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代價：貨幣、民主與凱因斯的一生

通貨膨脹、經濟下行、貧富懸殊、威權民粹、戰爭迫近
當今的世界，與百年前凱因斯面臨的景況似曾相識。
這位亞當．斯密之後最知名的經濟學家，為他心中美好人生提出的理論，徹底扭轉了二十世紀經濟學與國家政策的方向。

凱因斯少年時代就以過人的才智闖進英國貴族圈主導的伊頓公學及劍橋大學，剛進大學就被拉進一個自視甚高的祕密社團，成員包括羅素和懷海德等人。社團裡一些年輕成員形成離經叛道的文藝小圈子布倫斯伯里幫，以實際行為對抗封閉保守的英國社會道德框架。凱因斯前半生的情愛糾葛與人際拉扯就在這群人當中上演。
凱因斯從中學以來一直都是跟男人發展性關係及情感關係，卻在三十八歲那年戲劇性地愛上一個俄羅斯芭蕾女伶並結為終身伴侶，讓他的好友維吉尼亞．吳爾芙也驚愕不已。
一次大戰爆發之際，凱因斯與眾不同的建議讓大英帝國免於被金融危機擊潰，此後他為英國政府出謀劃策，設法爭取美國金援，讓協約國能夠熬到獲得勝利。巴黎和會期間，他用盡全力阻止戰勝國開出會帶來反噬效果的賠償條件，卻無功而返，此時他已經預見到災難將再度降臨。
歐洲的經濟如他所料走向崩潰，惡性通膨、通貨緊縮與民粹威權接踵而來，連美國都因股災而引發大蕭條。凱因斯從一戰以來的經歷與思考中，體認到過去自己奉為圭臬的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市場信條與現實世界並不相符，並逐漸提出新的理論見解與政策主張。這套理論透過他的學生在美國開始大放異彩，小羅斯福的新政使美國經濟起死回生，更讓凱因斯理論成為經濟學與各國政策的主流思想，經濟學家的地位也從此水漲船高。
這部傳記的層次極為豐富精采，不只記述凱因斯的私人生活、他的經濟與政治思想，以及他與英國和美國決策圈的交手過程，更特別的是也大篇幅敘述他死後凱因斯學派及其對手新自由主義學說的興衰演變，一路談到二○○八年金融海嘯之後的世界現況。

「凱因斯身上充滿各種矛盾。他是官僚菁英，卻娶了舞伶為妻；是同性戀，最愛的人卻是女性；是大英帝國的忠僕，卻反對帝國主義。是和平分子，卻幫忙替兩次世界大戰尋找財源；是國際主義者，卻為現代民族國家提供了知識根基；是經濟學家，卻挑戰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但在看似矛盾的表面下，他對人類自由與政治救贖的追求始終如一。」──摘自本書〈引言〉

推薦文｜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大膽創新又充滿彈性的複雜心靈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十個經濟學家有十一種說法，因為凱因斯一人有兩種。」這個笑話不僅諷刺了經濟學家，也生動地說明要捕捉靈活善變凱因斯的想法有多困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賽門（Herbert Simon）曾經在自傳《我生命中的模式》（Models of my life）表示，他能夠理解由希克斯（John Hicks）或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所寫的凱因斯體系的數理模型，但是卻對於沒有方程式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內容大惑不解，而且他懷疑其他經濟學者也不懂。
《和平的代價》並不是一本要說明凱因斯理論的書籍，而是旨在勾勒凱因斯精采複雜的人生與其思想誕生的淵源，並追溯凱因斯思想的影響，以及與新自由主義等思想纏鬥的過程。
