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關我什麼事？：點擊跨世代超連結，開啟永續發展的哲學式思辨

── 與哲學家一起思辨跨世代連結的根源， ──
── 認識自我，重新發現對自己來說真正重要的事物 ──

◤◤ 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可能會使後代的生活變得更糟，
但究竟為什麼要關心那些在我們離開很久之後才出生的人的命運如何？ ◢◢

【非關道德】
一些哲學家將此疑問視為道德責任的範疇，並認為我們有慈善義務來促進後代的福祉。山謬‧薛富勒考慮了更廣泛的問題，即後代對我們的重要性。儘管我們對人類延續性的價值缺乏一套成熟的觀念，但我們對後代命運的投入的程度，比自己所意識到的要來得多。我們現有的價值觀中隱含著各種強有力的理由，希望世代的連結在有利於人類繁榮的條件下延續到無限的未來。

◤◤ 如果得知人類即將在自己死後不久滅亡，
那許多我們現在認為有價值的活動，諸如環境保護、學術研究、提升教育等，
會不會變得毫無意義？ ◢◢

【因為愛，所以重視】
這意味著我們關心人類未來的最強有力的理由，取決於我們現有的依戀與保守觀念，以及維持自己所珍視的事物的傾向，而不取決於單純善的道德義務。後代與我們這一代間存在著一種互惠關係，能為我們此刻的許多行動賦予意義；而我們此刻的許多行動也能確保後代生存的可能性，或是擁有更好的生存環境。

◤◤ 如果花時間好好思考後代對自己的意義，
是不是就更能好好對待我們眼前的世界？ ◢◢

【回歸自我】
薛富勒的觀點不是要求我們去抑制或發揚對後代的關注，而是藉由探討「為什麼要擔心下一代？」這個問題的本質，了解自身如何思考生活中的時間維度與價值認知；對於諸如氣候變遷、環境保護等許多跨世代的議題，也能提供另一種的切入與判斷的觀點。

山謬‧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
紐約大學哲學系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當代道德暨政治哲學家。著作嘗試解決倫理理論的核心問題，探討的各式主題包括平等、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寬容、恐怖主義、移民、傳統和個人關係的道德意義等。

譯者簡介
邱振訓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研究專長為倫理學、道德心理學。譯有《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窮查理年鑑》、《衝浪板上的哲學家》、《尼采會怎麼做》等書。

▌專文導讀
邱振訓│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專業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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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世代的關懷（或者說是愛）說起來似乎非常直覺，但其實要仔細闡明並不容易。愛這種直觀理由，其實並不只是出於我們對自身血脈傳承的盲目眷戀，而是出於對整體人類存續的在乎。更何況，我們當前的許多活動之所以有價值、有意義，也正是因為這些活動、計畫、項目、事業的根本價值，有一部分就根植於未來世代的存在與接納。更進一步說，倘若我們會愛惜、珍視某些人事物的這種現象再也沒有未來世代繼續傳承而消滅，光是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令我們消沉痛苦，這就證明了評價活動本身的意義，也足以成為在乎未來世代的理由。
──邱振訓│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專業譯者

