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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德新論:南洋知識分子與近現代中國醫衛【限量精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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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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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本書以跨地域和跨學科領域途徑研究伍連德(1879-1960)。伍連德不只是大家熟悉的「抗疫鬥士」和「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他也是被忽略的公共知識分子、外交家、社會活動家、人文主義者、遊記作者和文史學者。作者討論的問題包括伍連德為何引進一群南洋知識人才?如何鋪墊現代中國的醫療和衛生體系?又如何將中國的醫學、歷史、社會和文明介紹給西方世界?伍連德可說是世界防疫醫療史、南洋華人史,及現代中國知識生產和交流史三者互動的樞紐人物。本書從伍連德個人的身分和事業、到他引領南洋知識群體建構中國現代醫衛平臺,再到他的跨領域活動和人文關懷,以更寬廣的視野和多維角度切入,重新理解這位跨域南洋知識分子在近現代中國史上的定位和意義。

 

 

【專家推薦】

 

伍連德一生經歷殖民地統治,西學洗禮,民國政爭和戰火,還有世界行旅與嬗變。他以公共醫療為方法,以華人福祉為訴求,充滿人文關懷。藉伍連德其人其事,黃賢強教授叩問南洋華人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性種種關聯,考證翔實,論述精謹,寄託深遠,極其值得推薦。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

作者簡介

黃賢強(WONG Sin Kiong)

 

美國印地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歷史學博士,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前系主任。研究範圍包括中國近現代史、東南亞華人與近代中國互動關係等。曾受邀在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大學講學。已出版中英文專著六部,包括《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和《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中國城市抗爭的研究》等。另編著中英文論集十六部,包括《族群、歷史、文化:跨域研究東南亞與東亞——慶祝王賡武教授八秩晉一華誕專集》等。

序:奇才來自南洋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

 

伍連德是中國近現代醫療及衛生史的傳奇人物。1910年12月,中國東北爆發鼠疫,朝野束手無策。一位來自英屬馬來亞的華裔醫生伍連德臨危受命,率領助手來到疫區中心哈爾濱。他判斷鼠疫經由呼吸道而非腺體傳播,力排西方專家眾議,採取隔離防治,集中焚燒死者大體,以及佩戴口罩等方法對抗疫情。伍連德的措施被視為離經叛道,但以後四個月裡東北鼠疫得以迅速控制,終於撲滅。

 

伍連德的事蹟曾經隱沒不彰,但在2003年全球SARS病毒爆發後逐漸重回世人記憶。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從口罩到隔離等成為各地防疫基本要項。一百年前伍連德的東北經驗儼然歷久而彌新。但作為後新冠時代的關鍵詞之一,「伍連德」的意義不應止於「抗疫先驅」而已。從南洋到東北,從西學到中土,伍連德的蹤跡橫跨歐亞大陸,他所涉入的醫療制度、文化傳播,科學管理等領域無不關係中國現代化的興起。這正是黃賢強教授新書《伍連德新論》主旨所在。

 

伍連德何許人也?1879年伍連德生於英屬馬來亞檳榔嶼。他的父親來自廣東台山,母親為第二代僑生華人。伍連德從小接受英式教育,1896年獲英女皇獎學金赴劍橋大學習醫,1903年回到馬來亞執業。這樣的背景無疑屬於殖民地華人社會頂層,但伍連德有更大抱負。1908年他輾轉應聘來到天津,任職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三年後因為防治東北疫情有功,成為大清帝國最後拔擢的人才之一。1911年隆裕太后賞賜伍連德醫科進士。

 

一般對伍連德事業的描述多以此為高峰。但誠如黃賢強教授指出,這其實是伍連德中國經驗的序曲。他在中國三十年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講述。1911年召開「萬國鼠疫研究會」,1912年他在哈爾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鼠疫研究所,1930年成立「中國海港檢疫管理處」並任首任處長,促成中國收回海港檢疫主權。民國建立,伍連德先是協助建立國家級防疫單位,組織全國醫學協會,1918年創建北京中央醫院(即北大人民醫院前身)。五四之後,伍連德奔波中國各地主導防疫,創設醫院,與此同時,他代表中國參與國際公衛事務,貢獻有目共睹。1935年伍連德被提名為諾貝爾醫學獎,為華人世界第一人。1937年抗戰軍興,伍連德因為公私原因,返回馬來亞行醫,仍然熱心公共事務。

 

黃賢強教授查考大批史料,重新塑造伍連德其人其事。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一系列極有意義的問題:伍連德來自南洋,積極參與民國時期現代化建設,這是特例,還是投射一個特殊南洋知識分子群體的中國經驗?十九世紀以來大批沿海華人移民南洋謀生,像伍連德這樣的菁英分子畢竟屬於少數,他們南來北往,面對中國以及國際政治風雲,如何找尋自處之道?所謂「華僑」身份,如何影響他們的國家歸屬感及文化向心力?還有,他們挾西方或殖民地知識訓練和價值體系來到「祖國」,如何形塑民國知識傳播的網絡,並延續自身的群體關係?

