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簡體書）

本書對人口學研究的主要方面做了提綱挈領式的介紹，著重闡述了人口學家如何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來對人口的規模、構成和密度展開研究，講述了全球人口的時空演變過程以及主要的人口學家及其理論成就，探討了不同的人口驅動因素如何影響人口群體的結構和個人的生活，而不同世代的人口構成又直接決定了個人獲取社會和自然資源的機會。作者還對新興的人口學子學科做了介紹，提出了21世紀人類在人口方面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及其解決辦法，並對人口學的發展前景進行了展望。

薩拉•哈珀（Sarah Harper）， 牛津大學老年學教授，牛津大學老齡化研究所所長、英國皇家研究院院長、克洛爾人口環境變化項目主任，兼任養老金政策研究所所長，為英國政府全球移民前瞻計劃撰寫了《移民、老齡化和環境》一書，《人口老齡化雜志》創始主編之一，著有《老齡化社會：神話、挑戰和機遇》（2006）、《老齡化與公共政策國際手冊》（2014）、《人口變化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2016）等。

人口是國家長足發展的根本，但面對紛繁複雜的人口問題時人們卻往往存在諸多困惑：從“人口爆炸論”到“人口崩潰論”，從計劃生育到鼓勵多孩，我們該如何認識這種理論和政策的轉變？當務之急是普及人口學的常識教育，幫助提高社會和非專業大眾對人口現象和人口問題的認識和理解。牛津通識讀本《人口學》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迅速了解人口學的機會，而且它篇幅簡短，內容全面，語言通俗，便於理解，無論是相關領域研究者還是普通讀者都可以從中獲益。

序言
陳 功
人口是國家長足發展的根本。我國的人口研究始於20世紀初葉，復蘇於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逐漸建立和完善學科體系，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耕耘。然而，當談及人口現象的解釋和人口問題的分析時，很多人仍存在一定的理解偏誤，或是將人口學簡單等同於人口統計、計劃生育，或是對預期壽命、總和生育率等人口學概念一知半解。這都提示我們仍需加強人口學的常識教育，幫助提高社會和非專業大眾對人口現象和人口問題的認識。牛津通識讀本《人口學》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迅速了解人口學科的機會，而且它篇幅簡短，內容全面，語言通俗，便於理解。本書作者英國牛津大學薩拉• 哈珀教授，從人口學專業角度介紹了人口學的起源、基本研究物件和相關概念、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學科外延領域，並輔之以現實人口政策和統計數據加以說明，無論是相關領域研究者還是普通讀者都可以從中獲益。
我和哈珀教授相識多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也與哈珀教授及牛津大學老齡化研究所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尤其在學術講座與研究合作、學生和青年教師訪學交流等方面成果很多。哈珀教授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女科學家，是英國和國際上具有重要影響的人口學家和老年學家，牛津大學老齡化研究所創始所長，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並曾經擔任過英國皇家研究院院長。2018年，哈珀教授因其在人口科學方面的貢獻被授予英國CBE勛章。她涉獵廣泛，尤其在人口轉變及其挑戰、人口老齡化研究上鉆研深入。
本書開篇就向讀者們拋出一個可供討論的觀點：“人口即命運？”盡管這種決定論的語氣可能過於武斷，但哈珀教授借此點明了我們目前正日益深刻感受到的一個事實—人口變化在地方、國家乃至全球層面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說，人口學在與“人”相關的社會科學乃至包括遺傳學、醫學等生物科學在內的研究體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這類研究的基礎，所有其他的研究都應當建立在人口本身的特徵及其發展規律之上，但同時它也依賴其他科學對其研究發現進行解釋。
