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千年悲歡

當今世上最有創意的反抗者
回憶父親艾青，觀照自己的人生與藝術
以三代歷程透視當代中國

記述祕密監禁81天的經過
卡夫卡式的荒謬情境真實上演

作者親繪封面及55幅內頁素描

父親翻開《辭海》，閉上他的眼睛，他的手指摁在了「未」字上，說：就叫「未未」吧。

艾未未，對著中國權力中心比中指的藝術家，他的藝術行動總是切中社會脈動，用大膽的創意挑釁強權，解構文化，為弱勢發聲。其實，他的身世與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他的父親艾青是中國的大詩人，在延安與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有過來往，還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的國旗和國徽設計，也是智利詩人聶魯達的好友。但在共產黨接二連三的運動中，他被標籤為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和新疆等偏遠地區。艾未未的人生有近二十年的時間，跟著在農場接受勞動改造的父親一起生活。

青年時期對現狀的不滿，刺激他離開這個國家，遠赴美國學藝術。在紐約，生活中要面對貧窮，精神上卻連連受到激盪──杜象的啟發、安迪•沃荷帶給他的震撼、民主示威運動的驚奇。跟艾倫•金斯伯格往來讓他更擴展了視野。艾未未的藝術從早期就充滿反叛精神。

回到中國後，他讓種種不公與荒謬的現象公諸於世，引起中國人民的廣大迴響，更成為了國際級藝術巨星。他是北京奧林匹克體育場「鳥巢」的設計者之一。《金融時報》將他譽為「當世最重要的藝術家」，《紐約時報》稱他「雄辯且拒絕沉默的自由之聲」。然而，中國當局卻越來越視他為眼中釘，限縮他的人身自由。艾未未日日處在監視器和國安探員的窺伺下，甚至遭到當局祕密監禁。

這是一部含有多重意義的回憶錄，不僅縱觀艾未未的創作歷程，顯示這位藝術家如何透過作品和行動跟社會對話，也呈現中國百年發展的縮影，從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到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從天安門事件到COVID-19爆發，甚至述及現在全球關注的難民潮。個人史、家史、國史環環相扣，刻畫入微的紀實文字蘊含對人權、人道關懷及言論自由的奮戰精神。

「美和理性是不屈服的，無論它們以何種形式消失，一定會再以反叛的形式釋放出來。」
──艾未未

各界人士讚佩推薦
愛德華•史諾頓 (Edward Snowden)
艾爾頓•強 (Elton John)
安德魯•所羅門 (Andrew Solomon)
角谷美智子 (Michiko Kakutani)
歐逸文 (Evan Osnos)
百靈果NEWS（Podcaster）
房慧真（作家）
林昶佐（立法委員）
范琪斐（資深媒體人）
張雍（攝影師）

國際重量級人物極力推薦
這是一部最難得的回憶錄，超越歷史的軌跡，伸向靈魂的極限。對於單純、大膽的真相的永恆力量，艾未未的作品提供了不同凡響的證言，而一個沒勇氣道出真相的藝術家僅僅是一個裝飾工人，沒有真相的公民只是個臣民。
──愛德華•史諾頓

艾未未是當世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是多種媒材的大師。他的作品總是發人深省、出乎意料又有濃厚的個人特色。
──艾爾頓•強

敘述一段關於勇氣、辨理、失敗與成功的人生……一部以他的故鄉中國為主題的宏觀、精巧而嚴肅的傑作，事實上是一本關於我們的世界的書。他是我們這時代最卓越的聲音之一。
──安德魯•所羅門，《背離親緣》作者

《艾未未：千年悲歡》是這位藝術家多舛人生的鮮明紀錄，提供了中國數十年歷史以及專制政權的可怕代價的清晰圖景──令人聯想到卡夫卡和索忍尼辛。
──角谷美智子，美國文學評論家

