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與萬曆皇帝（簡體書）

張居正是一個聲名顯赫的歷史文化名人。他在明朝萬歷年間領導的改革，雷厲風行，大刀闊斧，一舉扭轉了持續走下坡路的頹廢政局，功勛卓著，彪炳史冊。這是通常情況下人們對他的了解。他死後，皇帝翻臉不認人，說他“專權亂政”“謀國不忠”，甚至想對他“斫棺戮尸”。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官僚隨聲附和，乘機落井下石。

為大明王朝鞠躬盡瘁的一代名臣，從高聳的云端跌落下來，竟然成了社稷罪人，這是為什麼？背後究竟有什麼玄機？明史大家樊樹志先生帶您探索問題的答案。

樊樹志，復旦大學教授。代表著作有：《明史十二講》（2021）、《重寫晚明史：王朝的末路》（2019）、《重寫晚明史：內憂與外患》（2019）、《重寫晚明史：新政與盛世》（2018）、《重寫晚明史：朝廷與黨爭》（2018）、《晚明大變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運》（2013）、《明史講稿》（2012）、《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2007）、《國史十六講》（2006）、《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2005）、《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國史概要》（1998）、《崇禎傳》（1997）、《萬歷傳》（1993，2020）、《明清江南市鎮探微》（1990）、《中國封建土地關係發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獲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晚明大變局》入選《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新華網、新浪網等二十余家媒體2015年度好書。

☆名家力作。樊樹志教授詳細解讀萬歷首輔張居正與萬歷皇帝之間的微妙關係，破解張居正死後何以招致萬歷皇帝清算的歷史謎團。

☆大眾筆法。本書寫作深入淺出，運用大眾歷史筆法，淺白曉暢地講述萬歷年間朝野紛爭。作者尤擅長在細節中呈現歷史人物的性格，抽絲剝繭，環環相扣，讀起來扣人心弦。

☆直筆書寫。本書堅持直筆書寫的優良歷史傳統，強調作為政治人物的張居正，既是一個改革家，也是一個政客。以往人們出於對他的崇敬，諱言其政客的一面，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否則就不可能復原一個真實的張居正。改革家和政客，是他的兩面，忽視了其中任何一面，對他的認識都是片面的。

☆讀史益智。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歷史人物的興衰起伏為我們理解現實提供很好的參照。樊樹志教授讀史閱世，見解深刻，讓我們在對歷史人物的熟悉和同情之中獲得智性的陶冶。

引言

張居正，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一個聲名顯赫的歷史文化名人。他所進行的改革，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由於得到了萬歷皇帝朱翊鈞的全力支持，成效卓著，一舉扭轉了持續走下坡路的頹靡政局，而彪炳於史冊。

這是人們通常對他的了解。

人們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環節：他死後，皇帝翻臉不認人，說他“專權亂政”“謀國不忠”，甚至想對他“斫棺戮尸”。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官僚隨聲附和，乘機落井下石，誣蔑張居正“殘害忠良，荼毒海內”，揚言：“即斫棺戮尸尚有余罪。”

為大明王朝鞠躬盡瘁的一代名臣，從高聳的云端跌落下來，竟然成了社稷罪人，這是為什麼？背後究竟有什麼玄機？

——“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這八個字是當時人提供的答案，言簡意賅，揭示了張居正悲劇的根源，在於他顯赫的權勢，與皇帝的容忍度之間的矛盾，在那種體制下，是難以調和的。任何一個皇帝，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凌駕於他之上，讓他感受到震懾。因此“禍萌驂乘”便不可避免。

然而，這畢竟令人遺憾，留下的刻骨銘心的感嘆，引起了人們紛紜的議論。

甚至對他有所非議的異端思想家李贄，也為之憤憤不平，說：“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後之辱。”稱讚張居正是“宰相之杰”，對於他死後遭到政治性凌辱，耿耿於懷，流露出正直人士對張居正的懷念，對朝廷的不滿。值得注意的是，李贄說這話的時候，萬歷皇帝正在紫禁城的龍椅上親操政柄，他發表這樣的意見，是需要一點勇氣的。人們在欣賞李贄凜然氣節的同時，也可以察覺到當時輿論界心目中的張居正，必有過人之處，令人難以忘懷。

自從20世紀中葉傳記文學家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問世以來，書中的主角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歷史學家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中文版，自1982年至今暢銷不衰。他以獨特的視角，流暢的文筆，重新解讀這一段歷史，用“世間已無張居正”這樣的標題，來抒發他對張居正別具一格的評價，引起了讀者廣泛的興趣，以及多種多樣的評論。看來，從不同的視角來觀察多側面的張居正及其時代，至今依然是大家關注的話題。