隨後，本書探討了全球人口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演變，地球上的人類是如何從5.5萬增長到如今超過70億。人類社會真正面臨人口膨脹、人口老齡化等人口問題，不過是近一百年間的事情。從時間長度上說，這在人類歷史長河裡不值一提，但從事件意義來看，卻是事關全人類共同命運的重大轉折。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當前人口現狀和趨勢，如何讓人口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是當前中國乃至全世界都面臨的重要時代議題。如書中提到的法國人口學家利維• 巴奇所言：“舊石器時代的上百萬居民，新石器時代的1 000萬居民，青銅時代的1億居民，工業革命時代的10億居民，21世紀末可能達到的100億居民，他們所代表的肯定不只是簡單的人口增長。”
到第三章，本書正式進入人口學的學科領域，講述了人口學的創建者們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如何塑造了這門學科。從“現代人口學之父”約翰• 格朗特創建第一張生命表開始，到馬爾薩斯正式開啟現代人口學研究，人口學始終帶有“多學科交叉”的特徵。與大眾印象一致，人口學的起源與數學和統計學密不可分。格朗特首創的生命表統計了倫敦不同教堂會眾的信息，得到了成年人口的性別分布。第四章更進一步說明了人口與數學計算、統計推斷之間的交叉，包括岡珀茨定律的提出等。人口與醫學的結合則推動了公共衛生、流行病學的發展，例如在英國霍亂大流行時期對於分區人口死亡率的統計、分職業人群死亡率的比較等。人口作為社會的最小單元，天然帶有資源屬性，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提出，將人口增長與生產資料狀況聯繫起來，帶有顯著的政治經濟學特徵。總而言之，人口學的產生和發展與開創者們多樣化的學科背景密切相關，使“多學科”特徵始終貫穿於人口學研究之中，與其他同類社會科學相比，更具有開展廣泛跨學科研究的包容性。
第五章至第八章介紹了人口學的基本要素和研究的核心內容。簡單來說，人口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即人口的“生、死、遷、測”。人口的生育、死亡和遷移是決定人口規模、結構和分布等特徵的基本要素，第五章主要對這三個驅動要素展開了介紹。第六章講述了人口學最重要的理論之一—“人口轉變”，即生育和死亡要素的變化對長期人口變動的影響。第七章則介紹了如何衡量這些要素及其影響。第八章對人口推算和預測進行了介紹。
以上內容，除了對基本概念的說明，哈珀教授還穿插了一系列相關議題的討論。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兩個議題：一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人口發展的特徵差異；二是人口轉變與流行病學轉變之間的緊密聯繫。響應第二章的問題，人口增長背後的機制是什麼，從發達國家人口變動規律總結的四個人口轉變階段中可見一斑，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得益於醫學和公共衛生的進步，而生育率的變化則受到社會、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同生育和死亡模式的組合造就了現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人口的現狀事實。目前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的人口轉變，既有發達國家人口轉變的基本特徵，同時也因其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同時，流行病學轉變中疾病譜的變化，與人口結構相結合，又呈現出不同年齡人口健康水平和疾病負擔差異，放置於國家人口年齡結構之中，就會演變為當前我們熱烈討論的“養老負擔”問題。總之，很多例如生育意願、家庭規模、養老照料等關於生育和死亡的社會議題，讀者們都可以從中得到認識和啟示。
除了與人口轉變直接相關的死亡和生育外，第三個要素人口遷移則是人口學另一個重要研究主題。以往大眾常常忽視的，關於人口的流向及其效應的分析和解釋，其實也是人口學家們致力研究的重要領域。歷史發展趨勢表明，遷移人口對遷入地和遷出地的人口結構、社會經濟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與城市化、現代化研究密切聯繫，人口的鄉城流動促進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才的聚集則推動了現代化的發展。書中從國際遷移和國內遷移兩個方面，對人口遷移的基本概念、理論和模型進行了介紹。
