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講稿（簡體書）

胡小石根據清焦循 “一代有一代所勝” 之說，主張文學隨時代而發展，在本書中歷敘《詩經》、楚辭、漢賦、漢魏晉南北朝古體詩、唐律體詩、唐五代詞諸體之源流正變，條理清晰，重點突出，闡明各種舊說，不少創見，被學術界公認篇幅不長而頗具卓識。他畢生治學，文必己出，如無真知灼見，從不剿襲雷同，筆諸簡端。其定文學範疇，以我國固有之“言志”說、“緣情”說結合外來之“純文學”理論。治學方法，則嚴格區別治史、學文為兩途，謂治文學史屬於科學範圍，必須實事求是，無征不信。新中國成立前繼出之文學史，如馮沅君、陸侃如合編之《中國詩史》、劉大杰之《中國文學發展史》，其體例實受本書啟發。

胡小石（1888—1962）

名光煒，字小石，號倩尹，齋名願夏廬、蜩廬，晚年別號子夏、沙公。祖籍浙江嘉興，生於南京。書法上，曾師從清道人（李瑞清），與林散之、蕭嫻、高二適並稱為“金陵四老”。曾學詩於陳三立，詩詞兼擅，諸體皆工，七絕尤高妙。曾問學於王國維、沈曾植等晚清耆老，與陳中凡、汪辟疆並稱為南大中文系三老。

歷任云南大學、金陵大學、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門生有曾昭燏、遊壽、程千帆、王季思、馮沅君、孫望、徐復、蘇雪林、吳白匋、金啟華、胡云翼、劉大杰、侯鏡昶、郭維森、周勛初等。

長期從事古文字、聲韻、訓詁、群經、史籍、諸子、佛典、道藏及金石書畫之研究與教學，造詣精深，尤致力於古文字學、書學、楚辭研究、中國文學史研究。著有《古文變遷論》《聲統表》《楚辭辨名》《願夏廬詩鈔》等。

1、 學苑奇峰胡小石先生中國文學史力作。胡小石先生自1921年至1928年先後在北京女高師、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主講“中國文學史”課程，後以《中國文學史講稿上編》為題出版，歷敘我國古代文學文體之源流正變，篇幅不長，而條例清晰，頗具卓識，出版後頗為學界所重。

2、暌違九十載，經典再歸來。自1928年《中國文學史講稿上編》出版，1991年《胡小石論文集續編》（收入《中國文學史講稿》）出版以來，初次出版完整單行本。並且收入胡小石學生、已故著名考古學家、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所著《南京大學教授胡先生墓志》。

3、胡小石先生在江南文脈的傳承中有著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對於前輩，他曾問學於李瑞清、陳三立、沈曾植、王國維等晚清名宿；同輩人中，與陳中凡、汪辟疆並稱南大中文系三老，書法上則與林散之、蕭嫻、高二適並稱為“金陵四老”；學生則有曾昭燏、遊壽、徐復、蘇雪林、馮沅君、程千帆、王季思、孫望、金啟華、吳白匋、侯鏡昶、郭維森、周勛初等，均為知名文學史家和教授。

4、胡小石先生學問精深博大，高山仰止，是東南學術的代表之一。熔古文字、聲韻、訓詁、群經史籍、諸子、佛典道藏及金石書畫之研究於一爐，特別於古文字學、書學、楚辭研究、中國文學史研究等方面成就突出，著有《古文變遷論》《說文古文考》《書藝略論》《甲骨文例》《楚辭辨名》《張若虛事跡考》《李杜詩之比較》《中國書學史緒論（一）》等。

5、胡小石將文學史研究推進到新的境界。他取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為理論依據，得出四種觀念：闡明文學與時代之關係，認清純粹文學之範圍，建立文學的信史時代，注重文體之盛衰流變。因此反對將經、史、子、小學納入文學的傳統觀念，持文學進化觀，將文學史研究推進到新的境界。

6、本書以胡小石先生的講義成書，為白話文，文字流暢清晰，無文學史教材的刻板氣。無大段引文，取譬引喻，以文體演變的規律推理文學作品的真偽，可窺大師的思考過程。

7、眾多大家學過的文學課。胡小石終身在高等學校中任教，一直開設中國文學史課，不光程千帆、王季思等人深受胡小石影響，學生中也有不少人以講授中國文學史為專業，其間薪火相傳，曾在這一領域中發生很大的影響。如馮沅君、陸侃如合編之《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簡編》、蘇雪林之《中國文學史》《遼金元文學》、胡云翼《新著中國文學史》、劉大杰之《中國文學發展史》等，均可見胡小石學說的影響。

8、胡小石逝世60周年紀念。封面採用胡小石詩詞書法，完美體現胡小石的書法藝術。封底“吾生譬行文 安問淡與絢”一語，也是胡小石先生的心跡自述。另有胡小石先生印章一枚。誠摯紀念胡小石先生逝世60周年。

