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維－斯特勞斯和他的同代人（簡體書）

作為結構主義人類學之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是一位並不嚴格遵循西方傳統學科分類的學者，其研究著作從內容到風格，都介於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和哲學研究之間。其作品在哲學界、社會學界、歷史學界、藝術學界均影響深遠。
《列維-斯特勞斯和他的同代人》回顧了列維-斯特勞斯對當代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多位代表人物的影響，及其引發的討論和爭議，包括與布羅代爾、薩特、利科、維特根斯坦、布爾迪厄、梅羅-龐蒂等人的思想交流與碰撞。
通過該書，我們除了可以深入了解列維-斯特勞斯及其人類學研究的部分基本概念以外，還能以更宏觀的視角認識當代法國思想界及其相關的人文思潮。

皮埃爾•葛南夏（PierreGuenancia）,法國勃艮第大學現代哲學史教授。讓-皮埃爾•西維斯特（Jean-PierreSylvestre）,法國勃艮第大學社會學教授。兩人合著有《常識》《人與動物》《邊界問題》等書。


譯者簡介：

張祖建，1953年生於北京。本科就讀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大學法語碩士。美國賓州州大法語博士。自1990年起在美國數所大學和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教書。現為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萊尼學院外語教師。除日常教授法語和漢語以外，專事文科理論的譯介。已經完成了十余本譯作，以法譯漢為主。其譯著《世界的苦難》榮獲第九屆傅雷翻譯出版獎。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著述已經得到大量介紹，這本文集不準備歷數這位結構主義人類學之父的主要思想取向，而是回顧他對當代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多位代表人物的影響，及其引發的討論和爭議。對於一些人們眼下所關注的重大問題，如精神分析、與自然界的關係、文化的多樣性和藝術的意義，本書也提供了一個探討列維-斯特勞斯的立場的機會。
在轉入人類學之前，列維-斯特勞斯接受過哲學訓練，對於哲學家關心的問題和論爭，他一直沒有停止嚴肅的評判①，其言辭之犀利，有時甚至有失公允，這反映出他對學院傳統的學究式思辨的厭惡。他也厭惡他在《裸人》裡所說的與之相反的“哲術”（philosop'art），因為它們“與其說深刻，還不如說搔首弄姿，嘩眾取寵”②。不過，他並非想把意識、感受和行為一筆勾銷，而是將之放還於一個更大的整體之內，恢復其地位；這個地位無關“恣意而為、無所不能的主體性”，而是理解整體的依據。經驗現實無論被認為如何多樣甚至蕪雜，實際上都是一個井然有序的整體，我們可以借助一種區分範疇的非直覺的有限悟性（entendement fini）接近它。列維-斯特勞斯所說的“精神制約”（contraintes mentales）在無意識層次起作用，它有趨同性的特點，因而為應用於某一外在的經驗事實的各種精神活動所彰顯。因此，這方面的研究很接近康德主義①。感性（le sensible）與知性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一些形式或認知的模式，從而能夠呈現出時時處處依從規律的悟性。
列維-斯特勞斯的名字經常被拿來跟人或主體已死的話題相提並論，這樣做有利於結構的無意識決定論；結構這位冷冰冰的“無名上帝”，除了構成某一整體的要素之間的邏輯組合以外，對任何別的問題都不感興趣。這大概是因為，很多著迷於主體的人有時過於草率地把主體跟情感、想象和純粹偶然性相提並論；列維-斯特勞斯認為，凡事都有道理，理性能夠也應當盡可能予以解釋，至少理應如此。“結構”一詞主要指那些看起來最無道理、最難預見的現象當中的核心意義。這些現象表明了人與人之間、社會的各種象徵的生產活動之間的關係的特點。然而，假如不像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那樣構建模型，用來嚴謹地描寫和詮釋某一特定現象的豐富多樣的所有變體，從而確定一些可能具有普遍意義的不變量，怎麼能夠發現隱含的意義呢？對於列維-斯特勞斯的理論的保留意見或詬病並非針對結構主義設想的有啟發意義的相關性，而是針對奢求解釋力和一些作者所說的言必稱邏輯，以及稱霸一方的野心。列維-斯特勞斯的學說還招致一些同樣重要的疑問：無意識通過什麼樣的媒介變為有意識？如何影響意識本身？在分析社會生活和歷史的時候，怎樣看待行為者的自由和策略性取舍？一個是精神的普遍規律的制約，另一個是在社會實踐中建立和運用規則時的相對不確定性，二者的關係如何詮解？在本體論意義上，人類在生命世界裡卓爾不群，這種特殊性是否依賴於人類的意志和思考？列維-斯特勞斯指出，野性的或日神秘的思維既不原始，也不違背邏輯，更不與分析理性（如薩特的辯證理性）截然對立。這個觀點對於論證人類精神的統一性和整體性大有助益，盡管還留下了一個問題：人類社會在理解和接受他者時也許存在差異。無論如何，如果像列維-斯特勞斯那樣，認為人類一直在思考選取物件之間的差異，就等於說，人類理性在文化多樣性之下依然是普遍的，是關於多樣甚至完全對立的形式和內容之間的等值關係的一條設定，但不是唯一的和硬性的標準。
這本論文集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涉及與自然界、文化、歷史和實踐之間的關係。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和年鑒學派歷史文獻裡的“近乎靜止的長時段”，二者如何比較？費爾南·布羅代爾是這個學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按照他的看法，個體和群體與其說是遷變過程（le devenir）的行為者，毋寧說是歷史進程的玩偶，只有借助社會科學才能認識這個超越他們的過程。

