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與權力（簡體書）

從在三十年戰爭的炮火中倖免於難，到第三帝國時期企圖掌控世界，德國在不同統治者治下走出了一條逶迤曲折的道路。我們不禁追問：德國乃至世界的政治決策者們，是如何理解和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又是在何種理念的引領下做出決策，從而決定國家命運，影響世界的發展進程的？
為解答這一意義非凡的問題，德國史專家克裡斯托弗‧克拉克匠心獨運，抓取“時間意識”這一富有哲學意義的切口，以四位德國歷史的塑造者，即大選侯弗裡德裡希‧威廉、弗裡德裡希二世、俾斯麥和希特勒作為研究樣本，對“掌權者的權力與其時間意識的關係”這一議題進行了開創性的解讀。
時間意識有關一個國家的過去、當下與未來：從過去的歷史中吸取教訓、汲取力量，預設未來可能的危機和變革，並指導當下的決策和行動，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是一個國家政治決策者的基本思考邏輯。克拉克在浩如煙海的文獻記載和照片等資料中，抽取了弗裡德裡希‧威廉、弗裡德裡希二世、俾斯麥和希特勒的個人經歷、時代背景、過往言論和政治動作等信息，以深思熟慮而熱情洋溢的筆觸，揭示出決策者如何理解與運用時間的概念、權力與時間有何互動關係，以及時間意識對大國內政外交的影響等問題的答案。這一切口細長而深邃，不僅能讓我們洞悉德國歷史複雜而恢弘的另一面，也為我們瞭解當下世界大國的對內政策和對外博弈提供了全新的觀察視角。

歷史學家、英國劍橋大學聖凱瑟琳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現代德國和歐洲大陸歷史。克拉克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屢獲殊榮。2007年，他獲得英國歷史學界的沃爾夫森歷史獎；2010年，因其研究對英德關係做出的貢獻，他被德國政府授予十字勳章；2015年，克拉克經英國外交大臣舉薦，被授予爵士頭銜；2022年，他因在英德歷史領域做出的貢獻，獲得該年度的歐洲媒體查理曼獎。著有《夢遊者》《鋼鐵帝國》《沉重的皇冠》等多部備受推崇的歐洲史作品。

導讀一：時間意識與權力運行的歷史
導讀二：過去的截切與未來的投望
前 言
歷史的時間轉向
時間的現代性
權力與時間
章 歷史機器
戰爭年代的組合君主制
君主對抗莊園
歷史性的形式
信仰的動力？
選侯成為歷史
結 論
第二章歷史王
國王為何書寫歷史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歷史性
沒有衝突的霸權
抉擇的時代
時間的暫停
結 論
第三章時間之河上的船夫
棋手
1848年的意義
政治的變遷
神化時刻
君主制與歷史的意義
1918年與歷史的終結
第四章納粹的時間觀
革命博物館
極權主義的對比
遙遠過去的臨近
預言戰勝偶然
結 論
結論與尾聲
致 謝
注 釋
譯後記

戰爭年代的組合君主制弗里德里希·威廉於1640年登上王位的政治實體不是單一制。這是一個“組合君主制”，包括以不同方式獲得的領土，受不同的法律約束，被以不同的頭銜統治。其中心地帶是勃蘭登堡，於1417年由霍亨索倫家族以40萬匈牙利金盾買下。通過戰略性婚姻聯盟，霍亨索倫家族的後續幾代統治者先後獲得了其東部和西部一些非毗鄰的領土：位於波羅的海的普魯士公國、於利希-克萊沃公國，後者是一塊由於利希、克萊沃、貝格以及馬克郡和拉文斯貝格組成的萊茵領土。得益於可追溯到1530年的家族聯繫，霍亨索倫家族還聲稱擁有波美拉尼亞的繼承權，波美拉尼亞是勃蘭登堡和波羅的海之間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領土。
