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中國歷史回顧與前瞻。擺脫西方唯我獨尊的話語體系，建構中國傳統土地上的現代發展新願想（簡體書）

寫在前面

這是一本為中國青年學者們寫的書。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從反思美國的中國研究談起呢？

回顧1960年代至今三代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學術演變，影響最大的理論和問題意識一般都和深層的意識形態密不可分，每一代的共識如此，每一代的主要分歧也如此。美國的中國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多來自關乎切身利益的問題，或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動。那樣的學術大多從一個主導概念出發，堆積一些“經驗證據”，甚至濫用或幹脆杜撰虛偽的經驗證據，來支撐其前提概念。對一名立志求真的青年學術研究者來說，最大的挑戰是要清楚地認識到其背後的意識形態，不僅是其所設定為出發點的前提概念，也是其所包含的深層的思維習慣。對其真正的認識和理解，需要掌握各大理論流派的異同及其與意識形態的關聯，那樣才可能對其進行判斷和反思，才有可能認識到其與歷史實際之間的契合與背離，才有可能作出求真的思考和學術探索。

在筆者自身的經歷中，大致走過了以下的幾個主要認識階段。首先是認識到，不可盲目接納影響最大或最時髦的理論或問題意識。做研究需要扎根於真實的經驗證據和實際的運作，才能繞開意識形態的屏障而逐步認識到實際。研究中國尤其如此，因為相對西方理論而言，中國的實際是充滿與理論建構不相符的悖論的。

我們要對西方理論有充分的認識和反思，不僅要認識到其背後的意識形態，還要認識到其背後的強烈依賴演繹邏輯而趨向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將真實單一面化和理想化的思維習慣。這樣，才能更清晰地認識到現代西方自身的兩面實際。它既包含崇高的理念也包含丑惡的帝國主義實際，既有洞見也有虛偽的建構。看不到這種兩面性，便很容易陷入理想化的自我建構和辯護之中，忽視其真實的另一面。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對西方資本主義丑惡面最具洞察力的一個理論傳統。新近(最近幾十年流行的)的後現代主義也有一定的洞見，尤其在關於現代西方的科學主義認識論及其唯我獨尊的理論和話語體系方面。

面對這樣的實際，筆者所逐步形成和采用的研究進路是從翔實可靠的經驗證據出發，將所有理論問題化，區別其洞見與偏差，為的是要符合實際地概括、洞察歷史真實。因此，筆者提出了“實踐社會科學”的設想，強調依據實際運作，而後借助與各大流派的不同理論的對話，來建構新穎的“中層”(即可以論證的)理論概括。

再後來，筆者還認識到，如此對中國的悖論性和西方的兩面化的真實認識，雖然更貼近歷史實際，但還不足以超越僅是對過去的回顧的局限。學術研究還需要帶有一定的前瞻思想，不是借其來歪曲真實，而是借其來對善與惡的實踐作出辨別，並避免將一些理論所選定的前提價值錯誤地認作“科學”或絕對真理而將之強加於他人。明確表達道德理念的目的在於真實地告訴讀者自己的選擇，並借其來替代假科學的意識形態化的前提設定，據此來真正超越西方理論，達到能夠探尋綜合與超越二元對立的認識。那樣，才能再邁出一步，做出既真實又帶有前瞻性的學術，既能更精準地認識過去，也能夠提出超越性的前瞻願想的學術。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筆者以為這一切僅是筆者一己的掙扎和探索，不一定對其他人有幫助，而且，由於上述研究進路的相當部分是在美國學術環境中形成的，對中國讀者來說會有一定的隔閡。但是，經過最近15年來全力投入中國的學術環境，並為(來自全國的)中國青年研究生們開辦一年一屆關於上述問題的課程之後，筆者方才真正認識到，自己至為關心的問題——西方的理論和中國的實際間的關聯——其實也是中國改革期間的新一代的學者們所面對的至為關鍵的問題。多年來，筆者接觸到眾多優秀的研究生和青年學者，通過他們認識到，他們面對的核心問題其實正是西方的“主流”理論與中國實際之間的差距和背離。在當前高校的各院系中，占據主流地位和影響力的乃是西方(英美)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義理論與意識形態，而研究生們所受到的教育其實常常要比筆者在美國所接觸到的更主流化和單一化，幾乎完全將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學術理論當作典範和科學、當作學科的權威、當作真實。但是，在最具備真實感和求真理念的優秀的研究生們之中，不少人會感到其所學的理論並不符合，或不足以認識自己所知道或感覺到的中國實際。但這些學生，在目前的西式學科化的強大潮流之下，絕大多數只能無奈地跟著潮流走。其中，有的“識時務”的學生更是學會了怎樣憑借最時髦和漂亮的“理論”或方法在這股潮流中獲得認可，滿足在“核心刊物”發表文章的要求，順利畢業和就職。但其中，最好的、最具真實感的學生們，內心中仍然會充滿懷疑，甚至痛苦。越有自知之明的學生、越具有真正的學術理念和真實感的學生們越如此。

