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特利奇口譯研究百科全書(精)（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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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口譯，也稱為醫學口譯，指在醫療環境中發生的口譯活動，口譯員在其中為更大的交流活動、即跨文化醫療中的醫患交流服務。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無論是作為實踐領域的法律規定和職業發展方面，還是作為研究領域的理論發展方面，醫療口譯均突飛猛進。
文獻提供的結論性證據顯示，當醫患操不同語言時，不管是口語還是手語，會經歷醫療不平等（Jacobs等2006）。當患者訪問醫療機構時，經常得到較少的預防護理、較少的轉院、跟蹤和公共醫療服務，但顯示使用較多的資源（例如較多的診斷檢查和較長的住院時間）。在人際層面，當用諸如人際支持、以患者為中心的交流和患者滿意度等方法進行評判時，甚至在與語言無關的領域，患者及其家人得到的也基本上是質量較低的醫療。儘管研究者不確定語言障礙所造成的醫療不平等的確切過程和路線，但是口譯員被視為當醫患語言不一致時患者獲得醫療並得到更好醫療質量的標準解決辦法。在不同的多民族社會、在接收很多移民的國家和國際遊客很常見的地區（例如國際商務的大都市地區和醫療旅遊目的地），醫療機構、地方政府、專業組織和學術機構都在努力制定恰當的醫療指引和／或認證過程來確保醫療質量。
政策和規定
醫療口譯文獻中，佔據主宰地位的一直是那些為醫療場景中的語言獲取提供強大社會政治支援的國家。例如，英國醫療口譯研究出版物的增加與20世紀90年代末實施的一項新政策相一致，該政策允許非英語者在使用公共服務時使用自己的母語。在加拿大，1985年《加拿大醫療法案》的目標之一就是?明人們合理獲得沒有語言障礙的醫療服務。
有幾個綜述認為，美國是醫療口譯研究出版物最高產的國家，因為美國有廣泛的聯邦和州立法努力確保醫療場景中的語言服務（Youdelman2008）。在聯邦層面，1964年《民權法案》第六條禁止基於種族、膚色和原國籍的對聯邦資金接受者的歧視。2000年，白宮發佈了“改善有限英語人士獲得語言服務”的行政指令，促成醫療和人權服務部的書面指引。雖然聯邦立法中沒有對醫療場景中口譯員的質量做出要求，但是很多州都有立法明確或拓寬了聯邦的指引，規定具體醫療環境中的語言服務。2009年，加利福尼亞成了美國第一個要求醫療保險組織支付口筆譯服務的州。
很多國家的醫療機構經常難以找到足夠的資源來為口譯服務提供資金。在某些情況下，如比利時、荷蘭和一些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原先對口譯員服務的高水準公共政策支援減少了，因而在國家和地方層面採取積極行動變得越來越困難（Phelan2012）。
醫療口譯員的類型
儘管研究者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系統審視不同類型口譯員的差別，但是醫療口譯包括很多種口譯員和口譯模態（Hsieh2006a）。比較醫療場景中職業和非職業口譯的研究探討的話題包括溝通模式差異、參與者動力、口譯錯誤、醫患滿意度、臨床影響和倫理問題等。
有幾個綜述發現職業口譯員能改善患者的醫療質量。在醫療場景中，職業口譯通常涉及現場口譯員和基於技術的服務。現場口譯員可以是醫院內部的或是通過口譯代理機構簽約的，基於技術的服務包括電話口譯和基於視頻的遠端口譯等。近年來，這種技術使用由於成本效益（例如按分鐘計費）和容易獲取而越來越受醫療界歡迎。
在醫療場景中工作的職業口譯員的核心能力包括：（a）保持準確和完整；（b）瞭解醫療術語和人體；（c）行為和決定合乎倫理；（d）擁有非言語交際技巧；（e）擁有跨文化溝通技巧（Ono等2013）。對職業口譯員的培訓差別很大，從40小時的課程到口譯碩士課程不等。口譯員的口譯相關知識也差別很大，因為有些口譯員專門在醫療場景中工作（例如醫院口譯員），而其他人（例如電話口譯員）經常為更廣闊的客戶群體工作。
除了求助臨時口譯員（即隨機使用沒有訓練的人，如雙語旁觀者）和其他臨時安排，很多國家的醫療機構常常依賴家庭口譯員（即患者的家人和朋友）。對這兩類口譯員，人們擔憂會有誤譯、患者隱私、社會角色破壞和訴訟風險等問題。尤其是當雙語兒童充當口譯員（也被稱為兒童語言掮客）時，他們可能沒有足夠的醫療知識或情緒成熟度來確保患者的醫療質量或他們自己的個人幸福。然而，家庭口譯員構成了一個獨特的類別，原因是他們瞭解患者、彼此信任、關係特殊，在某些情況下，如問診和為患者代言等，醫療提供者可以加以利用。有些研究者認為，當醫療提供者受到恰當培訓，知道如何適當而有效地使用家庭口譯員時，這些口譯員可以是寶貴的資源。其他研究者認為，普遍拒絕使用家庭口譯員可能是不現實的，尤其是在臨床的緊急情況下。拒絕使用家庭口譯員也可被視為將西方價值強加於少數族裔／邊緣化人口的做法，特別是當患者出於社會責任和既定文化習俗強烈希望依靠家庭口譯員時。
很多醫療機構也特意招聘雙語員工（醫療和行政人員），他們不僅能與患者直接互動，還充當內部口譯員。由於語言一致性很重要，因此，直接服務患者的雙語提供者經常被視為跨文化醫療的黃金標準，被很多醫療口譯的對比研究作為參照組。當他們為同事擔任口譯員時，他們的醫學專長、可用性和機構角色使他們成為一類獨特的口譯員。然而，如果一名雙語醫療提供者為另一名醫療提供者口譯，可能會挑戰主要醫療提供者對診療的權威和控制。一名雙語護士可能覺得自己有必要協同醫生的治療目標而不是支援患者的需要。此外，這種雙重角色的口譯員並不總是具備足夠的語言流利性或文化能力，經常要努力平衡作為口譯員的附加工作量和自己的主要職責。他們的交際模式也往往專注自己的臨床需要而不是解決患者的擔憂。研究發現，雙語醫療提供者和他們的患者在對患者滿意度和醫療質量的感知上經常存在差異。因此，恰當的培訓、組織評估和機構指引對確保提供者恰當有效地使用臨床語言技巧至關重要（Diamond等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