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與人（簡體書）

《城邦與人》是施特勞斯的代表作，堪稱其詮釋學範本。全書以提綱挈領的“導論”開宗明義，接下來三章分別論述亞裡士多德《政治學》、柏拉圖《理想國》、修昔底德《伯羅奔半島人與雅典人的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施特勞斯將現代人的困境，作為自己專致於古典作品的動力。他認為回歸古典政治哲學既是必要的，也是嘗試性的或實驗性的：雖然古典作品陳述並闡明的古典原則並不能直接適用于現代社會，但恰當理解古典作品所闡明的那些原則，對於恰當分析當今社會的獨特性，並明智地將那些原則應用於我們的任務來說，或許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起點。

作者：列奧·施特勞斯，20世紀影響深遠的思想家、政治哲人。主要作品有《城邦與人》《自然權利與歷史》《古今自由主義》《霍布斯的政治哲學》《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等。
譯者：黃俊松，中山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專業博士，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柏拉圖、古希臘哲學、西方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

施特勞斯在書中評述了三位古典政治思想大家及其經典文本：
亞裡士多德發現了道德美德，是施特勞斯眼中政治科學的真正創立者，其《政治學》中包含著政治科學的原初形式，展現了對政治事物的融貫而全面的理解。
柏拉圖是循循善誘的政治哲學家，其對話在根本上是反諷的，《理想國》呈現出政治事物的本質――城邦的本質，提出並回答了關於最好政制本身的問題，讓我們看到了城邦的根本限度。
修昔底德以戰爭為“殘暴的教師”，基於不同視角，如其所是地呈現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展現了他自己最高深的教導，造就了古典政治史學。

譯後記

隨著《城邦與人》中譯本的出版，施特勞斯主要著作的中譯本均已問世。但在國內學界，正如在國外學界一樣，施特勞斯可謂毀譽參半，而且學者們對他的態度通常呈現出兩極分化的趨勢：要麼非常喜愛，甚至崇拜；要麼非常厭惡，甚至痛恨。幾乎很難看到一種客觀、中立的態度，這點頗讓筆者感到驚奇。當然，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一方面和施特勞斯的具體觀點有關，比如他表面上似乎反現代、反民主以及高揚“古典”；但另一方面也和他的研究、寫作方式有關，比如他幾乎無視通常的學術寫作規範，也很少引用和他同時代的名家，尤其自《城邦與人》以來的晚期著作中，他更加顯得“神秘莫測”以及“絮絮叨叨”，習慣了現代學術表達的我們，往往初讀一過，根本不知道他想要說什麼。
不過，晚近以來，施特勞斯在西方主流學界的影響可以說是日益凸顯。比如，目前在對他的貢獻及意義的綜論方面，《劍橋施特勞斯指南》業已出版；在古希臘哲學和古典學研究、尤其是柏拉圖研究方面，《劍橋柏拉圖<理想國>指南》中隨處可見他的方法論影子；該指南的主編費拉裡（G. R. F. Ferrari）甚至認為，“施特勞斯並沒有那麼神秘，他最大的貢獻就是高揚柏拉圖的文學性，讓柏拉圖著作中的每一個細節服務於整體的論證，這也是如今的柏拉圖學界受惠于施特勞斯，卻經常羞於承認的”。
對此，筆者想補充兩點：一是施特勞斯在解讀柏拉圖對話時，不僅深刻揭示了其文學性或戲劇性，而且對論證部分的分析或闡發也極富洞見和力度，對他來說，柏拉圖對話的文學內容和哲學論證乃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二者不可偏廢。但從總體上來看，施特勞斯學派在這點上沒有很好地繼承施特勞斯，他們往往偏重于戲劇解讀，而於哲學論證方面則用力不多。二是儘管西方柏拉圖學界經常“偷師”施特勞斯且羞於承認，但我們中國學者沒必要如此，我們沒必要加入他們歷史形成的敵對“陣營”，也沒必要分沾他們由來已久的“積怨”，因為無論“施特勞斯學派”也好，還是“非施特勞斯學派”也好，對於我們中國學者來說，都是認識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徑，借此可以最終達成對中國文明之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的認知。
本書的翻譯始於筆者在中山大學哲學系讀博期間，當時正致力於古希臘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方面的研究，甘陽老師建議我從沃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納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等人讀起，然後再讀施特勞斯。但從他們轉向施特勞斯後，我首先覺得眩暈，然後痛苦，因為仿佛面對著兩個截然不同的學術世界，無從選擇，更無從下手，不過等平靜下來後終於感覺到了喜悅，因為這兩個世界的碰撞所產生的火花仿佛讓我看到了一片新天地。後來博士論文選擇以柏拉圖對話為研究對象，結合主流學界以及施特勞斯、克萊因等人的進路來處理《理想國》，與此同時，也開始著手翻譯《城邦與人》。期間，甘老師創辦了博雅學院，我便投入到學院的日常事務中，後來又一直忙於教學、科研、當班主任等等，一直到博雅學院成立十周年之際，才稍得喘息，於是才最終完成了此書的翻譯。前後拖拖拉拉近十年，想來甚感慚愧。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劉小楓老師多次催促或鼓勵，我的同事劉海川幫忙解答了一些近現代哲學術語的翻譯問題，趙偉、何祥迪校對過本書的導論以及第三章的部分內容，在此一併深表感謝。此外，由於《城邦與人》一書極為著名，因而有不少熱心讀者自己翻譯了全書或部分章節，並分享到網上，筆者參考了賀晴川、何祥迪、陳克艱等人的某些譯法，在此謹表感謝。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從完成譯稿到出版頗費周折，在付梓之際，我要感謝甘陽老師、舒煒師兄的信任，讓我獨自承譯此書；感謝三聯書店的編輯王晨晨女士，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王旭以及彭文曼女士細緻和耐心的編校工作。
當然，譯本中的文責概由筆者自負。施特勞斯的行文密集晦澀，筆者盡力做到使之流暢可讀，但限於學力，錯漏之處在所難免，懇請諸位讀者不吝指正。


