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口述自傳（簡體書）

“電影皇后”胡蝶口述實錄。

20世紀中國影史上，胡蝶無疑是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其成名之早、聲譽之高、享譽時間之長，在同期電影明星中鮮有人可比肩，堪稱明星中的明星。她從影40年，主演了90余部電影，幾度在觀眾公開投票選舉中被推舉為“電影皇后”。

胡蝶不僅僅是一個電影明星，還代表著一個時代和文化。她經歷了中國默片到有聲電影的迭代，對電影表演藝術規律有著超越於時代的早慧和自覺；兼具傳統與現代女性的美德，褪去明星光環依然可以過上平凡篤定的家庭生活；有著堅定的獨立人格，不屈從權錢和虛榮，拋棄教條和偏見……自亂世中走來，胡蝶的幾次重要人生節點均與歷史大事件緊密相連。傳聞中與張學良共舞、與戴笠情感糾葛等，書中均做了響應。從一人身上可窺時代氣象。

《胡蝶口述自傳》為其存世的自傳體回憶錄，自童年講起，至晚年隱歸加拿大，細致回顧了波折卻也壯闊的人生路。

胡蝶（1908 -1989），原名胡瑞華，籍貫廣東鶴山，出生於上海，中國20世紀優秀的電影演員之一，中國位“電影皇后”。電影代表作有《秋扇怨》《火燒紅蓮寺》《姊妹花》《啼笑因緣》等。

劉慧琴，祖籍廣東臺山，生於上海，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先後供職於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1980年起移居加拿大。海外華人女作家。曾任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會長，現任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顧問、執行委員。與晚年的胡蝶為至交，為其整理、撰寫回憶錄。

“電影皇后”胡蝶口述實錄

多張私人珍藏照片首度公開

打開塵封已久的美麗往事

還原傳奇跌宕的璀璨一生

落落大方，一洗兒女之態。

——張恨水

胡蝶的表情自然是有她一派的；她以沉著自然見長，足見修養程度之深。

——梅蘭芳

寫在《胡蝶回憶錄》再版前 劉慧琴

《胡蝶回憶錄》早的出現是在1985年8月31日，那一天，臺灣《聯合報》開始連載，其後世界各地《聯合報》旗下的《世界日報》也

同時連載，至1986年秋連載完畢，同年12月，臺灣聯合報社集合成書由聯經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版簡體字內部版，1988年6月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計劃出版簡體版，胡蝶還給時任總編塗光群先生寫了熱情洋溢的信，對該書在大陸出版表示由衷的感謝，並向新老觀眾致意問候。可惜1989年書寄到加拿大時，胡蝶已離世。

1988年，胡蝶將她保存的一部分照片和資料交給我，她當時認為已出版的“回憶錄”還有所欠缺，希望將來再版時能夠補充。雖然歷經戰亂、遷徙、逃亡，她還是保存了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可以作為歷史的佐證。根據她留下的資料、我和她的談話記錄，盡可能查證了能找到的有關信息，也為了對故友的承諾，2019年，我重新對1986年出版的《胡蝶回憶錄》作了增補、正誤，希望能為胡蝶的一生畫出一條清晰的脈絡。是為她，也是為她生活過的年代，中國電影開拓時期的艱辛留下一份記憶。

胡蝶1908年農歷2月21日出生在上海，父胡少貢，母呂氏。出生時取名“寶娟”，學名“胡瑞華”，她以藝名“胡蝶”聞名於世，但在正式文件中，均用“胡寶娟”，婚後用“潘胡寶娟”，晚年就用“潘寶娟”。胡蝶家庭小康，又是獨女，衣食無憂，她的姑父的兄長是民國首任總理、政治家、外交家唐紹儀①。按照她母親和姑母的設想，她們是要將她培養成大家閨秀，在上層社會覓得佳婿，走她姑母的道路。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胡蝶從少年時代起就養成了一種矜持的性格，雍容華貴的氣質，這種性格和氣質是她一生的定格。她待人親切但不流於親密，隨和但不失分寸。她周旋於上層社會，落落大方，應對自如。仰慕者眾，但她有她的底線，既不得罪人，又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張恨水對她有過一段頗為中肯的評語，說她“落落大方，一洗兒女之態，性格深沉，機警爽利。十之五六若寶釵，十之二三若襲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胡蝶童年和少年時期隨著父親工作的變動南來北往，這種生活造就了她有較強的適應能力，能隨遇而安。為了能更快地交到小朋友，融入當地的生活，童年的她就善於模仿不同地域人們的方言，她會粵語、滬語和一口幾可亂真的京片子，婚後跟著潘有聲學會了閩語，她一說閩語，連福建人都能把她認作老鄉。