凱因斯的人生一如他的思想般複雜，年輕時他抱怨伊頓公學教育內容落伍，卻十分喜愛這所學校。成年後他對自己外貌缺乏自信，卻四處調情、無處不歡。他鄙視傳統道德教條，卻極其重視大英帝國國際金融市場的聲譽，即使耗費黃金儲備也在所不惜。如同作者卡特所說，「凱因斯身上充滿各種矛盾。他是官僚菁英，卻娶了舞伶為妻；是同性戀，最愛的人卻是女性；是大英帝國的忠僕，卻反對帝國主義。是和平分子，卻幫忙替兩次世界大戰尋找財源；是國際主義者，卻為現代民族國家提供了知識根基；是經濟學家，卻挑戰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但在看似矛盾的表面下，他對人類自由與政治救贖的追求始終如一。」
凱因斯對人類自由與政治救贖的追求，反映在他多次對於市場危機的處理以及他對於經濟學的認識。凱因斯指出，「市場是社會現象，而非數學現象。研究市場的經濟學和物理學不同，不是依循鐵律的硬科學，而是和政治學一樣充滿彈性，是一個由習慣、經驗法則與各種調整構成的領域。」
但是凱因斯的思想也深受其所處環境的影響。自幼便聰慧過人，學術上受到劍橋經濟學大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啟蒙，但他並非僅接受經濟學與數學訓練，不僅大學時加入劍橋使徒，同時也是布倫斯伯里幫成員，與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及哲學家羅素辯論，凱因斯的才思敏捷，口才便給，連識人無數的羅素都讚賞不已。後來一戰爆發，凱因斯對金融危機的思考，以及戰後對於金融秩序的重建，都使得他的思想始終帶有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動機，對於經濟危機往往有超出同時代政客與學者的見解，既大膽又創新，爭議不斷且雄辯滔滔，以一己之力挑戰了十九世紀經濟學的神聖信條，背後又充滿倫理學的人文關懷，這種揉合經濟學與倫理學，以追求人類自由與公眾幸福的做法，與今日的學術典範大異其趣。今日世界各地的學子，在課堂上學習凱因斯的理論與批判，將凱因斯的學說變為精巧的數學模型，爭執其正確與否，但是已經沒有人談論凱因斯理論背後的倫理學基礎了。
凱因斯的多面向也體現在他工作的多樣性。除了在劍橋大學教授經濟學，他也擔任媒體編輯並寫專欄，甚至在一九二○年代創辦首份自由黨雜誌，並擔任多家公司董事。兩次大戰期間，他還投稿了大量期刊論文與出版專著，而且在一次大戰前，由於歐洲金融危機進入財政部擔任英國戰時經濟的首席顧問，與世界各國政要交涉，成為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最難得的是，精力無窮且聰明過人的凱因斯，在多數職位上都表現出色，無論是象牙塔中的經濟理論或是國際政治的折衝樽俎，從出世到入世，凱因斯不僅轉換自如、如魚得水，其中種種的衝突、爭執、自私、短視、合作、國家利益、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最後都以奇妙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成為他思想的養分。在劍橋時期熱中攻擊十九世紀經濟學教條的凱因斯，以嚴謹的思考提出一個又一個大膽的想法，應對戰前金融危機與戰後經濟蕭條，並參與重建戰後世界經濟秩序。雖然他拒絕自由黨參選國會議員的邀請，但是他以政府官員與顧問的方式，改變許多十九世紀經濟學的政策涵義與政客短視近利的思考方法，這讓他相信，很多人自詡的獨立思考，不過是某個傳統見解的俘虜。也因為面對詭譎多變的戰時經濟，他雖然思考嚴謹，對政策素有定見，但也隨時準備挑戰自己，隨著世界局勢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政策意見。這種時時對政策保持「彈性」的做法，加上《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是以文字而非經濟學家熟悉的數學方程式寫成，學者們意見分歧，也許是開頭凱因斯笑話的由來。