在其不同的領地範圍內，勃蘭登堡選侯與被稱為莊園的代表機構組織起來的地方精英分享權力。在勃蘭登堡，莊園批准（或不批准）選侯徵稅，並（從1549年起）管理他們的稅收。作為回報，地方貴族獲得了廣泛的權力和特許權。例如，選侯不得在未徵得莊園領主同意的情況下結盟。在1540年頒布的法令中，選侯甚至承諾，他不會“在所有莊園不知情或者沒有事先協商的情況下，決定或採取任何可能影響領地興衰的行動”，這個說法在1653年之前被反復重申。地方貴族擁有選區裡的大部分土地財富，他們也是選侯重要的債權人。但他們的眼光狹隘；對於幫助選侯保衛他們知之甚少的遙遠領土毫無興趣。領主處於一個混雜、主權重疊的精神世界中。克萊沃莊園在海牙設有外交代表，並向荷蘭共和國、帝國會議（神聖羅馬帝國的議會）尋求支持，有時甚至向維也納尋求支持以反對柏林的非法干預。他們設想建立自己的稅收制度並與附近的馬克、於利希和貝格地區建立聯合的“世襲聯盟”，同時經常與這些領土的莊園商討如何地回應（和抵制）柏林的要求。普魯士公國的莊園仍臣屬於波蘭王室，他們將鄰國波蘭視為他們古老特權的保證人。正如一位選侯的官員惱怒評論的那樣，普魯士莊園的領主是“波蘭人的真正鄰居”，並對“保衛他們自己的漠不關心”。
“三十年戰爭”帶來的動盪和破壞使這些微妙的平衡面臨壓力。在勃蘭登堡，各莊園對軍費開支和任何形式的外國聯合都深表懷疑。即使在新教和帝國軍隊多次入侵勃蘭登堡領土之後，在面對君主的財政援助請求時，領主們仍然無動於衷。在他們看來，莊園的職能是防止不必要的冒險和保護地方特權的結構，以防止來自中央的入侵。但隨著戰爭的拖延，勃蘭登堡貴族的財政特權開始顯得脆弱。外國諸侯與將領對從勃蘭登堡勒索捐款毫不自責；為什麼選侯不應承擔他的份額？這就涉及莊園古老的“自由”傳統。為了完成這項任務，選侯求助於亞當·施瓦岑貝格伯爵，他是一名天主教徒，也是一名與地方貴族沒有任何联系的外國人。在沒有像通常那樣向地方機關求助的情況下，施瓦岑貝格不失時機地開徵新稅。他限制了莊園監督支出的權力，並暫停了樞密院的工作，將其職責移交給戰爭委員會，其成員獨立於莊園。簡而言之，施瓦岑貝格建立了一種與莊園傳統決裂的財政專制制度。這項製度侵害了莊園的自由，引發了莊園貴族對他的厭惡。1638—1639 年，在施瓦岑貝格的權力達到時，在柏林流傳的傳單譴責他的統治是“西班牙式奴役”。
戰爭對克萊沃公國的影響沒有那麼大。在這裡，就像在整個德意志一樣，由於各支軍隊為控制具有戰略意義的萊茵河下游而戰，他們徵收高額捐稅，大肆勒索。但荷蘭軍隊佔領了萊茵河右岸的東部地區，為該國帶來了資金，恢復了貿易，並加強了與海牙的政治聯繫。儘管施瓦岑貝格伯爵的干預加上大範圍的破壞削弱了勃蘭登堡的莊園實力，但克萊沃的莊園仍然和以往一樣強大，並繼續對附近聯合省的政治支持充滿信心，即使在戰爭結束後，這些聯合省的駐軍仍駐守在許多城鎮。
在“三十年戰爭”期間，普魯士公國處於衝突激烈的地區之外，因此讓勃蘭登堡免遭破壞。在傳統上，莊園主大權在握，定期召開全體會議，嚴格控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民兵和領土財政。普魯士有權向波蘭王室上訴，而波蘭王室仍在領土上擁有正式的主權，這意味著他們（莊園主）不會輕易屈服。
君主對抗莊園1640年12月，當弗里德里希·威廉即位時，勃蘭登堡仍處於外國的佔領之下。1641年7 月，勃蘭登堡-普魯士與瑞典人達成了為期兩年的休戰協議，但掠奪、焚燒和不當行為仍在繼續。直到1643年3月，弗里德里希·威廉才從普魯士公國中相對安全的柯尼斯堡返回破敗的柏林——這座城市已經讓他幾乎認不出來。在這裡，他發現居民數量銳減，人們大多營養不良，建築物被燒毀或失修。曾經乾擾他父親統治的困境仍未解決。勃蘭登堡沒有建立確保自身獨立的軍事力量。施瓦岑貝格創建的小型軍隊早已分崩離析，無力再建。在克萊沃公國和馬克郡，新選侯只是名義上的君主，這些地方實際上仍被帝國、西班牙、荷蘭、黑森州和法國軍隊佔領。至於波美拉尼亞，在可預見的未來很有可能仍處於瑞典的佔領之下。樞密院議員兼選侯的前導師約翰·弗里德里希·馮·洛伊希特馬爾在1644年的一份報告中總結了勃蘭登堡的困境：他預測，只要波蘭足夠強大就會奪取普魯士，西部的克萊沃就會在荷蘭共和國的控制之下。勃蘭登堡站在“深淵的邊緣”。
