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與中西文化的碰撞(精)（簡體書）

◎儒家文化因何在晚清陷入困境，而晚清的士大夫究竟如何認識西方世界，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為什麼中國傳統士大夫在近代以來一直擁有矛盾的心態？造成這種心態的原因是什麼？

◎本書從近代中國正統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認識心理與社會心理三個層面展開分析，檢視他們對於異質文化的排斥態度、保守和少數先覺者內心的苦悶與壓抑。

《儒家文化的困境》是蕭功秦先生的代表作、成名作。近代以來，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侵擾、戰爭，先後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整體來說，鹹豐之後，士大夫才逐步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並在不斷認知西方世界的過程中成長、發展起來，由此有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但其中也充滿了矛盾，所以也就有了天津教案和庚子國變，而這恰恰是士大夫儒家文化的固有心態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不可避免的挫折。蕭功秦先生深刻探討了這個過程，本書所揭示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值得後世子孫警醒、警惕。

序言

19 世紀中葉以後，儒家文化有史以來次面臨另一種更強有力的外部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戰，此後半個世紀，中國就一步步地陷入到了近代民族危機之中，這種危機是如此的深刻而緊迫，數代人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如此的慘重。這些早已經是人們從近代歷史中熟知的內容。

但從兩種文化碰撞與衝突的角度來看，人們自然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作為傳統儒家文化的主要體現者，中國近代的正統士大夫是怎樣認識、理解和對待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他們為什麼不能成功地應付西方文化的挑戰？他們應付過程的種種失敗，對民族危機的形成與發展，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披閱近代史料的時候，人們往往會不時地發現一些離奇而又發人深省的現象。例如，為什麼像王閔運這樣的近代大學者，在甲午戰爭失敗的冷酷現實面前，竟會發出鐵甲船和洋砲是「至拙至愚之器」的迂腐言論？為什麼同治時代、光緒時代的大多數士大夫，對於鴉片流毒可以熟視無睹，聽之任之，一聞修造鐵路，便會憤憤然群起攻之，以致一些造好的鐵路不得不加以拆毀，成為英國婦孺飯後茶餘的笑料？為什麼士大夫官紳們，可以對關稅、領事裁判權拱手讓人而不以為恥，反而對洋人公使覲見同治皇帝時應否行三跪九叩之禮爭論不休？為什麼保守的清議派迂腐虛驕的大言高論，在光緒時代竟會甚囂塵上，被朝野人士交口稱讚，而像郭嵩燾、曾紀澤這些以清醒目光看待國際現實的、不辱國命的、外交家，反而被社會輿論指斥為“漢姦大佞”，成為孤獨的受壓抑的人？為什麼他們對執迷不悟的士大夫的譴責，在茫茫人海中，只不過是黑暗中微弱的吶喊，並一個個鬱鬱而終？為什麼那些頑強地恪守儒家正統原則的「翼教」者們，一個個都成了近代史上的保守派，而任何一種面對現實的變通的、清醒的判斷，卻又不得不面臨悖離正統儒學原則的風險，甚至導致變通者本身內心的沉重心理壓力？為什麼連那位洋槍隊長戈登，也竟會說出這樣一句令人深省的話：“中國人是一個奇怪的民族，他們對一切改革都很冷漠。”

中國近代正統士大夫，幾乎佔了士大夫的大多數。他們中的不少人面對西方的侵凌，並不乏有保國保種的社會使命感，也似乎並不乏有對西方侵略者的憤慨和仇視，然而，他們的應戰措施，在鴉片戰爭以後的大半在一個世紀裡，為什麼總是不能得到有效的結果，為什麼總是一連串的失敗的歷史紀錄？

大清帝國的命運和權力，是由皇帝、太后與官紳士大夫階級共同主宰的。這些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本身又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於是，我們自然地，也必須把觀察的著眼點，放在近代儒家文化在應付外在文化衝擊時所表現的反應態度以及適應力上。

概括地說，本書的主題是，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種在西方挑戰面前進行自我更新的內在機制，難以實現從傳統觀念向近代觀念的歷史轉變，從而只能繼續以傳統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陳舊的認知思考框架，來被動地處理種種事態和危局。換言之，在19 世紀後半期這樣一個國際時代，人們仍然習慣用傳統的排斥旁門左道的方式，來實現民族自衛的目標。由於觀念與現實的嚴重悖離，使近代儒家文化陷入自身難以擺脫的困境。

本書從近代中國正統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認識心理與社會心理三個層次上展開分析；將檢視中國正統士大夫對異質文化的排斥態度是在什麼歷史地理環境中形成並強化起來的。這種態度又如何延續到了近代，在應付西方文化挑戰的方式上產生了哪些嚴重的負面影響？

本書也將分析，近代正統士大夫在理性層次上，透過什麼樣的認識思考機制，把對西方文化的深拒固斥，邏輯地論證為合理的。

此外，在西方侵略和民族危機深化的刺激下，正統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與認識心理的交互作用又如何激發起一股虛驕的國粹主義的排外思潮。這種強而有力的排外思潮，不僅使中國的近代化和民族自衛過程遭到嚴重的挫折，同時也構成了近代維新運動失敗的社會思潮背景。

由於本書研究的課題具有文化史與社會思潮史的邊緣性質，筆者將藉助於認識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的某些概念工具與方法。在某種意義上，本書正是運用一些邊緣學科的方法來理解複雜的歷史文化現象的一個粗淺嘗試。

「人不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的這句名言，無疑包含著這樣一個真理：一切皆在變化，逝去的東西不會重新出現。然而，我們卻常常發現，當人們採用與歷史上類似的方法來應付與歷史上相類似的事變的時候，逝去的歷史又往往會以類似方式重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往往會不自覺地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對歷史的反思，永遠是那些走向未來的人們富於激情的、無法抑制的思維追求。當人們承載著自己的社會使命來重新觀察歷史的時候，正如一位青年朋友所說的——歷史學則變成了一門萬古常新的學問。

