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

政治、道德、權力等各種力量，
就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
滲入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可能的角落，
在微小的、隱密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發揮作用。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收錄了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心態方面的12篇專文和一篇附錄。本書標題「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說明了清代社會中政治、道德等權力無遠弗屆的影響。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觀念原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傅柯對權力的了解很有創見，他不像過去的人只注意權力在大的、公開的場面的展示，同時也注意到權力在微小的、隱密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的作用。從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一書中可以看到「政治」、「道德」、「權力」等各種力量，就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滲入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可能的角落，並發揮意想不到的影響。
「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也是《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版）一書的主軸之一，譬如〈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這兩篇專文，就是以「人譜」、「省過會」等修身冊籍及團體為例，展示道德意識呈現的方式與轉化，以及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

序論（節錄）
這一本書的編選經歷過兩個全然不同的階段。
大概十年前，有一位熱心的朋友發動了一個計劃，希望在大陸出版一套台灣學者的論著選集，每本約四十萬字，當時我毫不考慮地答應下來。但是這件工作拖了十年仍未交差，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認為應該多收新作，而不只是把曾經集結出版的文章再集結一次。
然而我一直在準備這個選集。最初的設想是要收入我從明清到近代思想學術方面的文章。我以這樣的面貌規劃了很長一段時間，而且連導論〈史家的邏輯與事件的邏輯〉也都寫好了。最近當我決定應該為這件工作做一個了斷時，一種完全不同的編輯概念浮現在我腦海中，亦即縮小範圍只收集與清代有關的文章。
依我個人觀察，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複雜化的生活型態；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這股思想是認為即使當時的現實並非如此，但理想上應該朝道德正統主義邁進；一股是經典考證迴向古代的勢力；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這四股力量往往交織在一起，像「風」一樣吹掠而過，形成無處不在的影響。這種影響像毛細管作用般，在最微細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間中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力量。而這本書中有多篇文章都與前兩股力量有關。幾經思考，我決定用書中篇幅最長，且從未發表過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為書名，並加上一個副標題。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為題，並不表示它涵蓋了本書每一篇文章的意旨，這是首先要聲明的。

一
我之所以遲遲未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文完成，原因很多。我在寫成這篇文稿之後，發現前前後後有若干的問題是應該同時解決的。預想中的題目包括〈從燕行錄看清代的種族意識〉、〈晚明遺獻的復活〉，但是我始終沒有時間好好將這兩篇長文寫成。