胡蝶後來對我說，因為自小跟隨父親南來北往，小地方看皮影戲就是的娛樂，有時不免學著皮影戲裡的人物，自編自演自得其樂。對於這種娛樂的情有獨鐘，朦朧中在幼年的胡蝶心中生根，成了對表演藝術的愛好和追求。就看她在16歲報考中華電影學校那場臨場考試，考官陳壽蔭出了個“奶奶急病送醫院”的考題，16歲的胡蝶當即淚下如雨，急跑得幾乎摔跤，極其逼真。接著考官馬上說：“傻孩子，奶奶只是一時氣悶暈倒，不是什麼大病！”胡蝶當即破涕為笑，做出抱住奶奶的動作，其反應之快、之自然，令在場考官為之折服。那時她還只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天真少女啊！成功固然是她的天賦加上她自己的努力，但不能不說和她出生成長的環境，和她的性格有著極大的關聯。

她是那個年代少有的受過專業訓練的演員。雖然中華電影學校學期只是半年，但辦校的是一班在歐美經過正規學習，又有志於開拓中國電影事業的留學生，課程的設置很是完備。從她遺留的書報雜志中，有一部分是有關國外電影演員的報道，演員演出的心得和技巧，或是談論歐美電影狀況，從中可以看出，胡蝶也很注意各國電影事業的發展，汲取他國演員的經驗、技巧，提高自己的文藝修養。

在處世為人方面，她服從導演的指導，也會在同事之間調和矛盾，獲得了“乖小囡”“好人”的美名，她是一個沒有挨過脾氣暴躁的張石川導演責罵的演員。她對“天一”邵醉翁所持的電影方針並不認同，但她不會像阮玲玉那樣急於另謀出路，而是忍耐，等待時機，順時順勢離開“天一”轉入“明星”，不得罪人。她做人的原則是不論對人還是對自己都要留有余地。1958年潘有聲去世，1959年，她復出影壇時，已徐娘半老，離開影壇也有十年之久，雖然已不再適於演年輕的角色，但演藝、人情俱在。她很快就獲得前身為“天一”，後在香港發展為邵氏影片公司的片約，並根據自己的年齡，適時改變自己的戲路，才又再創下晚年的輝煌。這在更新疾速、人才輩出的影界並不

多見。

她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位代表中國電影界出訪海外的演員，三十年代和她同時代的女演員，在演技上，和她不相上下的演員大有人在，如代電影皇后張織云、悲劇聖手阮玲玉，她們都是名重一時的演員。若論演技，在某些方面，阮玲玉似乎比胡蝶更顯精湛。阮玲玉的悲劇氣質和她自小出身環境的艱苦有關，也和她的性格有關。她性格直率，她一覺得在“明星”不得志，很快就轉入“聯華”。阮玲玉雖只留下28部主演的電影，卻是精品居多。胡蝶和阮玲玉相比，兩人性格迥異，胡蝶矜持、堅韌、似柔實剛，她能承受命運給予她的坎坷。唐紹儀這樣的家庭社交圈造就了她雍容華貴的氣質，所以她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影藝圈脫穎而出並非偶然。

當時在上海的電影觀眾有兩個群體，一個是屬於普羅大眾的，另一個是一群從歐美回來的留學生。後者側重觀看和借鑒歐美電影，如洪深、徐琥、汪煦昌、戈公振等人，也包括了教育界和其他行業的精英。胡蝶因為姑母的關係，也常常出入這個圈子的活動，她的文藝觀、氣質也多少受了影響。所以當莫斯科電影節主辦方向出身書香世家、曾遊歷歐美各國的著名記者戈公振咨詢有關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以及邀請哪位演員代表更為適宜時，戈公振毫不猶豫地推薦了胡蝶。作為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特別邀請的代表，胡蝶不必參與由幾個大影業制片公司的代表競選。其時，胡蝶已是紅遍神州大地，享譽東南亞的紅星，推薦她也是眾望所歸，她是整個代表團的演員代表。胡蝶也確實不負眾望，她在歐洲六國訪問落落大方，應對得體，展現了開拓時期中國電影的風彩。訪歐之行使胡蝶開闊了眼界，接觸了當時歐洲一些當紅的電影演員，考察了當時歐洲各國電影技術的發展，這使她的演藝又上一層樓。

