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與視野：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新進境（共二冊）

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是二十世紀以來重要的學術增長點之一，也在二十一世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本書意在以論文選篇的形式，記錄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學術界在這個領域進行的探索及其取得的成就。

全書共分八個單元，分別為「書寫閨閣：明清士大夫筆下的女性」，「性別意識：明清女性的自我體認」、「閨門內外：日常生活與空間隱喻」、「亂離之際：世變中的女性聲音」、「匯入歷史：明清文化與女性」、「出版傳播：明清女性詩歌總集的編纂」、「以形傳神：明清女性文學中的圖像書寫」、「邁向現代：轉型時期的『新女性』」，涉及的內容包括明清士大夫對女性的書寫、明清女性對自身創作傳統的體認、明清女性文學創作中的「日常化」特色、世變亂離中的女性聲音、明清文化視野中的女性形象、明清女性詩歌總集的編纂與女性文學創作的繁榮、圖像在明清女性文學中的價值和意義以及晚清轉型時期的「新女性」論述等。

全書涵蓋面廣，方法多元，論述深刻。呈現出二十一世紀以來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重要議題，具有文學史的功能。同時，不少話題也具有開放性，不僅能夠啟發學界進一步展開探討，而且可以提供社會大眾對這一領域的多角度認知。

張宏生，1989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獲得博士学位，並留校任教。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所長。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訪問學人。擔任《人文中國學報》主編。治學領域包括中國文學史、古籍整理、詞學等。著有《被開拓的詩世界》（合著）、《感情的多元選擇》、《江湖詩派研究》、《宋詩：融通與開拓》、《清代詞學的建構》、《清詞探微》、《經典傳承與體式流變》、《讀者之心》、《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驅：戈鯤化的時代、生活與創作》、《中國佛教百科全書·詩偈卷》、《輔教編》（譯釋）等專書十餘種。主編《全清詞》，先後出版《雍乾卷》和《嘉道卷》等。

卓清芬，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為宋詞、清詞、詞學理論與批評、清代女性詩詞。著有《納蘭性德文學研究》、《清末四大家詞學及詞作研究》，注說龍沐勛編《唐宋名家詞選》。主編專書《物我交會：古典文學的物質性與主體性》、《回眸‧凝視：明清文學與文化研究論集》。期刊論文有〈「以詩為詞」的實踐──談晏幾道《小山詞》的詩人句法〉、〈自我呈現與他人型塑──湯貽汾〈吟釵圖〉詩卷題詠析論〉、〈從〈信芳閣自題八圖〉題辭和《信芳閣詩草》看清代女詩人陳蘊蓮的自我定位〉、〈試析顧太清仿擬宋詞和編選《宋詞選》的意義與價值〉等。

《空間與視野―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新進境》序
張宏生、卓清芬

二十一世紀已經過去整整二十年了。人們對於這一段時間的共同感受大抵是發展迅速，變化劇烈，整個世界的格局都變得與以前大不相同。學術研究和社會歷史發展並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但學術研究的發展也往往和社會歷史的發展相伴而行，體現出新的風貌。

考察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的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最直觀的印象就是學術從業者的大大增加。老一輩學人仍然活躍在第一線，中生代已經成為研究的主力，特別是不少年輕學人參與進來，成為大有希望的新生力量。研究力量的增強推動了研究格局的擴大，也促進了學術生態的變化。和上個世紀相比，展現了這一個研究領域的勃勃生機，以及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文獻是研究的基礎。進入新世紀以來，明清女性文學的文獻整理成果相當豐碩，大量的新文獻不斷地發掘出來。目前所見的較大規模的閨秀文學總集，就有李雷主編《清代閨閣詩集萃編》、蕭亞男主編《清代閨秀集叢刊》、《清代閨秀集叢刊續編》、胡曉明、彭國忠主編《江南女性別集》（1-5 編）、方秀潔、伊維德主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彙刊》、黃秩模編輯、付瓊校補《國朝閨秀詩柳絮集校補》、徐燕婷、吳平主編《民國閨秀集》（此集所收不少都是從清朝入民國者）等。還有討論女性文學創作的文獻匯刊，如王英志主編《清代閨秀詩話叢刊》、孫克強、楊傳慶主編《歷代閨秀詞話》等。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新材料往往引出新問題。前人所言之新材料，往往指出土文獻，但明清時期大量的文獻，雖然廣義上屬於傳世文獻，由於數量巨大，分佈零散，長期以來卻很少有人使用，甚至很少有人寓目，這一類文獻在某種意義上也類似於出土文獻，將其刊佈行世對學術研究的「預流」是一個重要推動。

