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所以我存在：語言如何形塑我們的思想並決定社會的政治

2020德國非小說獎入圍X亞馬遜評價4.6顆星X長踞德國明鏡週刊暢銷榜
「當我們將個人觀點絕對化，就是在尋找語言上的他人支配權。」
──德國副總理暨作家羅伯特．哈柏克（Robert Habeck）

語言不只是不同語種所代表的文化，也是社會角色所發出來的聲音。
在這個日漸極端的分化世界中，我們究竟該怎麼彼此談論，而非只談論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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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被視為群體時，自我會逐漸不可見；唯有當人開口說話時，才能將自己從客體轉變為主體。在這個越來越嚴厲、充滿仇恨的話語時代，我們所有人如何才能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交流？

語言乘載不同文化情感，建構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同時為議題的框架和邏輯劃出限制，因而排除了異己。我們的社會由不同客體構成，並日漸形成標準，這些標準既是標籤也是框架，框架外的異己者便失去話語權而無法被看見。

「是經驗形塑了一個語言，是語言控制了一種經驗。」
──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

作者庫布拉是流利的多語者，她以土耳其語字詞表達的鄉愁無法完整複製到德語的經驗，精準地陳述了語言的限制和力量。除了以移民二代、多語者、伊斯蘭教信仰的多重標籤，即框架外的異己者視角來探討政治立場的形塑之外，她同時大量引用學術、實務與日常經驗來說明，人們在使用語言表達意見時會因語言限制而出現盲點，甚至因為忽略字詞的可能差異或是預設前提偏頗了論點。

如今社群媒體的興盛將詞語乘載的立場與意涵都放大，變化速度過快而來不及好好檢視，因此庫布拉試圖提出一種新的說話和傾聽方式，期望人們能在日漸極端分化的世界裡思考，以進行「真正的對話」。

專業推薦
▌王曉丹｜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
「當我們使用語言表達某件事情時，往往會使用詞語而忽略詞義中的差異，或者利用詞義成立的前提以贏得潛在的爭論。語言不僅定義了這個世界，也能排除異見者，並設定議題的框架和邏輯。在這個框架之外，任何異見可能無法被理解或聽到。光是回顧語言進化的歷史，就足以呈現女權運動的歷史。」
▌洪凌｜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陳明莉｜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教授、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人權諮詢顧問

―庫布拉．古慕塞（Kübra Gümüşay）―
德國最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和社運人士之一，致力於平權與平等對話，被《富比士》雜誌評選為二○一八年度「三十位三十歲以下菁英」（30 under 30）。現居劍橋， 專職寫作，作品專注於社會正義。她同時是好幾個反抗種族歧視及反抗性別暴力而得獎的活動發起人。
本書在德國暢銷，連續十三週登上《明鏡週刊》（Der Spiegel）暢銷書榜前十名， 並入圍了WBG非小說類圖書獎（WBG nonfiction book award）。

譯者簡介
—杜子倩－
台北人、德國Aachen大學（RWTH Aachen）英文及德文碩士、荷蘭Oss成人教育中心荷文班結業。專事德文及荷文筆譯，亦從事德文及荷文教學，已有多本譯作面世。

▌「自由解放的舉措，一本關於語言平等和政治力量，高明的散文。」―― 新蘇黎世星期天日報（NZZ am Sonntag）
▌「精確、巧妙而且極好閱讀。一部重要並能激發思考的評論散文。古穆賽熱情地懇求新的自由語言及新的思想方式，向現況提出質疑。」―― 德國亞琛報（Aachener Nachrichten）

