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實例，學方法：從研究選題到論文寫作（簡體書）

本書是為社會科學專業的研究生以及青年研究者定制的案例分析型研究實戰指導書。
社會研究方法專家風笑天老師從自己已公開發表的150余篇學術論文中，精心挑選了10篇論文作為例子進行解析，詳細地講解了每一項社會研究從浮現初的想法，到提煉具體研究問題，再到實際開展，後撰寫論文以及發表的整個過程。
書中每一章都圍繞著一個研究案例，從“問題哪裡來”“研究如何做”“論文怎麼寫”三個角度入手進行講解，同時特別增加“研究評價與啟示”模塊，專門結合研究實例對選題、設計、實施、寫作各個環節中值得注意的方法問題進行提示，以求達到理論聯繫實際的效果。
全書以“庖丁解牛”的方式，結合實際的案例，從操作化的角度，讓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研究的實際過程，慢慢體會一項具體的社會研究是如何“從選題到發表”的。目的是幫助讀者切實理解和掌握研究方法的實質，並結合現實情況，合理運用研究方法開展屬於自己的研究。

風笑天，廣西師範大學講席教授、南京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社科基金社會學評審組成員。曾任高等學校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屆、第二屆委員，湖北省社會學會常務副會長等。
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研究方法、青年社會學、家庭社會學、人口社會學、中國獨生子女問題等。
作為負責人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項（2014）、重點項目一項（2014）、一般項目四項（1995、1999、2003、2021），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一項（2006）、一般項目兩項（1997、2001），國務院三峽移民局重點項目一項（1997）等。
在《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教育研究》《社會》《人口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作者及作者論文150余篇。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獨生子女：他們的家庭、教育和未來》（1992）、《社會研究方法》（2001、2005、2009、2013、2018、2022）、《現代社會調查方法》（1996、2001、2005、2009、2014、2021）、《生育政策調整中的生育意願研究》（2021）等。

2016年是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次“江村調查”80周年。在費孝通先生一生眾多的著述當中，基於江村調查資料寫成的《江村經濟》一書，無疑是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一本。這種意義不僅僅在於它是費孝通先生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更主要的則在於它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裡程碑”（馬林諾斯基，1986：1）。馬林諾斯基高度評價這一研究的貢獻，指出它不僅從人類學研究中常見的“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跨越到“世界上一個偉大的國家”，而且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馬林諾斯基，1986：1）。
正因為如此，學術界對《江村經濟》的研究很多，學者們從不同方面對這本著作及其研究結論進行了廣泛的探討。這種探討除了涉及中國的農村、農業、農民相關方面外，還涉及其他一些方面的主題。比如，有學者在思考“《江村經濟》一書是否已經提出了對中國社會變遷機制的獨特理解”（甘陽，1994）的問題。也有學者專門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對費孝通先生這本久負盛名的著作進行過探討和總結。比如，韓國學者全京秀和崔海洋就曾以《江村經濟》為例，探討了費孝通先生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他認為，費孝通先生在三個方面對田野調查研究的方法論做出了貢獻：“，《江村經濟》為中國人類學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範本。第二，《江村經濟》為中國農村社區研究提供了方法論。費先生通過對‘江村'的研究，為當時的知識界提供了參與式研究方法。第三，與以往人類學界主要以無文字的社會為調查物件來撰寫民族志不同，費先生通過對以中國農村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調查，開創了人類學對有文字記錄的社區進行研究的先河。”（全京秀，崔海洋，2013）