胡蝶一生參演了不少電影，從默片到有聲片，從國語片到粵語片，但自我要求嚴格的她說，自己真正滿意的並不多。和她同時代的人，大都記得她主演的《火燒紅蓮寺》，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我想忘掉的一部電影。”她說，由於《火燒紅蓮寺》獲利甚豐，引得一班追名逐利之徒競相拍攝武俠片，甚至到了粗制濫造的地步。一時間武俠片泛濫成災，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從那時起她就認識到電影不僅是娛樂，也還有寓教於樂的社會責任。

早期的電影她比較滿意的，如由鄭正秋編導的《姊妹花》，已成為她的經典之作。其後為拍《鹽潮》，她親自到災區生活了一個時期，體驗了災民的困苦，演出也就比較成功。還有《狂流》《脂粉市場》等也都是她認為比較好的影片。她對黃子布（夏衍化名，她一直稱夏衍先生為黃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她認為明星公司是在黃先生等加入後才真正拍了一些有文藝價值、有水平的電影。

談到當年拍攝電影，夏衍先生在《懶尋舊夢錄》裡有一段話很有意思，他說當時電影公司“拍戲時用的還只是‘幕表’，沒有正式的電影劇本，……他們拍戲之前，先由導演向攝制組（當時也還沒有這個名詞）全體講一遍故事，所謂‘幕表’只不過是‘相逢’‘定情’‘離別’……之類的簡單說明，開拍之前，導演對演員提出簡單的表演要求，就可以開燈、搖動機器，而且很少NG，我真的佩服，他們的本事實在太大了。”① 由此可見，當年的演員有多麼不易，要演好一部戲，演員要付出多麼大的努力！而初創時期的中國電影之有電影劇本始於夏衍、錢杏邨、鄭伯奇（當時化名為黃子布、張鳳梧、席耐芳）以顧問身份參加明星電影公司後，《狂流》就是明星公司部有“電影文學劇本”的影片。②

1958年，潘有聲病逝。1959年她復出影壇，時已年過半百，所以後期的電影大多是演慈母型的角色，偏重於流浪兒童和兒童教育問題，反映了六十年代港臺的社會狀況。她主演的《後門》獲得第七屆亞洲電影節女主角獎。她退出影壇，移居加拿大溫哥華時帶了一部她主演的《母愛》拷貝，偶爾會在小範圍放映一下，回憶她那已遠去的歲月。

胡蝶的表演是中國電影史不可或缺的一頁，她的貢獻、她的演技至今仍為人稱頌。另一方面也很少有電影演員像她這樣在離世三十多年後仍有人談起她的往事，以及所謂的戴胡“情史”。我查閱過我所能找到的香港報紙雜志，詢問過臺灣文學界的朋友，也看過好幾位港臺文化人寫的有關胡蝶的傳記、港臺記者的訪問，均未見到有關胡蝶和戴笠的所謂“情史”。只有大陸書寫的幾部傳記和文章有寫，但近年來也有學者根據歷史資料查證指出所謂的“戴胡情史”屬於偽史①②。

這次我從胡蝶留下的歷史資料，查到1932年明星影片公司出版的一份特刊，事關上世紀三十年代，她被誣沈陽失守前夕曾與張學良共舞，引起全國民眾甚至學人鋪天蓋地的責難。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一時不察，激於義憤，發表了譴責張學良和胡蝶的《哀沈陽二首》。胡蝶所在的明星影片公司外景隊對演員有著嚴格的紀律約束，當時便登報公開聲明，辟謠，但悠悠眾口，不依不饒。年輕的胡蝶曾在1932年這份特刊上憤而寫下：

我總是這樣想，社會為什麼對待女子這樣刻薄呢，我是什麼待遇都遭受過，往往有許多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而人家是似乎千真萬確的那樣傳說著了。在這種待遇之下，可真不容易過。要是置諸不聞不問，會使得譏嘲之上又加了譏嘲，要是去辯正呢，我一千個事實似乎還抵不上人家半句謠言。好像什麼不應該做的事，全應該由女子做出來。就是你不曾做，硬說你做了，還不由你辯正。③

