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散文選（簡體書）

晚明散文主要指明萬歷年間直至明末的散文，這一時期的散文多表現作家的日常生活，談藝論文，妙趣橫生，點染山水，情韻盎然，滲透著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調和審美趣尚。

有明一代，文壇上思潮迭起，流派紛呈，唐宋派歸有光、公安派“三袁”、竟陵派鐘惺以及徐渭、陳繼儒、王思任、張岱等人，創作了一大批優秀的散文，共同創造了晚明散文的繁榮局面。本書選取晚明散文作家三十二位、作品六十一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晚明散文的總體風貌，反映出古代散文在晚明時期的輝煌成就。

湯化，福建周寧人，1951年生，1976年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專業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出版作品《晏子春秋（注譯）》《柳宗元小品（注評）》等。

晚明散文，主要指明代萬歷年間及之後的散文。這一時期的散文，不論在有明一代的文學史上，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李贄“童心說”的提出以及公安派“性靈說”的崛起，代表了一種新的文學精神，表現在散文創作上，就是突破了傳統的文以載道的觀念，掀起了一股真實表現人的個性化情感和欲望的創作潮流。其二，小品文的產生，它體制簡短，風格雋永，表現出一種新的審美趣味，為散文這一古老的文體注入了新的生命。

在李贄之前，先後風靡明代文壇的有“茶陵派”“前後七子”“唐宋派”等，他們都針對當時文壇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如“茶陵派”和“前後七子”以復古主張糾正“臺閣體”歌功頌德、雍容華貴的文風，“唐宋派”又以學習唐宋法度糾正“七子”盲目擬古復古的風氣，在當時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同時在創作實踐上，也寫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但他們都只停留在師法古人、文以載道的傳統觀念上，未能擺脫正統文學的窠臼。李贄“童心說”的出現，使明代散文創作出現了新的轉機。李贄是晚明時期極具叛逆思想和反抗精神的“異端”思想家，他激烈反對禮教，攻擊孔孟之道；對於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等學說，他認為是虛偽說教，主張“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答鄧石陽》），對人的個體價值和個性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這些思想反映在文學上，即反對復古，主張創作要抒發己見，提倡“童心說”。所謂“童心”，就是真心，是人與生俱來的自然本性，是純潔真實的；但隨著人的日益成長，與社會的接觸日益增多，就不斷地有來自外界的“道理聞見”的污染，於是童心日益喪失，人也就日益由真人變成了言不由衷、詞不達意的“假人”。而以“前後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派，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一切以古人為標準，這樣的文學，必然是缺乏真情實感和真知灼見的“假文”。李贄認為，真正有價值的天下至文，必定是出於童心之作。他明確指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文之優劣，不能以時代先後論，而應以童心為最高標準。（以上觀點主張主要見諸其《童心說》一文）這一文學觀，對於當時被復古思潮所窒息的文壇，無疑是巨大的衝擊，它真正動搖了復古派的統治。同時，他的散文作品，如《贊劉諧》《題孔子像於芝佛院》《自贊》以及本書所選的《又與焦弱侯》《雜說》和《童心說》等，也都立論大膽，見解獨特，嬉笑怒罵，尖銳潑辣，具有十分鮮明的個性。他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都對晚明文學新潮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他是晚明文學革新運動的倡導者和先驅。

在李贄的影響下，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提出了以“性靈說”為核心的一系列文學革新主張，是為“公安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袁氏老二袁宏道，他在《敘小修詩》中評論小弟袁中道的詩歌曰：“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這“性靈”就是個人獨特的欲望和情感，其實也就是李贄的“童心”。“獨抒性靈”就是要打破“格套”的束縛，毫無“粉飾蹈襲”，真正“從自己胸臆流出”的“本色獨造語”。這樣的作品才有價值，即使略有“疵處”，也是可愛可喜的。針對復古派的盲目模擬主張，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其“以剿襲為復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雪濤閣集序》）的弊病。老大袁宗道則在《論文》中指出，古人之所以可貴，就在於不模擬蹈襲，而務求達意，因此，“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三袁的散文，大都真性流露，不事雕琢，輕逸自然，令人耳目一新。特別是袁宏道的作品，更是清新流利，飄逸灑脫，意趣橫生，如《虎丘》寫中秋月夜的賽歌場面，《滿井遊記》寫北京郊外的初春景色，《徐文長傳》寫徐渭的奇人奇氣，《拙效傳》寫家中拙仆的趣聞逸事，以及《五泄》《天目》《西湖》《由水溪至水心崖記》等，都堪稱上乘佳作。其兄宗道、其弟中道，所作或溫雅清逸，或雄放奇崛，俱各臻其妙。“三袁”之外，還有諸如屠隆、湯顯祖、江盈科、陳繼儒、馮夢龍等作家，也都寫出了許多富有才情個性的優秀小品，蔚為壯觀。