為何要為後代操心？
▌邱振訓（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專業譯者）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西班牙巴塞隆納宣告聖家堂高達一百三十八公尺的聖母塔封頂完成，並於十二月九日在聖母塔塔尖上點亮十二芒星，完成了封頂祝聖儀式。這座教堂從一八八二年開始興建，至今已經一百四十年，一手設計教堂模樣的建築師高第也早已作古多年。我看著這則新聞報導，正感嘆著不知高第若能見到這一幕該有多感動，就在這個時候，聯經出版的編輯來信問我願不願意幫《未來關我什麼事？》寫篇導讀？我二話不說，一口答應。
山繆．薛富勒教授任教於紐約大學哲學系，一九八二年首部著作《反對結果主義》（The Rejection of Consequentialism）就一鳴驚人，隨後更陸續出版《人的道德》（Human Morality）、《界限與忠誠》（Boundaries and Allegiances）、《平等與傳統》（Equality and Tradition）等書，而最新的這本《未來關我什麼事？》則可以說是繼先前《我們為何期待來生？》（Death and Afterlife）後的又一力作。猶太裔出身的薛富勒教授十分關注社群傳統與道德之間千絲萬縷的緊密連結，更擅長就近取譬，以生動活潑的思想實驗直指人人心中的保守面向，在崇尚功利、講求效益，只問結果、不擇手段的這時代裡，點出真正深植人心的永恆渴求。
在《我們為何期待來生？》中，薛富勒借用小說《人類之子》中的情境來設想一個思想實驗：假設你確知儘管自己能夠安享天年，但在你過世三十天後，地球將因遭受巨大的小行星撞擊而徹底毀滅，那麼你對於自己現在所從事進行的種種活動、計畫、事業，會不會有任何態度轉變？儘管這個情境純屬想像，但薛富勒從對這個情境的思索中，整理出我們一般人面對這情境的態度變化具有三個重要面向：非經驗論的面向、非結果論的面向，以及保守的面向。這表示我們未必要實際體驗這種情境也會對這想像於心不忍，而且不管這情境究竟是否會產生最佳結果，我們都會有些抗拒與不悅；更重要的是，這情境顯示出我們對某些人事物的依賴眷戀，會強烈到我們期盼能夠永久保存、維繫這些人事物。
薛富勒從這三個重要面向細膩分析，指出我們真正該在乎重視的其實是以人類整體為考量的「群體來生」。接續《我們為何期待來生？》一書談我們如何看待死亡的論點，薛富勒在《未來關我什麼事？》中將重點轉移到闡述我們與未來世代之間互賴互存的緊密關聯。
薛富勒在第一章開宗明義就直指我們在整體思維上的一項重大缺陷：儘管我們如今對於全球化、全球整合等領域的思索及合作上已經有了顯著進展與成果，但是在時間向度上卻缺乏同樣包容古人、涵蓋後代的思考，更遑論具體作為。以氣候變遷議題為例，各國在制定排碳相關政策的時候，應當考慮到這些政策會影響到接下來尚未存在的未來世代，但是我們卻往往侷限於自身所處的這個時代，以我們所在的時代為考量依據，難以衡量在當下尚未出現的將來人口究竟該在決定政策時佔多少份量。我們自然而然會抱持的這種不對稱態度，使薛富勒放棄以效益主義或正義原則為構想理論的根據，試圖在歷來思路的侷限外另闢蹊徑，找出我們之所以應該為未來世代操心的價值理由，也就是接下來兩章〈愛與利益〉和〈評價與互惠〉的主要內容。