 

在黃賢強教授筆下,由伍連德輻射而出的一批南洋華裔知識分子同中有異,他們來到中國,進入不同領域,展現的能量和視野令人矚目。黃以1906年《寰球中國學生報》所介紹的八位傑出華人作為論述起點。這八位人士中,伍廷芳與辜鴻銘屬於前輩,前者生於南洋,長於香港,赴英進修後得到清廷重用,曾任駐美公使,並主持清末修法;後者生於檳城,在蘇格蘭完成教育,來華後加入張之洞幕府,並成為保守派代表。與伍連德背景相當的則有林文慶與宋旺相。他們三人都出身英國名校,學成回到殖民地各自發揮影響,被視為海峽殖民地三傑。宋旺相成立海峽華人協會,促進華人權益,隱然有落地生根之志;林文慶參與中國事務,與孫中山頗有過從。孫曾邀林出任外交部長,唯林接受南洋實業巨子陳嘉庚之請,成為廈門大學校長,任內積極推動儒學,以致引來當時任教廈大的魯迅的尖銳抵制。而伍連德則以醫療專家身份出現在民國公共領域,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

 

與伍連德等同時活躍民國學界政壇的還有來自荷屬巴達維亞的李登輝——第七代的華裔,耶魯校友,也是寰球中國學生會的創辦者。李、伍原為殖民地舊識,李來華後致力教育,後成為復旦大學校長。李所創立的學生會和之後由汪精衛(汪妻陳璧君出身檳城)擔任首任會長的華僑聯合會成為當時重要的社交平台,提供政、商、學、醫資源,並與背景類似的人士如胡文虎、鄺富灼等往來。在北平,吳賚熙、林宗揚等人在謝昌林的資助下創辦南洋俱樂部,成為來京同鄉聚會落腳之地。

 

這些年裡伍連德多半坐鎮東北,但時時南下北上,與各方保持良好互動關係。透過他的行止,南洋華裔知識分子群相赫然浮現。如上所述,他們有同鄉之誼,但各有志趣。他們都希望為新中國貢獻所長,而他們的背景為民國風景點上淡淡的異國色彩。隨著在中國居留時間愈久,伍連德的人脈愈廣。他不僅與南洋同鄉互動頻頻,更與民國人物時相往來,從孫中山到袁世凱、張作霖、馮玉祥、蔣介石;從嚴復到胡適、梁啟超,伍連德的交遊圈幾乎就是半部民國史。耐人尋味的是,儘管歷經晚清與民國,他始終與政治圈若即若離,這是他的背景使然?還是他的個人選擇?

 

無論如何,隨著伍連德的身影,我們見證了民國社群的多元面向,而伍連德文字所記錄的各種官場政壇學界見聞,成為意外的史料。最令人驚奇的是1937年他參加京滇公路周覽團並任副團長所留下的記錄。京滇公路是南京政權十年的重要建設,遊覽團的任務自然並非遊覽而已。伍連德此行直奔西南邊區,深入中國鄉土,象徵一次最「腳踏實地」的接觸,意義不言可喻。然而日本侵華戰火已經逼近,伍連德的中國故事即將被迫告終。

 

伍連德1937年後回到馬來亞,似乎由絢爛歸於平淡,但他對故鄉的醫療及文化的關懷未嘗或已。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逝世,英國《泰晤士報》評論:「他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鬥士,沒有比他留給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們引以為豪。」

 

伍連德一生充滿曲折卻又仿佛波瀾不驚。他經歷殖民地統治,西學洗禮,民國政爭和戰火,還有世界行旅與嬗變。不論外在衝擊,他不改其志,以公共醫療為方法,以華人福祉為訴求,充滿人文關懷。有意無意的,他體現了儒家「行遠自邇,篤行不怠」的意義。這大概是《伍連德新論》所帶給我們額外的心得了。

 

黃賢強教授多年致力南洋華人史和知識史研究,成果卓越。新書以翔實的史料,細膩的筆觸,鋪陳一位南洋華裔知識分子的生命歷程,其實也投射黃教授個人作為二十一世紀南洋華裔知識分子的心聲。近年南洋華語世界研究逐漸成為顯學,《伍連德新論》的出版此其時也,必能帶動更多相關議題。謹以此序,聊志閱讀所得,並期待更豐富的研究成果。