哈珀教授在第九章梳理了人口學的分支學科。如前所述，人口學在與“人”相關的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且帶有顯著的“多學科交叉”特徵。這也是人口學的分支學科都極為重要且研究成果都格外璀璨的原因。書中主要列出的分支學科包括了人類人口學、生物人口學、人口經濟學、家庭人口學、歷史人口學、數理人口學、古人口學、人口地理學、社會人口學等九門，但在實際的人口研究中，人口學與其他學科交叉的範圍遠不止於此。
對於未來人口學及人口研究的發展，哈珀教授列出了一系列當前人口發展面臨的挑戰，例如人口老齡化、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生育率，如何平衡世界不同地方環境、人口和消費的關係以及技術變革的衝擊等，並指出人口學應納入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視角下進行解讀。筆者認為，這是當下人口學者和人口研究學者們必須積極承擔起來的時代責任——在21世紀全球人口老齡化不可逆轉、區域人口發展具有多樣性的新時代背景下，面對人口轉變過程和機制越來越複雜多變的情況，應致力於解決如何積極應對人口發展的挑戰，從長期戰略和治理的角度促進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與資源環境相協調，達到代際間的平衡與可持續的宏大議題。這要求我們立足於本學科發展的基礎，更廣泛地展開交叉和合作，並進一步提高研究證據指導實踐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寫到這裡，我想起在牛津大學時有一次和哈珀教授聊天的話題，哈珀教授提到，作為人口學家，我們都知道伴隨人口轉變，2030年前後的中國，2050年前後的印度，還有2070年前後的非洲都將對全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對於哈珀教授的觀點從不同角度出發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這裡想強調的有兩點：第一，要尊重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要習慣於找差異，求同存異。人口學中包括本書中大多介紹的是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這是研究人口問題的通用工具，但是當分析不同物件、內容和觀點時要有批判性思維，要基於事實和證據做獨立判斷，不要人云亦云，即使是對哈珀教授這樣的大學者的觀點也可以有自己的不同認識，這在國際比較時尤其要注意，以平常心和學術定力來看待學術討論中的不同意見。第二，在全球人口變動的今天，一定要有全球觀和前瞻性，遠見卓識，未雨綢繆。一般認為人口是一個宏觀變量和慢變量，觀察和研究人口現象要有較長的周期，不能只看當前，要瞻前顧後。早在1980年代，哈珀教授就開始關注和討論中國的人口現象，例如《中國城市老齡化：上海和北京的案例研究》（1989）、《中國人民與文化》（1992）等，並一直持續關注。在她的帶領下，牛津大學老齡化研究所一直關注和研究全球的人口變動，只要你打開網站，你就能夠看到牛津大學人口研究的全球布局，你甚至能夠看到剛剛進入新世紀時，他們就已開始全面深入研究非洲的人口和人口老齡化問題。這一點，世界一流大學的做法是特別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的。
總而言之，人口學是一門充滿魅力且具有廣泛包容性的學科，本書作為一種通識讀本，兼備科普性和學術性。對於想要了解人口學及相關基本概念的讀者，以及正準備開展人口學研究的學生讀者都應該有比較大的幫助。

第一章　人口即命運？
第二章　從 5.5 萬到 70 億
第三章　人口學思想之父
第四章　通往統計學和數學模型之門
第五章　驅動因素
第六章　人口轉變——人口學的核心內容
第七章　人口學家的工具箱
第八章　人口金字塔和人口推算
第九章　分支學科的出現
第十章　人口政策和未來挑戰
專用詞匯表
索　引
英文原文

第一章：人口即命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背景中，法國與俄國結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這源於法國和俄國之間彼此的政治忠誠，但是人們也承認，這是因為當時法國正在輸掉與德國的人口競賽，從而促進了法俄結盟。法國通過向俄國提供資本和技術，換取了俄國的巨大人力資源儲備。21世紀英國多元文化社會的興起，使其擺脫了20世紀下半葉僅靠生育更替人口能力下降的問題。這鼓勵了來自英國前殖民地的移民勞動力與資本轉移之間的交換。日本的早期經濟成功部分可由其高密度人口來解釋，這一因素使得技術轉移可以迅速發生。有關國家的政治聯盟、文化變革和經濟增長，都可以部分歸因於這些國家的人口結構。
