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之力：現代義大利史，從拿破崙時代到21世紀（簡體書）

序 言 I

第 一章 覺醒，1796—1815

1 拯救，1796—1799

2 尋覓民族之魂

3 陰謀與抵抗

第二章 布道，1815—1846

4 復辟、浪漫主義與叛亂，1815—1830

5 分裂的過去與分裂的當下

6 使徒和烈士：馬志尼和民主派，1830—1844

7 教育者與改革者：溫和派

第三章 詩歌，1846—1860

8 革命，1846—1849

9 皮埃蒙特和加富爾

10 統一，1858—1860

第四章 散文，1861—1887

11 新的國家

12 通向羅馬之路，1861—1870

13 來自南方的威脅，1870—1885

14 國民教育

15 權 威之源：國王、教會與議會，1870—1887

第五章 戰爭，1887—1918

16 弗朗切斯科·克裡斯皮與“歐洲新秩序”，1887—1891

17 19 世紀末危機

18 信仰之爭：社會主義與天主教

19 民族主義

20 大戰，1915—1918

第六章 法西斯主義，1919—1943

21 內戰與法西斯主義的來臨，1919—1922

22 獨裁的確立，1922—1925

23 法西斯的道德國家

24 信徒共同體

25 陽光之下，1929—1936

26 墮入深淵，1936—1943

第七章 政黨

27 共和國的基石，1943—1957

28 經濟奇跡，1958—1975

29 通往“第二共和國”

注釋

序言

作曲家朱塞佩·威爾第（Giuseppe Verdi）在政見方面並非強勢老練，卻似乎總能準確把握住聽眾的情緒。1861年初，他受聖彼得堡皇家劇院的委托創作了一部新歌劇。就在幾個月前，恰似機緣巧合的一系列驚人事件促成了義大利統一，皮埃蒙特—撒丁王國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二世（Victor Emmanuel II）成為義大利國王，卡米洛·加富爾（Camillo Cavour）伯爵就任首相。在此背景下，威爾第迅速為新作定下主題，故事取自西班牙著名作家及政治家裡瓦斯（Rivas）公爵30年前創作的《唐·阿爾瓦羅》（Don Alvaro），或稱《命運之力》。從1861年的夏末至秋季，威爾第潛心創作，1862年11月，我們今天稱之為《命運之力》（La forza del destino）的歌劇在聖彼得堡首演。演出大獲成功，沙皇將聖斯坦尼斯拉夫勛章授予作曲家威爾第，盡管俄國音樂界的民族主義者不滿帝國勛章竟被外國人攬入囊中，組織抗議示威，攪亂了劇組的第三次演出。

的確，《命運之力》中有呼吁義大利對奧地利作戰的意味，例如“奧地利是義大利與其子民無休止的災禍”，這部歌劇也因此在亞平寧半島巡演時激起了義大利觀眾的愛國之情：在1862年，義大利東北部仍有大片地區在奧地利的統治之下，人們期待著能有一次全新的軍事行動實現國家統一。但除此之外，《命運之力》並未表達出明顯的政治傾向。然而，在這部歌劇中（也是威爾第唯 一采用抽象劇名的作品），有一種精神卻貫穿始終，令無數義大利愛國者產生了共鳴，它仿佛抓住了1859年至1860年間政治動蕩的本質—有一種力量，一雙看不見的手，將歷史軌跡引向既定的方向，而這一切都不以人們的意志與行動為轉移。此前，大部分義大利人彼此之間都顯得冷漠甚至抱有敵意，民族運動中溫和派與民主派相互對抗，地域分裂根深蒂固，各群體間缺乏堅固的經濟文化與語言聯結，而羅馬天主教會、奧地利和法國這三個歐洲大陸強權更是激烈反對義大利統一（拿破侖三世曾樂見皮埃蒙特擴展疆域，但絕不願意歐洲出現一個可與法國抗衡的統一的義大利）。縱使面對這些看似不可跨越的重重阻礙，義大利仍然實現了全國統一，這不正是受到了這股力量的牽引嗎？