今天看來，雖然胡蝶已故去三十一年，這段話依然是對那些捕風捉影的臆造好的回答。來自大陸的我，也確曾為這種前後矛盾的傳言困惑過，我曾認真地詢問過胡蝶本人和戴笠是否有過感情糾葛，她很坦誠地說，這是她次聽到有人這樣當面問她，她既驚訝也不驚訝。不驚訝的是，這種以男女問題來吸引讀者觀眾的伎倆並不新鮮，當年林雪懷製造過類似的謠言來打擊她，這種人云亦云、嘩眾取寵的傳言又是為了什麼？胡蝶說，從1942年深秋全家離開香港，一路逃亡，經曲江，到桂林，過貴州，邊逃邊停，停停逃逃，天地之大，竟有無處可安生久住之感。就這樣，到達重慶已是1944年四五月。到達重慶後不久，就應邀參加《建國之路》的拍攝，並隨外景隊到桂林拍攝。偏又在此時，遭遇日軍對湘桂公路總攻擊，外景隊倉皇撤退，電影沒拍成不說，連全部攝影器材也丟失殆盡。外景隊夾在逃亡的人群中，歷盡千難萬苦，方於年底回到重慶，當年報上都有記載。

胡蝶真正在重慶的日子也就七八個月。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政府還都南京，外省人也紛紛打點還鄉。作為公眾人物，她出席公開活動，也從來沒有離開過公眾視線。這都是有跡可循，有報紙的報道可查。

在離開香港到達曲江，她婉謝了李漢魂將軍代表國民政府發給她的兩萬法幣贈款，她說：“當時杜月笙、谷正綱、孔祥熙乃至電影界的黃子布（夏衍）、司徒慧敏等人都是認識並有來往的，戴笠不過是其中一人，也並不是特別的一人，潘有聲在生意經營、為當時政府部門購買物資上和戴笠有往來而已。”她相信這些事實都是有據可查的。

胡蝶還說：“抗戰勝利後，大家紛紛還鄉，孔祥熙還曾表示可以資助我，我也婉謝了。我母親說過，能自己解決的就不要依賴他人，欠了別人的情，是要還的。”胡蝶說這番話時已沒有了年輕時如前所說的那樣憤慨，有的是歷經滄桑後的淡定與不屑。她相信歷史會還她以清白。雖然大部分書寫所謂的胡蝶被戴笠“霸占”，均對胡蝶懷著同情，但將謠言當成事實，即使是同情，也仍然是對胡蝶人格的傷害。我相信她的話是對的，現在不正有一些公正人士在做考證，指出沈醉的指證自相矛盾不可信嗎？這次回憶錄的再版，我聯繫到胡蝶的子女親屬，他們對此謠傳也頗感憤慨。一位曾在中國電影開拓時期做出過貢獻的演員，一位曾代表中國電影界出訪歐洲進行文化交流的使者，一位兢兢業業潔身自愛的女性應該受到人們的尊重和愛護。

1987年，我回國見到夏衍先生，我和他的女公子沈寧是多年摯友，我住在夏公家裡，猶如家人。夏公很關心胡蝶，頻頻詢問胡蝶在海外的生活起居，並提出請胡蝶回國定居。夏公說，胡蝶是個好人，為中國電影事業的開創和發展做出過貢獻。此後，作為胡蝶三十年代明星影片公司的老同事、時任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司徒慧敏，著名的中國電影演員王丹鳳都曾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她回國訪問。

我曾向胡蝶轉達了夏公誠摯邀請的盛情。我難得見到她如此激動，眼眶裡有淚水閃動。她撫著我的手，沉思良久後，懷著無限眷戀的心情說：“好是好，只是兒孫都在這裡，我已是個無用的老人，怎能再去增加國家的負擔。怕只是夢裡幾回尋，只能終老他鄉了。”我們相對無言，這種對故國的眷戀，流落他鄉的無奈，我們是共同的。

1988年7月，我曾在家裡後院設午餐會，邀請她和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的領事們相聚，也好讓她知道故國的絕大多數人對她的認同和尊重。當年出席茶聚的有副總領事侯清儒、顏慧民領事、蘭立俊領事（後來曾任駐加拿大大使）以及中國駐外公司的朋友們，胡蝶和他們一起共度了一個愉快的下午。這是我認識她以來，她次和來自大陸的那麼多朋友一起長時間的聚會，她和大家交談、用餐、合影，直至夕陽西下才盡歡而散。對中領館送給她的電影雜志和畫冊她都認真閱讀，並要我幫助她認識她不熟悉的簡體字，介紹大陸電影事業的發展。這份認真，這份對中國大陸影壇的關切，正是出自她那顆赤誠的“中國心”，她說她沒有機會再回到大陸了，但在這裡見到了大陸來的那麼多朋友，也算是部分了卻了她的心願。

