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尋蹤記（簡體書）

關於《四庫全書》在歷史上的文化價值，周積明先生在其專著《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一書中給出了相當高的總結：“《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修書工程，它歷時十五年之久，集中四千余人，共收錄圖書三千五百零三種，計七萬九千余卷，三萬六千余冊。如果把《四庫全書》原抄本的二百三十萬張書頁逐頁相接，可以繞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其宏大氣象足以與萬裡長城與京杭大運河相媲美。稱它為‘東方文化的金字塔’，應是當之無愧。”
《四庫全書》的空前不僅在於體量上的巨大，更重要的是，該書的編纂直接推動了乾嘉樸學派的開創與興盛。黃愛平的專著《四庫全書纂修研究》認為：“《四庫全書》的纂修，又進而確立了漢學在清代學術界的主導地位，有力地推動了考據學的發展。”而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乃是由於四庫館臣中有著多位重要的實學大家，正如洪亮吉在《邵學士家傳》中所言：“乾隆之初，海宇義平已百余年，鴻偉瑰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征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邵晉涵）與戴君（震）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於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於惠君（棟）則讀其書，於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趨實學矣。”
除了洪亮吉提到的邵晉涵與戴震，歷任四庫館管理層者達三百六十人之多，其中有許多學術大家，而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崇尚漢學的，正如姚瑩在《復黃又園書》中的總結：“自四庫館啟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至有稱頌宋、元、明以來儒者，則相與誹笑。”雖然姚瑩所言不無揶揄之意，但四庫館確如後世學者所言，成為漢學家的大本營，為此黃愛平在其專著中總結道：“由於統治者的優容提倡以及《四庫全書》開館的影響，漢學上升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學術並很快占據了學術界的主導地位，從而使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考證、輯佚的研究成為一時風氣，幾至‘家家許鄭，人人賈馬’，考據學迅速發展到全盛階段，形成獨具特色的乾嘉學風，影響到後世一代又一代的學者。”
就編纂性質而言，乾隆皇帝實乃這部大叢書的真正操縱人，關於他為什麼要編一部如此空前規模的大書，陳垣先生在《<四庫全書編纂小史>批注》中認為《四庫全書》者，清高宗所搜集之一大叢書也。《四庫全書》之搜集，由何原因而起？其原因約有三端：即一因明末書籍散佚，二因高宗好學，三因當時文運勃興。“然而《四庫全書》既保存了大量的歷史典籍，同時也禁毀了許多典籍，顧頡剛在給郭伯恭所撰《四庫全書纂修考》所作序言中首先夸贊了《四庫全書》宏富若海：“海匯百川，綱舉條貫，萃四千余年之文化，以成歷代典籍之大觀，甚盛事也。”同時他又指出乾隆借修書而毀書，給書籍史造成了空前厄運：“惟其寓禁於征，故錮蔽摧殘靡所不至，其淪為灰燼者又不知幾千萬卷也。試盱衡《四庫》所入，忌諱略攖，即予點竄，刪削更易，多失厥真。夫其禁者則散焉佚焉，其采者又殘焉訛焉，書之厄運，豈非秦火而降一大事乎！”
修書的同時進行毀書，不知算不算是乾隆的一大發明，這場活動持續了二十年之久，其間所毀之書的數量，郭伯恭在其專著中稱“十余年中所銷毀之總數，當在十萬部左右”，而黃愛平則認為“即在長達十九年的禁書活動中，全部禁毀書籍達三千一百多種，十五萬部以上”，而這裡面還不包括銷毀的八萬多塊書板。可見，《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場文化盛事，同時也是一場巨大的文化浩劫。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成為中國出版史甚至世界出版史上的一項壯舉，故郭伯恭在其專著的自序中總結道：“《四庫》卷帙之富，集中國古來典籍之大成。論其完備，雖未盡包羅古今一切載籍，然當清代中葉，凡無背正學之典冊，幾全薈萃於斯，則固事實也。”
《四庫全書》總計抄錄了七部，在後來的歲月中，這七部大書有著各自顛沛流離的經歷，保存至今者，約其總數之一半。而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我認為《四庫全書》足可以視為600年來紫禁城中所編纂的最重要典籍的代表，理應讓人們再次予以關注。因為《四庫全書》的重要性，後世許多學者都對其方方面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然從未有人將與《四庫全書》有關的歷史遺跡進行系統的考察探訪，故而我決定以尋訪的方式來紀念這場毀譽參半的重大文化工程。
我對於《四庫全書》的尋訪有兩條主線，一是以人為目標，對與四庫有關的歷史人物遺跡進行尋訪。遺憾的是，雖然涉及《四庫全書》的重要人物有幾百位之多，但能尋得遺跡者卻甚寥寥，很多重要的名人遺跡消失得無影無蹤，比如為四庫編纂獻書最多的“四大家”之一的汪啟淑，我找不到任何與他有關的歷史遺跡，這樣的結局總令我感到遺憾。但這樣的尋訪也有令人欣慰之處，比如我找到了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中的劉統勛、於敏中遺跡，副總裁中的曹文埴、劉墉、董誥、金簡遺跡，《四庫全書》總纂官原本有三位，除孫士毅無痕跡外，紀昀和陸錫熊的故居均已尋得。協勘總目官中我尋到了劉權之和任大椿的故居遺址，纂修官中找到了邵晉涵、周永年、戴震、翁方綱、朱筠等人的遺跡，而總閱官中則找到了竇光鼐。故整體而言，可以說尋訪到了各類職務中的代表人物。
但是遺憾無處不在，有些重要人物未能尋得遺跡，比如正總裁中的永珞、永璇、永理，他們對四庫全書館的協調起到了重要作用。還有一些重要人物雖尋得了歷史遺跡，我卻已將他們的資料寫入了其他書中，比如正總裁中的裘日修，副總裁中的曹秀先，纂修官中的姚鼐等，這些人為《四庫全書》的纂修同樣做出過貢獻，我猶豫再三，為避免重復，還是暫時在此書中將他們放棄，這樣的遺憾只能等待未來發現新的遺址後再親自尋訪，加以增補。
我的另一條尋訪路線則是探訪當年庋藏《四庫全書》的七座藏書閣，這些藏書閣有的完好保留至今，也有一些毀於戰火，我則想辦法訪得了當年舊址所在，以此紀念。在後來的戰爭階段，有些書被輾轉多地以避戰火，我則想辦法尋找到當年的藏書之所，然後親身探訪。對於這些大書如今保存下來的部分，以及當年的藏書之所，我都盡可能找到原址並親睹原書，但遺憾的是，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原書，雖到其門卻未能親睹其貌。這樣的遺憾不知何時才能夠得以彌補。
在尋訪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師友的幫助，他們給我提供的便利，我分別寫入了每一篇文中，以不掠人之美，並表達對他們的感激；同時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出版僅是階段性成果，希望今後能夠再找到更多與四庫有關的遺跡，以便使得本書得到進一步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