加富爾伯爵對亞平寧半島未來方向的清晰認知無人能及，他也在某種程度上左右著時局。然而1861年6月，在新王國正式宣告成立僅僅幾個星期後，加富爾伯爵驟然離世，這讓許多義大利人開始意識到，義大利統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巧合。威爾第稱加富爾伯爵為“我族人民的普羅米修斯”，他坦承自己在聽聞伯爵死訊後，“像個孩子一樣”放聲痛哭。1861年下半年，半島南部的社會秩序迅速惡化，政 府財政捉襟見肘，全國開始滑向內戰的深淵，這一切都使義大利的前景顯得更加晦暗兇險。威爾第在完成《命運之力》的樂譜後不久，就接受邀約為1862年春季倫敦世界博覽會的國際音樂會譜曲，他創作了一支名為《國家頌歌》（Inno delle nazioni）的康塔塔樂曲。曲中，一位“吟遊詩人”呼吁世界和平，向神明祈求義大利的政治統一與精神復興，但他的唱詞所傳達的，並非自信的期許，而像是一種猶疑的渴望：

義大利，義大利，我那遭遇背叛的祖國，

願仁慈的上天仍然保佑你，

直到你重新崛起的那一日，向著太陽，重獲自由！

義大利，義大利，我的祖國！

1796年，拿破侖·波拿巴的法國革命軍翻越阿爾卑斯山，挺進皮埃蒙特與倫巴第，帶來了新的理念—義大利人民可以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從那時起，為亞平寧半島上的全新一體化國家設定基調便始終是一大難題。而更艱難的，是設法將上千 萬目不識丁、分散居住在山區的農民動員起來，讓他們從此對“義大利” 這個概念心懷忠誠。自從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崩潰，亞平寧半島就不斷面臨外部入侵。在一次又一次的混亂浩劫中，教會與近乎自治的中北部城鎮成了最穩固的政權中心。然而，個人的效忠物件卻往往是更小的群體—派系、政黨、城區、宗教團體或是家族。被法國大革命創造的愛國主義思想吸引的人們，首先面臨的任務便是設法將“民族國家”根植在這分裂的政治環境中。同時，羅馬天主教教義中的普世主義也是他們需要對抗的因素。

本書旨在詳細考察，一個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組成、初始規模不大的群體，如何在拿破侖入侵的影響下，以及在拿破侖激發的種種樂觀或怨恨的情緒中，著手宣揚義大利民族國家的概念。本書還將探究，一個曾以古羅馬文明與文藝復興著稱的國家，為何竟在最近幾個世紀裡明顯落後於歐洲其他國家——無論在經濟、文化還是政治層面。此前，大部分相關論述都是以義大利的民族特性為中心，援引18世紀（或更早）作家們常用的概念，這些作家曾致力於從倫理角度解釋城邦與帝國的興亡。“義大利復興運動”（Risorgimento）的目標不僅是確保義大利免受外國統治（最初是法國，1815年後則是奧地利）的獨立地位，其本質上更是為了根除幾個世紀以來暴君獨裁與宗教統治的遺毒。據稱，正是它們使義大利民眾一味順從，缺乏紀律，過度沉迷物質而不再崇尚武力。這種探討義大利問題的範式在1860年統一後仍長期盛行，因義大利內政與外交政策引發的失望情緒而得到強化，並在法西斯主義中達到巔峰。

1815年後，絕對主義體制復辟，迫使半島上的愛國主義勢力以秘密結社的方式推進民族獨立的事業。但正如熱那亞起義者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遭遇一系列暴動失敗後，於19世紀30年代初期認識到的那樣，比起革命領導力和組織形式，成敗的關鍵更在於教育，在於團結大多數“人民”—要將他們動員起來，支持發展進步與國家統一的事業。而他相信，達成這一目標的關鍵在於，善用對大部分義大利人而言最 強大的語言與習俗體系——天主教傳統——來鞏固民族國家的信念。因此，他強調上帝、信仰、責任感、教義的純正性、布道意識、殉教及犧牲在建立全新、統一的義大利國家中的核心作用。其後的歲月裡，宗教與政治相互滲透，政治運動若想獲得大眾的熱情支持就必須利用教會模式的觀念逐漸成為義大利歷史的不變主題，一直延續到21 世紀。這種觀念部分源於本能，但常常也是人們精明算計得出的結論。

