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危機（簡體書）

●伯明翰學派代表人物、英國文化研究領軍人物斯圖亞特•霍爾經典著作，從社會暴力問題入手，探討戰後英國社會文化機制問題。
● 一部廣闊的道德恐慌及其背後文化霸權與政治合法性的社會史。
●因其宏大的歷史視野、獨特的社會政治批判視角以及對葛蘭西理論的創造性運用，成為霍爾在伯明翰時期的巔峰之作。

 

為什麼20世紀70年代初的英國社會，在應對“行兇搶劫”現象時會走入極端？
本書從社會暴力問題所引發的政治、輿論反應和波及全社會的道德恐慌入手，深入考察了經濟衰退、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共識瓦解和政治合法性危機的背景下，英國社會文化霸權鬥爭和意識形態合法性重構的文化機制問題。
行兇搶劫所引發的道德恐慌，蘊含著一種針對社會秩序面臨挑戰和崩潰風險的焦慮和恐慌，其根源遠遠超出了普通街頭犯罪行為所帶來的治安威脅，背後蘊含的是對既有道德秩序和主導意識形態危機的深刻擔憂。整個英國社會把暴力犯罪的“暴增”看作社會秩序整合失敗，白人主導的傳統生活方式和二戰以來通過福利國家政策確立的社會共識日益分崩離析的徵兆。行兇搶劫以及媒體圍繞這一議題所建構起來的道德恐慌成為深層社會矛盾的一個表徵。

斯圖亞特•霍爾，英國社會學家、文化理論家，被譽為當代文化研究之父，曾任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托尼•傑弗遜，英國基爾大學犯罪學教授，著有《通過儀式抵抗：戰後英國的青年亞文化》（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

查斯•克裡徹，英國謝菲爾德哈萊姆大學傳播學教授，著有《道德恐慌與媒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管控危機》的出版是批判性社會科學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三十多年來，本書對權力運作的觀察與敏銳分析，仍未過時。每一個對1945年後英國社會感興趣的讀者，都會受益於本書。
——Joe Sim，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犯罪學教授

無論對於社會理論還是政治論辯而言，本書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它為理解犯罪、法律和國家提供了寶貴的認知框架。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對戰後英國社會的深入剖析之作，深刻且有力……完美結合了理論的複雜性與經驗分析的細緻周密。
——Tribune

第二版序

本書最初出版於三十多年前，並得到了普通讀者、研究者和學生的積極評價。這本書的目的是要研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非一種特定街頭犯罪形式”的“行兇搶劫”（mugging）（頁1）。它所要回答的問題是，“行兇搶劫”這一容易引起社會情緒反應的標簽是如何以及為何在20世紀70年代變得如此影響廣泛的；對這一標簽的定義是如何建構並被放大的；為何當時的英國社會――警方、司法機構、媒體、政治階級、道德衛士以及國家――會對此做出極端反應；結合當時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這些事件發生的過程說明瞭什麼。
這篇新序言的對像是本書的新讀者，也可以是那些已經讀過本書，但希望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以不同的視角再次審視本書的老讀者。在這篇序言中，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對當代讀者來說，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知識背景才能夠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理解本書，並盡可能從中獲益”？為此，我們將簡要回顧本書構思成型的過程，其中所涉及的知識和理論傳統，以及當時特定的歷史語境。
本書實際上是對伯明翰地區一位男子遭到幾個不同種族背景的少年搶劫和毆打這一特定事件的反應。為了達到以儆效尤的目的，這些少年最終都被判了十分漫長的刑罰（其中一人被判20年徒刑）。但是，我們關注並分析這些事件的目的並不是要證明此前已經存在的某種理論立場。本書的寫作過程耗費了長達六年的時間，集體研究艱辛而漫長的過程就像一個思想“實驗室”。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彼此激發了許多想法、理論和觀點，正是這些集體智慧的結晶使得整部著作充滿活力。要是沒有這種集體合作的過程，我們就不可能在本書結尾部分提出如此具有說服力的結論和解釋。
……
雖然《管控危機》受到了社會學和犯罪學研究的一些影響，但總體上說，這本書的研究目標與“犯罪”甚至“社會”是無關的，其研究的對象實際上是“社會形態”（the social formation）。我們可以把這個概念定義為一個實踐、制度、社會力量關係和矛盾衝突的集合體。本書考察了“行兇搶劫”現象的文化、意識形態和話語層面，同時也關注這一現象的法律、社會、經濟和政治維度，並認為就其所帶來的影響而言，這兩個方面都是構成性的（constitutive）和多元決定的（overdetermining），其中沒有一個方面可以被看作是由另一方面所決定因而處於次要的從屬性地位。
雖然本書在批判犯罪學領域引發了許多討論，但本書的作者沒有任何一人是犯罪學專家。但我們堅信，犯罪和越軌行為不僅完全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它們也意味著對社會規範假設和社會穩定秩序的一種挑戰，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一種徵候。我們的目標是要還原這種犯罪問題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存在條件”（conditions of existence）。
譯者後記