《江村經濟》一書來源於1936年費孝通先生進行的“江村調查”。1938年，他以通過江村調查所得到的資料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第二年，其博士論文以“中國農民的生活”為題在英國出版。直到1986年，也就是在他次進行江村調查五十年後，這本以“江村經濟”為主標題，而以原標題“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副標題的中譯本才在國內出版。那時，筆者還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一名在讀碩士研究生，當時就買到和學習了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這本著作，從中得到了不少啟發。三十年後，當筆者重讀此書時，一些以前沒有注意到的很小的細節卻給了筆者新的啟示。因此，在本文中，筆者不準備就與《江村經濟》一書主題內容相關的農村問題、農業問題、農民問題或者更高層次的中國社會變遷機制問題等展開探討，也不想僅僅從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一書中所採用的人類學具體研究方法方面進行探討，而想結合筆者重讀此書時所獲得的幾點新的感受和認識，從更一般的“如何選擇研究問題”“如何像人類學家那樣做研究”以及“如何指導學生做研究”等方面談談《江村經濟》一書給我們的啟示，以此來與廣大同行進行交流。
《江村經濟》一書共由六個部分組成：除了費孝通先生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這一主體內容外，還包括馬林諾斯基的序、費孝通先生為出版此書所寫的“著者前言”、其1957年第二次訪問江村後所撰寫的“重訪江村”、其1981年赴英國接受赫胥黎紀念獎章前第三次訪問江村後所撰寫的“三訪江村”，以及由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人類學教授葛迪思博士根據其1956年江村調查所撰寫、1963年出版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生活》的中譯本等部分。筆者的幾點新認識、體會和啟示就來自這幾篇文字。

第1章 用事實澄清社會輿論的誤解
案例：獨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第2章 從一個側面去研究社會變遷
案例：中國女性形象的四十年變遷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第3章 從經驗描述走向理論解釋
案例：獨生子女青少年的社會化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第4章 用系統證據反駁社會的偏見
案例：青年獨生子女的社會適應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第5章 探討關鍵因素的作用和效果
案例：跨省外遷三峽移民的社會適應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第6章 創造出兩個完全相同的樣本
案例：答案順序對調查結果的影響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第7章 證明大眾媒介對現實的歪曲
案例：對獨生子女形象的“妖魔化”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第8章 人生經歷對人們認識的影響
案例：兩代人對工作意義的認識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第9章 找出社會現實中的兩代父母
案例：城市兩代父母生育意願的變遷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第10章 “假設”與“現實”之間的距離
案例：“假設的”與“現實的”二孩生育意願
節 問題哪裡來？
第二節 研究如何做？
第三節 論文怎麼寫？
第四節 研究評價與啟示

附錄1 英克爾斯“現代人研究”的方法論啟示
附錄2 《江村經濟》教我們如何做研究
附錄3 “他者”眼中的獨生子女

一、研究問題從哪裡來？
研究問題是一項研究的起點。選擇一個恰當的研究問題是研究者重要的任務之一。而“研究問題從哪裡來？”則往往是困擾許多社會研究者特別是年輕研究者的一個現實問題。重讀《江村經濟》一書給筆者的點啟示，正與這一問題有關。先讓我們來看看費孝通先生所完成的這項著名的研究，其研究問題是從哪裡來的。