“人口即命運”的觀念起源是有爭議的。盡管很少會有人堅持這種決定論的立場，但是人們也日益認識到，人口變化在地方、國家、地區和全球層面的政治制度、經濟與社會中起著關鍵作用。
雖然有許多學科對“人”感興趣，例如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但是人口學的核心概念是人口變化的驅動因素，即死亡、生育和人口遷移，以及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響人口。這些人口驅動因素的相互作用導致了人口規模、構成、密度和分布方面的各種結果，這些結果在國家和地區之內以及之間會有所不同，繼而對它們所形成的社會和社區以及構成這些社會和社區的個人產生顯著影響。例如，每個人所處的出生隊列或世代，該隊列的人口構成及其與那些同時在其他地方出生以及之前和之後隊列之間的關係，都強烈影響著個人的生活機會。此外，對人們生活於其中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也會施加影響，構造著人們獲取諸如食物、水、教育、工作、性伴侶甚至個人壽命等社會和自然資源的機會。
17世紀中葉的英格蘭正處於復興和發現的時代，同時也是瘟疫和死亡的時代。這兩個條件的偶合導致了人口學的產生。英國皇家學會成立於1660年，致力於“經驗觀察和實驗”；牛頓和他劍橋大學的同事們那時正在發展微積分學、力學和引力理論。確認可以解釋物理學和物理世界中上帝杰作的數學公式，是發現可以解釋上帝的人類身體計劃的更多公式的自然途徑。瘟疫的不斷蔓延使得死亡遍布周圍。每周發布倫敦喪葬數的《死亡清單》則提供了一項完美的來源，可以被用來探索上帝創造世界時制定的生死法則。商人約翰•格朗特使用這些數據在1662年製作了第一張原始生命表，這正是人口學的初始研究內容之一。至此，在關於大地、海洋和天空的法則中，加入了關於生死的數學定律。雖然幾個世紀以來人口學已經發展成涵蓋廣泛的理論和方法論，探討了人口的增長、再生產和變化等基本原理，但是在其內核仍然保持著對能夠解釋人類壽命長度的數學定律的不斷探尋；這一探尋如今已經成為人口學家與數學、進化生物學和遺傳學等同行科學家共享的研究領域。
當代人口學可以分為三個獨立研究領域。首先是研究過去或現在關於人口規模和構成的特徵，對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空間分布、種族和社會經濟群體等構成標準尤其感興趣。其次是對直接影響人口構成的各種過程感興趣，主要是生育、死亡和人口遷移，有時也被稱為人口驅動因素。第三個領域關心的是這些靜態特徵和動態過程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之中的相互影響。
當代的作者們認為現代人口學在社會科學中占有特殊地位。與許多其他社會學科（例如社會學或心理學）不同，人口學的分析物件很明確，那就是人。此外，決定主要人口過程——再生產和死亡，或生育和死亡——的人類行為法則，比許多其他人類行為過程更有規律。第三，當代人口學是一門真正的跨界學科，因為它很大程度上依賴其他社會科學來解釋人口統計結果。
在本書中，我將首先探討全球人口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演變方式，其在幾千年裡經歷了穩定但小幅的增長，直到大約二百年前開始轉變為急劇增長。在兩萬年前最後一個冰河時代結束時，估計有大約100萬名智人散布在歐洲、非洲和亞洲。在接下來的一萬五千年裡，隨著農業、定居生活和文明的出現，人類經濟和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公元前5000年時，世界人口估計已達500萬，而且每個大陸都已有人類定居。又過了七千年時間，大約在1800年左右，人口達到了10億。
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到來導致人口數量穩定增長。從1700年開始，死亡率開始了一段長期逐步下降的過程：貿易、農業和工業革命提高了生活水平，公共衛生措施大大降低了嬰兒和兒童的死亡率。到20世紀初期（1930年左右）人口翻了一番，達到20億；在五十年內又翻了一番，達到40億（1975年）；到20世紀末已達60億。目前，這一數字約為70億，預計在21世紀將達到100億左右。