這本書立刻成為中國崛起的相關文獻中的經典，拒斥摧毀記憶，並昭然揭示了表達自由的力量。他以富有觀察力的動人文筆呈現出一個家族的磨難經驗，讓人不僅看見過去，也看見未來。
──歐逸文，美國記者、作家

指標媒體好評推薦
時代雜誌、科克斯書評、書單雜誌、Bookpage評選為「年度最佳圖書」

既私密又有大格局，對藝術與自由的追問……一部引人入勝的社會政治史，讓人幕後直擊當今世上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怎麼成為現在的他。
──《時代雜誌》

《艾未未：千年悲歡》可被視為又一個抗逆的舉動……這本書試圖討回他自己的國家和自己家族的顛沛歷史。
──《華爾街日報雜誌》

充滿啟發性……一段關於信念與社會運動的紀錄……富有觀察力，敘述兩位藝術家逆著常規進行創作，遭到荒謬政治任意施加的重擊。
──《舊金山紀事報》

令人心酸……艾未未的人生與他父親的人生之間有諸多雷同，一條充滿意義的軸線從中浮現……艾未未不讓自己的人生片斷被掩埋。把它們挖掘出來是一種解脫的行動，一封給後世的公開信，縫接起過去與現在。這是拒絕當一個走卒──也是最強而有力的自我宣告。
──《紐約時報書評》