她移居溫哥華後已謝絕了各種文化社團對她的邀請，但有她昔日的舊友如王丹鳳、龔秋霞、姚克，以及梅蘭芳的兒媳、梅葆玖的夫人林麗源女士等來訪，她還是會很高興見面，共話舊事。未能重返故國，她多少是帶著一絲遺憾離開這個世界的。

她的一生，年輕時有父母呵護、照料，為她遮風擋雨。林雪懷是她生命中出現的個男人，卻也是令她痛心的初戀。胡蝶是一個對感情認真的人，年輕的她曾珍惜過這段初戀，也曾試圖竭力維護這段感情，但兩人的人生觀、事業心背道而馳，直至林雪懷造謠誣陷，終使她憤而以法律手段解除婚約。她對我說初戀的失敗使得她感到演員不能在同行中尋覓伴侶，也使她一度不敢再交男友。

她和潘有聲經歷了多年的感情長跑方始喜結連理。我在她的遺物中還發現了一紙剪報，是發表在1935年11月23日報上的報道，是記者“箏”於潘胡結婚當日所寫，一紙已經發黃的舊剪報保存了半個多世紀，隨著她歷經戰亂、流離，從國內到海外，這本身就是一段凄美的故事。婚後，潘有聲對她憐惜、疼愛有加。潘有聲和她相濡以沫、有過安定幸福的日子，也共同經歷了抗戰時期的逃亡，二度到香港開創事業，始終相互扶持。有十年時間，她從影壇退出，和丈夫共進退，以她在影壇曾有的地位和聲譽，為她和潘有聲共同創建的興華實業製造廠有限公司在東南亞開辟市場，胡蝶還自任總經理，奔走於南洋各地參加展銷會，拓展業務，交際應酬，完全是一副女強人的架勢。她拍電影認真，在商場馳騁也同樣有聲有色。

潘有聲是她一生的愛，潘有聲的去世對她是一生中沉重的打擊，她喪失的不僅是精神和感情的支柱，也是經濟上的。那時胡蝶父母均已去世，兒女尚在求學，她說她一生從未那樣感到無助過。

後一個出現在她生命中的男士是朱坤芳。朱坤芳幾十年的暗戀令她感動，朱坤芳在經濟上多少也幫助她渡過了生活上的難關。養女已經獨立了，養子還小，從胡蝶留下的朱坤芳的信函中，可以看出朱坤芳對胡蝶養子，從生活到學業的細心安排與照顧。胡蝶對於朱坤芳有情，但止於友情，朱坤芳對她也很尊重。在他們共同相處不多的歲月中，她不完全依賴朱坤芳，在臺灣，她協助朱坤芳發展房地產事業。但她仍然以獨立的身份出現在影壇，參與社交應酬，保持自己一份獨立的尊嚴。我後來在溫哥華見到過朱坤芳，他們相互之間那種信任和尊重，已超越兒女私情的真摯友情令人感動。

1966年，在臺灣拍完《明月幾時圓》《塔裡的女人》後，胡蝶正式退出影壇。在得知朱坤芳妻兒已獲大陸批準來港團聚，她理智地退出了朱坤芳感情的生活。

1975年，已在加拿大定居的養子潘家榮將她接來溫哥華，溫哥華有她熟悉的香港朋友和喜愛她的香港觀眾。她的親家，香港書法家陳風子也早已在此定居。她的晚年，從生活到感情都是平靜的。加拿大的福利保證了她基本的生活需求，雖不富裕，但生活無憂，她每月還能從政府發放的有限的養老金中勻出部分給兒媳婦作為她生活費的

支出。

1946年年底，胡蝶應香港大中華影片公司之邀，赴香港主演《某夫人》一片，潘有聲原本就打算去香港發展，就此攜全家同行，她說她沒有想到就此遠離故土，再也沒能回到她出生成長成名的上海。她居住的公寓大樓就臨近太平洋內海，從她居住的25樓陽臺，可望見沒有盡頭的大海。一位加拿大地理學教授告訴我，溫哥華的地形就像一只攤開的手掌，指尖指向太平洋亞洲的方向。她在陽臺上眺望遠方時，該有多少往事的回憶涌上心頭。