儘管如此，現實仍然經常對凱因斯澆冷水，讓他在過度興奮時，受到現實無情的鞭打而冷靜下來。例如一戰過後，凱因斯曾經深受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和平原則」而感動不已，相信和平的曙光即將到來，然而和平會議將他一巴掌打回現實，讓他在志得意滿之際，必須面對各國政要與銀行家的本位主義與短視近利，以及他無能說服多數民眾與政客的事實。
巴黎和平會議的失敗，為未來的經濟危機與軍事動盪埋下種子。凱因斯回國之後，也痛定思痛，思考自己的想法什麼地方過於天真。在心有未甘之下，他出版了一本極盡挑釁的作品《和約的經濟後果》，雖然這本書不是凱因斯最好的作品，但讓他在國際政要中聲名大噪，他的生花妙筆和他的雄辯滔滔一樣出色，但尖銳的批評卻也影響了他在英國政府裡的發展機會。
雖然如此，凱因斯仍然利用他在英國政府的關係，成功挽救了也許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作品。當時他接到羅素的便箋，獲知維根斯坦已經被協約國部隊俘虜，羅素對凱因斯說，維根斯坦手上有他剛完成最重要的哲學作品。經過凱因斯斡旋、羅素與拉姆齊（Frank Ramsey）的努力，維根斯坦的經典《邏輯哲學論》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出版，轟動哲學界，卻也終結凱因斯的哲學生涯。
緊接而來的金融與經濟危機，隨著戰後錯誤政策而擴大，凱因斯身為英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又以經濟學家的角色，受到政府的重用。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與飛升的失業率，嚇壞了各國政府，束手無策之下，凱因斯的思想成為各國政府的救命稻草。凱因斯結合他的《貨幣論》，對自由放任學說展開猛烈的攻擊，在凱因斯看來，這些都屬於應該被掃進歷史灰燼的教條。他認為，「世上沒有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本身就需要政府主動調控，監管貨幣與債務。」他也揚棄了《和約的經濟後果》的論點，認為節儉和克己以累積大量資本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美德已經屬於過去，無法呼應新時代的要求。除了《貨幣論》外，凱因斯也開始構思《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強調有效需求、大計畫與大政府的重要性。最後凱因斯政策將在美國大獲全勝，徹底改寫國家、社會與貨幣的關係，程度之大甚至遠超過凱因斯本人最狂野的預期。
這引發奧地利學派海耶克的不滿，雖然海耶克無論在學界與政界的名聲均無法與凱因斯相提並論，但是海耶克同樣是雄辯滔滔型的學者，在《經濟學刊》對凱因斯的《貨幣論》提出非常尖銳的批評，使得凱因斯不得不親上火線回應。此後海耶克成為凱因斯終生的對手，他一方面批評凱因斯的大政府主義，另一方面全力抨擊各種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名聲逐漸竄起。雖然一開始支持者不如凱因斯，但是自由放任學說逐漸在美國受到愈來愈多的支持，最後芝加哥大學成為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的聖地，凱因斯的主張，則在哈佛、耶魯等校都有不少支持者。多年之後，芝加哥大學在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帶領下對凱因斯主義發起猛攻，認為大政府的做法往往治絲益棼，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製造更多問題，凱因斯主義逐漸在學界喪失魅力，新自由主義興起，經由雷根總統的提倡，不僅成為美國主流，而且透過如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以華盛頓共識的形式向開發中國家推銷，成為國際上的新顯學。之後上任的柯林頓總統，一方面打擊赤字，另一方面放寬或解除各種管制規定，在大幅鬆綁的氣候下，人們更喜歡談論全球化，凱因斯主義逐漸乏人問津，即使二○○八年發生全球金融風暴，也沒有人想起在金融危機中竄起的凱因斯，凱因斯主義終於成為學界中的一種思想，對於現實世界的影響微乎其微了。