深深吸引讀者……艾未未對表達自由的堅定信仰和對中國共產黨無情施壓的抗拒，讓這本書發光，彷彿正義在閃耀。
──《紐約書評》

這部回憶錄是一本不同凡響的書──也是一本重要的書……一位勇敢藝術家的自我審視，令人屏息。
──《明尼亞波利斯明星論壇報》

充滿啟示性，感動人心。
──《書單雜誌》（星級書評）

引人入勝……高度推薦。
──《圖書館雜誌》（星級書評）

流暢，情感真摯。
──《科克斯書評》（星級書評）

艾未未
一九五七年生於中國北京。他在八○年代旅居美國，一九九三年回到北京，從二○一五年起定居歐洲。
艾未未是捍衛人權與言論自由的藝術家。他活躍於社交媒體，他的作品眾所周知。他的藝術展覽包括卡塞爾第十二屆文獻展的《童話》(2007)；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葵花籽》(2010)；柏林馬丁葛羅皮亞斯美術館的《證據》(2014)；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的《艾未未》(2015)；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的《也許是，也許不是》(2017)；伊斯坦堡薩基普薩班哲博物館的《艾未未與陶瓷》(2017)；紐約的《好籬笆造就好鄰居》(2017)；聖保羅OCA的《根》(2018)；倫敦的Circa 20:20 (2020)。他的紀錄長片包括《人流》(2017) 與《加冕》(2020)。
艾未未曾獲多項殊榮，包括人權基金會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的哈維爾創意異議獎 (2012) 和國際特赦組織的良心大使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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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動筆寫《千年悲歡》這本書，是在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釋放之後。在被祕密監禁的八十一天之中，我意識到有些還沒做完的事情。讓我感覺遺憾的第一件事，是我對我父親的了解並不完整；儘管我在他身邊長大，也一起經歷過很多難忘的歲月，但實際上，我對他的了解是很淺的。這是我的一大遺憾，但是這個遺憾很難彌補。我對我父親始終具有巨大的好奇心，想知道在他身上曾經發生過什麼，因為在他身上發生過的什麼，毫無疑問地，也關聯到我自己是如何被認定為國家敵人的。我們兩個人都被指控了同一類的罪名；我父親一九三一年被監禁在國民黨監獄時，被指控擾亂社會治安、進行共產主義宣傳，而我二○一一年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所以，我沒有辦法越過我父親的經歷，來看待我今天的處境。另一件在監禁期間感到遺憾的事，則是當我有機會出獄的時候，可能已經不認識我的兒子了；當時，我被告知可能會處以十年以上的徒刑，而我的兒子才兩歲。在他最需要我的時候我人在獄中，等到我出來的時候，我們將會成為彼此的陌生人。
所以，在我被釋放之後，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將我父親一九一○年出生之後直到二○○九年我兒子出生之間共九十九年的歷史，通過我的方式敘述一遍，可以給我的兒子留下一個紀錄；作為我來說，這是一份責任。基於這個想法，我開始寫這本叫做《千年悲歡》的書。這本書實際上寫了十年之久，比我想像的還要更加困難，因為書中敘事一半的時間、長達五十年的歷史，跟我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是我父親那一代人的歷史。在這一百年中，中國經歷了清朝覆亡之後非常大的動盪，之後共產黨取得政權，而我父親從一個詩人，變成了「右派分子」，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人，經過了近二十年的流放；我父親一九五七年落難的時候正是我出生的時候，我和他共同經歷了流放期間的生活。之後我去了美國，在美國待了十二年之後再次返回中國。回去之後，在中國住了二十二年，直到二○一五年再次離開中國，來到歐洲。我現在仍然生活在歐洲。
這本書是我以中文寫作完成的，之後被翻譯成英語和另外二十多種語言。在台灣出版社的支持下，我的書最終得以用中文出版，與說漢語的讀者見面，讓我感到欣慰；這個中文版本是我最關心和在意的。這本書有自己的一些特質，首先，書的語言是由我這麼一個生長在所謂的毛澤東時代的人，用我的知識和語言結構完成的。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實際上已經完全地切斷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而出現了一種新式的、政治化的、專制性的語言體系，基本上抹去了個人情感，和個人的、個性化的表達。從這本書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是極為偏頗的一種敘事，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種地區和某個時期的文化特徵，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從西方引進的文化，都不具有很強烈的關聯性。並非我自覺地要這樣做，而是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我不具有別的可能性。儘管我已經意識到這種語言的缺陷和偏頗，但我還是得用我的方式，誠實地敘述出來，成為一個真實的紀錄。我盡量地陳述事實，減弱我個人情感的表述，還原為一個歷史原型的基礎性表述，這構成了這本書的基本特徵。
在我的寫作過程中也意識到了一些其他的面向。首先，我是個藝術家，主要的表達方式是通過視覺，同時，我也在網路上表達，接受了很多採訪。受到我父親的影響，我始終認為詩歌是人類最高層次的一種表達，當然，好的詩歌並不多。中文這麼一個巨大的文化的載體，經受了五四運動之後的那種新文化的衝擊，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暴風驟雨般政治風暴的洗滌，剩下的是非常破碎和類似於廢墟般的場景。
同時我也意識到，中文作為一個載體，眼前仍然面臨著一個滅絕的語言環境。首先是因為語言的生態，中國仍然處在一種高度專制和意識形態審查的社會，在那裡，基本上可以說是寸草不生。在台灣，由於政治和社會的特殊處境，語言生長的環境同樣面臨著局限性和挑戰性。今天，以中文為載體的思想、藝術，甚至簡單的日常語言，都仍然處於非常艱辛的時期，需要重新培育和生長。現在看來，這樣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並不會很快地結束。所以，我們仍然存在於文化和語言的戰亂時期，我們都是文化和語言的難民。
對這本書而言，無論是內容或是質量，當然都還是要由讀者來鑑定的，我非常高興《千年悲歡》能在台灣首次與中文讀者見面。這本書顯然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在中國，我的名字和存在仍然是一個禁區。對我來說，能夠在台灣、以中文出版，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也是一個今時今日中文世界裡不同政治環境和生活境況下的歷史事件，讓我們能夠更深一步地思考一種文化和一種語言的過去、現在，以及即將面臨的不可知的未來。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寫於劍橋

中文版前言
第一章　透明的夜
第二章　心是燃燒的
第三章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第四章　向太陽
第五章　新時代
第六章　養花人的夢
第七章　從東北到西北
第八章　世界是你們的
第九章　比風自由
第十章　民主還是獨裁
第十一章　「紐約，紐約」
第十二章　透視學
第十三章　發課設計
第十四章　童話
第十五章　公民調查
第十六章　老媽蹄花
第十七章　河蟹宴
第十八章　八十一天
第十九章　好好活著
後記
謝詞

