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俄羅斯女作家作品初探

本書探索二十世紀俄羅斯七位知名女作家的文學之路，描述女作家在俄國文化與社會性別畸形發展的艱困環境下，如何實現自我的心路歷程。從比較與歸納的途徑，將個人的作品與視野匯集成俄羅斯女性的書寫歷史。
本書內容包括：從主體建構面向探討女性自我身份的認同、蘇聯傷痕文學女作家金斯伯格的集中營回憶錄、托克列娃自我追尋的道路、烏麗茨卡雅作品中的女人國、彼得魯捨夫斯卡婭的罪惡美學、托爾斯塔婭的文字魔術、通俗文學瑪莉尼娜的犯罪偵探小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希耶維琪的口述紀實文學。

劉心華，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專研俄羅斯文學與文化研究、俄國文學中的性別研究、俄羅斯神話研究…等。多篇相關論著受到俄羅斯學界及兩岸學界肯定及正面評價。其主要論著有：《俄羅斯文化與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負面女性形象》專書、〈俄國古典文學中的厭女情結〉、〈俄國男性作家觀照下的「惡婦」與「女巫」〉、〈從契訶夫筆下的女性空間探討19世紀末的俄國女性議題〉、〈從原型理論探討俄羅斯民族心理的特色〉等數十篇。

序言 003
第一章 二十世紀俄羅斯女作家自傳體書寫：建構女性主體敘事 015
第二章 歷史的傷痕記憶──金斯伯格《險峻的路程》：女集中營回憶錄 051
第三章 幸福永遠不會到來？：托克列娃作品中的「追尋」 073
第四章 烏麗茨卡雅作品中的神話形象與女性意識 115
第五章 異樣女性：彼得魯捨夫斯卡婭作品中的典範解構 143
第六章 托爾斯塔婭的異想世界：文字符號的魔術 175
第七章 瑪莉尼娜的女性偵探小說 199
第八章 聆觀世人的心聲與風塵：阿列克希耶維琪的口述紀實文學 225
第九章 總結：女性自我意識的追尋 255

