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圓明園（簡體書）

晚清帝國風云系列，是關河五十州近代歷史寫作的重磅作品。本系列參閱了國內外豐富的史料，運用多重的觀察視角，深入地理解歷史現場各方的立場，和他們真實人性底色和認知邏輯，試圖重新梳理近代史發展脈絡，再現一個真實可感的晩清，解讀歷史的多樣可能性。分為《鴉片戰爭》《湘軍崛起》《火燒圓明園》三部。

火燒圓明園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給所有中國人的內心都造成了巨大的創痛。而清帝國的南方，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對太平軍的決戰在即，清帝國如何熬過這段艱難的時光？歷史還能再給它機會嗎？

本書以火燒圓明園事件為切入點，將晚清帝國風雨飄搖的歷史畫面徐徐展開，對咸豐帝、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洪秀全、李秀成、巴夏禮、華爾……諸多歷史人物進行深入人性底色的刻畫與描摹；這裡有風云人物成長與折戟，有朝堂政治的詭譎波瀾，有戰場上的玄黃帶血，有對外博弈中清政府的進退失據，有人性的閃光、懦弱與複雜，也有對火燒圓明園之謎等諸多歷史迷誤的辨正與思考。

關河五十州，著名歷史紀實作家，專注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其作品立論客觀嚴謹，史學基礎扎實，史料運用力求豐富和全面，注重採用口述史料等第一手資料；同時兼以文學筆法，行文簡潔明快，注重閱讀體驗，條分縷析而又富有歷史的思辨性，讀者面極廣。

代表作有“一寸河山一寸血”系列、“日本大敗局”系列、《戰神粟裕》《彭大將軍》《謀帥劉伯承》《虎部隊》《張作霖大傳》等；在今日頭條開設的歷史自媒體欄目閱讀量近兩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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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豐富史料解讀火燒圓明園的歷史細節，及太平軍與湘軍的決戰。清帝國如何熬過這命懸一線的歷史節點？對歷史迷誤的辨正與思考，還原真實人性底色和歷史邏輯。

第一章 天下兵將只靠湖南

鮑超練兵頗有一套。有的營排兵布陣時，是以低級武官和新兵驅前，高級將領率強兵督後，鮑超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級別高些的營官全都安排在隊伍的前列。太平軍老遠一看這些人的衣服，就知道他們的身份，於是常常集中力量予以攻擊。營官們為了保護自身安全，必然要挑選和訓練精兵隨其左右，這樣鮑超都不用自己過分操心練兵的事，營官們會自覺自願地去做。

第二章 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撐一日

李鴻章秉性高傲，一生很少把別人放在眼裡，但他非常佩服曾國藩，開口必稱“我老師”，敬如神人一般。很多年後，他還告訴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你太丈人文正公（曾國藩）是我老師，你可惜未曾見著。我老師那真是大人先生，現在這些大人先生，簡直都是秕糠，我一掃而空之！”

第三章　從未見過如此有膽魄的人

郭嵩燾做事的原則是“循理”，他認為對西洋各國也適用這一原則。所謂“循理”，就是講道理，放到外交領域就是要遵循通行的規則。他對僧格林沁說，打不是不可以，但打之前一定不要破壞外交規則，這樣萬一仗打勝了，可以讓對方心服口報，免除後患，就算打敗了，自己也堂堂正正，不會輸理。僧格林沁是堅決的主戰派，而且那時正想施計挫敗對方，他認為郭嵩燾不過是書生之見，根本聽不進他的意見。

第四章　一只緊緊抓住它的痙攣的手

就連宮中嬪妃都有人表示了異議，這個提出異議的嬪妃就是咸豐長子的生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在北巡這件事上，那拉氏表現得比自己的丈夫更勇敢，她力主咸豐留在京城：“皇上在京，可以鎮攝一切，聖駕若行，則宗廟無主，恐為夷人踐蹈。”那拉氏也懂得一點歷史，她引用東周時期周平王東遷，“天子蒙塵，永為後世蒙羞”的典故，說咸豐如果要棄京城而去，也會因此承受同樣的羞辱。