第六章 養花人的夢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新中國建立十八年後，新疆的戈壁灘邊緣的營地中已是一片混亂。十多個連隊的職工匯集到營部，組織一次更大規模的聲討大會。此類群眾聚會，名義上是捍衛毛澤東思想和意志，以公開形式對敵人進行聲討和批判，實質上是煽動群眾對立面，實施野蠻的羞辱和肢體傷害。這種瘋狂的群毆式的鬥爭方式，始於北京的萬人聲討的風暴，很快就彌漫開來，全國盲目的群眾像是乾柴遇到烈火一樣地遍地燃燒。
在這樣的日子，父親被迫徒步前往十里外的營部，在那裡他與各路「牛鬼蛇神」匯合，在聲討會場的台前站成一行，面對著成千上萬的義憤填膺的群眾。一些時候，聲討的同時也會宣布對部分「反革命分子」的判決，一些人被直接拉去刑場，在不同年齡層的群眾圍觀下被處決，一切都只是展現了革命具有殘忍的魅力。大會結束後，人群意猶未盡，在皎潔的月光下，他們唱著革命歌曲，一腳淺一腳深地走回他們的連隊。
文革初期的既定目標是要「破除四舊」，以毛澤東的思想取代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新的政權建立後，數十次的政治運動愈演愈烈，而這次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史無前例」的事兒，聲稱要觸及每個人的靈魂。聲討大會只是父親和同類命運者遭受的無數屈辱的開始。
隨著形勢發展，對父親懲治也不斷升級。一九六七年年底，連隊裡的造反派為加強遊街示眾的快感，為父親專製了頂「高帽子」，樣子像京戲中的官帽，帽子的兩側各有一隻搖晃的「耳朵」。只是帽子的尺寸太大，走起路來會搖晃，甚至從頭上掉下來。遊街時他不得不用雙手扶著帽子以防止滑落，這個動作增加了他「低頭認罪」的難度，身後押著他的紅衛兵（年輕學生的使命是與毛澤東思想的敵人作戰）會不住地用手中的紅纓槍敲打他的脊背，迫使他彎下腰。
批鬥會要求「黑五類」一律穿黑色著裝，父親需要借別人的黑色外套，即使衣服太小，他也要穿上，才能符合他的角色。在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我等待父親從批鬥大會回來，出於恐懼，我用被子和枕頭一層層地把自己裹在床角落裡。夜深，父親推開門進屋，他整個人從頭到腳全染成了黑色。他說，批鬥會上有人朝他吐口水，使勁地按他的頭讓他腰彎得更低。突然一刷子冰冷的液體刷在他臉上，他怔了一下，緊接著一盆墨汁從他頭上澆了下來。一整天滴水未進，疲乏到不願動彈的他，久久坐著不再說話。此後有一段日子裡，他臉上的墨跡還沒有清洗盡。
父親的視力變得越來越差，看東西時借助一只放大鏡。一次在公審會前，一個警衛衝進屋裡，拿起他的放大鏡跑了出去，登梯子爬上了禮堂的屋頂，舉起他手中那只放大鏡瞄向遠方張望，他是在查看敵對派是否會發動一次攻擊。這件用放大鏡當望遠鏡的事兒留在了我腦海裡。
過度勞累加上營養不良，父親患上了疝氣，用力時小腹疼得他大汗淋漓。一天我放學回家，躺在床上的他示意我靠近身邊，他遞給我一片報紙的一角，上面寫著兩個名字，他們都姓蔣。他輕輕地說，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如果他走了，我可以去金華老家找他這兩個弟弟，他們會撫養我的。他的聲音低弱但是平和。我已經十一歲了，沒有感到一絲的恐慌，我早已習慣了艱難和危險，有了不動聲色、隨遇而安的本能。幸運的是父親沒有死。多年後，石河子醫院為他做了疝氣摘除手術。
我的情形變得更令人擔憂。一次午休時間，我約同伴去馬圈看那隻漂亮的種馬，牠一邊嚼草一邊踱步的樣子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高大得像唐三彩馬匹一樣帥氣。牠的車夫也很和善，見我背著柴火走在回家的路上，總會丟捆蔬菜給我。
去養馬場玩耍的事被人告發後，我想著要付出慘烈的代價了，因為老師說，不排除「五類分子」子女去馬圈有搞破壞活動的嫌疑。站在操場上被老師呵斥的那一刻，正好遇到父親扛著鐵鍬路過回家，我感到十分委屈，擔心我會讓他的處境變得更糟。回家後，父親並沒有責怪我，也許他自己有更多的煩惱。
總的來說，我和父親在小西伯利亞度過了十四個月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日子。那年中，父親督促我給母親寫信，信中我重複著同樣的話：「這裡的水很甜，是最甜的」、「這裡有世界上最好吃的西瓜」。我不習慣向父母透露情感，只會轉述宣傳般的陳詞濫調。
然後有那麼一天，媽媽帶著弟弟艾丹一起回來了。他們搭乘去臨鎮克拉瑪依的汽車到沙灣縣，再轉去石油基地的汽車，在距離連隊不遠的地方下了車，司機說，穿過麥田的那片綠樹是你們要去的地方。

