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院士主張「台灣要調整國際策略的心態，跳脫西方中心的思維，珍惜台灣經驗，屏除一元思考」，朱雲漢在他的著作《高思在雲》中曾作論斷：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了。近年來，朱雲漢受邀出席歐、美、澳、俄、東亞及中國國際學術會議，深知國際環境變幻的他，近身觀察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與意識型態境况，他知道全世界正經歷翻天覆地的秩序與結構重組，朱院士一直呼籲台灣應「不製造問題、不激化矛盾、不成為他人的負擔。」

不捨朱雲漢的離去，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將其多年來在基金會及其他媒體發表的文集，策劃、輯結成冊，以紀念其心其志。

作者簡介

朱雲漢
（1956年2月3日－2023年2月5日），生於臺北市，籍貫浙江省諸暨縣。台灣政治學學者、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2012年當選中研院院士，是1949年以來繼胡佛之後政治學門的第2位院士；2016年當選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美國「民主研究國際論壇」學術委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美國政治學會理事，為該學會成立一百多年來第一位來自亞洲學術單位的理事。2014年獲母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頒發「傑出成就獎」。
主要研究領域為民主化、東亞政治經濟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
他領導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跨國團隊，長期在亞洲十九個國家進行政治價值、政治參與，與民主品質等議題的調查研究。
一生著作十餘本專書並在中英文重要期刊上發表50餘篇論文。2015年著《高思在雲──一個知識分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出版之《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誰將勝出？》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原時報文教基金會）於一九八八年成立以來，長期關心國家社會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等層面的公共政策議題，透過舉辦相關公共政策的研討會與活動，溝通國人觀念，凝聚國人共識，並為國家諸多重大政策提供建言，進而引導國家發展方向。關注面向可分為「公與義」及「河川環境」二部分。「公與義」系列是邁向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為追求的目標，舉辦系列公與義研討會、座談會。針對人文、社會、經濟、政治、國際關係各面向深入探討、追蹤行政效率、進行公共政策對話，邀集專家學者專案研究，進而對政府當局提出政策建言；自一九九○年六月在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的鼓勵下，提出由淡水河出發，拯救環境的願景，聚集國內環保先進與專家，成立「河川小組」，並由河川到環境的關懷，轉型為「環境與河川」，推動河川及環境保護、水資源整治等工作。第五屆總統文化獎評審將「環保獎」頒給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所持的理由是「因長期關注環境議題，透過教育推廣及政策監督，降低環境所遭受的衝擊」。這就是基金會走過二十五年的寫照。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的使命感是結合台灣的內聚力，理性面對問題、討論問題乃至解決問題，希與有志之士共同擔負，並傳承這世代的重任。

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於1989年，成立之目的除了在紀念故總統經國先生對中華民國的卓越貢獻外，並希望以嚴謹的學術立場，獎勵支持世界各國之學術機構與學者從事中華文化之研究，促進國內外之學術機構進行學術交流合作，使國際間對中華文化有更充分的瞭解，進而與其他文化融合，為全體人類的福祉盡一分心力。
基金會組織分決策、行政與學術三部分。董事會乃最高決策單位，由董事二十一位組成，並設監察人三位。總部綜理行政事務，同時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近郊設美洲辦事處襄助美洲事務；並在美國、捷克、香港、德國設置蔣經國基金會海外漢學中心。學術部分則設立國內、美洲、歐洲、亞太及新興地區等五個諮議委員會，由各地區資深學者組成，分別負責審核該地區之計畫申請案，另聘請各國德望俱隆之耆彥指導會務。

序

楔子

民國七十九年，台灣社會遭逢解嚴後的大混亂，時報文教基金會本著知識份子關懷家國的嚴肅心情，舉辦「社會重建」研討會，朱雲漢以年輕學者身份，受邀參加，提出了「政治抗爭與民主秩序重建」一文，至今發人深省。
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震出了許多被忽視的問題，也凸顯了台灣社會走向更惡質化的發展。基金會結合民間力量，聚合各界菁英（黃榮村、朱雲漢、王汎森、錢永祥、朱雲鵬、林子儀、林聖芬、倪炎元、余範英）共同催生「公與義的社會」推動，朱雲漢亦在其列。
「公與義的社會」的主題推動，我們分別針對「經濟與環境」、「法治與人權」、「政治」、「社會」、「媒體教育與文化」各領域課題，無分朝野、產、官、學，集結社會各界菁英，共同思考與面對。朱雲漢做為政治組召集人，始終扮演著積極承擔、主動任事的角色，令人感佩。
面對全球重新解構，台灣如何永續經營的未來，朱雲漢怔怔鐵筆下的文章，此刻仍值得我們重新閱讀、思索。故而，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特別整理雲漢過去曾經發表過的文章，集結成冊，也為他作為台灣知識份子的良心之一，留下駐足的痕跡。
最後，非常感謝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宋翠玉女士、陳純一教授的全力協助，天下雜誌、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思想期刊，在這本書文章集結的過程中，給予我們的支持，讓這本書的出版更加的完整呈現雲漢對台灣定位與未來發展的看法。