第五章　撐起兩根窮骨頭

曾國荃誠然不是弱將，但吉字營是弱兵這一事實卻無法遮掩。以弱兵圍城，怕就怕外圍敵援兵過於強大，連阻援部隊都擋不住，結果來個反包圍，把他們給困在城下，江南大營兩次被太平軍擊破於南京城下，便足可為前車之鑒。曾國荃在攻城時不可能完全沒有這種心理陰影，胡林翼教給他的方法是要學會“懵懂”。

“懵懂”者，迷糊也。胡林翼的意思是說要做大事不能瞻前顧後，適當迷糊一下是必要的，否則就什麼事都幹不成，“天下人，惟懵懂足以成事”。

第六章　勝天半子

曾國荃的性格與曾國藩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處是曾國荃也有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遇到艱難險阻，能夠堅持到底。不同之處是曾國荃在指揮作戰時比乃兄更堅決更大膽，頗有一股子悍不畏死的蠻勁。

曾國荃參加安慶戰役時，四十歲還不到，身上充滿著“勝天半子”式的蠻勁，哪裡甘心功敗垂成。太平軍發狠，他也發狠。

第七章　非重用漢人不可

咸豐生前，肅順能夠說服他授曾國藩以江督，是一件具有著標志性意義的大事，因為曾國藩曾是咸豐不信任的漢臣，如果連曾國藩都能夠出任督撫，兼掌軍政兩權，其他湘軍將領繼續出任督撫也就不難了。咸豐駕崩後，朝政由肅順等八大臣執掌，肅順大權在握，用全面依靠，代替了過去對於漢臣使用、限制的舊有方針。

湘將的擢升也由此被推向了一個高潮。

第八章　至為關鍵的幾個月

為什麼湖南人能當兵打仗，幾個鄰省的人就不行呢？細究起來，這與當地風氣大有關聯。湖南民風之強悍，在歷史上是有名的。當初太平軍進入湖南而湘軍尚未建立時，境內民眾便立刻自發分化為壁壘分明的兩派，一派投入太平軍，一派成為結堡自守的民團，這兩派立場完全不同，但都毫不遲疑地與對方誓死爭鬥。這種民風，在當時的湖南各地少有例外。

第九章　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

作為天國領袖，洪秀全不但治國無方，而且馭將無能。關鍵時候，他那種對於李秀成既要戒備防範，又急於利用的心態都分分秒秒地寫在臉上，可以這樣說，他連怎麼拿好話哄住部下都不會。

李秀成非常郁悶，不由搖頭嘆息：“京中五王十將，有眾二十萬，不能自衛，非要調疲於奔命之師解圍，這是自殺！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第十章 憤怒而又絕望的嘶喊

殺降事件發生後，戈登二話不說，先宣布和程學啟斷交，接著又盯上了李鴻章。

湘淮軍中傳聞，戈登天天拿著手槍到軍官去李鴻章，想要殺死他，李鴻章避而不見，於是戈登便率常勝軍絕塵而去。還有人說，李鴻章的部下幕僚預先得知戈登要殺他，向李鴻章進行報告並為之籌畫，問是否要先發制人，把戈登抓起來。李鴻章長嘆一聲道：“我自己不修德行，乃至招來了外界的怨尤。洋人剛直豪爽，隨他去吧，我不怕。”

戈登聽到李鴻章的這番話後，隱隱然對其心悅誠服。

十六抬金頂大轎

火燒圓明園後，額爾金並沒有忘記索要“撫恤銀”。留京王大臣們在戶部庫房裡搜尋半天，發現尚有白銀五十萬兩，計二百五十箱，便只好把它們作為“撫恤銀”賠給了英法。

奕已經答應了英法簽字換約的要求，剩下來需要他做而且必須去做的，就是代表咸豐和清政府參加簽約儀式。在那些天裡，咸豐曾給奕發來多條上諭，說“夷情叵測，萬不可親身往見”，並有“勿蹈虎口”之類的話。