明清文學與性別的現代學術研究在二十世紀已經打開了局面，尤其是1980 年代以來，各個方面的發展都非常迅速，為新世紀這一個領域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開闢了不少新空間，許多話題在二十一世紀進一步延伸，如明清女性文學與世變、地域、出版、家族、政治等方面的探討，明清女性與各體文學如詩、詞、小說、戲曲、彈詞等的關係研究，對明清女作家的一些個案如吳藻、沈善寶等的研究等，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當然，二十一世紀的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學術增長點，如副文本與正文本之間的互動，明清時期的女性畫像及相關題詠，明清女性的日常生活書寫等，都更多地被納入研究視野。東亞視野的引入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打破王朝、國族的限制，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看待明清女性的文學創作，呈現出研究議題的跨域性、多元性和宏觀的格局。還要特別提出的是，二十世紀末以來，大數據迅速走進人們的生活，也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新方法。在明清女性文學研究領域，已有學者開始創建資料庫，啟發學界運用大數據技術重現明清女作家的交遊網絡、人際網絡等，從這個角度重新審視明清時期女性的文學與歷史，開啟了更多新議題的探索。

以上敘述，掛一漏萬，不一定能夠全面而準確地闡述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概況，但本書的內容以及其中所展現的研究角度和視野，已經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二十世紀以來全球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成就，也令人對這個領域的發展前景充滿期待。回顧二十世紀的前二三十年，雖然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議題上較為關注作家的生平行誼，對文學的特色缺乏較深入的分析，印象式的隨感批評較多，理論性的探討較為不足，但整體而言，這仍然是明清文學與性別議題進入現代學術研究的重要開端，對於後來的學術走向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因此，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的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已經扎下了相當厚實的根基，在這個基礎之上，明清文學與性別的研究將迎來新的開拓，新的建構，取得新的成就，新的突破，未來開枝散葉，也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空間與視野──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新進境》(上)

序 張宏生、卓清芬

一、書寫閨閣：明清士大夫筆下的女性
1. 錢南秀：「列女」與「賢媛」：中國婦女傳記書寫的兩種傳統
2. 曹　虹：從《北江詩話》看洪亮吉對婦女德藝的評章
3. 魏愛蓮：清代中期江南的女性傳記作家
4. 野村鮎子：士大夫如何書寫家中女性：試從性別觀點研究中國古典文學

二、性別意識：明清女性的自我體認
1. 伊維德：薄少君百首哭夫詩中的自傳與傳記性質
2. 華　瑋：論《才子牡丹亭》之女性意識
3. 王力堅：從沈善寶《名媛詩話》看清代才媛的歷史觀念
4. 蔣 寅：熊璉《澹仙詩話》的批評史意義

三、閨門內外：日常生活與空間隱喻
1. 方秀潔：女性之手：清末民初中國婦女的刺繡學問
2. 張宏生：日常化與女性詞境的拓展―從高景芳說到清代女性詞的空間
3. 曾禮軍：清代女性戒子詩的母教特徵與文學意義
4. 楊彬彬：「自我」的困境―一部清代閨秀詩集中的疾病呈現與自傳欲望
5. 劉陽河：身份、主體與合理性：清代閨秀家務詩詞的日常化書寫

四、亂離之際：世變中的女性聲音
1. 曼素恩：閨秀與國家：十九世紀亂世中的女性寫作
2. 李惠儀：女英雄的想像與歷史記憶
3. 胡曉真：血債血償：女性彈詞小說中的戰爭暴力與愛情隱喻
4. 張雁：《个山遺集》與晚明文學女性的生活空間
5. 喬玉鈺：性別語境下的家國書寫―明清之際女遺民創作的精神特質論析

《空間與視野──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新進境》(下)

五、匯入歷史：明清文化與女性
1. 吳玉廉：香火繚繞中的規範與記憶：徽州地區女祠堂研究
2. 王學玲：女性空間的召魂想像與題詠編織―陳文述「美人西湖」論述探析
3. 呂文翠：改琦《紅樓夢》圖像與清嘉、道年間海上藝文的「女性空間」
4. 石　旻：阻隔的一時雙璧―關於《隨園詩話》忽略清溪吟社之分析
5. 李　芳：閨門內外：顧太清交遊圈的形成及其典型意義

六、出版傳播：明清女性詩歌總集的編纂
1. 陳廣宏：中晚明女性詩歌總集編刊宗旨及選錄標準的文化解讀
2. 彭國忠：多重張力下的母愛合奏――論嘉道時期大型徵詩題詩集《斷釵吟》
3. 馬玨玶：等閒莫作眾芳看―惲珠與《國朝閨秀正始集》
4. 胡小林：從他選到自選―論清人清代閨秀詩歌選本的嬗變與價值
5. 陳啟明：第一部女性論詩之選：季嫻《閨秀集》