【目錄】

章近代中西文化衝突的歷史背景/001

華夏文化圈與外部世界/001

中央集權與華夷秩序/009

拒絕向天子跪拜的蠻夷/022

一個深深沉睡的古老民族/031

第二章正統士大夫是怎樣認知西方事物的/039

研究士大夫群體認識心理的意義/039

認識心理學中的兩種機制/042

中國傳統概念思維的三個特點/045

強制性附會：認知西方事物的途徑/049

評估西學的價值尺度：來自聖學的投影/056

觀念與現實的悖離/060

第三章一位清朝公使眼中的西洋文明/071

身處異域的國粹派/071

為什麼中國士大夫不必講求西學/077

豪商大賈居宅中的書香世家子弟/082

傳統文化心理與思考方式之間的相互強化關係/092

第四章洋務派的危機意識/097

從憂鬱感到危機感/097

危機意識與避害反應/ 101

洋務派與明治維新派：對西方挑戰的不同態度/ 110

兩難的抉擇/ 119

第五章對洋務思潮的反動：憤怒的清議派的崛起/ 125

保守的清議派對洋務窳敗現象的反思/ 128

應付心理困境的新途徑：文飾作用與曲解作用/ 139

正統派士大夫的遷怒心理及其表現/ 147

消極心理防禦戰術的畸變趨勢/ 152

清議派與天津教案：不祥的先兆/ 155

第六章國粹主義的後一戰

——幻覺中的勝利與現實的悲劇/ 167

在苦難與屈辱中激發的幻想/ 168

「天神下凡」鼓舞著憤怒的勇士們/ 174

國粹派士大夫「頗冀神怪」的社會心理/ 177

在權力之塔的：滿朝心醉的人們/ 182

庚子國變：千古未有的奇聞/ 187

一個古老文化的近代悲劇/ 193

結束語/ 197

跋/202

附錄一追求思想者的坦蕩之樂/203

附錄二中國人如何煥發文化自信/210

後記/227

【試讀章節】

一個古老文化的近代悲劇

在結束本章以前，我們還有必要回顧南方各省士大夫官紳們在庚子國難中表觀的一般社會心態。

人們或許會回憶起，在歐洲近代史上，當法國人在前線被德國人戰敗時，後方的法國人曾充滿激情地繪製前線戰場上法軍潰敗場面的圖畫，掛在法國城市街頭，用這種方法去刺激民眾的恥辱感，以激發同胞們奮起復仇雪恥的愛國熱情。然而，在1900 年庚子國難後的中國南方各省，人們看到的恰恰是正好相反的情況。當八國聯軍早已長驅直入，北京已經淪陷一個月，京津、直隸廣大地區的民眾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時候，當北方一片片廢墟令人慘不忍睹的時候，在南京、蘇州、杭州這樣一些名城大埠的街頭巷尾，人們卻在興高采烈地盛傳「義和團大勝，洋兵大敗」的「喜訊」（在當時，這些都市離上海也不過一二日的路程）。一位寧波大紳竟大繪戰勝示意圖分贈親友，以示慶賀。某一縣的訓導官竟偽造朝廷宣布戰勝的聖旨。在南方各城中，人們仍在奔走相告：「洋人入京，遇火砲轟死達數萬人！」「洋人戰死者屍體堆了滿滿兩船！」「洋人逃命生還者僅數百人！ 」「洋兵敗退到天津，懸上白旗請求投降，端王載漪與協辦大學士剛毅還不允許！…」

1900年8月進入皇宮的八國聯軍官兵在乾清宮內

正因為消息的閉塞，恰恰真實地反映出一種奇特而又普遍的社會群體心理——“徒欲尊己而卑人，喜榮而惡辱”，對勝利“喜訊”的渴望強於了解事實真相的渴望。這種幾乎滲透於苦難深重的中國民眾和士大夫官紳中的國民心理，在鴉片戰爭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中，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便在中國人的心中滋長起來。在庚子國難時期，它有著登峰造極的表現，即使到了後來，它的生命力在國民深層意識中並沒有完全消失。

當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處於迅猛變化了的國際交往時代，由於落後和作繭自縛而遭到種種欺凌和苦難的時候，當這個民族的社會精英們以幻想中的國粹主義勝利和“精神勝利法”，來作為擺脫苦難的基本手段的時候，其結果，就必然導致這個古老民族的悲劇。

《辛丑條約》簽字,中方代表是奕劻和李鴻章。

令人驚訝的是， 早在中國庚子國變發生以前的四十二年（1858 年），馬克思準確地預見了這一民族後來的命運：

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由於被強力排斥世界聯繫的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的原則，而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的確是一種悲劇，甚至詩人的幻想也永遠不敢創造出這種離奇的悲劇題材。

這種民族的悲劇，也正如本書所闡述的主題，就其內部而言，也正是一個無力擺脫自身困境的古老文化的悲劇。只要這種文化困境所累積的種種劣根性的國民心理還潛藏在人們的深層意識中，即沒有被充分地揭露和予以淨化，一個民族就不可能真正徹底地擺脫那些曾經糾纏過它的夢魘和幽靈。正因如此，對於近代中國歷史中造成民族悲劇的文化因素和文化背景的探索，對於導致古老文化的困境與其近代悲劇的歷史過程的沉思，將會不斷地吸引現代的和未來的歷史研究者們，而且它也將吸引所有關心自己民族命運的炎黃子孫們——尤其當這個古老民族歷經了無數苦難之後，在走向未來的康莊大道，邁出決定性一步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