目次

圖版

圖表目次

序:奇才來自南洋/王德威

 

導論

第一章:時空、史料與史觀——伍連德研究

一、伍連德生命的時空

二、書寫伍連德的時空

三、史料和史觀的時空

第二章:發現伍連德與東南亞華人知識群體

一、發現者:《寰球中國學生報》

二、被發現者:南洋知識分子

三、傑出華人群體的書寫特點

四、發現伍連德

第三章:伍連德在東北的抗疫及其「會議外交」

一、伍連德在東北的抗瘟防疫

二、國際鼠疫研究會的籌辦

三、伍連德的「會議外交」

第四章:伍連德、南洋知識群體與中國醫衛體系建構

一、陳祀邦——伍連德最早網羅的南洋人才

二、林宗揚——中國微生物學的一代宗師

三、伍長耀——中國海港檢疫的接班人

四、伍連德與南洋知識群體的醫衛平臺

第五章:南洋知識群體在中國的社交網絡和平臺

一、李登輝與伍連德的邂逅和交往

二、寰球中國學生會:知識群體的社交網絡平臺

三、上海的其他社團:跨群體和階層的社交網絡平臺

四、吳賚熙與北京的南洋俱樂部

五、外來華人社交網絡和平臺的功能和影響

第六章:書寫政治官員、領袖人物及知識群體

一、清末民初的政治官員

二、中央和地方的領袖人物

三、歸國和本土的知識菁英

四、經驗、記憶、書寫與歷史

第七章:伍連德南洋行的言論和思想

一、往返南洋:伍連德的新馬行程,1916-1937

二、肺腑之言:伍連德返鄉時的言論

三、回鄉言行思想和影響

第八章:考察中國西南——伍連德與京滇公路周覽團

一、京滇公路的興建及其時代背景

二、伍連德與京滇公路周覽團:行程與活動

三、伍連德在京滇周覽團期間的書寫和談話

四、京滇公路周覽經驗在南洋的散播

第九章:伍連德的人文視野與社會關懷

一、遊記作者、作品載體、讀者

二、伍連德的國內遊記

三、伍連德的國外遊記

四、伍連德筆下的中國旅行家

五、「中國的天堂」——海南的田調報告

結論

附錄:伍連德年譜

徵引文獻

後記

索引

書摘/試閱

第一章:時空、史料與史觀─伍連德研究(摘錄)

 

伍連德於1908年開始出現在中國歷史的舞臺上。當年,他受聘為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副監督)。1910-1911年冬春之際,他受清廷之命領導醫療防疫團隊成功地撲滅了奪走六萬條人命的東北鼠疫,並於1911年4月在奉天(瀋陽)召開和主持規模盛大的「萬國鼠疫研究會議」,從此伍連德「鼠疫鬥士」之名享譽國內外,尤其是醫學和公共衛生界。清朝被推翻後,伍連德繼續名留民國歷史。他先後擔任袁世凱和黎元洪等政治人物和國家領導人的侍從醫官;也先後在民初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期間出任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總辦兼總醫官、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等職。更為人稱道的是他先後在中國成立了二十幾所醫院和醫學機構,並且參與創辦中華醫學會,主編《中華醫學雜誌》,栽培和引進醫學人才,為近代中國醫學和防疫事業的現代化奠定基礎,被譽為「現代中國醫學先驅」。

 

以上所述,只是這位近代史人物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中國近代史學界或醫學界比較熟知的一部分。伍連德在中國的三十年(1908-1937)是他的人生事業的高峰期。以時間長度而論,那是他約略超過三分之一的人生歲月,或者說是他人生的中期。他人生的前期(1879-1908)是在南洋和歐洲度過的。他在南洋活躍的事業,已經為他贏得「海峽華人三傑」之一的尊號。他人生的後期也在南洋度過(1937-1960),這時期的生活雖然比較平淡,但也正可以驗證他的不平凡之處:一個功成名就的人物,可以放下身段,作一個平凡的醫生和社會教育者。本章將從時間和時代(從晚清到當代)以及空間和地域(南洋/東南亞和中國)縱橫交錯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和理解這位歷史人物,並將從伍連德的自傳以及他人為他書寫的傳記論著來討論史料和史觀的關係。

 

一、伍連德生命的時空

 