序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當國家出現亂象，民心普遍感到不安，知識份子就不能沈默，必須站出來。

一九九○年初，解嚴後國內政、經、社會遭遇衝突、改革、變化，政治抗争不斷，社會運動頻繁，金錢遊戲盛行，貧富差距日大，犯罪案件劇增，治安日壞下。中國時報余紀忠創辦人與時報基金會王作榮董事長立即催生「社會重建」研討會，面對病態社會，在推動政治民主化過程中，力排苟且偏安心態，視混亂為改革必然現象，只見妥適而未加匡正。匯同有志之士以轉移社會風氣為己任，在各自崗位上，為社會重建奉獻心智。余紀忠說，「大眾自我導正，局勢才能轉危為安。」朱雲漢是十五大議題在陶百川、林毓生、勞思光、蔡墩銘、黃煌雄等諸前輩中，是四十五位資深論述學者的第一位提出論文報告的年青學者，報告題目是「政治抗争與民主秩序重建」。那年朱雲漢僅三十四歲。
在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後，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於跨世紀之初，策劃「邁向公與義的社會」為期六週的系列研討會，衷心期盼台灣在被國際社會評價為「亞洲四小龍」的良好基礎上，重建社會運作機制，帶動台灣整體質量的提升，迎接新世紀的來臨。
歷經八個月籌備小組黃榮村、朱雲漢、王汎森、錢永祥、朱雲鵬、林子儀及時報的倪炎元、林聖芬與我，窩在北市府官邸咖啡廳榻榻米上席地而坐，整理各方智庫、校園、民間團體的主張與期許，匯集不同學者、専業的意見，作分組、命題。幾個人的共識是應以錢永祥的倡議建立「公與義的社會」為上位引導，作為航向「廿一世紀臺灣永續經營的主張」。我們相信：唯有公開、無私，全民才能共同參與努力；唯有公平，每個人才有機會各自發揮所長；唯有正義，社會的黑暗角落才不會被忽略。這是我們命名「公與義」的由來，也成為大家多年信守的追求。
　研討會的結論報告中表示「一個國家不論在常態的經營運作下或是在面對困境時都需要有一套良好的基礎運作機制來因應各項問題，方不至於臨陣慌亂，有完整的規劃、定期地審視、檢討缺失、發揮執行效率，需要面對全民的公與義，有清楚的「上位原則」，作為檢討及重建的基礎。
朱雲漢擔任的是政治組召集人，仍是年輕真誠的他，堅信新世紀政治改革是最重要的課題：呵護憲政主義的成長、加速國會改革、推動政府再造、防堵黑金政治，重建政治主流價值，以自由主義匡正國族主義，並敦促政治人物的心靈改革。雲漢相信讓台灣重新開啟憲政主義發展的契機，必需堅持信守民主遊戲規則的道德信念。
　繼其恩師胡佛院士後自二○一一年雲漢為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延聘擔任董事十二年，在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政經秩序重組的挑戰時刻，在為台灣尋求下一代的群體責任，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與多元的時代轉型下，基金會以「承擔與試煉」期許新一代，發揮關懷倫理、承擔能量與創新價值。朱雲漢主張「台灣要調整國際策略的心態，跳脫西方中心的思維，珍惜台灣經驗，屏除一元思考」，雲漢在他的著作《高思在雲》中曾作論斷：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了。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觀，所主張自由主義的民主體制，原本是在歷史進展的必然過程，卻不僅屢見西方國家的爭奪霸權，追逐所謂的國家利益，更是人類意識型態的終點與政府的終結型式。曾試想：如人類社會的共同目的，是在公平與正義的基礎上，為促使人人能過好生活。然顯見的，強行殖民主義及爭取世界霸權的主要國家，常年何止是摧殘公義，已然成為世局紛亂災難之源。朱雲漢院士毫不避諱地指出：過去以西方文明判定「進步」與「落後」的坐標已受質疑，與西方文明接軌的未必是「進步」，與自身文化傳統重新接軌的，未必是「落後」。
近年來雲漢受邀出席歐、美、澳、俄、東亞及中國國際學術會議，深知國際環境變幻的他，近身觀察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與意識型態境况，正經歷翻天覆地的秩序與結構重組，雲漢呼籲「不製造問題、不激化矛盾、不成為他人的負擔。」心繫中國文化憂心台灣處境的他，病情期間仍不忘「從多元性思索台灣的定位與出路。」才能在未來全球舞台走自己的路。
不捨雲漢的離去，與我們的三十年相聚。僅將其多年來在基金會及其他發表的文集、策劃，輯結成冊，紀念其心其志。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 2023 2 12於台北