然後，我將著眼於人口學學科的發展，細數有哪些主要的理論家，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們對人口學產生興趣，以及他們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如何塑造了這門學科。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樣，對人口學的正式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紀中葉格朗特的原始生命表。其他人接手了這項任務，到19世紀時，數學估計已經很複雜並且獲得高度認可。從理論上說，正是馬爾薩斯提出了人口無限制增長可能帶來影響的假設，因此他被許多人視為人口學研究的真正創始人。
主要爭論之一圍繞著人口轉變展開。這指的是，當國家從高死亡率與高生育率平衡的穩定狀態，演化到低死亡率與低生育率平衡的穩定狀態時發生的一系列變化。理論家們激烈爭論著這種轉型的時機和驅動因素。我們將探討人口學家們用來理解這些過程的工具和材料。
到20世紀初時，人口學已被認為是一個單獨研究領域，大學中第一次教授人口學課程，關鍵的理論家們獲得認可，並發展出了一套清晰的方法和技術。除此以外，我們還將考慮到新的人口學分支學科的出現。近幾十年來，人口學在被其他學科（例如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納入研究領域的同時，又發展出了一系列分支學科。現在，生物人口學、人口經濟學、人口地理學、社會人口學和人類人口學都成為人口研究廣闊領域的構成部分，這些研究分析了影響人口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生物過程之間的關係。這使得我們可以采取一種多學科的方法，該方法可以被用來解決各種當代問題，並借助人口學的預測能力去展望未來。
所有國家都有人口政策嗎？在設法解決21世紀一些關鍵的人口挑戰之前，我們將先來考察其中的一些問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會下降到代際更替水平以下嗎？如果沒有下降到如此程度，後果將是什麼？在世界不同地區，環境、人口和消費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們將如何為預計到2050年的90億或100億人口提供食物和水？即將到來的世界人口老齡化將產生什麼影響？
以數學科學為核心的人口學，正在努力解決其中一些極為重要的挑戰。人口也許不是命運，但是它確實可以提供必要的科學證據，以指導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們跨越21世紀。
第二章：從 5.5 萬到 70 億
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人類種群大約始於一百萬年前；一百二十萬年前，人類約有5.5萬人口，今天所有的人口都由這些人類繁衍而來。其中包括幾種人類物種，諸如非洲的匠人和東亞的直立人。新的遺傳證據正在改變我們對人類進化的理解。該證據表明，在過去的十萬年中，所有現代人類——無論是否為非洲人——都源自同一個祖先種群。這有悖於那些認為非洲人類在很早以前就與非洲以外人類分離的早期理論。
另外，這些證據還表明，智人大約在五萬年前離開非洲，通過非洲人類與非洲以外人類之間的混血，遺傳物質的共享一直持續到兩萬至四萬年前。
除此以外，對骨骼和工具的全面年代測定表明，現代人類最早在四萬五千年前到達歐洲，與尼安德特人共同生活了長達五千年，甚至可能與之有過思想和文化交流。還有遺傳證據表明，這些現代人類的祖先與尼安德特人發生過混血，特別是現代歐洲人體內含有多達5％的尼安德特人脫氧核糖核酸（DNA）。研究人員指出，在數千年的時間裡，尼安德特人的數量一直在下降，而同時現代人類的數量卻在增加。大約四萬年前的一段極端寒冷時期，可能已經足夠解釋尼安德特人數量不斷減少的原因，並導致了他們的最終滅絕。
智人被認為是到公元前30000年時地球上剩下的唯一人類物種。在大約兩萬年前的最後一個冰河時代（末次盛冰期）末期，即舊石器時代，估計大約有100萬人分布在歐洲、非洲和亞洲。遺傳證據表明，在人類第一次走出非洲的過程中，歐洲人口可能已經大幅減少過一次。人類已經到達澳大利亞，但可能沒有到達美洲。
快速的經濟和社會變革