本書中與「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相關的幾篇文章，我稍後再說。此處先介紹這本選集最開頭的幾篇文章，它們分別討論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經典考證及迴向古代之勢、道德意識之轉化、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之興起。這五個方面正好是明清思想轉型的幾個主軸。我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中還有若干篇文章與「轉型」有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
第一篇文章是〈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該文以「去形上化」為主軸來討論清初學術思想的一個特色，因為有這一個特色，所以清初思想家看社會與自然的眼光皆產生了變化。該文分成五個部份：第一部份藉「寶珠」或「種子」兩種觀念來說明先天預成式的人性論之式微。第二部份是以四書（特別是《大學》、《中庸》）地位之下降說明此一現象。第三部份是以江浙心學社群之去形上化來說明這一段歷史。第四部份則由樸素的原始儒家哲學的興起來說明形上玄遠思想之沒落。第五部份則由清初程朱陸王兩派皆顯現的「去形上化」來證明這一趨勢的普遍性。
〈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一文，主要在談明末到清初「禮治理想」的興起。我認為這不純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文化史的問題；不純然是學術的運動，而是有其現實的社會背景。由於晚明以來四民社會秩序的動搖、士風的敗壞，和高度商業化後高下標準的變動，使得士人感到必須要有一套新的理想、標準來矯正，儒家的「古禮」便成為士人標舉的規範。
十七世紀，一群又一群的在地文人發動了一場以「禮」為主軸的清整運動，寫作各種糾正風俗的小冊子，希望賦予各種身份恰當的行為舉止與規範，或可稱之為舉止的一場行為革命。「禮治」運動中，除了呼籲及闡發禮治理想之外，也有許多人深入基層，編纂及推廣各種實用性的參考冊子，可見當時人們認為「心性之學」在建立秩序方面已經失靈，他們關心的是如何以新的「行為主義」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禮治社會」的理想，有光譜的濃淡之別，以回到「古禮」為最濃的一端，較淡的一端則是朱熹的《家禮》。禮教運動還有一個目的是希望與佛、道化的禮儀，或受其沾染的禮儀對抗，其中以喪禮最為顯著。文章的內容在強調清初三禮學研究的興盛，以及禮學學術社群的形成，與上述現實社會的背景是分不開的。
〈清初的講經會〉一文則是對清初浙江甬上地區講經會之形成、思想脈絡、進行方式、會友、治學風格、以及其影響所作的研究。這篇文章論證講經會之形成與明代後期道德價值的混亂失序、社會政治上的頹敗，以及異族入侵的壓力、改朝換代後對社會政治問題上的反省等都有關。該文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何以在劉宗周及黃宗羲心學傳統力量最大的地方反而產生了講經團體。同時也描述了講經會前後幾個時期，以及它如何由寧波地區的一個講經團體擴大其影響力到北京、並透過北京的講會影響了聚集京師的官員及士人們。最後，也討論該會與清學興起的關係。
此文還有另一層次的關懷，即「某種政治語言之所以可能」的問題。在這個經典運動之前，政治思想的主流論述與此後是很不一樣的。這個運動牽引出一套新的政治、思想、語言，使得一些原來在明代文化中不存在、或是邊緣性的、沒有重要意義的語言反而成為核心，並在清初的時代氛圍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從此有一套不同的語言、思想、概念來想像政治、社會與日常生活。過去我們總認為那一套語言，或使用那一套語言的政治型式是自古已然的，但事實上，某種傳統並非自然而然傳下，「繼承」傳統需要努力，就好比不刻苦學習拉丁文就沒辦法繼承古代拉丁傳統一般。
關於明清之交道德意識的轉化，包括了兩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這兩篇文章是想展示道德意識呈現的方式與轉化、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而以人譜、省過會等修身冊籍及團體組織為例來說明。