這是筆者這些年來撰寫一系列理論和方法方面的反思性文章的主要原因，並先後出版了兩本這方面的書，也是這本新書以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回顧與總結性反思文章作為切入點的原因。我相信，大部分青年學者會看到此文和本書所提的問題與他們至為關心的問題的相關性。筆者之所以要將自身經歷的波折和探索在這本書中比較詳細、具體、清晰地表達出來，正是希望能夠對新一代的中國青年學者有一定的幫助。讀者可以從本書看到，面對上述的問題，筆者在自己60年的學術生涯中是怎樣走過來的，經歷的認識步驟是怎樣從懷疑到探索求真，到對不同理論傳統的認識和反思，到區別真偽見解，再到追求綜合與超越，以及有意識地采納崇高的、明確的道德理念來指導自己的學術探索的。

筆者深信，自己60年來所面對的各種困惑和追求，不僅與中國新一代的學者們一致，其實還是近代以來中國所面對的根本問題的一種個人化縮影。在中國近現代史中，西方毋庸說既是可惡的帝國主義敵人，也是被仰慕的發展典範。正因為如此，面對西方，中國長期以來不可避免地經歷了比較強烈的從過度極端的全面拒絕到全面接納的擺動，先是一層層地盡可能將西方的影響限定於中國的核心傳統之外，“五四”以來則是完全接納西方(“全盤西化”)，而後在革命和建國時期拒絕西方，改革以來則又再返回到大規模引進、模仿西方的道路，直到最近的一二十年，方才逐步形成創造性、綜合性和超越性的視野及趨向。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個別學者的演變動向其實也是國家和人民所經歷的歷史過程。這是筆者會構思這樣一本書的基本原因和目的。當然，也等於是對筆者學術生涯的演變歷程和動力的一個總結。

本書和筆者過去的兩本理論與方法著作有一定的不同。過去出版的第一本聚焦於“經驗與理論”的關聯問題，突出中國經驗相對一般理論的“悖論性”，強調理論需要扎根於經驗實際，借助與多種不同的理論傳統對話來構建一些新穎的“中層”(即可以論證的，區別於不可論證的宏大的)概括(理論)，但它們主要是回顧性的歷史概括。第二本則將“經驗”進一步更為精準地落實到相對理論而言的“實踐”上，同樣強調憑借實踐和實際運作來建構適用於中國的、不同於一般西方理論的概括，更明確地提出了“實踐社會科學”的學術大方向和設想。作為研究的主要關注維度，“實踐”的概括之所以優於“經驗”，是因為它非常明確和有意識地超越“主觀”與“客觀”、“意志”與“結構”、“唯心”與“唯物”、“特殊”與“普適”等大部分西方理論所慣常使用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一如布迪厄，也包括啟蒙大師康德，更包括毛澤東的論析，實踐幾乎必然是由上述諸多二元間的互動所決定和產生的，不可簡化為單一元來認識和思考。此書還初步作了一些關於超越性的前瞻道德理念的探討。

——選自黃宗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中國歷史回顧與前瞻》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4月

導　論　

第一章　我們的問題意識: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反思

第二章　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　

第三章　國家與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華北與江南地區的百年回顧與展望　

第四章　國有企業與中國發展經驗:“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第五章　重新思考“第三領域”:中國古今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

第六章　國家·社會·市場:關於中西國力現代化路徑不同的思考　

第七章　新綜合性視野與遠瞻性願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投行　

第八章　探尋沒有金融股市霸權的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兼及振興中國鄉村問題　

第九章　中國鄉村振興:歷史回顧與前瞻願想　

第十章　民主主義與群眾主義之間:中國的人民與國家關係的歷史回顧與前瞻願想　

代後記　再論內卷化與去內卷化　

人名索引

美國戰後的中國研究

一、“共產主義中國”vs.“中國”