黃俊松
2022年1月8日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

目錄

前言
導論
第一章 論亞裡士多德《政治學》
第二章 論柏拉圖《理想國》
第三章 論修昔底德《伯羅奔半島人與雅典人的戰爭》
索引

隨著格勞孔的插入以及隨後他的兄弟阿得曼托斯的插入，對話人物徹底轉換了。現在全都是雅典人。不同於卷一中蘇格拉底與之交談的三個非雅典人，格勞孔和阿得曼托斯沒有絲毫禮貌方面的欠缺。他們相當符合亞裡士多德在其《倫理學》中所規定的討論高貴事物的參與者所必須符合的條件。比起卷一中那些分別屬￿寡頭制、民主制和僭主制的人物來，他們天生就屬￿一種更加高貴的政體。他們至少屬￿榮譽制，一種崇尚榮譽的政制。作為一個有頭腦的愛正義者，格勞孔完全不滿意蘇格拉底只是表面上駁倒了色拉敘馬霍斯的如下說法，即不正義要比正義更好，或者正義本身是一種惡，儘管是一種必要的惡：蘇格拉底僅僅只是迷惑了色拉敘馬霍斯。作為一個勇敢的、高尚的人，格勞孔厭惡的正是這種關於計算過的以及精於算計的正義的說法，他希望聽到蘇格拉底讚揚如下這種正義，即它值得選擇是因為其自身而不是因為其後果或目的。因此，雖然蘇格拉底是如下這一事實的原因，即交談的主題是正義，但格勞孔才是討論正義所採取的方式的原因。為了能夠聽到一種對於正義本身的堅實的讚揚，格勞孔提供了一種對於正義的堅實的譴責，這種譴責可以作為讚揚的模板。[86]很顯然，他不僅不滿意蘇格拉底對色拉敘馬霍斯的駁斥，而且也不滿意色拉敘馬霍斯關於不正義的說法。如果他不完全熟悉色拉敘馬霍斯所提出的觀點，那他便不可能超越色拉敘馬霍斯；那一觀點並不專屬￿色拉敘馬霍斯，而是屬￿“多數人”、“無數其他人”。格勞孔相信正義；這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他有權以最猛烈的方式來攻擊正義。因為不正義之人不會去攻擊正義；他更希望其他人保持對正義的愚蠢信念，這樣他們就有可能成為他的愚弄對象。另一方面，正義之人從不會攻擊正義，除非是為了激起對於正義的頌揚。格勞孔不滿意色拉敘馬霍斯對於正義的攻擊是有道理的。色拉敘馬霍斯是從既定的法律和城邦開始：他認為它們是理所當然的。他停留在“意見”的範圍內。他沒有追溯到“自然”。這是因為他關注自己的技術因而也關注技術本身。當進一步推進色拉敘馬霍斯的“嚴格來理解的技術”這一概念時，蘇格拉底提到色拉敘馬霍斯完全認可技術或所有技術的自足性，這種自足性和技術所關注的對象的不自足性恰成對照；例如，他對比了醫術的好和身體的壞；他也說到，醫術之於身體就類似於視覺之於眼睛。在詳細闡述色拉敘馬霍斯的說法時，蘇格拉底幾乎是在對比技術的好和自然的壞（比較341c4-342d7和373d1-2，405a及以下，以及《普羅塔戈拉》321c-e）。而另一方面，格勞孔在讚揚不正義時則追溯到了作為善的自然。