伍連德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大時期,分別在不同的地域活動。他人生的第一時期可再分為兩段,前段為幼年生活及留學期。伍連德祖籍廣東省新寧縣(現為台山市),生於英屬馬來亞的檳城。伍連德的父親伍祺學(1834-1917)十六歲時南來謀生,從事打金業,白手起家。母親林彩繁為土生第二代僑生。伍連德從小接受英文教育,在當地享有盛名的大英義學堂(Penang Free School)就讀。十七歲(1896年)時考獲海峽殖民地最引人矚目的英女皇獎學金(Queen´s Scholarship)到英國劍橋大學的意曼紐學院(Emmanuel College)學醫。學習期間成績優異,屢屢獲得各類獎項,1899年以一等榮譽學位(First-Class Honours)畢業。之後他再獲多項研究獎學金先後到醫院實習及歐洲大陸繼續深造,包括在德國的哈勒研究所(Bacteriological Institute of Halle)和法國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研究細菌學。1903年8月伍連德完成劍橋大學醫學博士論文答辯後,啟程返回馬來亞,開創他的事業。

 

伍連德人生的第一時期的後段為在馬來亞活動的青年期。1903年伍連德回到馬來亞後,第一份工作是在吉隆坡的醫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擔任研究員,為期一年。伍連德結束吉隆坡的研究工作後,回到他的出生地檳城開設診所。行醫之餘,他一方面積極從事改革社會不良風氣運動,包括反對抽鴉片和賭博,主張男子剪去髮辮;另一方面又積極推動正當的教化運動,包括提倡女子教育,鼓勵青少年從事健康運動,以及創辦文學與辯論社(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等。伍連德還響應中國各地商會和新加坡華人的呼籲,支持抵制美貨運動,以抗議美國繼續執行禁止華工入境工作的條約。伍連德鼓吹的禁鴉片和戒鴉片運動是這時期的社會運動中最有具體成績者。他參與領導成立戒鴉片機構―檳城戒煙社和戒煙中心,並分別擔任戒煙社副主席和戒煙中心的主治醫師。由伍連德召集的馬來亞地區禁鴉片大會於1907年3月在馬來亞霹靂(吡叻)州怡保市盛大舉行。這個吸引三千名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的禁鴉片大會通過幾項決議,其中包括秉請殖民政府當局嚴格管制鴉片的買賣,呼籲民間社會合力推行戒鴉片運動。但最讓殖民政府感到不悅的決議是籲請政府廢除行之多年的鴉片餉碼制度(Opium Farming System)。所謂餉碼制度,是指一種以最高價得標的專賣承包制度,它也是英國殖民政府主要的財政來源。因此,伍連德希望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改革社會陋習,不但得罪殖民政府,也阻礙了一些靠鴉片餉碼制度牟利的富商的財路。禁鴉片大會之後,伍連德受到不少恐嚇和威脅。不久,伍連德意外地收到兩方面的邀請函。一是倫敦方面邀請他參加一個國際禁鴉片大會。另一是袁世凱方面禮聘他擔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副監督)。伍連德經過慎重考慮,先前往英國和德國參加會議和考察軍醫制度,再到中國展開他的新事業。

 

伍連德在中國服務的三十年為他人生的中期或高峰期。1908年9月初伍連德從馬來亞出發前往中國,抵達後不久的11月14日光緒皇帝駕崩,隔天慈禧太后逝世,清廷政壇劇變,不久袁世凱失勢,幸運的是伍連德仍然獲得陸軍大臣鐵良委任為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伍連德在中國的第一個事業高峰是1910年底奉命前往東北抗疫。1910年10月,東北地區開始發生瘟疫,病情迅速擴大,死亡人數激增。12月,伍連德獲外務部施肇基的推薦,奉命前往哈爾濱調查和抗疫,開始展現他在醫學上的專業知識和行政才幹。伍連德果斷地採取各項有效的檢疫和隔離措施,包括解剖和實驗,發現這次的鼠疫病毒是可經空氣和飛沫傳播,由人傳人的肺鼠疫,而非過去認知的,需要經過老鼠為媒介傳染給人類的腺鼠疫,因此,隔離、防阻、殺滅病毒成為防疫關鍵。伍連德獲得政府支持以軍警協助管制人口流動、封區隔離,以及阻斷疫區城鎮的對外水陸交通,並勸說醫護人員和居民百姓佩戴口罩,更於1911年1月31日獲得朝廷特別允許,首開先例地以集體火化的方法處理因瘟疫致死的大體,有效消滅病毒和控制疫情的蔓延。至1911年3月初,疫情完全受到控制。這場歷時約六個月的東北瘟疫,總共奪走六萬多條人命。根據事後的評估,如果不是伍連德的領導和控制措施得當,瘟疫流行的地區會更廣,時間也更長,生命和經濟的損失也會更慘重。更讓後人稱讚的是,今天很多習以為常的醫療衛生手段和防疫措施,如解剖大體、火化屍體、佩戴口罩、阻斷交通,在當時的中國都是創舉,甚至冒犯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可見伍連德的醫衛專業知識、行動膽識以及政治人脈關係都有過人之處。為了表彰伍連德的抗疫功績,清廷攝政王載灃親自召見他,授予他醫科進士和陸軍藍翎軍佐軍銜。