《管控危機》一書是以斯圖亞特•霍爾為核心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發表的一部重要著作。無論是研究主題，還是作者所調用的理論資源，採用的分析思路和研究方法，都體現了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剛出現不久的新興學術研究領域在這一時期的某些關鍵特徵：從跨學科視角出發，實現微觀經驗分析與宏觀歷史情勢研究的結合，話語和意識形態研究與主體實踐分析的結合，以及文化分析與歷史制度分析的結合。這種研究的旨趣主要不在於發展抽象理論，而是在綜合文化主義傳統、結構主義傳統和葛蘭西理論的基礎上，針對現實社會過程中的文化與政治議題，從學術上做出介入性反應。在這些原則指導下完成的《管控危機》，篇幅宏大，視野開闊，具有突出的問題意識和鮮明的現實關懷色彩。尤其是書中詳細分析的危機與社會控制、媒體與道德恐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問題等議題，至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基於這種考慮，我們認為，把這本在文化研究和傳媒研究史上，乃至西方社會科學史上的重要著作翻譯並推薦給中國讀者，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在譯稿即將付梓之際，我想簡要交代一下翻譯過程的來龍去脈。我初次接觸《管控危機》是2005年。雖然距今已經過去16年，但我依然清晰記得當時為了完成導師陳衛星教授佈置的傳播批判理論研究課題的任務，我在位於中關村南大街的國家圖書館的外文圖書館藏書目中借閱到《管控危機》一書的情景。那是該書的1978年版，即第一版。在翻閱全書並精讀了部分與傳播研究關係密切的章節後，我認真做了閱讀筆記，並在此基礎上完成了導師佈置的課題任務。該書篇幅巨大，內容複雜，閱讀尚且困難，遑論翻譯。當時絕沒有想到，有朝一日我會成為這本書的中文版譯者。2014年，趙月枝和呂新雨兩位教授主編的“批判傳播學譯叢”決定收入《管控危機》一書。在尋找譯者的過程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彭文曼老師通過中國傳媒大學張志華副教授聯繫到我，問我是否對翻譯此書感興趣。雖然考慮到篇幅和翻譯的難度，一開始有所猶豫，但思忖再三，還是毅然決定接下這個艱巨的任務。事實證明，我最初的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後來的翻譯過程充滿艱辛，無論是難度還是長度，都遠遠超出了當初的預計。也因為如此，加之日常工作瑣務纏身，完稿時間一再拖延，前後花費的時間長達五年之久。和《管控危機》的作者們因為一再拖延交稿而對編輯感到抱歉一樣，在這裡，我也必須因為我的反復拖延向出版社的各位老師，尤其是負責本書出版事宜的彭文曼老師說一聲抱歉，同時也感謝各位的督促和包容。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巴黎第三大學副校長、社會學家埃裡克•麥格雷（Eric Maigret）教授曾多次與我討論斯圖亞特•霍爾的學術思想，並熱情幫助我與本書的作者之一約翰•克拉克教授取得聯繫；克拉克教授收到我的郵件後，第一時間做了回復，並欣然答應聯繫其他幾位健在的作者為本書的中文版撰寫序言；美國得克薩斯農工大學副教授卡拉•沃利斯（Cara Wallis）博士曾在我就某些詞匯的翻譯遇到困難時給予了及時的幫助；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斯圖亞特•霍爾傳播思想研究”的部分成果也先後在不同的場合發表，並得到了學界同仁，尤其是《國際新聞界》《新聞與傳播研究》《現代傳播》《南京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的劉海龍教授、朱鴻軍研究員、張毓強教授、虞淑娟副總編以及諸多匿名評審專家的指導，這些意見對本書的翻譯也有所裨益；在漫長的翻譯過程中，與好友周逵、董晨宇每次充滿歡笑的聚會，我都會隨身攜帶那本日益破敗以至最後幾乎散架的英文本《管控危機》，他們的調侃、督促、建議、鼓勵和陪伴也與整個翻譯過程相伴始終；在譯稿完成後，本書的責任編輯王寅軍老師以專業的態度和極大的耐心對書稿進行了認真的審讀，並對校譯工作提出指導意見。在此，我想對所有對本書的翻譯給予幫助的各位師友表示感謝。當然，譯稿中在所難免存在的謬誤和不足都是我自己的責任。
最後，我想感謝家人的陪伴和支持，尤其是我的妻子馮韻童，感謝她給予了我無私的愛。譯事不易，他們是最好的見證者。

目 錄

譯者序 道德恐慌與文化霸權：解讀《管控危機》
中文版作者序
致謝
第二版序
第一版導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道德恐慌”的社會史
第二章 社會控制的起源
第三章 新聞的社會生產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平衡敘述：報道漢茲沃思事件
第五章 引導公眾意見
第六章 犯罪的解釋與意識形態

第三部分
第七章 犯罪、法律與國家
第八章 法律―秩序主導的社會：“合意”的枯竭
第九章 法律―秩序社會：走向“超常國家”

第四部分
第十章 “行兇搶劫”的政治

後記
譯者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