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文化領導權：上海大眾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6）

系列名：三聯學術文庫
ISBN13：9789620448966
替代書名：State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hanghai's Mass Culture (1949-1966)
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
作者：肖文明
出版日：2022/03/01
裝訂／頁數：精裝／496頁
規格：22cm*15cm*3cm (高/寬/厚)
版次：初
關鍵字：國家與文化領導權：上海大眾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6）、國家、文化、領導、領導權、上海、海大、大眾、社會、社會主義、主義、改造、 1949、 1966、 State、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hanghai、 Mass、 Culture、中國政黨、香港三聯書店、肖文明、中文書、社會人文、政治/法律/軍事、政治、政黨、香港出版品、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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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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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三聯學術文庫」之一種。作者將國家理論與文化社會學相融匯，聚焦於上海大世界遊樂場於1949至1966年間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個案，論述了新中國國家建設與文化領導權塑造的進程。1949至1966年之間是新中國的創建時期，這一時期所建立起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關係的模式對此後影響深遠，今日的官方的文化機構建制也基本是於這一時期所確立，要理解「後四十年」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關係，有必要回溯至這一時期。

本書上篇為相對宏觀的經驗研究部分，主要是以上海為個案，討論國家建設與文化領導權建設的一密切交織；下篇則聚焦於上海大世界遊樂場這一具體的文化娛樂機構，從而在更微觀的層面來展示這些大眾文娛機構是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文化改造的，以及其歷史後果為何。在這一過程中，我們處處可看到國家的身影，看到這些微觀的文娛機構的變遷如何與國家建設的歷程息息相關。

本書是較為罕見的基於第一手的歷史檔案資料的社會學研究，彌補了現有研究對新中國的國家與大眾文化之關係分析的不足。面對歷史檔案分明的複雜性，作者做出的批判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審慎與嚴謹的。細讀這部著作，有助於讀者認識到更為真實的新中國初期國家能力的狀況，理解「國家觸角的限度」，進而超越極權主義模式所留下的一些刻板印象。

作者簡介

肖文明，江西吉安人。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獲管理學學士、法學（社會學）碩士與哲學（社會學）博士，曾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短期訪學。現為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文化社會學、社會理論以及中國的現代轉型研究。在《社會學研究》、《開放時代》以及Modern Asian Studies等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並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國家博士後基金等科研項目多項。

名人/編輯推薦

真正基於第一手的歷史檔案資料的社會學研究仍並不多見，肖文明的《國家與文化領導權：上海大眾文化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6）》當屬這少數之列。該書基於非常扎實的歷史檔案資料，論述流暢可讀，分析也很有見地。不僅於此，該書展現了作者深厚的理論功底和開闊的視野，特別是作者將文化社會學與國家理論予以融會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能夠將歷史敘述與理論努力恰當地整合在一起。此外，該書所聚焦的這一歷史時段以及文化領導權的議題，對於任何關心現代中國文化變遷以及國家建設的人而言，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很期待該書能夠早日出版，並相信其對社會學、政治學與當代中國史等領域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周飛舟教授

這部書稿所涉的內容及作者的筆調與三聯的出版風格相當吻合：厚重的史料故事，規範合乎邏輯的推演，以及不失清新的簡潔文筆。該書通過對檔案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在國家—社會關係的理論視角下講述了1949-1966年間上海進行社會主義文化改造的歷史故事，呈現了毛澤東時代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領域的關係。……這是一部耐讀且不失學術水準的好書稿，特作極力推薦！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周怡教授

序

本書源自筆者多年來對中國文化變遷的關注。錢穆先生曾被形容為「一生為故國招魂」，而其歷史背景自然是中國固有文化一定程度上成為「遊魂」。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成為「遊魂」，而此「遊魂」是否可「魂兮歸來」，這些都是引人深思的問題。如果借用余英時先生關於「內在理路」與「外在機緣」的區分，那麼社會學對於文化變遷的分析，毋寧更偏向「外在機緣」的一面。從社會學的視野來審視文化變遷，我們會發現，文化在現代社會所面對的獨特處境，是盧曼（Niklas Luhmann）所說的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具有自主性的諸社會系統的興起與擴張，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即政治系統（以國家為最樞紐的組織）與經濟系統（以市場為基本機制）。儘管傳統社會中的文化決不是停滯不動，但現代社會的到來顯然使得文化變遷的速度和範圍變得更快和更大，而現代國家與市場的興起是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力量。因此，對於社會學者而言，對現代國家與市場的細緻分析與理解，是分析文化變遷的必要前提。這在新中國史的語境下是尤為適用的。