七、以形傳神：明清女性文學中的圖像書寫
1. 劉詠聰：以圖明志：清代女性題詠課子圖文本探析
2. 卓清芬：清代女性自題畫像意義探析
3. 毛文芳：霜哺之音：盛清袁節婦的畫像觀看與抒情複調
4. 趙雪沛：明末清初的女性題畫詞

八、邁向現代：轉型時期的「新女性」
1. 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國族論述與女性意識―1907 年的多元呈現
2. 魏文哲：《女獄花》與《女媧石》：清末激進女權主義文本
3. 曹曉華：「詩」「歌」傳統的消長與晚清新女性的誕生
4. 馬勤勤：晚清女報與近代中國女性小說創作的發生―以《女子世界》為觀察中心

張宏生、卓清芬：後記

一、書寫閨閣：明清士大夫筆下的女性
「列女」與「賢媛」：中國婦女傳記書寫的兩種傳統
美國萊斯大學亞洲跨國研究系　錢南秀

前言
劉向（約前77- 前6）《列女傳》為後世中國婦女史書寫開拓了「列女」、「賢媛」兩大傳記傳統。今存紀傳體正史二十六部，含〈列女傳〉者十四（見附件一），方志中亦多設〈列女傳〉專章。〈賢媛〉門初見於劉宋臨川王劉義慶（403-444）及其幕僚所撰《世說新語》（下簡稱《世說》）。《世說》全書收漢末魏晉人士言行佚事一千一百三十則，釐為三十六門，涉歷史人物七百餘，其中婦女百餘，主要事跡即載於〈賢媛〉門。其後《世說》仿作，僅就筆者所收三十七部中、日、朝鮮世說體著作而言，十九種設〈賢媛〉門，尚有兩部《女世說》，專述婦女（見附件二）。「列女」、「賢媛」效法劉向原著，記載婦女在家庭社會的作用，但各有專旨。「列女」因隸於正史，而自律於儒家道德規範，明清尤甚；「賢媛」植根魏晉玄風，且為私家所修，更為側重自足自強的知識女性。誠然，「世說體」記歷史人物的名言佚事，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紀傳體」，但《世說》劉孝標（462-521）註，引書四百餘種，補證了許多歷史及家庭背景資料，後世仿作者更依孝標例，自為作注，與正文互為表裏，而成為實際意義的傳記。且《世說》側重人物精神描寫，細節或許未必準確，總體卻能反映一個時代的風貌，有高度規範化的正史所不能曲盡之處，遂與「列女」傳統形成自覺的互動互補，使後世對古代婦女有較為全面的認識。

劉向對「列女」傳統的奠基作用，為史家共識；但他對「賢媛」傳統的影響，尚待揭示。本文試圖彌補中國婦女史學在這方面的不足，將兩種傳統並列研究，以了解二者在各自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條件下的具體形成過程，及後世史家文體選擇與目的。本文首論「列女」、「賢媛」傳統形成與劉向《列女傳》的關係，次論帝制社會中期二者相合之處。三論自明代開始二者的分離―「列女」因立足主流史學而為理學貞節觀控制，「賢媛」則愈加推崇具有獨立精神的才女。最終，二者將在清末變法運動中，應形勢之變趨向合流。

一、「列女」與「賢媛」傳統的形成
《列女傳》是否為劉向所撰？現存宋本是否為其原貌？至今學界聚訟紛紜。然而班固《漢書．劉向傳》明文記載劉向撰《列女傳》，後世正史志列女，亦往往稱述劉向。本文意在溯源文體傳承，不在辯證文本正偽，故依班固之說，其論云：「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此論所示劉向選錄女傳標準，乃在「賢」、「貞」。「賢」在早期儒家經典中通常解作「德才兼備」，如《尚書．大禹謨》：「野無遺賢，萬邦皆寧。」〈傳〉謂：「賢才在位，天下安寧」。是儒家之賢，在以其德才穩定天下。德在此當指儒家的道德規範，才指維護道德秩序的能力。「貞」則含義較為複雜。許慎（約30-124）《說文解字》謂：「貞，卜問也」，段玉裁（1735-1815）〈注〉引鄭玄云：「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賈誼（前200－前168）《新書．道術》則謂：「言行抱一謂之貞」。則「貞」本義為「正」、為「言行抱一」，兼施男女。貞衍生為女子貞操，大約起於《易經》「屯」卦之爻辭：「女子貞不字」。由此又有「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說。《漢書．劉向傳》中，「貞」當泛指此數種字義，蓋賢妃貞婦，互文生意，彼此均以才德貞正立身處世，乃有「興國顯家」之功，否則僅靠恪守女子貞節，當不足敷此重任。