費老在該書中文版的著者前言中寫道：“這本書的寫成可以說是並非出於著者有意栽培的結果，而是由於一連串的客觀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費孝通，1986：1）從《江村經濟》一書的介紹中可以看到，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這種客觀的、偶然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是費老出國留學前，偕新婚妻子王同惠女士在廣西大瑤山進行調查時發生意外，導致“妻亡我傷”；二是他在養傷期間，接到姐姐讓他到江蘇吳江縣（今蘇州市吳江區）開弦弓村參觀訪問的邀請，於是回到家鄉邊養傷邊訪問；三是在開弦弓村參觀訪問時，他受到農民的“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的吸引，於是對該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四是在遠赴英倫的海船上兩個多星期閑著無事，於是將調查資料整理成篇；五是負責指導他選題的弗思老師讓他將原來準備作為博士論文的“花籃瑤的社會組織”的題目，改為根據江村調查的資料撰寫的“江村經濟”的題目。
費老的這一段敘述告訴我們的似乎是：如果沒有費老出國前的云南調查——妻亡己傷，如果沒有其姐姐的邀請——到江村養傷訪問，甚至如果沒有海上兩個多星期的閑暇時光，以及弗思老師的建議，或許真的就沒有今天的《江村經濟》。
然而，各種偶然的事件往往只是促成一件事情發生的外部因素。雖然促使費老完成《江村經濟》一書的每一個偶然事件今天我們都不可能去復制，但從這些偶然事件中去尋找有意義、有價值、有啟發的因素，去發現可以學習、可以借鑒、可以運用的原理和方法，則是我們今天重讀該書的價值所在。
筆者從上述這些偶然因素中所得到的啟示是：要隨時注意觀察身邊的社會現實，要對社會現象，特別是對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新的社會現象保持高度的好奇心，並從這種好奇心出發，多多進行觀察，提出各種疑問。有了這種好奇心，有了這種觀察，就能夠從各種偶然現象中提出認識客觀規律、接近客觀規律的問題，從各種表面現象中提出直達本質、揭示本質的問題。
應該說，一次家人建議的普通訪問，目的只是讓即將出國的費老在家鄉邊養傷邊看看。但在20世紀30年代的江南農村中所建立起來的農民合作社，則無疑是當時社會中的一個新生事物。正是為這一新生事物所吸引，費老開始了一個多月並非事先計劃好的調查。這可以說就是《江村經濟》這本名著得以成功的初的動因和基礎。如果費老沒有對新生事物的好奇心，就不會“被這個合作社吸引”，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在該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總之，如果費老沒有受到“當時社會新生事物的啟迪而產生的自發行動”，就不會有後來的《江村經濟》。
費老這種善於觀察、詢問，善於發現問題的好奇心，在具體研究中也隨處可見。比如，費老在1957年重訪江村時，他們乘的船一靠岸，鄉親們就熱情地圍上來打招呼，許多孩子也紛紛擠過來。這時，費老“突然覺得奇怪，在這時候，這些孩子怎麼會都在河邊看熱鬧？今天怎麼不上學？他們都衝著我笑，有的拉了個鬼臉說：‘我們不上學，割羊草。'旁邊一個老年人補充了一句：‘哪裡有錢念書，吃飯要緊。'雖則就是這幾句話，我們被糧食兩字吸引住了”（費孝通，1986：221）。從孩子看熱鬧，想到為什麼不上學；從割羊草，到無錢上學，再到吃飯要緊，終到這些現象背後的糧食問題。費老就是這樣善於觀察、善於發現、善於提問。這樣的例子在費老的書中還有很多。正是這種不經意間的細小發現，引出了費老重訪江村所寫的兩篇文字的重要內容。這種對身邊的現象特別是新的現象保持好奇心，並善於從身邊現象、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方式，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和借鑒的。
盡管現在的社會發展了，時代也改變了，但社會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卻總是會不斷地涌現出來。每個時代的社會中也都有大量的為社會研究者所不曾遇到、不太了解的社會現象和新的事物。而這些值得社會研究者去探索、去分析、去解釋的現象和事物都存在於我們的身邊，存在於我們日常的社會生活中，都可以形成一個個有價值的研究問題。這裡的關鍵是，我們要有一雙善於發現、善於觀察的眼睛，和一顆努力探索、尋求理解的好奇心。
再來看看書中澳大利亞學者葛迪思的研究。他同樣研究了江村，但作為一個外國人，他並不具備費老選擇這一研究問題時的各種客觀條件。他的研究問題從哪裡來？作為一位人類學家，他認識到，費老的《江村經濟》“作為知識界中的一個裡程碑，它的地位只有當它被用作進一步調查研究的起點時才能充分體現出來”（葛迪思，1986：268）。這也即是說，費老的江村調查，只是提供了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實例。這種“有關具體地區的一些資料很快會過時，它們只能提供關於變遷的可能性和原因方面的一些推測。因為每一具體地區的資料只能描述某一個時期的情況。然而，如果後來，同一個作者或其他作者，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能繼續以同樣的精確性對同一個社會進行描述，情況就會大不相同。從對不同階段的比較就能得出關於社會過程的有效的成果，其價值也就會超過各個孤立的研究”（葛迪思，1986：268）。