凱因斯理論死了嗎？從某個角度而言，凱因斯的遺產也許永遠不會消亡，畢竟在凱因斯之前，經濟學沒有總體與個體之分，作為總體經濟學開創者的凱因斯，他的睿智將永遠被銘記。但是在另一方面，凱因斯的某些概念已經不再流行了，例如他的非充分就業均衡理論，無論在理論上與實務上都沒有影響力了──即使二○○八年全球經融風暴時，美國聯準會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使用的也是「量化寬鬆」，而非凱因斯的財政政策—當一個概念不再被人提起，也是這個概念消亡之時。
時代的思潮起伏，凱因斯主義被傅利曼的貨幣理論攻擊得體無完膚之後，盧卡斯（Robert Lucas）的理性預期又讓貨幣理論顯得過時，人們不再自稱凱因斯主義者，即使贊成凱因斯的克魯曼（Paul Krugman）或是桑默斯（Larry Summers）也被稱為新凱因斯主義者（Neo-Keynesians）。或許更弔詭的是，新觀念的推陳出新，連傳統的分類都顯得過時，這已經不再是一個觀念上壁壘分明、兩軍交戰的年代，即使出現同儕背刺、敵人支持也不足為奇。新凱因斯主義者桑默斯主張資訊科技的變遷，使得熊彼得的「破壞性創新」更適合描繪這個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而曾經嘲諷凱因斯過時的理性預期學派大師盧卡斯則在雷曼兄弟倒閉時感嘆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散兵坑裡的凱因斯主義者。」也許當時代無比艱困時，我們每一個人心中仍想像凱因斯那樣心懷對人類的樂觀勇敢前行吧。

1 淘金熱之後【節錄】

凱因斯並不強壯，雖然能言善辯，但身體總是孱弱。他寧可過度工作，也不習慣適度運動，因此常活在著涼與感冒的陰影中。他幾乎從小就沒離開過劍橋，長大後和父親一樣，在劍橋大學當個小教書匠。他的朋友兼導師羅素常見到這位晚輩週末午後還在學校裡檢查數據或埋首書中。任職國王學院的他心情特別煩躁的時候，偶爾會到羅素任教的三一學院，在大庭院漫步散心，欣賞國王門的中世紀角樓、維多利亞時代建造的教堂的哥德式高窗，以及莎翁創作《哈姆雷特》時期興建的噴泉。凱因斯喜歡傳統也喜歡沉思，生活在這所歷史悠久的大學可說是再完美不過了。
然而，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個週日午後，三十一歲的凱因斯卻神色匆匆走過飽經風霜的鋪石路和修剪整齊的茂密草坪。羅素攔住這位年輕朋友，問他怎麼了。凱因斯激動地回答他得趕去倫敦。「你怎麼不搭火車去？」這位哲學家問道。
「沒時間了，」凱因斯說完便扔下一臉困惑的羅素繼續趕路。
怪事還沒結束。凱因斯穿過大庭院來到他妹婿希爾（Vivian Hill）的機車前，將自己接近兩百公分的高個長腿塞進邊車，兩人隨即風馳電掣朝九十六公里外的首都奔去。這趟古怪瘋狂的旅程將徹底改寫大英帝國的命運。
那天是英國陷入史上最猛烈金融危機的第五天。國家政要還在為了那個世代最重大的外交問題（是否加入歐洲大陸爆發的戰爭）爭論不休，結果又陷入足以瓦解國家經濟的大災難。當時倫敦沒有一位外交專家或經濟舵手看得出來，過去半世紀驅動歐洲的經濟體系已經瞬間崩盤。
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結束後，世界列強與許多次要國家變得極度仰賴複雜的國際貿易協定供應人民一切所需，從最基本的糧食到重機械無不如此。
【……】
歐洲各地的新金融合約都被織入全球商業的網絡裡。許多公司在甲國借貸，將產品賣往乙國，在丙國購買保險，而倫敦金融區正是這個經濟秩序的活躍心臟，全球半數商業活動都在這裡取得資金。【……】這股金融力量讓倫敦一舉躍升為地表最繁榮的大都會，人口超過六百萬，是一八六一年的將近兩倍。