筆者把題目定為“張居正與萬歷皇帝”，原因就在於此。

張居正在萬歷元年（1573）至萬歷十年（1582）擔任內閣首輔，得到皇太后李氏與小皇帝朱翊鈞的充分授權，以及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密切配合，得以“代帝攝政”。憑借這樣的特殊身份，他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雷厲風行，勢不可擋。當時人把這種久違了的政局，稱之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真所謂“言必信，行必果”，絲毫不拖泥帶水，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因此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改變了嘉靖以來政局頹靡、財政虧空、邊防廢弛的局面，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的，扭轉了大明王朝不斷下滑的頹勢，締造了萬歷時期最為富庶強盛的一段輝煌，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原因。

改革與改革家，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這或許是現今人們依然對張居正懷有興趣的原因所在吧！如果我們放寬歷史的視野，把張居正與歷史上的改革家加以比較，姑且不論吳起、商鞅，即以王莽、王安石為例，他們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都難以與張居正比肩。

這是什麼原因，確實值得深長思之。

日本東洋史學先驅內藤湖南在京都大學上課時，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自古以來中國的歷史家，都認為實行《周禮》毫無任何價值，而最近讀了一些社會主義書籍的人，則對它實施的一些社會政策的做法表示欣賞。但這兩者都不符合事實。《周禮》中的政治，是根據當時的理想而制定的……應用《周禮》第一個失敗者是王莽，第二個失敗者是王安石。”

有意思的是，張居正沒有重復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模式，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張居正是科舉正途出身，從秀才、舉人直至進士，並且在儒學氣息極為濃厚的翰林院工作多年，受儒術的熏陶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他並不沉迷於經學。他深知，社會的弊端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要想撥亂反正，挽狂瀾於既倒，儒術和經學顯然是無能為力的，必須用法家理論和權謀下一劑猛藥。

張居正深諳法家真諦，把它用儒術加以緣飾，運用起來得心應手，他特別強調“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這一法家名言，在施政時堅定不移地予以貫徹。他在與同僚議論治國理念時指出，自己開始執政之前，“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因此必須推行法治，依法治國。他是這樣表達的：“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核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

張居正的立身處事，充分顯示了上述風格。他自詡為“非常磊落奇偉之士”，不願意“徇匹夫之小節”，因為他有更大的抱負——“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所以他可以做到“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為了依法治國，一定要做到“虛心鑒物，正己肅下”，目的是達到這樣一個境界：“法之必行”“言之必效”“朝下令而夕奉行”。這種說一不二、令行禁止的風格，這種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風格，體現著崇尚“霸道”（而非“王道”）的法家精神。

正因為如此，張居正身上少有儒家溫、良、恭、儉、讓的氣質，少有仁恕的精神，事事處處都是咄咄逼人，慣用嚴刑峻法，講究權術與謀略，甚至在權力斗爭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陰謀詭計，手法十分老練圓熟，可以置臉面於不顧，可以對言官的彈劾、輿論的非難熟視無睹。

所以在後人的眼中，作為政治人物的張居正，既是一個改革家，也是一個政客。以往人們出於對他的崇敬，諱言其政客的一面，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否則就不可能復原一個真實的張居正。改革家和政客，一身而二任，是他的兩面，忽視了其中任何一面，對他的認識都是片面的。《明神宗實錄》對他的蓋棺論定，就注意到他的兩面，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績：“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另一方面指出他的過失：“褊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幸。”這前面所說的十八個字，概括了他作為改革家的事功；後面所說的十六個字，正是他作為政客的本性使然。為了奪取內閣首輔的交椅，他可以不擇手段，與太監頭子馮保聯手，心狠手辣地整垮高拱，進而對其施加政治迫害。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與地位，他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可以置倫理道德、社會輿論於不顧。他的悲劇，或許與此不無關係吧！