但他是怎麼知道不正義是什麼以及因此而知道正義是什麼的呢？他假設，通過回答正義是如何產生的這一問題，他就能夠回答正義是什麼這一問題：正義的本質（What）或正義的自然就等同於正義的生成。然而，正義的起源被證明是行不義所帶來的好加上遭受不義所帶來的壞。要想克服這一困難，人們可以說，在自然上每個人都只關注自己的善以及完全不關注他人的善，因而他會毫不猶豫地採取任何方式去傷害同胞以便有利於自己的善。由於所有人都會按照自然來行動，因而這就會造成一種大多數人都無法忍受的狀況；於是大多數人也就是弱者便想到，如果他們彼此同意不去互相傷害，那麼這對他們每個人就都是好的。因此，他們[87]開始制定法律；因此，正義就產生了。然而，大多數人的真實情況對於那種能夠保護好自己的“真正的男人”來說則未必真實，“真正的男人”如果不服從法律或契約，那麼這對他來說更好。而且即便對於其他人來說，服從法律和正義也違背他們的自然；他們之所以服從，乃是由於害怕不正義所帶來的惡果，害怕那種會被發覺的不正義所帶來的後果。因此，完美的不正義之人，其不正義完全保持在隱蔽狀態，因而他可以獲得完全正義的名聲，過上最幸福的生活；而完美的正義之人，其正義完全不為人所知，他有著完全不正義的名聲，過著最悲慘的生活。（這暗示了色拉敘馬霍斯並非完全不正義之人。）因此，由於正如格勞孔所期待的，正義值得選擇是因為其自身，所以他要求蘇格拉底證明，雖然正義之人生前死後都極度悲慘以及臭名昭著，而不正義之人生前死後都非常幸福以及風光體面，但前者的生活還是要好於後者的生活。
因此，格勞孔同意色拉敘馬霍斯的觀點，即正義就是合法。但他更精確地表述了這一觀點：正義尊重法律規定的平等，這種平等取代了會造成衝突的自然上的不平等。因此，格勞孔否認正義是強者的利益；在他看來，正義是弱者的利益。在宣稱正義是強者的利益時，色拉敘馬霍斯並沒有想到自然的強者（他不關注自然而只關注技術），他想到的是事實上的強者，而且正如他所知道的，在自然上是弱者的多數人聯合起來可能就會強過那些自然的強者（《高爾吉亞》488c-e）。因此，或許我們可以說，色拉敘馬霍斯的觀點要比格勞孔的觀點更真實、更清醒或者是更平庸。同樣，這也是格勞孔和色拉敘馬霍斯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格勞孔否認任何人是真正正義的，而色拉敘馬霍斯則毫不懷疑存在著許多正義之人，他視他們為傻瓜。格勞孔關注真正的正義，而色拉敘馬霍斯則滿足于外在行為。格勞孔關注內心，如果有人要說一個人無法看到所有人的內心，那我們只好加以限定：格勞孔看到了自己的內心，他在那裡發現不正義在和他的良好教養進行著激烈的鬥爭[88]（參見619b7-d1）。他在尋找真正正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