引 言

中國雖說是一個富有文學寶藏的古國，文學作品的數量頗不在少數，而且各體皆稱完備。每代都有新文體產生，但是將歷代文學的源流變遷，明白地公正地敘述出來，而能具有文學史價值一類的書，中國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後。這是多麼令人慚愧的事。不過從前雖無整個的文學史出現，許許多多的文人倒有不少談到關於文學流變的種種問題，散見於零篇碎簡之內。而且其中頗有合乎近代論文的旨趣，及應用演進的理論，以說明過去歷代文學的趨勢的人。我們在這裡要舉一位清代大儒焦裡堂的論文名著為代表。這篇也可以說這是中國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體而微的文學史。焦君的話，引在下面（見《易余籥錄》十五）：

商之詩，僅存頌。周則備風、雅、頌，載諸三百篇者尚矣。而楚騷之體，則三百篇所無也。此屈、宋為周末大家。其韋玄成父子以後之四言，則三百篇之余氣遊魂。漢之賦為周秦所無，故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為四百年作者，而東方朔、劉向、王逸之騷，仍未脫周楚之窠臼。其魏、晉以後之賦，則漢賦之余氣遊魂也。楚騷發源於三百篇。漢賦發源於周末。五言詩發源於漢之十九首，及蘇、李，而建安，而後歷晉、宋、齊、梁、陳、周、隋，於此為盛。一變於晉之潘、陸，宋之顏、謝。易樸為雕，化奇為偶。然晉、宋以前，未知有聲韻也。沈約卓然創始，指出四聲。自時厥後，變蹈厲為和柔。宜城（謝朓）、水部（何遜）冠冕齊、梁，又開潘、陸、顏、謝所未有矣。齊、梁者，樞紐於古、律之間者也。至唐遂專以律傳。杜甫、劉長卿、孟浩然、王維、李白、崔顥、白居易、李商隱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若陳子昂、張九齡、韋應物之五言古詩，不出漢魏人之範圍。故論唐人詩，以七律五律為先，七古七絕次之。詩之境至是盡矣。晚唐漸有詞，興於五代，而盛於宋。為唐以前所無。故論宋宜取其詞，前則秦（觀）、柳（永）、蘇（軾）、晁（補之），後則周（密）、吳（文英）、姜（夔）、蔣（捷），足與魏之曹、劉，唐之李、杜，相輝映焉。其詩人之有西昆、西江詩派，不過唐人之余緒，不足評其乖合矣。詞之體，盡於南宋。金元乃變為曲，關漢卿、喬夢符、馬東籬、張小山為一代巨手；乃談者不取其曲，仍論其詩，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歸熙父、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立一門戶。而李（夢陽）、何（大復）、王（世貞）、李（攀龍）之流，乃沾沾於詩，自命復古，殊可不必者矣。夫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然而未暇也。偶與人論詩，而紀於此。

從上面所引的焦君的文章，可得到下列種種觀念：

（一）闡明文學與時代之關係。他最能認清在什麼時代就產生什麼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

（二）認清純粹文學之範圍。中國人自來哲學與文學相混，文學又與史學不分，以致現在一般編文學史的，幾乎與中國學術史不分界限。頭緒紛繁，了無足取。焦君此篇所舉的歷朝代表文學作品，如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均屬於純文學方面。文學的面貌既被他認清楚了，講起來，才不至於夾雜不清。

（三）建立文學的信史時代。文學為感情之表征。有人類即有感情，有感情即有文學。“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稟氣懷靈，理無或異。”但我們要講的是文學的信史。須以文學之著於竹帛，而且能夠確實證明是真的作品以為斷。因此，我國文學的信史時代，不得不因之而縮短。焦君所講斷自商代，因為他相信經古文家之說，以《商頌》為商代作品。他並不遠取《擊壤》《南風》《卿云》等歌謠，甚至於葛天、伏羲時的選著，這是他的一種專崇信史的謹嚴態度。很可供後來講文學史者所取法。

（四）注重文體之盛衰流變。每種文體，都是最初時候很興盛，以後漸漸衰敗，終於另外出一種新文體來代替舊的。但新文體既產生之後，仍然有一班人保存著舊的文體。這種人“舍其所勝，以救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耳”。這種論調，是從前一般過於貴古賤今的文人所不敢出口的。

至於這篇中偶有誤點，如相信《商頌》的時代，及蘇、李詩，且把韋玄成祖孫誤為父子等。但大體的主張，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目錄

第一章 通論 001

第二章 上古文學 021

第三章 周代文學 037

第四章 秦代文學 057

第五章 漢代文學 063

第六章 魏晉文學 091

第七章 南朝文學 109

第八章 北朝文學 133

第九章 隋代文學 143

第十章 唐代文學 147

第十一章 五代文學 213

第十二章 宋代文學 223

後記 265

附錄

南京大學教授胡先生墓志 /曾昭燏 269

李白與杜甫

唐朝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唐詩又是唐代文學中的精華，而李白、杜甫又為唐代詩人之代表作家。自來談文學批評或文學史的，沒有不推尊李、杜的。不過在我們未講此題之先，須將一般人對於李、杜比較的種種觀念之不妥當的略加辨正。