“公安派”以其豐碩的成果和巨大的影響，徹底摧毀了復古派的統治，開創了散文創作的新局面，然而它自身也具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病。由於他們強調真情直露、不拘格套，往往矯枉過正，導致有些作品過於率直淺俗。一些追隨者缺乏應有的功力和格調，不能把握“公安派”的精神實質，只是一味模仿其淺率的一面，以致走向了俚俗浮淺的極端。於是便出現了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竟陵派”雖然繼承了“公安派”反對模擬、獨抒性靈的精神，但不滿“公安派”過於率直俚俗的弊病，提倡含蓄蘊藉，追求“幽情單緒，孤行靜寄”的審美趣味，開創了“公安派”之後散文創作的新境界。他們的作品往往具有新奇峭拔、清雅脫俗、婉轉幽遠等美感。例如，鍾惺的《夏梅說》以賞梅喻人事，警辟深刻；《浣花溪記》寫尋幽探勝，情致深遠。譚元春的《秋尋草》獨尋秋之勝境，別具懷抱；《遊烏龍潭記》寫三遊烏龍潭，奇境迭出，幽趣無窮。此外還有劉侗的《帝京景物略》，描寫北京名勝古跡、歲時風俗等，文筆冷雋孤峭，頗有新意。但“竟陵派”過於強調“幽深孤峭”“孤懷孤詣”，又走向了奇僻險怪、孤冷晦澀的極端，將文學創作天地變得十分狹窄幽僻。

由於“公安”“竟陵”作家獨標性靈，欣賞個性，因此最適合表現這種個人情調趣味的短小精練的小品文便在晚明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成為晚明散文的一道獨特景觀。除了上述“公安”“竟陵”諸作家豐富杰出的小品創作之外，頗值一提的是“與公安、竟陵不同衣飯而各自飽暖”的王思任。他的作品，如《小洋》，寫遊覽途中偶然所見日落時分的光與色的千變萬化，用筆極為靈巧多趣；《屠田叔笑詞序》，巧作“笑”文章，文筆縱放，寓莊於諧，盡顯這位“謔庵先生”的神采和個性；《讓馬瑤草》一文，則痛罵國賊，慷慨憤激，酣暢淋漓。而堪稱晚明小品之集大成者的，當推明清之際的張岱。在國破家亡之際，他寫下許多作品，如《西湖夢尋》《陶庵夢憶》等，於寫景抒情中寄托亡國之痛、故園之思，深切動人。而最膾炙人口的是《湖心亭看雪》一文，全文不到二百字，卻字字句句可圈可點、可賞可玩，可謂小品中的精品。《西湖七月半》刻畫出西湖遊人的各種情態，窮形盡相，生動傳神。他的作品兼取“公安”“竟陵”之長，而力矯二者之弊，清麗精美，情趣盎然，使小品文創作達到新的境界。同時代的祁彪佳曾這樣評價他：“有酈道元之博奧，有劉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麗，有王季重之詼諧，無所不有。”（《西湖夢尋序》）祁彪佳本人也是優秀的小品作家，他的《寓山注》和華淑的《題閑情小品序》、魏學洢的《核舟記》、黃淳耀的《李龍眠畫羅漢記》等，都是晚明小品的名篇。葉紹袁的《甲行日注》則是記錄他亡國後流亡生活的日記，往往於三言兩語一事一景中寄寓國破家亡的沉痛心情，極為感人。此外還須一提的是大旅行家徐弘祖，他一生遍遊全國名山大川，並將所遊所見詳細記錄，後編成《徐霞客遊記》。書中記事布局，條理清楚，寫景狀物，精妙生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遊記散文集。

山巒為晴雪所洗 娟然如拭，鮮姸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

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

——袁宏道《滿井遊記》

然春之花尚不敵其秋之柿葉，葉紫紫，實丹丹，風日流美，曉樹滿星，夕野皆火。

——劉 侗《水盡頭》

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粱，車旅蟻穴，當作如何消受? 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 ，一一懺悔。

——張岱 《<陶庵夢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