下車後，艾丹高興得像兔子一樣向前奔跑，媽媽緊跟在後面。她看到遠處站著的那人就是艾青，對丹丹說那是爸爸。
拿著鐵鏟的父親說：「你們真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艾丹問父親：「我們住在哪兒呢？」
父親領他們來到自己的地窩子前。
「你過來，我帶你看，」父親說。
艾丹問，房子在哪兒呢？那不是房子呀。
父親告訴他，咱們就住在這兒，地窩子可好了，裡面冬暖夏涼。
奇蹟終於出現在我的面前：一如既往可愛的母親牽著弟弟在我面前，顯得乾乾淨淨的。直到那時我才感到我心裡有多麼想念他們。地窩子裡從此有了歡聲笑語，我不再寂寞和憂鬱。會做菜的母親讓我們有麵條吃了，父親的臉上開始出現光彩。生活依舊艱難，而我們誰也不再提起那段分離的日子，只是因為在一起的日子是很幸福的。
我的童年很快就要過去，和其他孩子一起，我要走去戈壁深處撿柴火，背回家燒水做飯。我拾到的柴火，往往超過了我的負荷，背著背簍的身體幾乎支撐不住，一步步地挪著步子回家。有時一隻野狼遠遠相隨，走走停停，牠的眼中閃亮，等待我的精力耗盡。
我們家的柴垛與別人家的柴垛不同，沒多久，地窩子外碼起了一個端端正正的柴垛，整齊的立面和稜角像是後來我見到的那些藝術品。鄰里們投來了羨慕的目光。黃昏時分，母親總是候在門前等著我歸來，她讚賞的眼神讓我忘記所有的辛勞。
我有了一輛永久牌自行車，終於可以帶著弟弟一起拾柴了。個子瘦小的我跨在車梁上半圈半圈地蹬車，那樣子像個馬戲團裡的猴子。我們可以走得更遠，拾到更多更大的柴火，將它們牢牢地捆紮在車後架上，高度超過了我的頭部。艾丹側坐在我前面車梁上，我努力保持車的平衡。一次，當我們準備穿過一條乾溝時，烏雲翻滾，暴雨隨風而至。堅實的永久車被一股狂風從背後托起，載著我們衝向溝底，車在一陣劇烈的跳躍扭動後，最終將我們摔了出去。
這樣的暴雨並不多見，通常戈壁灘上總是晴空萬里，在烈日烘烤下，攜帶水壺中的水被烤得滾燙。如果幸運，我會見到荒野中一窪雨水，周圍布滿了生物的蹄印，我俯身用我的軍帽兜水，濾去雜物，一飲而下。
春天是腹瀉的季節，夜間我必須一次次地爬出地窩子。蹲在那兒望著低垂的蒼穹，滿天星斗，我不再感覺到孤獨和懼怕。我開始學習如何自我保護，大把地吞下氯黴素藥片，還買了本《農村赤腳醫生手冊》，用銀針在自己身上找穴位，練習進針，也出門採摘草藥煎製。連隊醫務室的醫生受過些教育，愛幻想，他讓我給他的病人扎針，病人說我進針沒有痛感。顏大夫寫詩，他認父親為師，寫出了「排長拉車把腳扭，疼痛難忍已紅腫」的句子，讓我們樂了一陣子。
是母親改善了我們的生活，使得父親有暇在夜間閱讀編寫古羅馬歷史。他的資料摘自一本厚重的法文辭典，有時會分享一些仇恨、陰謀和殺戮的故事。我也開始閱讀一本舊版的《三國演義》，一本寫農村土改的小說也很吸引人，一本破損的馬克吐溫的《在密西西比河上》讓我體驗了閱讀的愉快。我的閱讀活動很快被父親制止了，說看這些「大部頭」的書是對眼睛有害的。他沒說的是，他不想讓我沉浸在書本世界裡，那一定會導致危險。後來，他的右眼真的啥也看不到了。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的一個早上，連隊的狗叫個不停，地窩子前停了輛卡車，我們不知情的情形下，農八師師部派車來接我們回石河子。我們開始收拾行裝，圍觀的人群曾經見我們搬到這裡來，無不感到驚訝。駝背連長對父親說，真沒想到你走得這麼快。
是誰讓我們回石河子？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是沒人能說清楚的事。你真正想知道的恰恰是你不能知道的，事態往往超出想像，不可理喻。五年中我們完全適應了這樣的生活，準備一直這樣過下去，父親早說過「只當做我們原本出生在這裡」，可是現在我們卻要離開了。在所有變化中，能確定的是即將發生的事不可預測。
我一下子十五歲了，難以想像還會有啥不可想像的事將發生。生命是一片隨風而起的樹葉，最終會落下。什麼時候在哪兒落下，不是那片葉子可以自主的。那天上車前，我蹲在地窩子外面頭一次刷牙，算是對五年的小西伯利亞生活的告別。卡車移動時，我看了一眼我們住了五年的那個安全與溫暖的窩，父親那幾件工具整整齊齊地立在門旁，那一只方鍬的鍬頭已磨去了一半。