倫敦監管的舊世界經濟體系雖然複雜，卻出奇穩定。各國間的貿易帳戶都能結平，資本流動平穩又可預期，金融混亂（disruption）通常為期不久，很快就能修正。面對如此出色的對稱狀態（symmetry），有閒階級普遍認為就算這套體系有其弱點，例如國內產業貧困和美國農業蕭條二十年，也是無關緊要。
【……】
新經濟現實催生了新的政治意識形態。一九一○年，英國記者安吉爾（Norman Angell）出版《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一書，主張二十世紀國與國的商業如此相互倚賴，已經使得戰爭成為經濟上的不理性行為。安吉爾認為，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從軍事征服另一個國家獲利，就算戰勝也會蒙受金融損失，戰利品再多再好也不例外。
安吉爾錯了，更糟的是還被人誤解了。他的書大賣數百萬冊，還養出一群狂熱的官員信徒，這些人堅持戰爭既然在經濟上不划算，那就是過去式了。然而，安吉爾的主張並非如此。「不理性」不代表「不可能」。但在那個嚮往啟蒙理性政府的年代，不少政治領袖都認為戰爭「愈來愈難，也愈來愈不可能」發生，而這正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一百年後遙相呼應的觀點。他在自己的暢銷書裡說：「不論哪兩個國家，只要同屬於一條全球供應鍊……就絕不會打仗。」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還是發生了。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訪問塞拉耶佛，結果遭一名十多歲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者暗殺，奧匈帝國隨即向塞爾維亞宣戰，從法國到俄羅斯都開始動員軍隊。由於國與國的政治聯盟使得各帝國接連參戰似乎無法避免，以倫敦為經濟宇宙中心運行的那套堅不可摧的支付體系也就瞬間瓦解。
動盪從維也納股市開始，短短幾日就擴散到歐洲各國首都。甲地的銀行和投資人一旦遭受巨額損失，就會抽回他們在其他國家的資金，導致資產清算向外蔓延。到了七月三十日，歐洲只剩倫敦和巴黎兩個交易所還在運作，其餘各國都已經關閉股市，以便阻止證券價格繼續暴跌。然而，這種做法只是讓法國和英國市場壓力更大，因為外資紛紛搶在倫敦拋售證券，價格再低也無所謂，導致股價無量下跌。
這種狀況已經夠糟了，更嚴重的問題是倫敦原本能從海外收到支付款，現在統統戛然而止。倫敦每天經手的到期債款高達數百萬英鎊，然而宣戰立刻使得外國債務人無法還款，連有能力清償者也不例外。瀕臨交戰的國家禁止投資人向準敵國的公司付款。國際黃金船運價格飆漲，導致無法將資金移往國外。船運路線中斷，世界貿易也開始瓦解。巴黎從英格蘭銀行贖回四百萬英鎊黃金，以挽救法國的銀行。錢往外流出，卻沒有進來，大英帝國正受到金融轟炸。
這些問題導致整個國際貨幣體系（即金本位制）岌岌可危。「倫敦對全球信用狀況的影響之大，讓英格蘭銀行足以稱為國際交響樂團的指揮，」凱因斯日後寫道。只要倫敦一垮，全球金融也會跟著垮臺。
英格蘭銀行不是一般銀行。它不接受勞工存款，不發放房貸給家庭，也不借款給店主商家，而是設定利率來調控英國貨幣系統。這個工具非常強大，能決定經濟體的貸款價格，進而決定經濟成長率與整體薪資水平，尤其是進出口流量。它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央銀行，美國總統威爾遜不久前才仿效它設立了美國聯邦準備系統。
英格蘭銀行調控上述事項的方式是和一般銀行進行交易；一般銀行則和普通客戶交易，而普通客戶才是社會商業活動的主角。英格蘭銀行和一般銀行進行交易的首要資源是黃金，使得黃金成為鍍金時代經濟實力的最高指標。主要國家的貨幣不論金幣或紙鈔，都能兌換成定量黃金。這是英格蘭銀行對普通客戶的唯一義務，任何人只要拿著合法紙鈔去兌換黃金，英格蘭銀行都必須給付。