 

除了國內的榮譽外,伍連德主持1911年4月在奉天(今瀋陽)舉行的國際鼠疫研究會議的表現,獲得國際醫學界的肯定。當時年僅三十二歲的伍連德擔任這個國際大會的主席,他肩負維護中國主權不受與會列強代表侵犯的重任。這個國際防疫會議為期將近一個月,其中一個決議是督促中國組織一個中央防疫機構,其職權包括指揮負責管制所有傳染病的全國檢疫所,統籌和推行中國醫療現代化和改革醫科教育等。1912年11月「東三省北境防疫事務總處」(一般以其英文機構名稱North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譯為「北滿防疫事務管理處」)在哈爾濱成立,負責管理濱江醫院等陸續成立的防疫醫院。1918年防疫事務總處轄下的牛莊(今營口)防疫醫院建成,由於總處業務已經超出東三省北境範圍,不久正式更改機構名稱為「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簡稱「東三省防疫總處」)。伍連德從一開始就出任總辦兼總醫官。

 

伍連德在東三省防疫總處服務二十年,他以這個機構為基地,對中國醫學的現代化和硬體設施作出建設和貢獻,他先後在中國創設二十餘所醫院和醫學機構。伍連德在中國的重要事蹟還包括創立中華醫學會和創辦《中華醫學雜誌》。中華醫學會是伍連德和顏福慶等醫生於1915年2月在上海發起創建,成為中國華籍西醫界的第一個專業團體。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醫學團體,屬下有八十二個專科分會,四十三萬餘名會員,並在中國各地設有十五個辦事機構。中華醫學會成立後,伍連德馬上籌辦中英雙版的《中華醫學雜誌》,並親自擔任編輯主任,於1915年11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成為國內外醫學界發表研究成果和交流醫學訊息的重要平臺。除此之外,伍連德還先後擔任多位民國總統的侍醫、也受委為京漢、京張、京奉、津浦四條鐵路的總醫官、出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首任處長,並經常代表中國出席世界各地舉行的醫學大會或與醫學和公共衛生有關的會議。

 

伍連德在擔任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期間(1930-1937),最大的成就是將海港檢疫權從外國人手中收歸國人掌管。原來中國自1873年實行海港檢疫措施以來,由英國人控制的海關掌握了海港檢疫監督權,而外國領事團也藉口不平等條約下的治外法權,對中國海港檢疫事務處處干涉。熟悉國際檢疫制度的伍連德首先在1928年發表文章,呼籲政府仿效美國設立國家海港檢疫處。次年2月在中央衛生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委員伍連德提出收回海港檢疫權議案時慷慨陳詞:「海口檢疫權操縱於無專門學識之外人為最恥……吾國海口檢疫,不由自主,一切裁判辦法,統由領事稅務司及洋醫全權辦理。吾國內地,發見傳染症行時,彼則諸方取締,除防範外延,或藉口辦理不善,故意阻攔,以致疫氛常因此而大展,尚呼吾國為東方病夫」。同時,他也很有條理地分析中國可理直氣壯地收回海港檢疫權的理由,包括「為國人設保障,拒外疫之來侵,謀國民之幸福」。此外「海口檢疫為國家要政,若歸外人包辦,徒予外人利益,有害民生,大失國體,應即收回。蓋此權為外人主辦者,為現世所未見……查今日尚受此奇辱者,只有吾國而已。」可見伍連德是從為民謀福祉和尊國體的角度論述。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伍連德的提案後,一系列收回海港檢疫權的行動開始展開。1930年7月1日內政部衛生署全國海港檢疫處正式成立,伍連德獲聘為處長、技術監督兼上海海港檢疫所所長。伍連德就任海港檢疫處處長後,積極和海關總稅務司署及外國領事團協商,成功接掌上海、廈門和汕頭等地的海關主權和檢疫業務。而且,伍連德不只為中國收回海港檢疫主權,還將海港檢疫的管理制度透明化和公開業務績效,他每年於歲末詳細編撰海關檢疫工作報告,並出版成冊,為中國的海港檢疫史留下重要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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