為了恢復君主制的獨立性並鞏固其領土主張，選侯需要一支靈活並且紀律嚴明的區域作戰部隊。創造這樣一支軍隊成為他在位期間的主要任務之一。這也使選侯與莊園發生了衝突。在1645年10月給克萊沃莊園的一封信中，他解釋道，他需要用自己的軍隊控制整個公國，以避免被其他競爭對手趕出自己的領地。“既然士兵不能靠風活著”，那麼就意味著莊園需要繼續提供特殊的財政捐助。選侯解釋說，這些捐助很有必要，因為沒有佔領軍就不可能保衛城市： 在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的時期和百廢待興的狀態下，在這種需要的時刻（不能總為特權網開一面），我真誠地希望您不要將這些土地措施，視作蓄意和有預謀地侵犯您此前援引的特權（迄今為止，我們尚未收到詳細的報告），這些措施本是基於忠誠和慈父般的關懷採取，以拯救和保護我們的土地（實際上也是為了您和您的福祉），並且希望您不會堅持解散這些付出巨大代價而組建起來的軍隊或拆除防禦工事（如果不是因我們的聲譽和我們的……曾經遭遇危險和毀滅，就不會有這些）。
這是一堆相當鬆散的論據。“我這樣做是為了你自己的利益”是其中之一，但莊園可能會認為不具有說服力。在後來向柯尼斯堡的克萊沃莊園代表發表的聲明中，選侯充實了這一主張，並指出，如果各莊園真的截斷了資金供應，那麼其結果將悲慘，因為在選侯的小型武裝力量瓦解後，公國將進一步“遭到敵人的襲擊和圍攻”，從而“陷入毀滅和危險”的境地。有說服力的是他提到了普遍意義上的緊急狀態，使得他對資金的需求加迫切——有趣的是，聲明中使用了一句拉丁文，讓語氣變得柔和，即使在情況下，聲明中也沒有提出對特權進行全面鎮壓。我們注意到選侯尚未充分了解有關特權的實際內容，這意味著其對莊園要求的確切範圍和法律基礎持懷疑態度。，聲明提醒說，拒遵守會給君主本人和他的領地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這就是選侯為了證明向克萊沃的臣民徵稅的合理性而提出的理由。其核心是聲稱選侯別無選擇，只能如此行事。“我們仍然充滿信心，”他在1645年11月給公國官員的一封信中宣稱，“他們（莊園）將把這作為不可避免的必要性。”在其他信中也提到諸如“無法迴避的需要”或“ 需要”等說辭。
在1655—1660年的北方戰爭期間，君主和克萊沃莊園之間的對峙達到了。1657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求籌集4 000多名武裝人員，並支付8萬帝國塔勒來資助新部隊，涵蓋維持駐軍和堡壘的費用。選侯在公國的總督拿騷—西根的莫里茨在向各莊園提出這一要求時觀察到，選侯已盡可能避免給莊園帶來進一步的負擔。然而現在選侯的處境是：只有在得到“忠誠的莊園和臣民”的支持下，才能繼續他的“實現和平的計劃”。他警告說，如果這些人要“拋棄”他，那麼選侯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緊急狀態”可能是一個好的說法——將變得加緊迫，所期望的和平將加難以實現。“因為真正的朋友患難見真情”，總督提出，用一種讓人想起保護費的邏輯來推理，選侯並不懷疑莊園會成為“朋友”並會幫助自己。