（一）根據於地理的 以杜代表北方詩人，因為他家於河南鞏縣，住長安也很久，所以他的詩頗偏於寫實一方面，這是北方詩人的特色，又以李代表南方詩人，以為他生於四川，後又到了湖北。所以他的詩很偏於浪漫一方面，這是南方詩人的特色。這種議論，尤以日本人之研究中國文學者為尤甚，如笹川種郎之《中國文學史》便主此說，近來頗影響到中國作文學史的人。以地域關係來區分文學的派別，只有在交通不便，政局不合，如南北朝、五代等時代尚可適用，到了唐代，文學早已沒有分南北的界限了。

（二）根據於思想的 又有人以杜甫的人生觀代表儒家，說他的作品，句句都不離社會，而以李白的人生觀代表道家，因為他的詩大半有超脫人世之感。這話也許有一部分是對的。杜甫的思想，也並不是儒家可以包括的。至於太白之尚理想，崇虛無，誠然帶有很濃厚的道家色彩；至於他的種種飛升遠舉之想，那是屬於神仙家的，而且不免方士化了。其實太白又何嘗完全抱著出世之想呢？人們總不能離棄社會而獨立，惟其責望於人世者越大，故其對於世間之失望也越甚。到了不能“兼善天下”之時，只好逼上遁世的一條路上去。他的超出世間的思想，完全是由於他不能忘卻世間的苦痛。如古之屈子、阮生均屬此類。何況太白自幼便富於縱橫之志，後來到處都不得意，精神漸歸郁結。可見李、杜二人的思想，並不是根本上有什麼分歧之處。

他們真不愧為千古的大詩人！決不易受時代及環境的影響。雖說他們在詩國的成就最偉大，但均不得意於當時之科舉。他們都不是進士，他們的友誼雖然很濃密，但對其文學的主張毫不妥協。他們都能擺脫當時及從前被齊、梁所拘束之風氣，各自尋找途徑，出全力全智，去造就他們的藝術之王宮。

因為他們所走的路不同，我們更有比較二者之必要。大約言之：李白主張復古。他偏偏肯把他的旁逸斜出之天才，安置在古人已造好之模範以內，可說當得起建安以來古詩之一位結束的人物。杜甫主張革新。他的詩真是無所不學，但同時又能無所不棄，也不愧為元和以後詩風之開山師祖。先講李白：

我們萬不料這位被古今一般人目為大才橫絕的太白，竟給我們派他一個復古派的健將的徽號，這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太白之前的詩家而傾向復古的人，尚有如陳子昂、張九齡、孟浩然等人。可惜他們的天才均不及太白的偉大，所以成績不大好。至太白便不同了。他有時頗以復古為己任而且自豪，他曾說過：“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他又以為“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這也是他的一種復古思想的表現。因為詩之最古者為四言，五言次之，七言更後出。他的《古風》五十九首，開口便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又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他斷至建安為止，以外便看不上眼。這是太白論詩的大主張。現在更從他所存留於現在的詩的形式上看來，古詩占十分之九以上，律詩不到十分之一，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得十首，而內中且有一首只六句。《鳳凰臺》《鸚鵡洲》二詩，都是學崔顥的《黃鶴樓詩》，但也非律詩；因為只收古詩的《唐文粹》中，也把此詩收入。自從沈約發明聲病以後，作詩偏重外表，太白很不滿意於這種趨向，乃推翻當時所流行之齊、梁派的詩體，而復建安時的古體。在他所作的古體內，可以找出許多不同的來源。因為他的天才太大，分別去學古人，同時又能還出古人的本來面目。他的五古學劉楨，往往又參入阮籍的風格；七古學的是鮑照與吳均，五古山水詩學的是謝，又學到魏、晉的樂府詩，到了小謝以後，他便不再學下去了。可是魏、晉人作詩，多不大能變化，如陶、阮只善用單筆，顏、謝只長於復筆，惟太白則頗能變化，七古多用單筆，五古描寫詩多用復筆。有人在此要反問道：太白詩既復古，何以集中樂府詩竟占一百十五首之多？杜甫曾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鏗不明明是陳人嗎？不過我們可以如此回答說：凡是反對某種風氣的人，對於那種風氣，必有極深的研究。太白對於梁、陳以來的詩風，極有研究，所以才不滿意而欲復建安之古，故李陽冰說：“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並盡。” 他是真知李白之為人，而這樣說的。

這裡再轉過來談杜甫。他不惟不滿意於齊、梁，而且不一定以太白之學漢、魏為然。以為永明、建安都是過去了的時代，說是古體，均差不多，又何必厚彼薄此？而且每代有每代之勝，又何必苦苦宗那一代呢？所以他說：“前輩飛騰入，余波綺麗為；後賢兼舊列，歷代各清規。”他一方面既不輕看古人，對於自己作詩，又總以求新為貴。所以他又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他並非完全不學古人。可以說在他的眼光中看來，從來沒有一家不好，但同時又沒有一家盡好。所以他學習許多的古人，但同時又推翻他所學習的古人。他正是一位詩國的革命家，從以下幾種特點，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