這兩篇文章同時也說明了道德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我認為權力不只是以政治權力的方式展現，事實上道德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也像毛細管一樣作用於個人及社會的各個層面，〈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及〈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是兩個很顯然的例子。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一文說明了，即使在最樂觀的人性論下，仍可能存在著極強的道德緊張，明代的陽明學也不例外。本來，遷善改過即是陽明格物說的一個主要部份，到了明季，隨著社會風俗之敗壞，在部份王學信徒中，省過、改過便成為一個很熱烈的論題。但由於陽明的「心即理」學說主張在省過、改過的過程中，人們一己之心不但要做為被控訴者，同時也扮演著反省者與控訴者。對根器較差的人而言，「心」同時作為一個被控訴者和控訴者，殆如狂人自醫其狂一般；因此有一部份人轉而主張：在省過改過時，應該有第三者扮演客觀的監督與控訴的角色，因而有省過會之類的組織產生。當然，省過組織的產生與運作方式也受到鄉約中公開彰善糾過儀式的影響，而此一現象亦同時象徵著在道德實踐中「心即理」學說所面臨的理論危機。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這一類省過會或修身日記的傳統，雖有寬、嚴之別，却是此後士人世界一個強勁有力的傳統。尤其當社會失序或國家混亂之時，人們往往祭出這個辦法，強力地把自己與流俗區隔開來，有系統、有方法、有步驟地組織自己散亂而沒有中心的生活，鍛鍊自己成為「道德化政治」的先鋒隊、把自己鑄造成像曾國藩那樣旋乾轉坤的人物。而這個傳統，是道咸以降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力量。

修訂說明
趁著本書再版的機會，我請助理將全書再次校讀一遍，並核對全部引文及研究資料，同時也增添了若干新的研究訊息，對少數內容做了修訂。本來曾考慮加入新發表的文章，最後也打消了念頭。所以，全書基本上仍然維持原貌，做為自己過往學術工作的記錄。因為我對本書主題「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的相關問題仍然持續關注，並陸續撰寫新的文章，希望未來能夠出版本書的「續編」，對這個問題做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內文選摘（節錄）
第八章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
──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

清代「文字獄」是一個過去一向被過度重視，而近來卻變得過時，愈來愈不受人注意的主題。以至於史家筆下的清代思想或文化的歷史，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或降低這方面因素的重要性，而本人所想要闡述的是，清代「文字獄」所導致的政治壓力對各方面產生一種無所不到的毛細管作用，尤其是自我禁抑的部分，其影響恐怕還超過公開禁制的部分。在正式討論清代文化中的自我禁抑現象之前，我仍須介紹清代文字獄的一些基本背景，沒有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文字獄事件所造成的緊張空氣，就不會出現無所不在的自我禁制作用。而為了方便起見，我將引述別人的研究來描繪清代文字獄的大致狀況。
清代文字獄獨多，其中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約一百三十餘年，案件總數大約160-170起左右，比歷史上其他朝代都來的多。其中有些案件牽涉規模之龐大及整肅之殘酷頗令人觸目驚心。大約順治四年（1647）發生的函可（1612-1660）《變記》案是清代最早的文字獄，隔年有毛重倬（生卒不詳，順治二年舉人）坊刻制藝序案。康熙年間則有11起文字獄，極被重視的是稱為「江浙兩大獄」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明史》案始於順治十八年（1661，時康熙已即位），莊廷鑨（？-1655）購買明末朱國楨（1558-1632）未完成《明史》稿，並召集各方人才，補寫崇禎及南明史事。因書中敘及南明史時，奉弘光、隆武、永曆年號為正朔，不寫清之年號，又提及清人入關前不光彩祕聞等各項罪狀而被告發，株連被逮者極眾。《南山集》案發生於康熙五十年（1711），因書中寫入永曆年號，將清朝年號剔除，結果是原刻集中掛名者皆死，後因康熙寬宥，「得恩旨食活者三百餘人」。雍正朝有文字獄案25起，如《大義覺迷錄》等案。乾隆朝有135起，集中在乾隆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51-1783），其中在《四庫全書》編纂期間，查繳禁書的文字獄有48起。