1981年她由兒媳貝莉陪同回香港，迎回潘有聲的骨灰，安葬在她預購的雙穴吉地。

1989年3月23日，她在她家對面商場中風跌倒，沒能搶救過來，延至4月23日晚七時許，她平靜地閉上雙眼，告別人世。五天後，我在葬禮上見了她後一面，她穿著往常穿的淺藕色中式上衣，躺在鮮花環繞的棺木中。想起她訪歐歸來時，香港、上海盛大的歡迎場面、她的婚禮，以及她和潘有聲在南洋參加商業展銷會，人頭攢動的盛況。今日肅穆，只有至親好友參加的葬禮也許稍嫌簡樸。但她來溫哥華後就已褪盡鉛華。她說過：“人家說，看穿了人生就是戲，但在我看來，卻是用不著看穿，人生本來就是戲。”① 戲演完了，帷幕落下，演員退場。經歷過喧囂的繁華，走上過俗世的，也許晚年這份默默無聞的平靜，正是她所祈求的。

胡蝶走了，但卻永恒地留在了歷史的記憶裡。

2004年10月，定居在加拿大的著名藝術家、溫哥華美術館兼任總監鄭勝天教授，應德國慕尼黑斯托克美術館之邀，合作籌辦了一個大型展覽“上海摩登”，多方面介紹了1919—1945年上海的文化景觀。鄭勝天除了邀請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主任鄭洞天教授參與策劃，並撰寫《影像上海》外，還挑選了胡蝶私藏的照片展出，獲得好評。

旅法中國畫家高醇芳2004年在法國巴黎創辦了中國電影節，在2009年9月24日第四屆電影節上，舉辦了紀念胡蝶逝世二十周年回顧展，放映了《姊妹花》等六部影片。

2016年年初，在鄭勝天等熱心人士的策劃下，溫哥華美術館亞洲館舉行“花樣年華”籌款晚宴，展出了50幅胡蝶生前珍藏的照片。在此基礎上，鄭勝天和他的工作團隊又精選了205幅照片，回到中國北京和胡蝶出生、成長、成名的上海展出。這些照片“反映了影後一生的各個時期和各個方面，有的照片雖然逐漸褪色，但昔日影後的奪目光輝卻在我們眼前重新復活了”①。

藝術家鄭勝天教授是熱心於公益事業、推廣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使者、策劃人。感謝他的協助，為本書選登胡蝶私人珍藏的照片，並撰文《胡蝶的形象》，介紹胡蝶照片發現、展出的過程。這些照片從視覺上豐富了本書的敘述。

感謝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的專家李鎮先生，俯允將他為《蝶夢百年——影後胡蝶私人珍藏照片展》所寫的專文收入本書。

著名作家張翎女士、夏衍先生的女公子沈寧女士是我的摯友，正是她們的鼓勵和支持，才使我有信心在故紙堆裡，在和她的訪談筆記中，在記憶裡去搜尋、求證，努力完成這本回憶錄的再版工作。

當然更要感謝胡蝶的子女後人，慷慨同意使用文中所有的照片。作家出版社同仁對這本書出版的熱忱和認真，為《胡蝶回憶錄》② 的再版，畫上了完美的句號。

2020年8月30日於加拿大溫哥華

001 寫在《胡蝶回憶錄》再版前 劉慧琴

013 胡蝶的形象 鄭勝天

016 往事的回憶 胡蝶

從皮影戲到電影

002 奔波的童年

007 電影在中國的開始

009 中華電影學校

015 初上銀幕， 《戰功》配角

018 友聯影片公司

020 主演《秋扇怨》

“天一”的磨煉，“明星”的發展

026 天一影片公司

028 “天一”的磨煉，我看“天一”

032 早期中國電影創作的拓荒者——鄭正秋

037 “明星”創辦人之一——張石川

039 “明星”的財神爺——周劍云

041 由“天一”轉入“明星”

043 與阮玲玉合作拍《白云塔》

047 《火燒紅蓮寺》

051 在“明星”的前三年

053 會見好萊塢影星

056 奧斯卡金像獎二三事

迎接新時代

062 迎接新的時代

064 部有聲片——《歌女紅牡丹》

068 國產片上發音片的出現

070 主演第二部有聲片《自由之花》

074 外景隊北上

077 “明星”外景隊在北平

081 故都鄉情

085 梅蘭芳宴請外景隊

087 與諧星卓別林見面

089 電影《姊妹花》

092 《狂流》《脂粉市場》和龔稼農

094 “選後”與其他

考察在發展中的歐洲電影事業

098 參加莫斯科電影節

100 訪歐遠行的開始

106 梅蘭芳的“親傳弟子”