我在華盛頓大學(位於西雅圖，以下簡稱“華大”)讀研的時候(1960年—1966年)，中國研究的大問題是怎樣理解“共產主義中國”。許多漢學家進入中國研究領域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愛好和認同，尤其是對(精英階層的)“大傳統”，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明顯拒絕了那個傳統而擁抱了馬列(共產)主義，並且是在“冷戰”的大環境中作出了那樣的選擇。研究中國的學者該怎樣來應對兩者間的巨大分歧？一個是“可愛的”，另一個是“可恨的”；一個是對美國友好的(蔣介石的)臺灣當局（雖然是軟弱的），另一個是與美國敵對的共產主義中國。那些深層的矛盾在當時的具體體現是美國是否該承認共產主義的中國並支持其進入聯合國(拒絕蔣介石的臺灣當局)，還是像美國的右翼政見(被朝鮮戰爭進一步激化和擴大)主張的那樣，仍然支持其盟友國民黨和蔣介石及其在聯合國的位置？

在華大，當時的主要“右翼”中國研究中心，答案主要來自該研究所的所長泰勒(George Taylor)和副所長麥克爾(Franz Michael)，他們堅持“共產主義”是外在於中國文化的，是外部環境影響、“強加”於中國的。泰勒和麥克爾主要在他們的教科書《現代世界中的遠東》中宣揚這個意見。\[Michael and Taylor，1964(1956)：412，423，430，432\]筆者對當時為他們的課程當助教的經歷記憶猶新。

當然，華大的“遠東和俄國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的所作所為並不僅止於此。它同時還集合了當時的一些優秀的中國研究學者(包括來自中國的華裔學者)來從事有實質性內容和價值的研究，而其中的一位主要學者便是(筆者的導師)蕭公權(Kungchuan Hsiao)老師，他無論在什麼樣的標準下都是世界級的學者。研究所的學術成果包括張仲禮關於中國“士紳”階層的兩卷本、蕭公權關於19世紀國家對農村的控制的大部頭研究(其實是一項奠基性研究，更像一本參考書而不是意識形態化的著作)，以及麥格爾和張仲禮的《太平天國叛亂：歷史與文件》兩卷本。它們都是重要的學術貢獻。

華大中國研究的另一維度是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他當時每年從哥倫比亞大學來華大工作一個學期和從事其“東方專制主義”研究。與華大的其他教員不同，他不是一位中國文化的愛好者，其學術動力主要來自對心目中的所謂“極權”的憎恨。華大的敵對方是費正清在哈佛的比較開明和沒有華大那麼“右”的中心。他們的主要著作是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興起》，它與華大的觀點對立，論證了“毛主義”的中國特徵。對史華慈來說，“中國的共產主義”主要把原來的主體是在工業世界的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重新理解並適用於中國的農民社會和農民革命。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因此並不是一個由莫斯科控制的運動，而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逐步獨立於莫斯科的革命運動。他的論點被表述為共產主義的“中國化”而被引用於哈佛的教科書《東亞：現代的大轉型》和《美國與中國》之中。

對這個(美國的)“中國問題”的關心無疑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的核心。雖然如此，仍然有不少比較純粹的學術著作，而且雙方都致力於提高其學術水平，擴大和深化其圖書館藏書，以及培養新一代受過更好語言訓練(中文和日文)的青年學者，而又同時相互競爭試圖獲取更多的“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以及基金會等的研究機構資助和研究生的外語學習和實地研究獎學金資助。

上述的“中國問題”不僅比較明顯地影響了以上的那些中國研究，也不那麼明顯地影響了其他的研究。譬如，在中國的“士紳”階層方面，華大的主要論點是，其基礎主要寓於其所承擔的處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中介功能，而不是像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設定的那樣，是基於“生產資料”(土地)的占有的“統治階級”。那是一個和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主要源自治水功能相契合的論點，也是一個認同於中國士大夫階層、“學者官員”和大傳統的漢學家們所歡迎的論點。而且，它是一個具有一定實質性經驗證據的論點，雖然它並沒有能夠證實土地占有並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