朱雲漢院士回顧影像
楔子
序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余範英
追思雲漢／曾志朗
不要讓雲漢最後的擔心成為事實／朱雲鵬
輯一　台灣前途
政治抗爭與民主秩序重建
撥亂反正打造政治新局
政府政黨─政府與政黨的社會責任
面對公與義─建構一個宏觀、包容與分享的社會
誰來馴服這憲政脫韁野馬
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
回首國會建制話當今政治文化
台灣是地球上少有的富豪樂土
台韓薪資落差為何會這麼大？
台灣如何因應巨變時代的來臨─ECFA以後的生存發展之道
輯二　兩岸主張
從台胞證看一台兩治
台灣的有限選項
世界的中國與中國的世界
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四大挑戰
永續發展的道路，兩岸可共同探索
杭州峰會一舉跨越三道歷史分水嶺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政治學
突破與超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政治學
輯三　新國際關係　
川普現象透露美國民主隱憂
TPP讓跨國企業如虎添翼
美國戰略收縮台灣的下一步？
歐洲夢魘才開始
一位美國過客的惆悵記憶
美國「唯我獨尊」背後的兩面性
全球裂解政經局面變動
棄領土換和平？烏俄戰殘酷現實
美國軍售地雷，台灣必須覺醒
輯四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見證人類歷史的大轉折
對民主與市場的反思
悼念一位二十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
胡佛─引領民主大潮的精神導師
懷念一位兩岸共同景仰的大時代智者，仁者與勇者－胡佛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評介余英時先生大作《人文與民主》
輯五　超越與展望
迎向新時代多元視角看世界
亞洲人取得扭轉世界格局的鑰匙
從金融危機談四重歷史新趨勢的疊加
逆全球化潮流與治理改革的新動力
王道思想與世界秩序重組

附錄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大事紀/朱雲漢
　中國人與二十一世紀世界秩序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20th-Century Taiwan

書摘/試閱

輯一　台灣前途
撥亂反正打造政治新局防堵黑金政治侵蝕民主根基
文/朱雲漢（台灣學政治系教授）

為了維護台灣永續發展的前景，為了實現公與義社會的理想，新世紀政治改革最緊要的課題在於：呵護憲政主義的成長、全面推動政府再造、加速國會改革、防堵黑金政治侵蝕民主根基、重建政治主流價值、以自由主義匡正偏狹的國族主義，以及敦促政治人物進行心靈改革。

重建憲政主義
在九十年代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以及國會全面改選的實施，讓台灣重新開啟憲政主義發展的契機；但是這十年來，憲政改革歷經波折，憲法體制經過五次的調整，似乎陷入越理越亂的困境，憲法的規範性權威屢屢遭受朝野政治菁英的質疑與挑戰，到了九十年代末，憲政主義不但未見成長，還有進一步退化的趨勢。尤其是「國大延任案」在眾目睽睽下強渡關山，對於我們國家猶處萌芽階段的憲政主義造成嚴重的傷害。
短期內，為挽救「國大延任案」所造成的憲政災難，惟有循大法官會議一途。大法官會議可以國大「逾越職權」為理由，宣告修憲部分有關「延任」的條文無效，並指示，在如期改選的前提下新修訂的國大選舉制度，事實上亦無實施可能，除非國大在近期內重新修訂國代選舉制度，否則仍應按舊制進行改選。
未來，為了徹底解決國大擴權，必須要求朝野政黨避免囿於政治操盤上的方便，而將一個原本應該是居於二線的修憲機構推到執行修憲任務的第一線。在尚未修改修憲程序之前，修憲應循「二機關修憲」途徑，也就是由立法院出席委員四分之三的議決，擬訂憲法修正案，提請國大複決。更理想的制度，是將公民複決納入修憲機制，讓人民直接參與修憲過程。