受劉向《列女傳》影響，「列女」與「賢媛」傳統均出現於魏晉六朝。劉宋史家范曄（398-445）《後漢書》約成於430 年，應是今存最早包含〈列女傳〉的紀傳體正史。劉義慶《世說》亦成書此時。二者雖曰同源，因各自所紀婦女所處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與兩位作者思想學術的分歧，在初始時期亦頗有區別。

范曄《後漢書．列女傳》所錄為後漢婦女事跡，正當儒術獨尊，儒家道德為婦女行為規範。而《世說．賢媛》則主要載錄魏晉婦女事跡，其時玄學盛行，才能、學識、個性、真情為世所重。從學術層面來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 年）於京師建儒、玄、史、文四學。范曄《後漢書》代表了其時儒學與史學的成就，而臨川《世說》則為玄學與文學產物。兩位作者的學術傾向，又與各自的政治處境密切相關。

劉義慶雖貴為劉宋宗室且身居要位，卻「為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周一良（1913-2001）認為劉義慶平生謹慎，沈約（441-513）《宋書》義慶本傳至謂其「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此處「世路艱難」顯然是指其時政治局勢，乃因宋文帝劉義隆（424-453 在位）生性多疑，輒殺大臣，甚至親弟弟彭城王劉義康亦未能幸免。義慶淡泊處世，退身玄學文學而著《世說》，當為自我保護。「賢媛」因此產生。范曄則為人躁進，作為劉義康幕僚，他參與了義康與文帝的政治鬥爭，最終被文帝處死。修史無疑是范曄政治野心的擴充，意在「正一代得失」。對范曄而言，無論從政從學，都須熟諳儒道，《後漢書》及其〈列女傳〉便是這一學術的產物。

范曄作《後漢書．列女傳》，其〈序〉一仍班固《漢書．劉向傳》，強調「賢」、「貞」為婦女行為準則。但所錄二十則列女事跡，三分之二以「賢」為主，記述婦女以道德學識規勸丈夫、指導家庭。另外三分之一兼顧「賢」、「貞」，其中六則牽涉婦女貞節，一則為「貞」之本義「抱一」。由此可見，「列女」傳統在其形成期才德並重，正如范曄〈序〉中所言：「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傳中所收班昭（字惠姬，45-120?）與蔡琰（字文姬，約177-?）事跡最能說明這一選錄標準。

班昭「博學高才」，「有節行法度。」其兄班固著《漢書》，未竟而卒，班昭為其補八表及〈天文志〉。鄧太后臨朝，班昭「與聞政事」。她於婦女教育亦卓有貢獻，為皇后及諸貴人師，又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後世婦女治國齊家，允才允德，恐無出其右。蔡琰「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漢末亂世，「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後世文人學者因文姬三嫁，頗有微詞，如劉知幾（661-721）譏其「文詞有餘，節概不足」。但范曄稱頌文姬，正在其以文詞陳述庶民苦難，又憑記憶，繕寫家藏墳籍被毀者四百餘卷。如此文化成就與人世關懷，足當范曄「興國顯家」之譽。就撰寫〈列女傳〉總體宗旨而言，范曄專注婦女才德建樹，而摒棄劉向原著所括「孽嬖亂亡」者，遂變劉向「戒天子」原意為更具女性意識的「昭管彤」。〈列女傳〉之為婦女楷模殿堂，由此成為定式。

劉義慶及其幕僚所撰《世說》，其〈賢媛〉門之「賢」則已超越漢儒定義範圍，而另具魏晉玄學背景，如下例所示：

謝遏［玄］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與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謝道韞］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19/30）

濟尼並未明言謝道韞（約335-405 以後）與顧家婦孰為優劣，但余嘉錫（1884-1955）評曰：「道韞以一女子而有林下風氣，足見其為女中名士。至稱顧家婦為閨房之秀，不過婦人中之秀出者而已。不言其優劣，而高下自見。」這裡「林下風氣」指「竹林七賢」的風貌氣質。七賢生當魏晉之交，是其時文化學術的最傑出代表。孫盛（約302-373）《晉陽秋》謂：「於時〔七賢〕風譽扇於海內，至於今詠之」。孫盛與謝道韞同時，活躍於東晉中期，可知七賢風譽，百年後猶盛，且延入閨閣。