這些文字獄所帶來最重要的影響是它們對人們所造成的心理壓力，如明清易代之際文人吳偉業（1609-1671）說自己在鼎革之後，閉門不與人來往，可是因為在當時頗有名聲，故「每東南有一獄，長慮收者在門，及詩禍史禍，惴惴莫保。」孔尚任（1648-1718）在〈答僧偉載〉詩中說：「方外亦懼文字禍」。這一類的記載相當多，可以顯示出當局打壓之酷與形成的「漣漪效應」，使得人心極度恐慌，而處處形成「自我壓抑」的現象。然而「文字獄」恐怕是任何時代都有的事，而自我壓抑也一樣發生在所有的時代，即使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周遭世界，也有種種自我壓抑或迴避的現象，但是每個時代的自我壓抑內容不同，重點不同，規模不同。相較之下，清代的文字獄及自我壓抑的現象，力道特別強，規模特別大，相當值得注意。
清初以來的大小文字獄案猶如龔自珍（1792-1841）所說的「萬形而無形」的「風」，形成一種無所不在的心理壓力與滲透力。不過，文字獄或政治壓力與自我禁抑之間不一定是按著時間順序，像銀丁扣般一個扣一個發生的。人們對各種文字獄案及禁忌的了解，有些直接得自官方的政令，但是還有許多來自傳聞、謠言。它們捲成一個個暴風圈，故有些來源比較明確，有些來自模糊的訊息與想像。
為什麼自我禁抑的現象值得研究？過去人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所關心的幾乎都是清代官方政策（包括種種上諭及公文書）、文字獄、禁燬目錄，及禁燬行動等；但是禁書目錄的流傳是有限的，官方查禁的人力也是有限的。以編撰《四庫全書》過程中的大規模禁燬事件為例，從辦理四庫全書的相關檔案及二手研究看來，為了彌補人力的不足，確實大幅調動佐雜、教官及地方上有初級功名的士人參與蒐查，並一直要求藏書者或原作者的後代子孫自己查閱，或請人幫忙查閱家中藏書的內容，自動繳出有所違礙的書物。但是地域、宗族等地緣及血緣關係形成一定的保護網，以當地人查當地書的方式，常常難以完全穿透上述網絡。如從官方禁繳紀錄來看，數目並不是那麼龐大。所以討論清代政治壓力對文化領域的影響這個問題，如果僅從官方的種種作為進行了解，必然失之狹隘。
事實上因為官方的種種作為形成一個又一個暴風圈，形成一種看似模糊卻又無所不在的敏感意識，每個事件像投石進入池塘產生「漣漪效應」，所以許多不曾出現在禁書目錄中的書物，人們為了防患未然，也對它們作了龐大的禁抑工作。至於任何真正牽扯到忌諱的物事，自然成為無所不在的自我禁抑的對象。正因如此，自我禁抑的活動有時候無涯無邊，有時候卻完全出人意表，而這些都是在各種文字獄案或禁燬目錄中所從未被提到的，是一種無法捕捉到的、屬於「萬形而無形」的世界。
故本文是在探討官方在思想禁制方面的作為所形成的巨大壓力，如何形成毛細管作用，深入到各處，以及權力在極小的範圍，尤其是在無名的文人心中自行運作的實況。本文重視廣大士大夫對這些壓力的感受及詮釋，及在私密的空間中（譬如在排版房中，或在個人的小書齋中），權力如何滲透到文化活動，左右它的運作方式與發展。並且著重討論人們在得到各種政治禁制的訊息之後，如何在心中揣度、發酵、醞釀出一套檢制約束自己的標準，然後在別人發現他逾軌之前，自己先偷偷抑制、刪改，把可能有問題的地方遮掩得無影無蹤。
這一個沉默的內心世界，非常不容易探測，我試著從文獻的空白、刪竄的痕跡來進入這一個沉默的世界。這些空白與罅隙究係無心，還是有意為之（有時「無心」也是長期薰染之後的結果），相當費人思量。但是我們可以確定，不管是自覺或不自覺，確實有這樣一個世界存在，並且嚴重影響到他們現實的活動。而這一個自我禁抑的世界的範圍是不斷改變的，它的邊界的消長，與現實政治息息相關，譬如對明清之際史事記憶程度的不同與範圍的消長，密切聯繫後來對滿清政權的態度。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討論的是悄悄地、主動地，在私密空間中進行的禁抑，是一部全民大合唱。作者、讀者、書商，及有關無關的人都在參與的銷毀改竄的活動。他們有的是幫助藏匿違礙書物，有的是為了避禍，不管青紅皂白，先刪塗或燒毀再說，使得政府的禁抑政策透過不知名的廣大群眾之手幫助擴大執行，擴及官方的物理力量所完全到達不了的地方，而且靠著人們的揣測、想像，發展出許多令人始料未及的作法。
一般所關心的是書物出版以後官方的抄查。本文所關心的是事情發生之前的壓抑，是在緊張心情下，寫作時種種壓抑、閃避，是尚未被發現之前的遮掩或銷毀。不是「要其後」，而是「原其先」。
這種潛在性的壓抑，究竟對清代思想文化的版圖造成什麼影響？任何一個時代的思想文化都有特殊的內部零件組合方式及版圖的變化，而因為每一個時代思想、文化版圖的組成及知識的邊疆難以勾勒出來，所以往往忽略了那些部分悄悄生出能量，那些部分悄悄地消失，或由中心遺落到邊陲。而此處所提到的「潛在性壓抑」──人們應當說什麼，不應當說什麼，忌諱什麼，迴避什麼等，即嚴重影響到這個版圖的伸縮、升降。在公開的禁制與自我壓抑的過程中，許多東西悄悄消失，而身處於幾百年後的我們並不覺察，而且經常造成嚴重的誤解。
這個研究有一些內在的困難──自我壓抑往往是偷偷地進行，所以大多無法確定時間，或真正的行動者。因為行事祕密，所以往往沒有辦法說出與個別事件有關的完整故事，在這裡我是以「書籍」的生命歷程為主，從作者寫作的緊張壓力，到刻書者的手下，到出版發行，到藏書家，到讀者自己的祕密刪竄，到書商的偷偷銷毀，去勾勒清代的政治與文化的這一個重要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