一個國家流通的貨幣愈多，能夠支持的經濟活動也愈多，前提是銀行保險庫裡有相應的黃金儲備。當時金融思想家一致認為，貨幣若只靠政府背書，少了黃金擔保其價值，那麼發行貨幣非但無法刺激經濟，反而會引發通貨膨脹，導致物價上漲，民眾儲蓄貶值，購買力降低。
【……】
雖然國際貨幣體制與黃金掛勾在一起，但是國與國為了平衡貿易帳戶而往來運送的黃金數量其實不多。各國央行靠利率調控黃金儲備。當黃金儲備減少，英格蘭銀行就會調高利率，提高存款和英國企業債券的報酬率，以鼓勵所有人繼續持有英鎊。擁有黃金無法賺得利息，因為黃金和貨幣的兌換比是固定的。但調高英鎊利率能讓較膽小的投資人將錢留在倫敦，不致兌換成黃金，轉為投資法郎或美元。
調高利率也會增加國內經濟的負擔，因為會讓零售和製造業者借貸的成本變高。但只要等黃金儲備因調高利率而穩固下來，英格蘭銀行就能調低利率，紓解國內產業的壓力。
【……】
然而，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情況嚇壞了所有決策官員，因為調高利率不管用了。英格蘭銀行於七月最後一週三度調高利率，但就算利率已經高到令人咋舌的一○％，還是無法阻擋黃金外流。
【……】
骨牌開始倒下。倫敦城的外國銀行紛紛出售資產，將錢兌成黃金寄回國內；而證券經紀商為了自救，不得不拋售有價值的長期證券，以便套現。短短幾天就有六家證券經紀商倒閉，而低價甚至不計價格求售也讓股市無量下跌。這時購買股票雖然划算，但再有餘裕的生意人也被困死在橫跨六大陸的商業網絡之中，完全無法脫身，也無法估算戰爭對各個公司或產業的潛在威脅。原本繁榮又可預期的全球經濟，不到一星期就化成了不確定的泥淖。
於是，英國金融家便做了所有腦袋正常的人會做的事：病急亂投醫。他們將手上一切都兌換成黃金，用走到哪裡都被承認的資產取代突然變得不穩定的紙幣。而銀行擔心自己的償付能力，也開始囤積黃金，拒絕放款給需要短期現金度過難關的證券商。他們不僅拒絕信任了數十年的客戶，甚至停止支付金幣給需要領錢採購日用品的一般存戶。這些驚惶之舉對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的這些金融巨擘來說，簡直是讓自己人格與道德蒙羞。
【……】
危難當前，英國財政部決定關閉股市，銀行休假四天，創下史上最長紀錄。財政大臣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下令暫緩執行債權一個月，以便拯救搖搖欲墜的承兌所。但所有緊急措施當中，影響最深遠的卻是一個看似隨意的個人決定：徵召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三十一歲學者來平定慌亂。
【……】
一戰爆發時已經在英國財政部效力十年的布萊克特（Basil Blackett），曾經和凱因斯於皇家委員會共事過幾個月，處理印度金融問題，當時便對凱因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當他眼看金融風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強度席捲英國，便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週六那天寫信給這位前同事。
「我想借用你的頭腦替國家服務，我覺得那個過程你應該會喜歡，」布萊克特這樣寫道：「你要是週一能抽空來見我，我會很感激，但你恐怕來了就得當場決定。」
凱因斯嗅出了布萊克特客氣言詞背後的刻不容緩。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勞合喬治正在尋求英國金融界大老的建議，包括英格蘭銀行行長康利夫（Walter Cunliffe）和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Nathan Mayer Rothschild），而他有機會在危難時刻證明自己。