父親的大半生都在漂泊中，一九五○年春天他再次搬家。艾青被指定負責編輯《人民文學》，一份新的「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旗艦刊物。他住進了北京東總布胡同二十一號院，在紫禁城以東幾公里的一條狹窄街道上，落戶在一個可追溯到明朝(1368－1644)的大院中，在高大的大理石地基上，屋頂由綠釉瓦鋪就。這裡住進了幾個知名作家，我父親在兩層的樓上中有了一套房間，大間作為書房兼客廳，兩個小間是臥室。每天還是有公務員負責做飯、燒熱水和做起居的雜務。韋嫈被分配到《工人日報》做記者，她時常不回家。
逢空閒，父親會去逛琉璃廠，那是在天安門西南面的古玩市場，從清朝開始營業，有百年積澱的豐富文物。店鋪中不乏珍寶，青銅、玉器、字畫、家具，各色文房的紙、筆、墨、硯。對往日充滿了好奇的艾青常常買下一些他喜歡的物件，他的鑒賞能力可能對我有些許影響，四十年後我和他一樣，出沒在同一條街上。
一九五○年七月，隨中央宣傳工作代表團，艾青離開中國前往蘇聯訪問，他在那旅行的四個月中去了莫斯科、格魯吉亞、亞塞拜然和西伯利亞。此間他與他過去的一名學生交往甚密，她是一位代表團的翻譯，異國朝夕相處。在他們間發生戀情的消息很快傳回了北京，加深了他與韋嫈在延安時期已有的裂痕，常有摩擦的兩人分居已久。
韋嫈得知父親外遇，寫信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告了他一狀，說他說了「開除黨籍我也不在乎」的話。一九五一年四月，艾青回應，向法院提出與韋嫈離婚。法院批准了他的訴訟，但是韋嫈不服判決而上訴成功，引發了他們間長時間的糾紛，導致兩年後艾青「因為政治上消極和在兩性關係方面屢犯錯誤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一九五五年五月，他們的離婚最終獲准。
雖然毛澤東居於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他很快察覺到潛在的危險。一九五○年代初期，他接二連三地發起政治運動，以鞏固和提高新政府的地位。首先，政權沒收私有土地、分配給貧苦大眾，以獲得他們信任和支持。「土地改革」實現了對地主階級的鎮壓和財富侵吞，政權趨於穩定之後，他們再次將土地從農民手中收回，為國家所有。
接下來，黨開始對學術界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一九四九年中國有超過兩百萬的知識分子，大量海外華人受變革前景的鼓舞，返回祖國、支持重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自地主或中上階層，黨決心著手改造他們的世界觀，要求他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進行自我檢討，隨後其他名人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哲學家馮友蘭出來做自我批評，聲明要「按照馬列主義與新社會的需要改造自我」。有影響力的雜誌《文藝報》上面發表了三十多位作家的自我批評文章，與延安整風不同的是毛澤東明確要求知識分子「改造思想」，舉行「批判會」和「鬥爭會」，破壞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置他們於意識形態的權威之下，使精神自由和言論自由逐漸被削弱。
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中，艾青被點名批評：「在我們部分編輯工作人員中，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都有著個人的創作和編輯工作的矛盾，沒有把編輯工作看成是自己第一位工作。特別是艾青同志，在他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期間，對工作的責任心是很不夠的，在許多時候，實際上表現了放棄領導的自由主義的態度，作為《人民文學》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共產黨員艾青同志，對《人民文學》過去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應該負主要責任。」被這樣公開責備後，父親的心情極為鬱悶。他不知所措，只能與友人在小酒館裡飲酒尋找安慰，欣賞詩畫成了樂事，他甚至想回頭從事繪畫藝術。