全面推動政府再造
「政府再造」是提升國家競爭力與民眾生活品質的奠基工程。政府再造工作以「引進企業管理精神，建立一個創新、彈性、有應變能力的政府，全面調整政府業務、功能及組織，建構一個彈性化、效率化及現代化的政府體系，以滿足民眾需求，適應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地方自治是政府再造的成敗關鍵。「政府再造」，除了「精省」、行政區域調整外，還必須落實地方自治。政府再造，最關鍵的法制設計，除了涉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與組織基準的立法外，涉及各級政府間職能分工與組織體系調整的行政院組織法之修訂及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尤其關鍵。

加速國會改革
九十年代的憲政改革偏向總統擴權，而忽視國會改革議題。當前國會選舉無法擺脫黑金政治的侵蝕，立法權對行政權監督機制不夠完備，國會議事程序缺乏妥善規劃。隨著立法院席次的增加，立法委員平均素質下降，問政水平日益低落，立法品質益形粗糙，立法效率也無法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未來，必須積極推動單一國會，讓立法機關擁有完備的監督機制，並應適度縮減國會席次規模，並徹底改革國會選舉制度，全面引進政黨比例代表制。

矯正黑金政治
九十年代黑金政治已經在台灣基層形成一個牢不可破的惡性循環結構，腐蝕代議民主的根基，扭曲公部門資源分配、破壞公權力的公平性，動搖台灣經濟的命脈，危害正常的社會發展。矯正黑金政治的積弊必須多管齊下：（一）修改選舉制度各級議會選舉所採用的中選區制應改為半數政黨比例代表制，並大幅提高黑道及犯罪者參政門檻；（二）進行行政區域重劃，縣市與鄉鎮市的合併與重組，重新研議地方政府組織設計原則，健全地方政治監督機制，制訂地方創制、複決法，增加地方住民參與公共事務管道；（三）如欲延續現有鄉鎮市長民選的自治體制，應考慮：鄉鎮市應該適度合併，提高鄉鎮之自治財政基礎與經營規模：以及提高鄉鎮的自治權限與行政層級；（四）為階段性治療部分鄉鎮(市)黑道、派系治鄉等政治生態嚴重問題，亦可考慮暫時停止鄉鎮市級自治甚至里長選舉，提升其資格條件，鄉鎮市長暫改為官派，等鄉鎮自治發展與公民社會較為成熟時，再恢復鄉鎮(市)自治。

提倡新政治主流價值
台灣的政治文化一向具有「民粹威權主義」的特質。六十年代《自由中國》所開啟的自由主義傳統，在八十年代發揮了對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的功能，但到了九十年代，政治的主流價值逐漸由主張建構台灣民族與台灣國家的「國族主義」論述所取代。國族主義所追求的價值，就是賦予國家高度的自主與優先地位，藉以集中意志與力量，達成政治共同體的生存、穩定、自保、與發展。但是，單有國族主義的價值尚不足以確保「公」與「義」理想的實現。對每位公民而言，一個民主體制存在的價值在於，社會的組成是否能夠以公民身分為原則、社會成員相互對待的方式能否符合自由、平等、正義的普遍標準，而這些都必須基於自由主義的價值信念。九十年代台灣國族主義的發展，重點偏向尋求「歸屬」，尋求「國民」而非「公民」身分建構，強調對土地、歷史、文化、語言的感情認同。國族主義作為國家建構國民意識的基礎，有其客觀與主要上的必要性：但是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民主政治社群的核心價值，仍是無可取代的；同時，國族主義需要自由主義的節制，否則容易形成一個壓迫、窒息、保守、封閉的社會。因此台灣在新世紀所需要提倡的新主流價值，應該是以公民身分建構為主軸，國民政治認同的基礎應該由身分歸屬移轉到對憲政秩序與民主程序的信念。

政治人物心需重建
台灣民主鞏固最關鍵的工程在於政治人物的「心靈重建」。過去導致憲政主義的退化病源，仍深植在我們政治人物的心靈之中。國代的政治勒索習性也只不過是我們諸多領導人物政治心靈的一種戲劇性表露。新世紀的政治領導者，必須改變以大幅度修憲作為個人豐功偉業的思惟，必須拔除操弄法來配合短期權力需要的惡習，必須拋棄憲法「修爛可以重新來過」的迷思、必須認真面對憲法秩序長期動盪的社會成本，必須開始提倡「守憲」與「護憲」的價值信念必須堅持信守民主遊戲規則的道德信念。不如是，台灣將必然離開憲政主義成長的目標越來越遠，民主鞏固的基本條件也難以具備。
原載：時報文教基金會半年刊 1999.07~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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