對於未來世代的關懷（或者說是愛）說起來似乎非常直覺，但其實要仔細闡明並不容易。薛富勒再次利用《我們為何期待來生？》中所舉的思想實驗來指出愛這種直觀理由，其實並不只是出於我們對自身血脈傳承的盲目眷戀，而是出於對整體人類存續的在乎。更何況，我們當前的許多活動之所以有價值、有意義，也正是因為這些活動、計畫、項目、事業的根本價值，有一部分就根植於未來世代的存在與接納。更進一步說，倘若我們會愛惜、珍視某些人事物的這種現象再也沒有未來世代繼續傳承而消滅，光是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令我們消沉痛苦，這就證明了評價活動本身的意義，也足以成為在乎未來世代的理由。
這四大理由中最複雜的是薛富勒所稱的「互惠理由」，既然我們與後代之間有著時空不對稱的關係，如何能夠彼此「互惠」？薛富勒說，這裡的關鍵不僅在於我們與未來世代實際上在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更是在於我們將這份互相依賴的關係當作彼此合作的行動理由。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會願意為後代子子孫孫多設想一些、多採取一些考慮到他們福祉的行動。
點明了我們應當為後代操心的四大理由後，在第四章與第五章中，薛富勒更細膩地抽絲剝繭，分析他所列舉的這些理由確實為真。這裡尤其可以看出薛富勒一貫的保守主義立場，特別著重在我們身而為人自然會有的保守傾向上加以剖析，並且論證這種觀點所提供關懷後代的理由有別於依據某種特殊人口價值判準構想所訴諸的關懷理由。
不過，說到保守主義，薛富勒所採取的保守主義並不是一般指稱在政治方面的保守主義，也不是重視既有事物勝過其他事物的立場，而是根據對人性的觀察，接受我們會對自己所珍視的事物抱持著一份關懷在意，不願它們損傷毀壞。由此而論，薛富勒對於應當替未來世代操心所提出的理由，可以說是一份保守主義的宣言：儘管我們在各方面難免囿於當下時空，但是我們確實有許多好理由關心未來的世世代代。
這本書的底稿根據的是薛富勒教授在牛津大學上廣講座（Uehiro Lecture）的三篇演講講稿，並參考了來賓問答修改擴充而成。但凡這類連續幾日的學術講座，來賓問答時間的機辯交鋒往往是與會者最感興趣的部分，不僅能夠從其他人的問題裡察覺自己在聆聽演講中未必留心的思辨角度，也能從演講者的思考回答中斟酌衡量這番理論學說的長短優劣。雖然將這些問答環節形諸文字時不免略失臨場口手並用的風采，但讀者諸君在每讀一章之間仍不妨暫停半日，略加思考方才所讀章節中所提出的論證理據是否能令自己信服。若有疑問，亦可提筆記下，等待明日繼續讀了次章或全書讀畢後，再重新檢視自己先前所想到的這些問題是否有了滿意解答，或是仍然有待商榷。市面上的哲學書籍多以介紹性內容為主，雖然多半號稱鼓勵思辨，但是真正像本書這樣可以彼此攻錯的作品實在罕見。
為文之際，正值國內舉辦公民投票之時，新聞報章、社群網站、廣播電視鎮日大談核四、藻礁議題，正反立場各家名嘴紛紛都說此次一役於未來影響如何如何。對照聖家堂建造已歷經一百多年，但要到整體完工，仍須不少時日。我不禁心生喟嘆：若是大家都看了這本書，都願意多想想我們有什麼樣的理由替後代操心，是不是就更能好好對待我們眼前的世界，更能好好處理手上的事務呢？
這也許是文人的一片癡心，但是我僅以這片癡心來翻譯這本值得各位一讀的好書。