一九五四年七月，智利作家巴勃羅・聶魯達五十歲時，邀請艾青參加他在智利的生日慶祝活動。他們頭次見面在一九五一年八月，當詩人來北京將史達林和平獎授予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時，父親接待了他，帶他參觀了頤和園、西山等多處景點，一週內兩人成為了好朋友。聶魯達被父親的詩作感動，稱艾青為「中國詩人中的王子」。
中文譯名為聶魯達，艾青用第一個字問他的客人說：「你中文名字的第一個字由三個『耳朵』組成，但是你只有兩隻耳朵。第三個在哪兒？」
聶魯達拍了拍他寬闊的前額：「就在這裡。我用它來傾聽未來。」
一九五四年，中國尚未與共產國際以外的多數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旅行很困難，路上走了八天時間才到達聖地牙哥。到了聖地牙哥，首都的藍天上飄著風箏，艾青在筆記本上畫了一只中國風箏，長長的蜈蚣身體上每一節上有兩只轉動的風輪。這幅畫引發了聶魯達的想像力，他發誓下次訪問中國時要放一只這樣的風箏。
身穿草綠色粗呢大衣的聶魯達看上去像個老兵，他前額光禿發亮，像個大男孩一樣天真好奇地凝視著世界。對父親來說這是一次愉快而輕鬆的訪問。在太平洋沿岸內格拉島邊的海灘上，他採集了各類不同顏色的貝殼，將它們視為來自海洋的禮物，回北京後放在書桌上顯眼的位置。聶魯達認為艾青是屈原時代留下來的唯一的中國詩人，送給他一只牛角杯以示敬重，牛角尖上鑲著一隻銀製的鴨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