正是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葛迪思一直琢磨著這樣的問題：自從費孝通博士“寫了《中國農民的生活》以後，又發生了什麼呢？”“那裡的人民後來怎麼樣了？是不是在廢墟上又建起了一個新的農村？”（葛迪思，1986：269，272）。而當他在1956年正好有機會訪問中國時，他一到達北京，便提出了訪問開弦弓村的要求。這樣就有了後來他對江村的訪問，就有了他所發表的文章《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生活》。
葛迪思的例子給我們的啟示是：通過對以往的研究進行追蹤研究，特別是對經典研究進行追蹤研究，可以對同一個社會、同一個社區在時間上的變化進行調查和比較，這種調查和比較有助於更好地把握社會變遷的過程，更好地了解社會變遷對社會中人們個體經歷的影響。而從選擇研究問題的角度看，這也是一種提出研究問題的特定視角和重要途徑。

二、向人類學者學習做研究
費老的《江村經濟》一書中，幾篇文章的作者（費老、澳大利亞學者葛迪思）以及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學者（如費老的老師馬林諾斯基等人）都是人類學家。讀著這些文章，筆者不禁被字裡行間所流露出來的人類學者獨有的一種研究精神感動。這種精神讓筆者深深體會到，我們這些研究社會現象的學者，在如何做社會研究這方面，應該向人類學家們好好學習。
費老次進行江村調查時（包括先前進行花籃瑤社會組織的調查時），只是一名碩士畢業生。他在江村的實地調查，時間也不太長，只有“一個多月”，並且還不是事先計劃好的。所有這些因素在現在看來，似乎都不能構成其完成一項著名研究的基礎和條件。那麼，究竟有哪些條件可以看成是費老這項研究得以成功的因素呢？
費老的老師馬林諾斯基教授在為《江村經濟》所寫的序言中，曾引用了著名科學家、歷史學家和世界知名的東方學專家羅斯爵士評價費老這一著作的一段話：“據我所知，沒有其他作品能夠如此深入地理解並以手材料描述中國鄉村社區的全部生活。”（馬林諾斯基，1986：5）可以說，正是這種“深入地理解”“手材料描述”以及“全部生活”，成為《江村經濟》的突出特點，也是這一研究得以成功的重要條件。
深入實地，和研究物件共同生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通過親身的觀察、詢問、體驗、感受，詳細收集反映社會現象和人們行為的各方面信息資料，並在對資料進行細致分析的基礎上，得出對社會生活和人們行為的深刻理解。這是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徑，也是人類學者開展研究的主要特徵。正是依靠這種方式，費老在江村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走訪觀察，分析思考，深入地了解在1936年那段時期中，江村農民的全部生活：從家到戶、從戶到村，從婚姻到生育、從財產到繼承，從生產勞作到日常生活，從農業、蠶絲業到貿易和信貸……費老的研究幾乎對江村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裡裡外外都逐一進行了描述和分析。而他所收集的大量手資料，也成為支撐《江村經濟》這本近十七萬字的名著的經驗證據。在這些資料中，既有江村地理狀況、家庭規模、職業類型，以及人們日常衣食住行等相對客觀、相對外在的資料，也有江村社會中的婚嫁規範、親屬關係，以及宗教巫術等相對內在、相對複雜的資料。而要詳細地從一個個具體的個人、一戶戶具體的家庭那裡收集這些縱橫交錯，卻可以系統、全面描述人們社會生活和社區狀況的資料，研究者必須全力以赴，付出的努力。
與此類似的，還有那位叫葛迪思的外國學者，他的研究同樣讓筆者感動和吃驚。他對江村只是進行了短短幾天的調查訪問，竟然也用收集到的資料寫出了近十萬字的論文!
看看他的行程，就知道要做到這一點是多麼不容易：5月12日早上7點20分從南京出發，上午11點30分到達蘇州，下午4點30分到達震澤鎮，下午5點30分左右到達江村。5月16日早晨，“我離開了這個村莊”。這樣實際算下來，葛迪思在江村的時間其實連四天都不到。用他自己的話說，“從任何一個社區調查來說，這段時間短得簡直可笑”（葛迪思，1986：274）。但就是在這短短的三天半時間中，一個外國人，次在一個不熟悉的國度，對一種不熟悉的文化和社會生活進行調查，就收集到了能夠寫出近十萬字的研究專刊（即《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生活》）的材料，就得出了一些有一定依據的結論。他靠的是什麼？他是如何做的？從中我們又能學習到什麼呢？筆者認為，至少以下幾點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一是對這一問題長期關注。“數年來，我教人類學這門課，一直使用《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本書。我經常在想，那裡的人民後來怎麼樣了？是不是在廢墟上又建起了一個新的農村？”（葛迪思，1986：272）正是這種長期的關注，以及對費老經典研究中各種問題的經常的思考，形成了他能在十分不利的條件下完成這一研究的扎實的基礎。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種長期的關注和經常的思考，他在江村的短短幾天，可能就如一般遊客一樣，除了偶然碰到的現象，什麼印象也不會留下，更不用說寫出近十萬字的研究報告了。