事實上，如果要對過去七十年中國的大眾文化發展尋找一種「中國模式」或者「中國特色」，則其最鮮明的特點即在於國家對大眾文化領域積極而全面的介入。對於新中國七十年的歷史，人們往往以1979年為分界線而分之為「前三十年」和「後四十年」。對於「前三十年」國家與大眾文化的關係，一句「八億人民八部戲」，似乎就以大結局的方式定格了人們對它的認知，凸顯了國家對文化生產的極為有力的宰制。對「後四十年」而言，國家已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逐漸收縮其對大眾文化領域的控制範圍，但國家對大眾文化的積極介入仍然是清晰可見的。這表現在國家雄心勃勃地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努力，通過國家的大量投資和政府自上而下的督導來建設和強化基層的文化機構（文化館、文化站等），而在文化生產方面，也持續地以「五個一工程」、大眾電影百花獎等活動來鼓勵比較貼近官方價值立場的文化產品的生產，並透過在市場上佔優勢的國有媒體進行傳播。

雖說這是有心人顯而易見之事實，但現有研究對新中國的國家與大眾文化之關係的分析仍顯得不足。有學者針對當下頗為興旺的關於中國農村的研究指出，「這些研究中一個比較共同的特點是對於國家或政府權力的討論不夠深入。國家權力在這些研究中被作為前提條件出現，或者作為一個模糊混沌的龐然大物來對待。」這一評價也同樣適用於大眾文化的研究領域。本書正是從國家的視角來審視新中國的國家與大眾文化的關係。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書將研究的時段限制在新中國成立至文革爆發這一期間，也就是1949至1966年之間。之所以選擇這一時段，是因為這是新中國的創建時期，這一時期所建立起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關係的模式對此後影響深遠，我們今日所看到的官方的文化機構建制（上自文化部下至鄉村的文化站）也基本是於這一時期所確立，要理解「後四十年」的國家與大眾文化關係，有必要回溯至這一時期。

這一時期不僅是我們當下文化走向的歷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提供了極佳的機會來分析現代國家如何影響了文化發展的軌跡。在一「政治掛帥」的年代，我們可以暫時擱置對經濟系統的關注（這不意味著完全不顧，也不意味著它不重要），而聚焦於現代國家對於文化之塑造。為了理解這一國家與大眾文化之關係，我們有必要將其置於歷史與現代性的視野下加以審視。

從歷史的視野來看，誠如鄒讜所言，由於古代中國政治、社會和政治秩序是一體的，所以清帝國的崩潰以及與此同時出現的西方列強的入侵，其導致的就不僅是政治秩序的危機，同時也是文化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危機，這就帶來了中國的全面危機（total crisis）。為了應對這場全面危機，就需要一次全面的革命，也就是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當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全面危機的格局可以說告一段落，但全面的革命仍然在推進。其深層次的原因在於，一種穩固的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及其相互關係仍有待確定。在現有的研究中，我們對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似乎傾注了更多的關注，而對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過程與機制（特別是大眾文化領域中的變遷）仍缺乏足夠的瞭解。

為了推進這種文化革命，在大眾文化領域，新中國延續其在延安革命根據地的遺產，要將民國時期主要基於市場的大眾文化模式轉化為主要由國家計劃與動員的群眾文化模式，這一歷史進程是通過社會主義文化改造來予以推進的，這是非常巨大的變化，也是本書的重點關注所在。群眾文化是指由社會主義國家所推動的面向廣大群眾的（業餘）文化活動，它同時承擔了政策宣傳和民眾教育的功能。這有別於主要基於市場機制的大眾文化模式，大眾文化並不必然不具有民眾教育的功能，但這並非其目標。大眾文化模式是基於文娛市場的供需機制，在利潤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由私營的文娛場所與演藝團體發展起來的。群眾文化模式並不全然擯棄市場機制，但其發展方向與模式為社會主義國家所主導，其目標是「寓教於樂」，主要承擔政策宣傳和民眾教育的職責。正因此，推動群眾文化發展的主要為公營的文娛場所與演藝團體，後者雖然有一定的盈利需求，但此並非首要任務。群眾文化的運作主要基於國家的相關文化管理機構的計劃化運營。在此社會主義文化改造過程中，新舊文化的交替所引發的張力、妥協和衝突，國家在其間的角色、組織運作、機制、後果及導致此後果的種種因素，是筆者特別有興趣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