或許咸豐確實顧慮到了奕的人身安全，但也不排除他仍有恭親王可能會被夷人“黃袍加身”的擔心。不管皇兄是抱著哪一種想法，事到臨頭，奕都不能不親自見一見這些讓他們既恨又怕的夷人。他在復奏中說：“奴才於皇上，雖是君臣身份，卻仍是骨肉情深。捧讀朱諭，已足見皇上愛臣之心。可是現在臣若不親見該夷，該夷必不肯罷休，為一城生靈所系，臣雖死無憾。”

這邊奕冒死赴約，那邊“夷人”卻也擔心著了中國人的道。簽約儀式地點被定為禮部，因為聽說見面地點可能布有地雷，一名聯軍少尉特意將禮部徹底檢查了一遍，直到確證沒有任何問題。

1860年10月24日，奕與留京王大臣們先行來到禮部大堂，在足足等了兩個多小時後，額爾金一行才姍姍來遲，讓奕等人感到震驚的是，額爾金居然乘坐的是十六抬金頂大轎！

清代在坐轎上有著嚴格的等級區分，十六抬大轎必須是皇親國戚才能乘坐，而像奕這樣的親王，大轎也僅為銀頂。額爾金只是大不列顛派出的一個使節，按照中國的宮廷禮儀，他絕對不能乘坐這樣的大轎。可是眾目睽睽之下，額爾金卻偏偏坐了，這絕不是他不懂中國禮儀，而純粹是有意為之，目的就是要對中國皇帝和政府進行羞辱。

六十多年前的1793年，作為英國派往中國的第一位全權大臣，馬戛爾尼前往熱河謁見乾隆皇帝。乾隆堅持馬戛爾尼必須磕頭，馬戛爾尼則予以堅決拒絕。接待馬戛爾尼的大臣拿他沒辦法，可是又不好掃乾隆接受來使“朝貢”的雅興，於是只好搪塞乾隆說，夷人膝蓋不會彎曲，所以不能磕頭（道咸年間，英國人直至所有洋人只能直著走路的說法正是來源於此處）。

磕頭與否看似不過細枝末節，但它和後來的廣州入城、入京換約、面呈國書一樣，放到中國的政治層面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大清帝國自順治、康熙朝起，就基本繼承了中原王朝的文化和觀點，其中就包括以封貢制度為基礎的世界秩序觀。按照這一觀念，中原王朝才是唯一核心，周邊或遠或近的所有國家都不過是低己一等的外夷，他們只有向中原王朝納貢和俯首稱臣的分，若是想要平起平坐，就是超越界限，屬於大逆不道。

清帝國的另一個特點是，它曾經歷了很長的強盛期，在立國近三百年的歷史中，前兩百多年幾乎沒遇到過任何一個真正的對手，到乾隆朝時仍是如此，如此“文治武功”無疑又進一步增強了其在文化上的優越感。

在馬戛爾尼離開中國後，乾隆給英王喬治三世寫了一封信，信中沒有表現出絲毫外交上的委婉和客套，一個“天朝上國”的自滿與自足躍然紙上：“我們的方式毫無共同之處，你們的公使也無此能力掌握這些禮節（指磕頭等），並將其帶到你們的蠻夷之地。”

顯然，在乾隆眼裡，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洋各國與中國周邊的四夷沒有什麼不同，都是蠻夷之邦，只配向中國朝拜進貢，而磕頭就是朝拜進貢的一種具體表示。

問題在於，按照馬戛爾尼的認識，他們大英帝國才是“地球上驕傲且強大的國家”，憑什麼要被你視為蠻夷乃至“朝貢國”，還要下跪？

用現代社會流行的文化衝突論來解釋，這是兩大文明的衝突，它們中一個是古老文明，一個是新興文明，但二者都認為自己才是天下文明的精華。

就好像是恒祺去刑部大牢看望巴夏禮時，和巴夏禮探討的那個似乎純粹務虛的話題：地球和太陽，究竟哪一個是宇宙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