二是提前做好充分準備。作為人類學研究者，葛迪思博士當然知道前期研究計劃和相關準備的重要性。因此，他明確地將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一書作為其研究工作的基礎，用他的話說，“我有費孝通的書作為我工作的基礎，它為我的調查工作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提綱”（葛迪思，1986：274）。客觀地說，正是因為有了費孝通先生之前的經典研究作為基礎，葛迪思博士在江村的實地調查工作才有了明確的方向和具體的指南。
三是深入實地。這是前面提到的人類學研究方式中本質也值得重視的方面。而要深入實地，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住到研究物件所生活的場景中。對於不遠萬裡從澳大利亞來到中國江村進行調查的葛迪思博士來說，同樣如此。我們可以試想一下，葛迪思訪問江村是在1956年，那時的中國剛解放沒幾年時間，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而農村的生活條件、衛生條件等等自然就更差。可葛迪思作為“個到這個村子來訪問的歐洲人”，也就住在村裡農業合作社的社部。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不是一般的遊客，而是來做人類學調查的研究者。
四是全身心投入工作。這是筆者受感動的地方。雖然訪問的時間非常有限，但葛迪思特別看重這次難得的調查機會。因此，在“全部白天的時間和大多數晚間，我都不停地做調查工作”（葛迪思，1986：274）。並且，為了收集到所需要的材料，還經常“未經通報就出現在這裡、那裡和任何適合我的地方”（葛迪思，1986：273）。只有依靠這種對研究的高度專注和全身心的投入，才有可能完成在一般情況下難以完成的調查工作。
五是有幾個當地助手的幫助。客觀地說，研究者作為被研究社區中突然到來的“他者”或“陌生人”，往往不會很快為研究物件所接受，在短短幾天的調查中就更難做到這一點。因此，對於實地調查者來說，能有當地助手的幫助是非常重要的。葛迪思博士正是由於得到了南京、蘇州等地相關人員的幫助，他的調查才能順利開展。特別是“他們給我的重要的幫助是與村領導幹部合作，對該村的戶口進行了一次普查”（葛迪思，1986：274）。正是這一普查的結果，為他的研究報告中一些有關江村人口性別比、家庭戶結構等方面的對比研究提供了可能。
《江村經濟》一書中的這些例子，向我們展示出人類學家做研究的點滴精神，同時也啟示我們應該從人類學家那裡學些什麼。不可否認，人類學特有的深入實地，開展訪問、觀察等具體方法當然是應該學也可以學的，但筆者認為更為重要的，則是要學習他們對探究社會世界奧秘的那種執著和專注，那種堅韌和獻身!盡管不同學科的研究主題、研究物件通常要求社會研究者面對不同的社會情景，經歷不同的探索過程，但有一種東西則始終是共同的，這就是研究者所應具備的科學精神——求真、求實。無論是深入實地，面對活生生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事，還是面對一大堆調查問卷和計算機運算結果中的各種數字，這種探索的精神始終是一樣的。

三、導師如何指導學生做研究
重讀費老的《江村經濟》一書，筆者還深深地感悟到導師在培養學生中的巨大作用，同時也對如何當好研究生的導師、如何指導好研究生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雖然說費老的《江村經濟》研究的完成，以及這一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由眾多的因素促成的，但是，筆者認為，費老的幾位老師的重要指導卻是其中十分關鍵的因素。
首先是費老的碩士生導師史祿國教授。當費老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碩士畢業，並“由該校社會學及人類學系推薦，取得該校公費留學資格”，準備出國留學時，史祿國教授主張他“在出國前應到少數民族地區實地調查一年”。筆者在這裡強調史祿國教授的指導作用，並不是說由於史祿國教授讓費老去少數民族地區做田野調查，才有了後來費老的妻亡己傷，才有了後來的養傷訪問和江村調查，而是說導師讓他在出國前進行實地調查對其留學具有特殊意義。
為什麼在出國前要進行實地調查，而且是為期一年的調查？這裡或許有傳統人類學主要研究的是相對原始的他民族文化，而費老又是學習人類學的漢族學生等學科方面的原因。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這實際上是導師強調了接觸實際社會生活、了解現實社會對年輕的社會研究者所具有的基礎性作用。史祿國教授的這種指導和要求，看重的不單單是收集相關少數民族生活資料的重要性，實際上他是希望費孝通先生對自己的研究物件有一種基本的感性認識，有一種對社會現實的基本了解，以及有一種對實地調查過程的親身體驗。在史祿國教授看來，年輕的研究生如果不做一些中國社會的實地調查，不深入地接觸一些具體的社會現實，不積累一定的社會體驗，對社會生活感受空空地去國外學習，將來的學習效果就會差很多。當然，他的這種要求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著希望費孝通先生直接帶著中國的現實問題去學習和研究的某種期待。