著名的清官海瑞，並非張居正的“同黨”，恰恰相反，他對張居正政見多所非議。但是，他對張居正的評價是公正的，對他死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不僅自己身敗名裂，而且連累家屬，情狀慘不忍睹——而感慨系之。海瑞總結其中的緣由，說了一句極富洞察力的話：張居正“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所謂“工於謀國”，當然是指張居正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政治改革，力挽狂瀾，成效顯著。所謂“拙於謀身”，就意味深長多了，既是說他無所顧忌地推行改革，樹敵過多，結怨甚深，沒有處理好與同僚、下屬的關係；更是說他得到太后與皇帝的充分信任，在權力達到巔峰狀態時，過於肆無忌憚，而不知收斂，忘乎所以地自詡：“我非相，乃攝也。”這在帝制時代是有“僭越”嫌疑的，也就是所謂“威權震主”。無怪乎《明實錄》在為他“蓋棺論定”時，寫下了發人深省的一句話：“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

“威權震主，禍萌驂乘”這八個字，就是張居正悲劇的根源。無論功勛多麼卓著的首席大臣，在皇帝眼裡不過是“臣子”而已，絕對不能“僭越”，使皇帝感受到震懾。張居正如此精明強幹的政治家，居然對於這個關鍵有所疏忽，忘乎所以，難怪海瑞要說他“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了。

這實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話題。

讀者諸君欲知其詳，請聽筆者細細道來，還原一個真實的張居正。

引言

一 初涉政壇的張居正

1.家世與科舉

2.彷徨於政壇高層的權力爭鬥

3.恩師徐階的虛與委蛇

二 嚴嵩倒臺

1.嚴嵩何許人也

2.對嚴嵩形形色色的彈劾

3.嚴氏父子的下場

4.海瑞罵皇帝

三 逢迎於徐階、高拱之間

1.張居正重回官場

2.徐階主政

3.隆慶時期的內閣紛爭——張居正的《陳六事疏》

四 權力博弈：附保逐拱

1.隆慶皇帝的去世

2.馮保其人其事

3.顧命大臣內訌

4.高拱與馮保斗法

5.高拱的垮臺——“回籍閑住”

五 “王大臣案”的陰謀與是非

1.圖謀行刺皇帝的“王大臣”

2.株連高拱的密謀

3.陰謀的破產

六 代帝攝政的首輔與帝師

1.小皇帝朱翊鈞

2.“元輔張先生”

3.慈聖皇太后李氏

七 萬歷新政：改革與逆流

1.改革的前奏

2.萬歷新政的漸次展開

3.“不許別創書院”——矯枉過正的改革

4.怨聲甚囂塵上

5.傅應禎、劉臺的反對聲浪

八 “奪情”風波的前前後後

1.張居正九年考滿

2.“奪情”的臺前幕後

3.圍繞“奪情”的風波——彈劾與廷杖

4.輿論的反響

5.彈劾與廷杖的再現

九 改革向縱深發展

1.“不加賦而上用足”

2.清丈田糧——丈量耕地與清理賦稅

3.一條鞭法——賦稅與徭役的貨幣化

十 皇帝的大婚與張居正的“歸葬”

1.大婚的吉期

2.皇帝的婚禮與太后的慈諭

3.張居正的“歸葬”

4.“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

十一 張居正之死與馮保的垮臺

1.張居正的病情

2.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病逝

3.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垮臺

十二 對張居正的清算

1.政治形勢的劇變——彈劾張居正的洶涌浪潮

2.為劉臺平反

3.遼王案與張居正

4.張居正的抄家厄運

5.張居正的悲劇——“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張居正的抄家厄運

素有斂財癖好的神宗皇帝朱翊鈞，看到了“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喜出望外，以為抓住了查抄張居正家產的把柄。他對馮保、張居正的家產早就垂涎欲滴，抄沒了馮保的家產，就想對張府動手，苦於抓不住把柄。現在終於可以大張旗鼓地動手了，所以迅速作出反應，萬歷十二年（1584）四月，他發出一道很長的聖旨。

他在聖旨中說：張居正侵盜遼王府的金銀財寶，他的父親墳墓建造在遼王陵寢園地內，掘毀他人墳墓，罪孽深重。你們這些地方官為何都不加追究？現在特派司禮監太監張誠、刑部侍郎丘橓、給事中楊王相、錦衣衛都指揮曹應魁，前往荊州，會同湖廣巡撫、巡按，對照遼王次妃奏疏提及的王府倉基、房屋、湖池、洲田以及其他財產，全部查抄充公，變賣成銀子上繳朝廷。遼王次妃奏疏提及的金銀寶玩等物，務必徹底查明，全部押解朝廷。如果有官員敢於透露消息、容忍隱藏、包庇回護，一概逮捕嚴懲。同時將遼王被廢的來龍去脈調查清楚，報告朝廷，重新定奪。