108 莫斯科的記憶

113 《姊妹花》在列寧格勒（聖彼得堡）公映

115 在莫斯科參觀

117 梅蘭芳譽滿莫斯科

119 莫斯科紅場

120 莫斯科漫步

122 列寧格勒（聖彼得堡）之行

125 海外驚聞阮玲玉謝世

127 暢遊柏林

131 參觀德國的電影制片公司

133 德國舉辦的國際電影會議

135 柏林見聞

141 《空谷蘭》在德國公演

143 訪問花都巴黎

149 巴黎的名勝古跡

155 訪問英國

167 在英國觀看熊式一先生改編的《王寶釧》

170 日內瓦

171 訪歐的後一站——義大利

175 回國了！

人生的拐點

182 悲喜交集的1935年

185 影片《劫後桃花》

190 《翡翠馬》和《兄弟行》

193 《女兒經》和《女權》

195 與潘有聲的婚事

198 《永遠的微笑》和明星公司的結束

201 父親辭世子流產

逃亡的日子

206 避居香港

207 張善琨和新華影業公司

210 1938—1942年的《胭脂淚》《絕代佳人》和《孔雀東南飛》

214 香港淪陷

216 逃離香港

218 避難曲江

220 奔向大後方

221 電影《建國之路》的拍攝

222 在重慶的日子

重慶—上海—香港

228 抗戰勝利，回到上海

230 抗戰勝利後的電影制片情況

235 再次遷居香港

239 重下銀海

243 話說李翰祥和他導演的《後門》

告別影壇

250 《明月幾時圓》和《塔裡的女人》，告別影壇

253 與姚克教授相逢於臺北

255 幾句行話，一點希望

移居加拿大溫哥華

260 新大陸的新居民

263 附錄一

曲闌覓芳蹤 舞蝶自不群

——寫在“蝶夢百年”胡蝶私人照片展前面 李鎮

275 附錄二

永遠的演員

——憶與胡蝶的一段忘年交 劉慧琴

295 附錄三

胡蝶年表

奔波的童年

像我們這一代人都是跨朝代的人，都曾做過“皇上”的子民。我是1908年3月23日（光緒三十四年農歷二月二十一日）出生在上海提籃橋怡和碼頭附近的一個什麼坊，名字記不起來了，現在也無處查問。一個坊可以有十來二十棟相連的房子，每棟房子，闊氣的住上一家，也可以住上好多家。這種式樣的“坊”據說今日的上海也還存在。一個坊其實也是一個小小的世界，各自在人生的舞臺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十年人事尚且幾更遷，更不用說數十年，又經歷了不同的朝代，可惜“房子”不會說話，也不曾留下記錄，否則也無需我在此追憶往事了。

1908年，也就是光緒三十四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駕崩”，再過幾年，清帝遜位，改號民國，結束了大清皇朝兩百余年的統治，也結束了中國綿延達數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我從呱呱墜地到牙牙學語，短短幾年就經歷了兩個朝代。每當談起我的生年，我母親必定說：“這丫頭就是老佛爺和皇上駕崩那年生的。”我也不知對我是褒是貶，總之，我也就此記住了我出生的年代和背景。

我祖籍是廣東省鶴山縣坡山水寨村，姑父是唐紹儀的弟弟，姑父母住在上海，也就把住在鶴山鄉下的父母親接到上海。靠著姑父的提攜，父親在京奉鐵路上當了總稽查，是個掛名的閑差。說是閑差，卻還是要到場應卯，所以全家也跟著父親長年累月奔波在京奉在線。這種生活雖不固定，卻也極有樂趣，使我接觸到各地的風土人情，對我以後從事電影工作不無幫助。

人們常說老年人容易忘記眼前的事，卻會清晰地記起年輕時的往事。確實如此，如今我還清楚記得火車一靠站，挎著筐子的小販就叫開了：“兩毛一只，又香又嫩的燒雞！”雞蛋呢？一塊大洋就可以買一大簍，所以也難怪九斤老太①大嘆今不如昔了。

我父親胡少貢為人寬厚，性格開朗，愛開玩笑。我覺得自己性格裡有很多酷似他的地方，也幸虧是這種開朗的性格幫助我度過了人生的坎坷。我是獨女，沒有兄弟姐妹，父親對我異常寵愛，我年幼時體弱多病，總不肯好好吃飯。為了引起我的食欲，父親買了各式各樣彩繪的瓷器，每幅彩繪都有一個故事；當然這些故事不外乎是些才子佳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的，但經過父親繪聲繪色的描述，我聽來格外入耳，不知不覺就會比往常多吃了飯，父親高興得不得了。買古董買瓷器成了他的愛好，而我也漸漸地喜歡上瓷器，從欣賞到收藏。