這種要求和期待在今天看來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是費老到達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後的指導老師弗思博士。這位負責指導他選擇論文題目的弗思博士可以說是費老進行《江村經濟》研究的關鍵人物。到達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後，雖然費老已經打算以“花籃瑤社會組織”作為底子來撰寫博士論文，但是，當弗思博士聽費老談到他在江村的實地調查，特別是看了費老已經整理出來的調查材料時，便獨具學術眼光地讓費老選擇“江村經濟”這個題目，去撰寫《江村經濟》這篇論文，而不是按費老自己原來的準備，去寫“花籃瑤調查”的題目。可以說，如果沒有弗思博士的關鍵指導，費老或許就會以“花籃瑤調查”的資料完成其博士論文。雖然也許同樣會有成就，但享譽海內外的《江村經濟》一書或許就會是另一番前景和結果了。
從弗思博士的指導中，筆者深受啟發。對於研究生來說，導師重要的作用是什麼？或許並不是教會學生理解以前不明白的理論知識，也不是教會學生掌握以前不會使用的方法，而是給學生指明正確的研究方向。特別是對於博士研究生來說，一篇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在現實的層面，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博士論文研究的學術高度；而在更長遠的層面，則是直接影響到博士生今後的學術生涯及其發展。在這方面，筆者有很深的體會。
筆者1987年至1990年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回想三年的博士學習生涯，筆者的指導老師袁方先生並沒有給筆者上過一節課，也沒有給筆者開列的書目。三年中導師給筆者重要的指導是兩方面：一是給筆者定出了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研究中國的獨生子女問題；二是通過多次給筆者布置參與編寫教材、著作，參與實際社會研究項目等工作任務，給了筆者諸多的實踐學習和鍛煉機會。正是他當時給筆者指定的博士論文方向，不僅僅使筆者結合我國社會現實開展了研究，順利地完成了論文，通過了畢業答辯，更重要的是筆者以這一研究為開端，長期堅持開展研究，這一方向遂成為筆者三十多年來學術成果多、持續時間長的兩個主要研究領域之一。
後是《江村經濟》這篇論文的實際指導老師馬林諾斯基教授。他不僅同樣敏銳地決定並直接指導費老撰寫《江村經濟》這篇研究論文，同時還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類學”討論班上讓費老宣讀、討論、修改甚至重寫論文中的主要章節。馬林諾斯基教授這種讓學生在討論班上宣讀、討論其論文的做法，其意義遠不止於提高學生所撰寫的具體論文水平本身，而在於其對學生的學術成長及發展所具有的重要影響和指導意義。在這方面，筆者也從自己類似的經歷中得到過鍛煉，有著深深的感受。
那是在1988年前後，筆者當時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在讀博士生，正在進行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和撰寫博士論文。一天，筆者接到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曾毅教授的電話，他邀請筆者到該所主辦的“馬寅初人口學論壇”上就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做一次報告。報告那天，臺下坐著教授、副教授以及從國外回來的博士等。短短一個多小時的報告，特別是老師們的提問和評論，使筆者受到了非常強烈的學術熏陶和鍛煉，對筆者後來的學術研究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更早的一個例子是，筆者1986年在北京大學讀社會學碩士時，對社會研究方法問題非常感興趣。當時發表的一批論文也基本上是有關研究方法的。系主任袁方教授看到筆者撰寫的一篇關於問卷調查方法的論文後，不僅打印出來作為系裡的參考資料，還派筆者作為北京大學的代表，帶著論文到天津參加“全國屆社會調查方法學術討論會”。作為一名二年級的碩士研究生，筆者不僅參加了全國的學術研討會，還在大會上做了調查方法的專題發言，並與眾多前輩、學者進行了廣泛的交流。這種經歷使筆者開闊了視野，增強了學術信心，也對問卷調查方法當時在國內運用的狀況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正是從那以後，筆者萌發了撰寫一本關於設計調查問卷的著作的念頭。在兩年後的讀博期間，筆者順利完成了這本著作的撰寫，該書於1990年出版，成為筆者的本著作。
從上述幾方面可以看到，導師對學生的作用，既體現在對選擇研究問題的指導上，也體現在對學生提出深入實地、接觸現實的要求上，還體現在創造機會讓學生在學術交流中得到鍛煉和提高上。所有這些方面的啟示無疑都可以成為我們今天指導學生做好研究的一種很好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