這道聖旨表面看來語氣平靜，理由充分，目的在於清查張府霸占遼王府財產的情況，全部充公上繳朝廷。但是在表面的平靜之下，隱藏了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抄家。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凡是實施抄家的物件，都是犯下嚴重罪行的官員，例如嚴嵩、馮保之類。雖然張居正已經死亡，但是抄家依然是針對他的一種追加處分。這毫無疑問是對張居正在政治上的徹底否定，其政治意義是遠遠大於經濟意義的。

查抄張府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而言，堪稱萬歷一朝四十多年中令人震驚的政治事件，標志著張居正從政治巔峰一下跌入萬丈深淵。促使皇帝對先前尊重備至的“元輔張先生”下手的原因也許很複雜，消除張居正“威權震主”的影響無疑是主要原因。早在一年以前，他看了大理寺（最高法院）送來的張居正親信遊七、馮昕在監獄中的供詞後，就下令剝奪他親自頒發給張居正的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等政治榮譽，並且把他的兒子革職為民，統統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采取的措施。然而人們無論如何沒有料到，事態竟會發展到“抄家”的地步。

皇帝關於查抄張府的聖旨在朝野上下引起巨大的震動。一些官員紛紛上疏希望皇帝冷靜、寬恕，不要對已故大學士張居正給予“抄家”的懲處。在這個當口，講這樣的話是要擔風險的。這和張居正在世時講些阿諛奉承的話，有天壤之別，那時是趨炎附勢，現在是逆流而動，沒有相當的膽識與魄力，是難以做到的。

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趙錦，力排眾議，挺身為張居正講幾句公道話，實在是很不簡單。趙錦並不是張居正的親信嫡系，在萬歷初年對他的新政也有所非議，以為太過於“操切”。張居正知道後，授意言官彈劾他“講學談禪，妄議朝政”，迫使他辭官而去。如果為了泄私憤，趙景完全可以落井下石，報當年的“一箭之仇”。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出於公心，為皇帝分析利弊得失。

趙錦以監察機構主官特有的敏銳洞察力，認為對於內閣大臣這一級高官的抄家應該慎重，嘉靖年間對嚴嵩的抄家連累江西百姓的教訓值得記取。當時抄沒嚴府家產，預先估計的家產數字過於龐大，實際抄家時難以達到這一數字，主持抄家的官員唯恐給自己帶來不測之禍，只好“就地取材”，把附近百姓的財產拿來充數，這就是所謂“株連影捕，旁挖遠取”，抄家物資大半出於無辜平民。這在當時江西留下很大的後遺症。

他對張居正的家產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臣不敢說“一無所藏”，但是和馮保相比，不及萬分之一。追究他的罪狀已經很長時間了，他家即使有所“微藏”，早已分散藏匿了。何況，言官們出於人心憤恨，所揭露的事實常常講過頭。萬一再次重演查抄嚴府的悲劇，那麼對於湖廣的流毒將十倍於江西。

他還批評皇帝對張居正的懲罰過於嚴酷，必然使得今後的內閣大臣產生恐懼感，無所措手足，這是更為嚴重的政治後遺症。既然剝奪了他的政治榮譽和頭銜，他的子弟業已革職為民，這些懲罰

已經足夠顯示朝廷的威嚴了。無論張居正昔日如何擅權，如何操切，畢竟功大於過，斷斷不至於達到抄家的地步。他在奏疏最後寫道：“居正生平操切，壟斷富貴，決裂名教，故四方之怨歸，實未當有異志。且受先皇顧命，翊上衝齡，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惡可泯！惟陛下不忘蓋帷之義，所以光聖德、全國體。”希望皇帝顧全當年輔佐帷幄的情誼，不要做出有損國體的事情來。

皇帝根本聽不進去，居然聲稱：張居正辜負朕的恩眷，蔑視法紀，恣情妄為，甚至侵占王府的墳地、產業，怎麼可以姑息？你們這些大臣為什麼還要為他辯護？

清初歷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記錄了趙錦的這份奏疏，給予肯定的評論，引用明末學者沈德符的話，來表明他對於清算張居正事件的批判態度。沈德符指出：張居正輔佐小皇帝，自以為有“不世之功”，得罪名教，應當由他自身擔當。張居正功罪約略相當，死後言官的譴責往往夸張失實。例如御史楊四知為了夸張他的貪贓，居然說張府有銀質火盆三百只，他的兒子打碎玉碗玉杯幾百只，這些細節有誰見到過？又說歸葬沿途，五步鑿一口水井，十步蓋一座亭子，顯然不合乎常理。退一步說，楊四知早就知道這些事實，為什麼不在張居正生前當面對質？