第一部分　自然界，文化和歷史，結構和實踐
列維-斯特勞斯與布羅代爾：結構主義和近乎靜止的長時段
螞蟻和人：列維-斯特勞斯與薩特之爭
列維-斯特勞斯與“瘋牛病”：擴展的同類相食
一樁文化相對主義的公案

第二部分　結構主義與解釋學：象徵系統、無意識和主體性
象徵的樸素性、結構主義理解與解釋學智能：利科如何解讀列維-斯特勞斯
從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學”到吉爾拜·杜朗的“神話方法學”
列維-斯特勞斯何以摒棄精神分析

第三部分　交換和結盟：模型、規則和實踐
與他者共存：列維-斯特勞斯的對等性和相異性——從毛斯、皮爾斯和維特根斯坦談起
樹木和格柵：關於結構人類學的轉換的概念
從親屬關係的法則到聯姻策略：布爾迪厄對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的客觀主義”的批評
列維-斯特勞斯和路易·杜蒙在印度：結構主義建模與經驗現實0
英國社會人類學怎樣接受列維-斯特勞斯

第四部分　感性與知性
意義與感性之間：列維-斯特勞斯和梅羅-龐蒂
列維-斯特勞斯：野性之善和語言之美
列維-斯特勞斯和當代藝術

重要概念譯名表
人名地名對照表

列維-斯特勞斯和當代藝術
羅蘭·基裡奧
（勃艮第大學和喬治-舍維烈研究所）

對於某些現代藝術潮流，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持有嚴厲批評的立場。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人們曾為此耗費了大量筆墨，既因為這位思想家的能力及其在知識界的地位都難以挑戰，立場跟思想狹隘的保守派完全不同，也因為他的許多崇拜者相信，作為人文學科的前衛派，結構主義和藝術界的前衛派是天然盟友，二者不是經常同樣表現出對形式主義極感興趣嗎？看起來不是同樣鄙視主觀性的躁動嗎？有些前衛派音樂家，例如盧西亞諾·貝裡奧和喬治·阿佩爾吉斯，甚至認為能夠把《生食和熟食》或者《憂鬱的熱帶》作為作品的出發點，可是並沒有獲得也許是他們一直期待的祝賀或者鳴謝。列維-斯特勞斯拒絕了眾人提議的結盟，沒有改變極不信任同一時期的藝術的態度；他的那些嚴厲而持之有據的論斷，最終惹來了憤懣的響應——皮埃爾·蘇拉日的反應便為其一。對於沒有覺察到這一點的人來說，這表明文化現代主義並非鐵板一塊，正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本文不打算重啟爭議，畢竟從某些方面來看，這場爭議已成往事。相反，我們首先要審慎地回顧一下，《神話學》的作者究竟提出了哪些批評，基於什麼樣的藝術觀念。我們隨後要看看這些批評是否適切。最後，還要很快地查考一下這位民族學家與超現實主義之間乍看起來相當奇特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能會導致預料之外的結論：不僅因為換一副眼鏡，他就會按照自己的原則，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當時的藝術，而且因為他的作品本身就有一個即使不是學術的，至少也是詩學的維度。

讓我們先提出幾點一般性的評論。首先，應當記住，造型藝術、音樂和文學在列維-斯特勞斯的一生中相當重要，他完全沉浸其中，有時甚至把它們置於人類創造活動的頂峰。以下便是他本人對造型藝術所說的話：

我是畫家之子，兩個畫家的甥侄輩。我是在畫室裡長大的，一邊學習讀書寫字，一邊手裡握著炭筆和畫筆。說到繪畫，我自覺有那麼點專業性。1930年，我幫父親為殖民地展覽製作了一些巨幅裝飾板，我是受雇於他的，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工作室，家人、徒弟等等，人人打下手。

他對音樂的熱愛也許更為濃烈。這位未來的人類學家的曾祖父是雅克·奧芬巴赫的合作者。他年輕時學過好幾種樂器，特別是小提琴，而且學過樂譜分析。成年後，他不聽音樂就沒法工作。他強烈地感覺到，音樂同他的思想有某種對位關係。對瓦格納的音樂的熱愛是家傳的，畢竟我們聽到他公開宣稱過，願用十年生命，指揮一場《紐倫堡的名歌手》的完美演繹，因為直到生命最後一息，他都會因之感到欣悅。他也說過，正是由於聆聽這位作曲家的四部曲，他才相信神話和音樂不僅互補，而且極為相近：兩者均如《帕西法爾》裡的一句歌詞所說，“時空融會無隙”。在青年時代，他還做過作家夢，特別是當一名劇作家。他甚至在《憂鬱的熱帶》裡給我們留下了一篇出色的啟蒙故事，最初打算起個約瑟夫·康拉德風格的小說的標題，那是他的戲劇論文之一《奧古斯都封神》的提綱。簡言之，列維-斯特勞斯是文藝愛好者的卓越例子。他對邏輯和科學，尤其是地質學、生物學甚至數學懷有同樣十分強烈的興趣。當年他並不覺得文藝激情跟這方面的興趣有什麼不相容，甚至嘗試以某種方式調和二者。這是他的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