導讀│為何要為後代操心？／邱振訓
誌謝

第一章 時代本位主義及其不滿
第二章 操心的理由：利益與愛
第三章 操心的理由：珍視與互惠
第四章 依附與價值論
第五章 保守主義、時代偏見及未來世代

參考書目
索引

第一章：時代本位主義及其不滿
在這本書裡，我想用一種開闊思辨的精神，來探討我們對待未來世代的態度。若我的說法過於抽象複雜，希望各位能夠見諒。我想思索的問題很大、很困難，但是也很重要，甚至很急迫，可是我不覺得哲學家對這些問題盡了該盡的注意。
除了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一派的保守主義份子以及某些宗教傳統的追隨者之外，大部分活在當代自由社會中的人在思考後續世世代代的人類時，都欠缺一套豐富的評價根據。我們沒有一套關於人類延續意義的精緻觀念，也沒有關於盼望將來所能實現價值的完整想法，更沒仔細發展過為了後代考量或顧及未來世代而指引自身活動的規範。這種大略的說法要排除掉大家對於後代的命運——主要就是自己的孩子跟孫輩——所懷抱的希望或恐懼，但是這些希望或恐懼通常也只是相當粗淺模糊的印象，往往就是一種希望子孫過得好、擔心他們過不好的一般慾望而已。除此之外，也有許多人對於目前的生活方式對未來世代造成的衝擊隱約感到不安，公眾人物更是會行禮如儀地宣示高呼我們應該要對後代負責。這些宣示有的擺明是投機取巧，但就算真的是肺腑之言，也很少明明白白地說清楚這些所謂的責任究竟指的是什麼。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對人類未來的評價討論就和對於人類過去的評價討論一樣乏善可陳。也許向來就是如此，而且近來也有不少學術風氣不再帶著敬意或崇拜來看待先人，不再認為他們立下了我們賦予其忠誠或是榮譽的理想標準。我認為這些學術風氣包括了傾向個人主義與宗教懷疑主義的風氣，再加上對於文化多元性的日漸讚許，卻同時對民族與種族組織的道德模糊性倍感不安。這些風氣破壞了以往我們認為歷史具備規範意義的概念，但是我們卻還沒能發展出另一套概念和態度能夠取代這些遭拋開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對自身所處以外的其他時代的思考方式，以及對於自己所居以外地區的思考方式是一種有意思的對照。「全球化」與「全球整合」都在我們這時代最流行的字眼之列，大家都知道，科技的發展急遽地增加了全球交通與通訊的便利性，跨國界的社會與經濟互動也因而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而這又對許多人如何理解社會與自身地位造成了無遠弗屆的影響，也帶來了與日俱增的壓力，逼得大家必須發展與建構規範全球交通、通訊、貿易、金融等方面的跨國規範與機構。所以無論學界內、外，都迅速燃起了對於例如世界主義、全球正義、人權、國際法等「全球化規範」主題的興趣。
話雖如此，儘管我們在空間上愈來愈緊密結合，但是在時間上卻愈來愈受侷限、愈來愈深植於我們的這個時代裡、愈來愈不能透過豐富的價值與規範體系來看待自己與前人以及後代之間的關係。我們談了許多的全球整合與國際整合，卻很少想到時代整合與世代整合；我們愈來愈察覺到世界上不同地區人民的多元性串聯，但是對於不同世代之間的連結感，和一些重視祖先、後代以及世系傳承等概念的傳統社會相比，卻是愈來愈弱。
到目前為止，我都是在大膽地說著我們在想什麼、我們的態度與信念，這樣肆無忌憚地使用第一人稱複數來談，可能會令某些讀者認為我偷懶或自大，只是把坐在安樂椅中的幻想偷天換日、當成是普世真理罷了。不過我之所以用「我們」這稱呼，並不是出於放諸四海皆準的念頭；我在說我們的態度時，並非暗示這些態度就是每個人的態度，也不是預設那就是讀者的態度。事實上，我用第一人稱複數的方式來談，是為了表明我並非僅僅只是在描述我自己獨有的態度，而是試著刻畫出一些信念的類型，希望讀者會接受這確實就是當代思想與論述中常見的傾向（儘管未必普世皆然）。另一方面，我之所以使用第一人稱複數的談法，意在強調我提到這些思考模式有些缺陷或張力時，並未打算將自己撇除在批評之列以外。
我所描述的態度轉變並不是發生在一朝一夕之間。七十幾年前，T‧S‧艾略特（T. S. Eliot）就談到當時正興起一種他所謂新的「本土主義」（provincialism）：「這不是空間性的本土主義，而是時間性的本土主義。」 艾略特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而他在談到時間性本土主義時，最關切的問題是他見到當時社會上對於過去價值與標準的不當評價。不過，引起他關切的那些態度，也可能是一種普通現象的症狀，我稱這種現象為時代本位主義（Temporal Parochialism），包括了我們對於過去以及對於未來的這兩種態度。
