂日記中窺之謝成源多次與名倉喜作共同拜會林獻堂的紀錄。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半山亟透過各樣管道參與各種特許事業，並常作為臺灣民間與官方居間交涉關係人。從具備半山身分且不具產業經營經驗的劉啟光得以獲選為商務代表，又積極在日籌畫東京分處的開設，縱使其缺乏與日本間的關係，又未具備各項產業或商業經營基礎與經驗，或仍憑藉著熟悉中國政府當中的行政與事務，覬覦對日貿易的經濟利益。
除了戰勝國中華民國的官方與民間前往日本從事貿易活動外，戰後在日的臺灣關係者亦希望運用戰前的人脈關係，發展對臺貿易。例如曾任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須田一二三，在1948年6月設立資本額1,000萬日圓的日臺貿易株式會社，擔任專務取締役。在人事安排上，則是以戰前臺中青果會社的班底，計劃俟臺日貿易開放，從臺灣進口香蕉，並出口肥料和農機具至臺灣。但在國民政府尚未同意日商來臺的情形下，該會社僅能退而求其次地擔任臺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聯合社的日方代理商，將臺灣輸往日本的物資在日銷售。
除了上述討論中國體制的臺灣代表外，伴隨政府撤退來臺後，1950年9月臺日貿易正式重啟，改由臺灣省政府核准對日貿易商名單。若依據同年10月14日的〈臺灣省政府核准赴日貿易商人名單〉名單中，可得知最初的五名臺灣區商務代表僅剩謝成源一名仍參與對日貿易，其餘均告撤退。另一方面，在此之前以中國大陸時期經濟部為主體頒發的商務代表若仍在日經商者，由駐日代表團辦理登記，政府才得以將經濟部與臺灣省政府分別核准的商務人士進行整合，進行一元化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