在此後的一萬五千年中，隨著農業、定居生活和文明的出現，人類經濟和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大約在一萬年前有一段全球變暖時期，冰蓋融化並退縮，我們進入了今天仍生活在其中的全新世時期。最初，這帶來了中石器時代狩獵采集者和新石器時代農業生產者的文化時期，並且有人認為這種農業發展支持了這一時期人口的持續增長。公元前10000年左右，新石器革命帶來的急劇轉變，有時也被稱為新石器時代人口轉變，使得人口從流浪的狩獵采集者轉向定居農業。從歐洲、中東，到近東、中國和中美洲，這種轉變似乎是跨不同大洲和時間段相互獨立發生的。前舊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者大多存在於獨立的小團體中，易受當地食物供給變化的影響。新石器時代的農業生產者們形成了更大、更密集的人口群體，他們可以通過建立剩餘食物儲備來抵御季節性的饑荒。
經典理論對這一生產轉變過程中人口突然膨脹的解釋是，新生產技術的創新和散播、易於儲存營養谷物的種植以及動物的馴化擴大了可獲得的食物供給，並保護了人們免於承受營養壓力。結果是，人們的健康狀況得到改善，死亡率下降，從而人口得以增長。
其他人卻對此理論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實際上死亡率是提高了而不是下降，只是因為生育率也在提高才使得人口出現增長。有人認為，隨著從水果、蔬菜和肉類的混合飲食轉向對谷物的高度依賴，人們飲食的營養價值下降了。此外有人提出，定居農業人口的高密度生活，使寄生蟲和傳染病得以傳播。因此，營養攝入上較弱的農業生產者比他們之前的狩獵采集者有更高的患病率和更低的預期壽命。
但是，從流浪向定居生活方式的轉變提高了生育率。例如，現代人類學對非洲的研究表明，從事定居農業的婦女生育間隔比仍然是狩獵采集者的同時期婦女要短。對於遊牧民族來說，總是帶著幼兒和嬰兒到處遷移很累贅，然而兒童勞力對於農耕來說卻是寶貴的資產。無論採用何種理論解釋，事實都是人口大量增長，到公元前5000年時，世界人口估計已達到500萬，而且每個大陸那時都已有人定居。
這兩種理論都探討了經濟和社會生活方式對所涉及人群行為的影響。人口本身也可能會影響人們的行為。例如，可能會有人主張，大約在一萬年前，人口增長對可供狩獵和采集土地的壓力迫使人們耕種和采集糧食，以使得可用土地的生產力變得更高。有人提出狩獵采集者知道如何種植和收獲農作物，但是這種向農業生產的轉變卻一直沒有發生，直到人們由於人口壓力而不得不轉而種植糧食。這些主張得到以下證據支持，即：轉而從事農業比從事狩獵和采集需要更大的工作量，因此只有在必要時才會被採用。
在隨後的五千年中，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和轉變使得世界人口每兩千年翻一番，到基督時代達到了2.5億，這一增長速度與之前的兩萬五千年間相比十分可觀，那時人口需要將近一萬年時間才能翻一番。很多學者將這種增長與新技術的出現聯繫起來，使得農作物、動物和發明以及人口，沿著一條貫穿歐亞大陸的肥沃地理軸線傳播開來。例如車輪的發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東南亞改變了交通方式，使得人和貨物能夠沿著新建的道路快速移動。文字書寫大約在同一時間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使思想和創新得以傳播。這些都導致了新文明和大帝國的誕生，如奧斯曼帝國、埃及王國、羅馬帝國和中國王朝。羅馬帝國鼎盛時期可能有大約5 000萬人口，有觀點認為，其中羅馬自身擁有100萬以上人口。印度和中國可能有與羅馬帝國同等規模的人口。大城市出現了穩步發展的人口增長治理和控制的系統。這些都支持了大規模的技術創新，諸如極大改善糧食供應的灌溉系統，供水、排水和衛生系統的管控，以及管控貿易的數學和會計機制。雖然這些創新為人口增長提供了支持，但是人口增長仍然易受疾病、饑荒和氣候變化影響，從而制約了其迅速增長。
在接下來的一千五百年裡人口增長經歷了巨大波動。看起來在公元500年至900年間世界人口規模增長得很少，而隨後的四百年中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口都經歷了增長。在公元後第一個千年之初，羅馬人統治下的不列顛的人口約為100萬，而在一千年後《世界末日之書》寫成時，該地區的人口仍然如此。第二個千年的前三個世紀預示了一段人口穩定增長和在很多地區擴張的時期。歐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長了一倍，亞洲和美洲的人口增長了一倍半。例如，在諾曼人的統治下，不列顛的人口迅速增長，增長了約四倍達到400萬。來自錫蘭的證據表明，在成熟的農業系統支持下，人口的快速增長在12世紀達到了一個高點。中國人口大概從第一個千年初的7 000萬增長到12世紀的1.2億。
然而，在整個13世紀，除了美洲之外，這些地區的人口都出現了下降。很可能是因為全球氣候的變化，比如，這一時期的歐洲氣候就尤其不利；或者是因為人口壓力而出現人口增長的自然抑制，抑或僅僅是一種巧合。14世紀的黑死病，一場從戈壁沙漠蔓延到中國、印度、中東和歐洲的瘟疫，使歐洲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隨後是長達三百年的人口有限增長的時期。