從那時起直至義大利統一的幾十年裡，圍繞這個國家的主要討論範式已經定型；而義大利復興運動期間愛國者們求索的問題同樣被帶到了新王國，持續影響著義大利的政治文化生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部分要素仍然繼續影響著義大利的歷史進程）。這些問題包括民族性與教育，恢復昔日偉大成就的渴望，對如何聯繫人民群眾的困惑，對共同歷史的尋求，自由與統一、地方主義與中央集權的平衡，以及教會應處的位置。這些問題之所以在1860年後仍至關重要，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民族運動僅僅帶來了義大利物質層面的統一，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外國干預的結果，而常被提及的“精神整合”尚未達成。亞平寧半島約有2 000萬居民，只有較少一部分在情感上對新國家有歸屬感，許多人甚至公開表露敵意。正如皮埃蒙特政治家馬西莫·德·阿澤利奧（Massimo d’Azeglio）觀察後做出的著名評論：義大利已被創造出來，但創造義大利人的任務尚未完成。

義大利統一的巧合性造成了1860年後希望與恐懼交織的局面。人們敏銳地意識到，新王國並不穩固，其制度也十分脆弱——議會與王室都無法在道德上樹立威信。而教會作為亞平寧半島很具影響力的組織持敵視態度，直到1929年才正式承認義大利的國家地位，這進一步擴大了國家與其民眾之間的鴻溝。19世紀70年代迅速崛起的革命社會主義更突出了“真實義大利”與“法定義大利”之間的分裂。這番形勢迫使國家統治者們為達成精神上的整合采用了許多戰略，希望能夠“創造義大利人”，而其中部分戰略卻是相互衝突的。許多政策所追求的目標——包括中央集權、選舉權改革、兵役制度以及教育（廣義上的教育，與“教學”相區別）政策——不是未能實現就是適得其反。這逐漸催生出一種觀點，即戰爭將是彌合國家內部分裂、提升國家威信的最 佳途徑。畢竟，無論英國、法國、美國還是德國（1864—1870年），世界上所有大國不都是在軍事成就的熔爐中鍛造而成的嗎？

但國家缺乏內部凝聚力並不是戰爭衝動的唯 一誘因。義大利復興運動遺留的華麗辭藻傳統，以及馬志尼、溫琴佐·焦貝爾蒂（Vincenzo Gioberti）等人時常對義大利光輝前途的夸張論斷也是戰爭的催化劑。誠然，這類夸大的宣言主要是為了動員大眾，鞏固統一，但它們不可避免地與國家復興的形象聯繫在一起。1860 年後，感到幻滅的愛國者們迅速轉而譴責新王國平庸無奇，並將其與義大利復興運動的“浪漫詩篇”對立起來。外交政策屢屢失敗，外國頻繁表現出蔑視態度，讓人們逐漸厭棄議會中謹慎的自由主義思想，開始接受好戰的民族主義語言。人們的期望與國家物質資源有限這一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自義大利復興運動時期便已顯現，如今日益凸顯，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曾經表示：“義大利胃口不小，卻沒有一副好牙口。”

這股日益蔓延的夸耀之風在“民族詩人”喬蘇埃·卡爾杜齊（Giosuè Carducci）和加布裡埃爾·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作品中也清晰可見。弗朗切斯科·克裡斯皮（Francesco Crispi）在19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手段，以及隨後民族主義者與墨索裡尼的所作所為，都與義大利精英文化中的理想主義傳統一脈相承。他們的信念一定程度上源自宗教，認為塑造歷史的是精神而非物質：只要義大利人學會胸懷野心，擺脫過去的犬儒主義與消極被動，這個國家有什麼理由不會再次成為歐洲強權？ 1859—1860年義大利王國驚人的誕生方式，深深地影響了之後的幾代人，使得喬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這樣清醒的政治家也會偶爾將謹慎拋諸腦後，發起後果難料的冒險行動——例如他在1911年，義大利統一50周年之際突然進軍利比亞。既然上帝曾經庇佑加富爾和加裡波第，其他人為何就不能效仿他們，冒險突進呢？但一味冒險總不免陷入傲慢自大的陷阱，正如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所揭示的那樣，這份傲慢終將引來報應。