我們很自然就會好奇，為什麼地理空間上的本位主義日趨萎縮之際，時代本位主義卻逐漸抬頭？答案乍看之下似乎一目瞭然。我先前提過，這幾十年來，全球交通、通訊、經濟活動急遽成長，而方興未艾的世界主義則是對這些事實的一大回應；不過，在時間方面卻沒有可相提並論的發展。想當然耳，跨越不同時代交通、通訊或經濟交換並未增加；再說，有許多人已不再抱持著過去的傳統信念，不再接受過去對於世代之間聯繫的想法。我們找不出可信的說法讓人看重對自己與祖先和後代的關係，讓人認為世代之間是彼此緊密結合的一體。由此來看，我們在空間上愈來愈趨向世界主義，在時代方面卻愈來愈走上本位主義，倒不是太令人意外的事。 這種分歧的傾向可能有個共同原因，畢竟這兩者都是受到現代科學興起而產生的：從一方面來說，科學使得世界各地人民的彼此關聯快速成長，促進了發展地理世界主義的傾向；相對於此，科學也破解了許多神話與故事，而這些神話與故事卻是在傳統社會中世代之間彼此相連的信念之所繫。
不過，我們會有這種分歧態度也還有其他值得考慮的可能解釋， 其中一種解釋涉及到時間形上學的信念變遷。說不定我們對時間的想法，已經從前人那種「永恆主義者」（eternalists）變成了「現在主義者」（presentists）；說不定他們相信過去與未來的事物和時間都與現在的事物與時間同樣真實不虛，但是我們卻只相信唯有現在的事物與時間存在。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雖然在地理上愈來愈傾向世界主義，卻也愈來愈擁護時代本位主義。當然，這種信念變遷本身也需要解釋，在許多人看來，既然這種信念改變得不到現代科學所支持，就更是需要好好說明。 有人會很理所當然地說，假如我們比前人更願意接受現在主義，那是因為我們已經不再抱持著那種讓前人覺得自己與祖先和後代彼此相連的傳統信念了。可是如果這種說法沒錯，那我們所謂在時間形上學中的信念變遷，就不是解釋為什麼時代本位主義日益盛行的理由，反而成了得靠它來解釋的項目了。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則是訴諸我們對自由的理解已經不同了。根據這種說法，我們現代人愈來愈重視的，是能夠追求當前的目標、試圖滿足當前慾望的那種自由，這會讓我們厭惡來自祖先與後代——活在過去與未來的那些人——以及來自我們現在無法接受的傳統所提出的要求。 而這種只看重現在的自由概念，也可以相容於我們應將自由範圍延伸至全球而非僅限於國內的政治制度觀念。因此，就算我們的確有些接受某種時代本位主義的理由，這些理由卻未必要反對地理世界主義。當然了，對這種說法同樣可以再想想是誰來當解釋項，又是誰成了被解釋項。說不定日漸蓬勃的時代本位主義能夠解釋我們為何對只看現在的自由概念愈來愈看重，而非相反的情況。不過，我們對自由的理解有所轉變，確實是一種可能的解釋原因。
還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政治原因。就我的觀察，地理世界主義的興盛不僅是一種道德進展，也是政治與制度的一大躍進。世界各地的人都處在同一套全球政治之中，在這座論述競技場裡，各種論證彼此辯駁、各家利益相互競爭，政策屢經爭辯，行動方不得不察覺自身行動對他人的影響及其可能的反應。就我們在地理空間上愈來愈世界化這件事來看，這多少意味著全球政治也正在擴張。全球政治愈來愈全面、愈來愈包山包海，制度上也愈來愈複雜抽象。 當然，這些進展都十分複雜，而且也容有不同的詮釋。但是，無論如何詮釋，總會與時代問題形成強烈對比，畢竟世上現在既沒有任何跨時代政治，也不可能出現這種東西。我們既不會、也無法參與其他時代的人類所共享的那套政治，過去和未來世代也同樣無法在我們的政治中替自己的利益發聲。這並不是說某個世代無法影響後續世代的政治生活，這種影響無孔不入，也因而引起傑佛遜式的反駁看法，反對讓前人的亡者之手緊攫著活人不放。這裡的關鍵其實在於我們無法與生存時代和我們並不重疊的世代共同爭辯、思考與議論，在這種意義下，我們和他們並未共享同一套政治。除非我們選擇站在他們的立場替他們說話，否則他們干預不了我們的政治辯論與思考。再說，對我們同時代的人愈是包容，就可能對其他時代的人愈不包容，因為那些不同時代的人得與同時代的人一起競爭我們所能提供的有限時間、注意力與資源。這話如果沒錯，那就難怪地理世界主義愈是日漸蓬勃，時代本位主義就更會甚囂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