但《世說》中，七賢佔據〈德行〉、〈任誕〉兩門主要地位，其事跡遠非儒家德才所能概括。〈德行〉門中，七賢之行兼依儒、道，乃至楊朱；〈任誕〉門中，七賢更是任情率性。這牽涉到魏晉玄學對德的重新定義。王弼（226-249）《老子注》謂：「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則德實為一種意志力，其指向依其具體所據之道決定。王弼又謂：「何以盡德？以無為用。以無為用，則莫不載也。……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為。……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凡不能無為而為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以無為用正是以玄學自然之道為用，從而呈現德的多樣性，包含但不僅限於儒家道德。據此則七賢之為「賢」是因其依自然之道而行，從而超越儒家傳統規範，而形成任性而動，灑脫自然的竹林之風。

由此推知，「賢媛」之「賢」，應與七賢之「賢」及其所依之道意義相通，而超越了漢儒加諸婦女的種種約束。如下例：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19/5）

女兒迷惑，不能理解母親的旨意，蓋因母女思維系統不同。女兒從儒家道德出發，糾纏於「為好」還是「為惡」。母親從道家法則出發，著眼點在「為」還是「不為」，抑或「無為」。劉孝標《注》認為趙母可能從《淮南子》獲得啟示。檢《淮南子．說山》有謂：「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勿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則趙母之謂「賢」，乃因其超越儒家之道，遵循道家自然無為與楊朱「全其天器」的原則，教導女兒韜光養晦，保全自身。

確實，《世說．賢媛》三十二條，全面反映了魏晉品鑒婦女的標準：魏晉社會推崇婦女在道其所道的總體原則下所表現出的堅強意志、超人見識、臨危不亂的膽略、和直言敢諫的勇氣（德）；並高度評價婦女的人倫鑒識與文學藝術才能、和應付世難、保護家庭的能力（才）。如許允（?-254）婦阮氏，以貌「奇醜」，新婚夜遭允嫌棄。阮氏引《論語》指責許允「好色不好德」，贏得許允敬重（19/6）。婚後許允仕途險惡，幸得阮氏相助，能化險為夷（19/7）。但當許允終為司馬氏所誅，阮氏「神色不變」，鎮靜應對，保護二子得免殺身之禍（19/8）。凡此在在表現了阮氏的膽識。又如山濤（205-283）妻韓氏將其夫與嵇康（223-262）、阮籍（210-263）相比較，坦然宣稱其夫不如嵇、阮。須知此三者皆為竹林七賢中人，其時士林領袖，山濤更是人倫鑒識專家，韓氏此舉，直接挑戰了男子在兩性關係與知識領域的權威，直將其夫與嵇、阮作為她人倫鑒識的對象，顯示了她非凡的勇氣和才識（19/11）。

早期歷史著作往往忽視婦女內心世界，而《世說．賢媛》則注重情感揭示。《世說》所述魏晉婦女愛憎鮮明，但少見柔順者。她們多才敏感，魏晉社會對其能力的承認甚至依賴，更助長了她們的自信自尊，如此常造成她們與男性關係的緊張，尤其是當一位才女所嫁非偶，如謝道韞就曾對叔父謝安（320-385）抱怨其夫王凝之，謂凝之（?-399）無法與謝家群從兄弟相比，當然更遜於道韞自己，蓋因道韞為謝家「芝蘭玉樹」中最傑出者。《世說．言語》門記謝家叔姪雪中聯句，謝安問：「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謝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2/71），遂將春日芳菲帶入嚴冬，「柳絮才」自此成為女子才情最高境界，也為道韞抱怨其夫平庸提供了合理依據，其事得以載入《世說．賢媛》（19/26），且每為後世才女之婚姻不得意者引述。

《世說．賢媛》所述魏晉婦女，言行每與儒家規範相悖，尤其是公開挑戰漢儒以夫主為女子「所天」的訓條。如謝道韞怨嫁；韓氏將其夫置於品鑒對象，且謂夫不如旁人；阮氏新婚夜斥責新郎等。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於〈賢媛〉門特作題注曰：「有晉一代， ……〔婦女〕多以才智著，於婦德鮮可稱者。題為賢媛，殊覺不稱其名。」又引干寳《晉紀．總論》，指責晉代士大夫對婦女不能嚴加管束。確實，《世說》中，幾乎每一位賢媛身後都有男性親人的支持，或父兄，或丈夫，或子姪。這種兩性的合力，來自玄學對人性平等的認識，將對後世「賢媛」有長足的影響，而與明清「列女」形成尖銳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