15世紀，歐洲人對美洲的發現給當地土著居民帶來了災難性影響。美洲土著人以及北部的阿茲特克文明和南部的印加文明，因疾病、饑荒和戰爭而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從16世紀起，亞洲經歷了增長期以及隨後的停滯。16至17世紀，日本人口增長了兩倍，然後是急劇的下降。同樣，中國人口在17至18世紀增長了一倍，然後再次放緩。作為一個偉大的貿易帝國，中國未能像它的歐洲鄰居那樣實現工業化，而是向內轉，從而錯失了歐洲在接下來的19世紀人口大繁榮的機會。
穩定的擴張
然後，情況於18世紀末在歐洲發生了變化。人口增長的繁榮與蕭條趨於穩定。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開始下降。那些之前曾在她們孩子成年前就失去其中多達一半孩子的婦女，如今不再只是為了保證孩子可以順利替代他們的父母而必須生育五個或六個孩子。整個生命過程中的死亡數減少了。歐洲已進入人口轉變。
到18世紀末，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居住了三萬年後，世界人口達到了10億，分布在所有地區。在一百年內，超過一半的出生嬰兒將達到生育年齡，並且隨著預期壽命的不斷增加，世界人口將開始穩定持續增長。到1930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達到20億，到1975年再次翻了一番達到40億，預計到2030年左右還將翻一番。這一時期人口的分布也發生了變化。1900年前，亞洲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到1900年時其占世界人口的份額下降到57%。歐洲人口占比到1900年時提高到25%，然後在20世紀末大幅回落到10%以下。非洲人口占比基本保持在15%左右，美洲保持在10%左右。
展望未來，預計亞洲和非洲人口將總體增加，歐洲和北美人口將繼續減少；預計到2050年時，所有人口增長中的97%將出現在新興經濟體中，主要是在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那些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發達國家。到2050年時，亞洲人口將占世界人口的55%，達到50億，而歐洲人口將從7.4億下降到7.09億，僅占全球人口的7%。
此外，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移，再加上自然增長，會導致城市人口出現不平衡的增長，這種情況在欠發達國家尤為突出。在19世紀末時，世界上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到1950年時城市人口已占到29%，到20世紀末千禧年時已超過50%，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75%。城市區域的規模也在不斷增加。1950年，只有東京和紐約兩座城市的人口超過了1 000萬，而現在有28座特大城市的人口超過1 000萬。預計到2030年時，將有41座城市的人口超過1 000萬。這些城市區域中有8座城市將容納超過2 000萬人口，而且除了兩座城市以外，其他全部位於發達地區。
世界人口的年齡構成也在發生變化。據測算，按照60歲以上人口超過15歲以下人口的標準，歐洲在20世紀末千禧之交時達到成熟。到2050年，亞洲年輕人口的占比將下降，屆時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10億，占比20%，而15歲以下人口將不到10億，占比19%。同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到2040年將達到20%，而15歲以下人口的占比將降至19%。可以確定的是，到2050年時，世界上的老年人口將首次與年輕人口相同，均為20億，分別占世界總人口的21%。但是，非洲人口將繼續增長並保持年輕。預計到2050年時，非洲人口規模將倍增，從10億增加到23億，其中三分之一人口的年齡在15歲以下。
正如法國人口學家利維•巴奇所言：“舊石器時代的上百萬居民，新石器時代的1 000萬居民，青銅時代的1億居民，工業革命時代的10億居民，或者21世紀末可能達到的100億居民，他們所代表的肯定不只是簡單的人口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