母親呂氏出生在封建的大家庭，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禮教家庭，沒有受過太多教育，僅粗通文字，但她很懂得處世為人。她慈祥但嚴格，從不因為我是獨女而對我有所驕縱。回顧自己的一生，在待人接物方面受了她很大的影響。她常教育我：“你要別人待你好，首先你要待人好。”她沒能說出長篇的大道理，但這句含有哲理、樸實無華的話使我一生受用。當我步入影壇，小有成就時，她又告誡我：“凡事不要爭先，要退後一步，勤勤懇懇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所以，後來在拍電影時，我總是服從導演的指導，主角也好，配角也罷，我總是盡我的能力去揣摩、領會，讓自己進入角色，發揮自己的才能，演好分配給我的角色。這種“盡責”的天性倒是從小養成的。我母親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即使在抗日戰爭的逃亡、顛沛流離的歲月中也從未分離，戰後我和有聲、孩子去香港發展，她因年事已高，不願再隨我奔波，就留在上海，後在上海病逝。我的父母都葬在上海郊區閔行的長安公墓，後來因這個地區開發，需要遷葬，原來墳塋已亂，各家撿拾了些骸骨就算是先人的骸骨。反正是人葬我父，我葬人父，都是先人骸骨，同屬炎黃子孫，也不必計較了。

雖有父母的寵愛，但獨女的生活仍然是寂寞的，父親在鐵路上工作，長年累月奔波在鐵路在線，搬家是家常便飯，好在除了細軟是自己的，其余家具都由公家借用，經常的搬遷使我缺少固定的童年伙伴，常常是剛和小伙伴玩熟，就又該依依不舍地告別了。為了適應環境，為了能在新的環境中很快找到新的小朋友，幼年的我常常喜歡模仿當地人的口音，留神聽他們說話，也許是童年生活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使我對語音很為敏感，這種敏感也就帶來我以後職業上的便利。

8歲那年，全家在天津住了將近一年，那時我堂妹胡珊、堂弟業培住在我家裡，生活一下子熱鬧了好多，受我影響，胡珊後來也進了電影界，在三十年代也拍了不少片子。她後來也隨兒女移民來加拿大，住在首都渥太華，不時也能見上一面。

在天津時，我和胡珊就讀於天主教聖公學堂。天主教學校的校規較嚴，白襯衫、黑裙子，上課都得規規矩矩地坐著聽課，不得隨意言笑。只有到下課放學，走出校門，我和胡珊就像兩只飛出鳥籠的鳥兒，嬉笑奔跑，踢毽子，跳繩，盡情瘋玩，玩夠了，一個銅板買一個大肉包子或是買一大堆天津良鄉糖炒栗子，再花一個銅板就可以叫輛黃包車回家。少年不識愁滋味，那段日子真是一段黃金歲月。

這個時期家庭生活中一件大事就是父親納妾，這件事倒不是父親的意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母親很受封建舊禮教的影響，因為自生我後，母親再也沒有生育，所以在母親堅持之下，父親納了妾。庶母高秀貞（我叫她小媽）是位旗人，貴族後代，過門以後，生下四子一女，妻妾之間，我和弟妹之間都相處得很好。小媽的母親，我也尊稱她為姥姥。我從影以後，母親就讓她跟著我，照料我的生活，我的一口京白，多數是從她那裡學來的。也可能因此，坊間有傳言說我是旗人。

我9歲那年，父親辭去這份不大不小的京官，全家回到了廣東，但多數日子還是住在廣州市區，進了培道學校，和我同學的有後來著名的聲樂家伍伯就。當年培道學校的學生，後來移居加拿大的人數也不少。溫哥華還有培道同學會的組織，我自然是老的校友了。

我在廣州度過了整個少年時期，也幸好有這段歲月，才使我這個在上海出生的廣東人還能撿回一口較純正的粵語，不致在以後拍粵語片時出丑。

鶴山是我的故鄉，逢年過節也隨父親回鄉祭祖，記得那時女性是不準進祠堂的，據說也不上宗譜。但以後我成名了，卻又破例有姓有名地列入宗譜。由此可見男女之不平等，婦女之被歧視，皆因舊思想總認為婦女是無能的，當婦女一旦在這個社會顯示出自身的力量時，連森嚴的禮教也都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