語言的力量
在語言之間
政治的缺口
獨特性是一種特權
無用的知識
知識份子清潔婦
右翼的政治議程
絕對化信念
自由地說話
一種新的說話方式
致謝
參考文獻與注釋

語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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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說，每種語言都存在「一種獨特的世界觀」。倘若如此，一種語言的世界觀和另一種語言的世界觀能有多大程度的差異呢？我們的語言（不僅只有字彙）影響了我們的世界認知，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其中有爭議的問題是：語言究竟能影響我們的認知與思考到什麼程度？
以數字為例，有些語言並不使用數字，例如巴西亞馬遜流域的皮拉哈人（Pirahã）所說的語言，除了「一」、「二」和「許多」之外，它沒有表達特定數量的詞彙。如此說來，皮拉哈人對世界的認知是否和我們不同？為了找出答案，研究者進行了以下的實驗：他們在桌上放了若干個電池，最多不超過十個，接著請志願者放上相同數目的電池。志願者能輕鬆完成數量三個以下的電池任務，但是一旦電池數量超過四個，他們的表現就越來越不確定。
此外，皮拉哈人也不使用精確的顏色用詞。研究皮拉哈語多年的語言學家丹尼爾．艾佛瑞特（Daniel Everett）說，有時候皮拉哈人為了滿足研究者，會乾脆隨意用其他字彙來表示顏色。他們也不使用過去式的時態。艾佛瑞特認為，皮拉哈人是真正活在當下、專注於現在的人，及時行樂正是為他們量身打造的人生準則。只有少數皮拉哈人記得祖父母的名字。對比其他生活條件類似的民族會預先耕作生產幾個月的小麥，皮拉哈人最多只有幾天存糧。他們和其他的亞馬遜民族一樣沒有創始神話，如果他們被問到過去，在皮拉哈人出現之前、在森林出現之前的情況是如何，他們會回答：「一切一直是如此。」艾佛瑞特所描述的「xibipiio」可以被視為理解皮拉哈人世界觀的關鍵字：「最後，我終於理解這個字指的是『經驗的閾限』，就是正要進入或是離開感知範疇的活動，亦即跨越經驗界線的那一刻。閃爍的火苗是反覆出現與消失在經驗或感知範疇的火光。⋯⋯皮拉哈人的陳述內容只與此時此刻直接相關，可能是談話者本身所經歷的事件，或者談話者生命中接觸過的人親眼目睹之事。」
最初幾年，艾佛瑞特是以基督教傳教士身分和皮拉哈人一起生活。然而，他想讓皮拉哈人皈依的努力卻屢屢失敗，因為他們對聖經故事絲毫不感興趣，也對於艾佛瑞特老是講著沒人能證實其言行的耶穌感到奇怪。他們的文化不單單沒有創始神話，也沒有民間故事或傳說。就這樣，艾佛瑞特最終在和皮拉哈人共同生活的影響之下成了無神論者。
如果我們說著一種沒有過去的語言，我們的思維還會如同現在一般，投注在遙遠過往所發生的事嗎？我們還會沉浸在歷史故事或其他人的回憶裡嗎？這對宗教、思想運動和國家會有什麼樣的意義？如果沒有集體歷史，民族國家還可能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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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北部的庫克薩優里（Kuuk Thaayorre）人的語言在對空間和時間的認知方面尤其特別。在庫克薩優里語中沒有「左」和「右」這種字彙，而是以方位取代，譬如：「在你的西北臂上有一隻螞蟻」或是「你可以把杯子往南南東移一些嗎？」庫克薩優里人四、五歲時就能在密閉的室內空間中精準地指出方位。當兩個庫克薩優里人碰面時，他們在問候的同時就會問對方去哪裡，說話的雙方在聊天時便會持續指出方位，這個在他們語言裡既基本又再自然不過的元素。布洛迪斯基在嘗試學習庫克薩優里語的過程中經歷了以下的事情：「我在那裡有個很酷的體驗。我嘗試保持方向感，因為這裡的人覺得我缺乏方向感是件很蠢的事，這很傷人，所以我試著記住哪條路通往哪裡。有天我和他們一起出門，而我就只看著地上。這時我突然發現自己的腦中跳出一扇新窗戶，我彷彿走在一個我正鳥瞰著的景觀中，而我是一個穿梭其中的小紅點。當我轉過身，小窗戶就停在那個景觀不動，但是它仍在我內在的眼睛前轉動著。然後……我心想，噢，這可簡單多了。現在我可以記住方位了。」
當布洛迪斯基對一個庫克薩優里人說起這個對她而言相當奇特的經驗後，他笑了起來，還問她，要不然一個人要怎麼在這個世界上找到方位？
藉由其文法結構、法則和規範，我們的語言不僅影響我們對空間的認知，也影響我們對時間的認知。你怎麼看待時間的流逝？假如我請身為德語母語者的你將一個人從出生至老年的圖像依時間順序排列，你可能會將它們從左排到右。在德語和所有拉丁語系語言，我們從左到右讀寫，所以我們對時間的認知也是如此。希伯來語或阿拉伯語使用者則正好相反，他們可能會從右排到左。那麼庫克薩優里人會如何排列圖像呢？答案是：有時從左到右，有時從右到左，有時從前面到後面，有時從後面到前面，端視他們當時所坐的位置。對庫克薩優里人而言，時間從東邊流向西邊；如果他們朝北坐，他們便會將圖像從右到左排列；如果他們朝南坐，他們便會將圖像從左到右排列。
這種對時間和世界的認知令我難忘。唯有透過這種比較，我們才能看清楚自己被教導的世界觀：一切圍繞著我們，甚至是繞著這個「我」及其個人認知而轉。我轉，世界便隨著我轉。假如我們說的是一種類似庫克薩優里語的語言，它會時時提醒「我們只不過是巨大地圖中的一個小紅點，時間靜靜流逝，無論『我』身處何處」，又會怎麼樣呢？我們將以什麼樣的原則、什麼樣的謙遜去對待其他人、其他生物以及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