這段話不僅是在批評楊四知之流，而且也在諷刺翻臉不認人的皇帝。

然而，皇帝根本不在乎人們的諷刺，毅然下令刑部侍郎丘橓等前往荊州查抄張府家產。消息傳出後，皇帝的老師——侍講官於慎行寫信給丘橓，希望他手下留情。

於慎行和趙錦一樣，都算不上張居正的親信，當年“奪情起復”時，他和同僚們上疏反對。張居正當面責備他：我一向待你不薄，你為何也跟著起哄？於慎行從容回答：正因為張公待我不薄，才表示反對。張居正拂然離去，不久於慎行被迫辭職。張居正死後，他重新起用，得知查抄張府的消息，不記前嫌，講幾句公道話，實屬難能可貴。他寫給丘橓的信態度鮮明，說理充分，對官僚們的薄情寡義給予鞭辟入裡的批判，洋溢著一派凜然正氣。他的信，大意是這樣的：

第一，對於張居正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評價。他說：張居正的始末已經人所共知，他耗盡精力與智能，為國家而勤勞，以及耍弄陰謀與權術，結怨於朝廷上下，這兩方面都能夠看到一個大概。在他掌握政權的時候，舉國上下爭先恐後為他歌功頌德，不敢批評他的過失。到了今天身敗名裂，舉國上下又爭先恐後聲討他的罪狀，不敢肯定他的功績。這兩種態度，都不合乎情理與事實。縱觀他的生平，顯赫的名聲與鮮為人知的殷實，以法治國與間或施以恩惠，兩方面兼而有之。

第二，對於他接受的賄賂要具體分析。他說，張居正對於納賄極為謹慎。有深交的親戚朋友的賄賂可以接受，陌路之人一概拒絕；債帥巨卿的賄賂可以接受，小官一概拒絕；能夠進入張府大門的親信的賄賂可以接受，不得其門而入的賄賂一概拒絕。因此，他的賄賂收入是有限的。

第三，關於他的家產要具體分析。他說，張居正以蓋世之功而自豪，頗為自律，不敢做誣鄙之事，並且期望兒子有傳世之業，不使他們交遊過濫。張府裡面專門從事開後門通路子的是奴仆總管之類的人。他的父親、兄弟在鄉裡居住，憑借權勢網羅一些錢財，如此而已。因此，荊州張府的財產也是有限的。

第四，抄家時請手下留情。張居正的太夫人（母親）年已八十，垂垂老矣，他的幾個兒子都是不涉世事的年輕書生，抄家之後，身無分文，必定落魄流離，沒有地方棲息。這是路人感到酸楚，士林為之傷心的事。希望抄家定罪以後，允許給幾間房子，一塊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至為欒郤之族，而死者不至為若敖之鬼”。

在當時形勢之下，敢於講這樣的公道話，與官方宣傳口徑格格不入，顯然要承擔極大的風險。於慎行之所以敢於這樣做，因為他沒有私心，不圖私利，這叫作“無私則無畏”。《明史》的《於慎行傳》，提及他給丘橓的書信，有八個字的評論：“詞極懇摯，時論韙之。”肯定他的情詞懇切、誠摯，得到輿論界的一致好評。

然而主持查抄荊州張府的刑部侍郎丘橓，一點都沒有接受老朋友於慎行的勸告和建議，以不折不扣執行皇帝聖旨為能事。在丘橓身上看不到儒家的仁義道德、溫良恭儉讓，完全是一副刑名師爺刀筆吏的模樣，當然其中不乏私人恩怨、假公濟私的成分。

丘橓，出身貧寒，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為官特立獨行，多次上疏抨擊朝政，言詞激切，無所顧忌，因此而罷官。萬歷初年，言官們極力推薦，張居正以為此人言行怪異，缺乏經國之大德，拒絕起用。張居正死後，才起用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後又調任刑部侍郎。他對張居正有私人積怨，正好乘機報復泄憤，於慎行的勸告與建議只當耳旁風，不但不手下留情，而且超越抄家的權限肆意妄為。他還沒有趕到荊州，就命令地方官查封張府房門，登錄張府人口，一些躲避空房的老弱婦孺，來不及退出，門已封閉，十幾個人在裡面活活餓死。

在丘橓主持下的抄家，可謂錙銖必究，巨細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