作為對這一要求的回應，克萊沃的莊園，就像選侯的其他領地一樣，堅定不移地強調他們的世襲權利和特權。1649年，勃蘭登堡莊園也拒批准在波美拉尼亞對抗瑞典的軍事行動進行徵稅，儘管選侯誠懇地提醒說，所有領地現在“連枝同氣”，因此波美拉尼亞應該像“選侯的一部分”那樣得到支持。在克萊沃，當富有的城市貴族仍將選侯視為外國闖入者時，莊園恢復了與馬克、於利希和貝格的傳統“世襲聯盟”；領頭的發言人甚至把當下的狀況與同時代在英格蘭發生的動亂相提並論，並暗含威脅要像議會黨對待查理國王一樣對待選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威脅要採取“軍事行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勞，因為莊園得到了仍佔領公國的荷蘭駐軍的支持。在北方戰爭期間，當選侯加緊施壓時，莊園主們指出，他們的基本職責是確保“後代”的特權不被剝奪。在地方視角的經典論述中，莊園主們解釋說，臣民沒有“在這場與他們無關的戰爭中協助選侯”的義務。莊園主們向選侯保證，他們無意冒犯，但事實是他們肩負的“保護特權與公共利益”的責任阻止了他們接受選侯的請求，即使他們願意也不行。在各莊園的眼中，“對特權的保護”和“公共利益”似乎是一回事。同其他德意志領土一樣，地方精英通過援引“祖國”的權力來回應國王的要求和單方面措施，即保護其“古老的憲法”是每個高貴的“愛國者”的職責。
在普魯士公國，波蘭王室常駐的主權，讓選侯與莊園的談判變得複雜。莊園擁有向不受選侯控制的司法管轄區提出上訴的權利。只有在將監護權移交給勃蘭登堡選侯之後不會削弱莊園特權的前提下，他們才會認可霍亨索倫對公國的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繼位前的半個世紀出現了矛盾的趨勢：一方面，莊園權力的擴大加強了公國貴族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在17世紀20年代以及30年代，普魯士莊園和勃蘭登堡政府之間出現了和解的跡象。但在普魯士，正如在所有其他霍亨索倫地區一樣，莊園對選侯的徵稅請求猶豫不決，對選侯推出的任何可能損害他們傳統豁免和權利結構的舉措都會提出抗議。
在霍亨索倫地區，就像在德意志和歐洲的其他地方一樣，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權力之間的衝突包含許多問題——例如，就外交政策的關鍵問題進行磋商的權利、反對開徵新稅的權利、被稱為“本地權利”的特權（地方官員的任免權）以及地方莊園對軍隊的控制權等。人們不應該把這種對抗化：勃蘭登堡選侯並沒有全盤廢除特權，其在原則上從未否認“古老起源”的論點，儘管他的議員們有時確實指出了這些論點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和操縱性質。連接君主和地方貴族的“規範結構”被拉長了，但沒有被打破。弗里德里希·威廉無意像20世紀初的一些歷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將自己的轉變為統一的中央集權政體。然而，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說明，各莊園和其所代表的地方貴族應將自己視為整體的一個部分，從而有義務進行協作，維護和捍衛君主的所有土地，追求其合法的領土要求。
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對莊園來說是陌生的，他們將各自的領地視為獨立的法律實體單元，與選侯個人垂直相連，彼此之間並非水平相連。由於勃蘭登堡的馬克莊園將克萊沃和普魯士公國視為“外國省份”，因此認為後者對勃蘭登堡不能提出資源要求。出於同樣的原因，弗里德里希·威廉對波美拉尼亞進行的長期戰爭僅僅是君主私下的“不和”，在地方貴族看來，選侯無權扣押其臣民來之不易的財富。這些爭論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論兩極分化的背景下展開的：雖然一些人士支持君主的野心，但另一些貴族則堅持莊園的古老特權，認為未經其協商和同意而徵收任何稅收都屬於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