【……】
當時幾家大銀行已經開過祕密聯合會議，並將商討出來的救援計畫呈給財政部。做法很簡單：中止支付黃金給外國客戶、銀行與政府，將黃金留在英國以穩定國內銀行。
銀行接連破產將重創股市和所有需要定期貸款的商家行業，從農夫到百貨公司都無法倖免。然而，經濟崩盤最可怕的後果是英格蘭銀行可能耗盡黃金儲備，這對英國政治霸權和國際貨幣體系運作都將是致命一擊。
銀行家提出的緊急計畫反映了他們對危機的理解：銀行收不到錢，可是不能倒。而對勞合喬治和財政部來說，這套解決方法的戰略好處非常明顯。將黃金留在國內不只能拯救銀行，還可以提高大英帝國面對戰爭的財政優勢。根據計畫支持者的說法，留在國內的黃金愈多，英國就愈有經濟實力對抗敵人和影響盟友。
【……】
凱因斯的計畫和銀行家完全相反。他認為英國對所有要求黃金支付的外國人都該全額給付，而國內（包括銀行在內的）需求則可另外發行紙幣應付，讓英格蘭銀行將黃金儲備保留給外國客戶。
銀行家全嚇傻了。但凱因斯認為他們誤判了危機，將眼前視為銀行的存亡之戰，而非思考銀行存在是為了什麼。英格蘭銀行的重點不在黃金，而在經濟實力，就好比戰爭的重點不在槍炮多寡，而在如何確保大英帝國的政治霸權。黃金是工具，甚至武器，而非終極目的。「承平之時儲備黃金就是為了危難之用，」凱因斯在報告裡告訴勞合喬治，而現在正是國家有難的時候。
在凱因斯眼中，倫敦的真正經濟實力不在於持有相對無用的閃亮金屬，而在於國際認可的可靠度。只要英國繼續按照外國大戶要求的時間與面額支付款項，倫敦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不會動搖，英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能保持。本國銀行的要求與恐懼相比之下並不重要。的確，歐洲其他國家都想盡辦法囤積黃金，然而它們都不是金融中心。這個地位雖然有無比影響力，卻很脆弱。倫敦必然履約的印象一旦打破，就可能被其他地方取代，大英帝國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也將徹底削弱。
而且，英格蘭銀行面對的危機幾乎都得怪在這些銀行身上。雖然法國抽資讓英國政府心生警覺，但英格蘭銀行和財政部都很清楚，眼前危機只有一小部分和外國客戶直接相關，絕大部分都導源自本國銀行的驚慌失措。這些銀行擔心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很快就會告罄，因此即使沒有急需也搶著兌換黃金，免得過幾天只能空手而回，結果就是黃金儲備急遽減少，整件事成了一樁自我實現的預言。銀行連休前一天，英格蘭銀行通知財政部，過去幾天光是國內銀行就提領了二千七百多萬英鎊黃金，將近法國提領的七倍，並且預估關門前總儲備量將剩不到一千萬英鎊。
【……】
八月四日，德軍進占比利時，英國政府不出幾小時便對德國宣戰。勞合喬治被凱因斯親筆撰寫的備忘錄說服，大致同意了他提出的金融救援方案，命令財政部於八月七日銀行休假結束前印妥新鈔，而國會也搶在前一天立法核准新鈔發行。民眾焦急等待前線傳回的最新消息，金融界則是屏息等候市場重開。救援是成是敗，隔天早上就見分曉。
結果成功了。英國民眾接受了新紙鈔，英格蘭銀行回復穩定，物價也沒有飆升。民眾甚至又開始存款，不再擠兌現金。雖然股市五個月後才又重啟，但危機最嚴重也最緊急的一關已經過了。
而且倫敦城的金融實力絲毫未損。當其他大國陸續宣布暫停國際黃金支付，只有大英帝國信守承諾全額支付。
這次經驗在凱因斯身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發現金融市場和經濟學家在課本裡描述的實體非常不同，一點也不明確有序。市場價格起伏反映的不是理性自利行為者的集體智慧，而是思考有盲點的人面對不確定未來所做出的判斷。比起供需均衡，市場穩定更加仰賴維持合法性、秩序與信心的政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