“人民”構成民族（nation），民族則與主權國家（state）緊密相連。這一觀念自18 世紀90 年代誕生後，如同兇猛的精靈從魔瓶中被釋放出來一般。義大利的案例表明，統一這個概念中包含的必要成分，不僅具有解放性，也可能具有摧毀性、強迫性。馬志尼夢想人類世界由自由國家組成，人們生活安逸，世界和平。但他的個人生涯便足以表明，構建起一個號稱是天然創造的社會是一回事， 而令上千 萬彼此不同的人相信他們生來就屬於這個社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況且，各個國家還遠沒有獲得足夠的安全保障與內部團結，來宣告國家構建的完成。馬志尼本質上是浪漫主義者，相比獲得成就的喜悅，他更看重追尋過程中的痛苦。他常常強調，道德認同與“使命”不可分離——這對國際關係的和諧而言可不是個好兆頭。

本書希望探索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民族主義觀念如何在義大利發展壯大，並考察政治家、學者等群體為彌合想象的共同體與現實之間的鴻溝而提出的部分方案（盡管所謂現實本身也常常是想象的產物，而非客觀描述）。鑒於歷史中思想與情感的源流縱橫交錯、無窮無盡，一切作品不可避免地僅能構建起關於精神與物質世界之間複雜互動的部分圖景；而人與人之間對問題的不同見解與反應模式，也意味著書中關於某些層面的討論必然存在缺失和不足。不過，我希望在敘述過程中闡明，該用何種術語來表述義大利民族的難題為何會在其近代歷史中反復出現，我們雖不應將這些民族國家的術語當作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但它們仍應被視為構成歷史圖景的要素與模型，而歷史學者的任務就是對它們進行辨認和區分。

過去幾十年間，民族國家在出版物中形象不佳，這一現象在歐洲大陸尤甚。歷史學著作往往強調（小範圍）地域認同在現代依然存在，大多數人真正的效忠物件不止一個。但是，忠誠具有多層次的事實並不能成為審判民族國家的依據，也無權指控是它引發了20世紀的眾多悲劇。自古至今，人類都有優先效忠於某個集體的需求，效忠物件可能是一個部落、一座城市，或者某個替代性的種族、地理或文化團體。同時，人類也有著堅定維護集體認同感的衝動，不論團體規模大小，而這種衝動很容易走向侵犯與排斥異己，特別是在受不安全感侵擾之時。我們沒理由認為，歐洲這樣的超國家結構就不會面臨同樣焦慮不安的自我定義變遷——尤其是在當下，世界上的意識形態分歧讓“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又從塵封的歷史中走向前臺，被視作現今焦慮的一種可能解決方案。

在義大利，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政治動蕩致使第 一共和國終結，引發了人們對統一之優劣的激烈辯論，以及對義大利歷史遺產哪些應得到傳承，哪些應被譴責的持久爭論。北方聯盟宣稱義大利南部完全可以被視作另一個國家，並譴責義大利復興運動為國家帶來了桎梏。南部則抗議北部一直以來近乎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態度，在部分南方人士看來，19世紀60年代的罪行已與種族大屠殺無異。右翼政黨尋求為法西斯主義恢復名譽，譴責左派無法直面反法西斯組織在二戰中（及剛剛結束時）犯下的政治罪行，左派則以捍衛抵抗運動成果的方式回擊，不斷強調墨索裡尼政權對自由、民主的剝奪，以及毫無人性的暴行。

這些辯論往往尖銳而激烈，並且與時下的黨派政治斗爭緊密相連，給義大利現代歷史的討論製造了一個艱難的環境：對史實進行夸張、裁剪與扭曲的情況比比皆是。沒有歷史學家可以不受這些激烈爭論的影響，即使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寫作。本研究主題的一部分正是在第 一共和國破裂後的混亂局勢中逐漸凸現出來的，例如對義大利為何沒能建立起堅實的民族或國家認同的探究。但我的寫作並未采用任何單一的思想體系。在觀察義大利過去兩個世紀中發生的事件時，我盡可能想象自己置身其中，而諸如“統一是否是個錯誤”這類問題在歷史學上毫無意義。這不意味著應該用道德中立的視角看待過去：理解將削弱指責，但當人們吸取了歷史的教訓，看清某些思想與行動必將引向的結局時，他們依然有責任反對那些為人類帶來苦難與破壞的政治體系與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