序言
在傳統封建思想與宗教信仰的籠罩下，俄羅斯社會與國家素來瀰漫著「厭女情結」的集體意識；這種情境就連一直倡導女性解放政策的專制蘇聯都無法完成性別的真正解放。那麼，在這種牢不可破的性別意識下，俄羅斯的女性作家又是如何透過她們的筆下風雲，以文學的足跡逐步推進女性的解放呢？本書將選擇七位俄羅斯經典女性作家的作品，透過研讀、分析和歸納整理其相關作品，進一步探索她們從思維、行為到社會體制的解放足跡。
不管是唯心論或者唯物論，從人的出發點來看，「思維決定行為」應該是普遍可以接受的事實現象；而行為互動的網絡進一步就建構了體制，這就是當代社會學所倡議的「建構主義」。透過了體制的運作，社會的價值體系及行為規範於焉形成，人同時也在體制中活動，以確認其價值觀、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進而回頭再強化體制，規範人的行為。
這樣的社會化過程也造就了體制運行和社會價值體系的「慣性」，慣性具有承受衝擊的能量，當然也就具有抗拒改變的力量，固定化社會的集體行為，因而也對社會產生維穩的作用，在穩定與衝擊的過程中也衍生了人類歷史的種種事件。關於這個演化過程，歷史哲學家余英時就在《歷史與思想》一書中做了詳細的論述。於是，在慣性的規制下，價值觀的改變和體制的變革可能要比原始價值觀或初始體制的建構更為困難。由此可知，人類傳統社會的性別意識歷經幾千年，包括男人和女人對性別的認知，它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的。因而，性別解放過程的艱辛也就可以想像
了。
在人類的社會發展史上，男女性別的個人認知和社會身份的型塑就是明顯的例子。傳統以來，人類對性別的自然意識、價值認知和社會的角色認定，一直都抱持著「男尊女卑」的概念和思維，不僅占支配地位的男性如此，連處於劣勢地位的女性也抱持著同樣的思維；一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有很高比例的人口，如印度和伊斯蘭國家的人，還堅守著這樣的社會意識和性別身份的定位。
如果根據社會學的「建構主義」，社會意識是個人行為的社會網絡，那麼，社會新意識的重建或回歸原始的自我意識，就需要每個人的思維和認知，從改變、互動到新網絡的建構。也因為如此，女性平權的爭取顯然需要經歷一系列奮鬥的過程：從思維變革的女性主義啟蒙，經歷實際行動的女權運動，到社會體制的確立與法律的保障。然而，在舊體制的慣性規制下，女性主義很難「直白」的倡議，往往都以隱諱的方式傳輸理念，一般都是以文學作為思想革命的起點，尤其在俄羅斯封建的社會心理和東正教信仰的影響下，這個過程更為艱辛；這也就是本書選擇當代俄羅斯女作家們在追尋女性自我的奮鬥足跡作為研究的主要動機。
1968年美國心理分析學家羅伯．斯托勒（Robert Stoller，1925－1991）在《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Sex And Gender，1968）一書中，從生理（sex）及社會（gender）兩個層面來探討人類的性別意涵。斯托勒認為這兩個層面的性別意涵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並各有其獨立的內容。後來，在1972 年，性學家馬尼（John Money）和艾哈德（Anke Ehrhardt）又對此論點做了進一步的詮釋；他們將生理性別定義為天生的、自然本能的生物性別，而社會性別則是後天人為的性別，是由集體心理及社會因素建構而成的性別意識。
一個由社會型塑出來的性別意識，其特質是經由集體生活方式與生活型態所形塑出來、也就是社會文化所建構出來的男女特徵與社會期望；它是由共同文化空間的人們生產或再生產出來的男女特徵。因為社會是進化的，這些性別特質也就會隨著時空的轉變而改變；不同的時代、社會與國家所塑造出來的性別特質也會不同。顯然地，這種性別特質的流動性證明了男女特質並非生而不同，而是受到人為的外在環境影響，所形成男女之間的角色認知與行為上的差異。
長久以來，許多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文學家對於人類如何透過社會化了解自身的價值與建立外界的秩序都抱持著極大的興趣，其中又以男性與女性如何從成長過程中認知和學習自己的性別特質最受關注。其中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主張透過對「閹割焦慮」（castration anxiety）與「陽具妒羨心理」（penis envy）了解自己與他者的性別與差異。
另外，關於主體的自我認知，後殖民主義學者拉岡（J.Lacan，1901－1981）提出了主體建構理論；他認為幼兒經過「鏡像階段」（mirror stage）與「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的同化過程，認識了自己與他者的差異，包括在性別上的差異認知。根據拉岡的「鏡像理論」，每個人基本上都是對鏡中的影子開始認識自我，然後再從連續的影像認知中逐漸確認自我身份的人格統一性（identification fundamental）。事實上，這個主體的人格統一性是透過兒童時期對自己過去零碎的身體影像結構化而建構起來的；這個主體的形構過程主要是透過「想像的再確認」（reconnaissance imaginary），以及隨後該想像的不斷轉化。而這個不斷的想像轉化就包含著個人在環境中與他者關係的不斷轉換；換句話說，從鏡像的認知到主體身份的建構，基本上都是透過對本身與「他者」環境關係的辨識而確立。然而，主體對「他者」的認識，也常常是根據自我想像的他者，而不是客觀存在的他者，或是他者所自我認知的他者。也就因為如此，人必須經過傾聽1他者才能培育對他者的同理心。
另外，根據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社會將根據權力結構針對不同性別的人制訂一套性別特質的規範；這套性別特質分別賦予男性與女性不同的權利、義務、行為模式與心理發展。隨後，當人們認知了自己的性別特質與社會所規範的性別身份，便會開始進入「角色接受」的過程，而確立社會身份的定位。
由此可見，性別角色的實現是伴隨著社會化的過程而展開的。社會化的實質功能即是每個人在社會性別上的「角色扮演」，亦即學習領會他人的性別期待，並按照這種期待從事角色的認定及行為；其最終的目標是完成「客我」的身份認知。具體的說，社會化不僅是一個人從生物人向社會人轉變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內化社會規範的價值標準、學習角色技能、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簡單說，無論男性還是女性，人的存在已經被符碼化地放置於社會網絡及文化體系之中，並且被文化賦予某種特定的意義。因而，性別的研究就必須從生理、社會及文化的多層面去探討，亦即從一個多元關係脈絡的身份體系中才能窺其真正的意涵。
俄國文化對女性的看法、態度和社會身份的認定，一直有著正反相悖的矛盾性。根據俄羅斯的社會文化，女性一方面是孕育大地的「聖母」，這是由於東正教特有的聖母崇拜，強調女人所具有偉大「母性」的一面，經常把「大地」與母親聯想到一起；大地滋生孕育萬物，大自然方得生生不息，因此，女性被賦予一種俄羅斯救贖的象徵意涵。然而，在另一方面，封建的俄羅斯社會與文化價值又以男性與父權為中心，社會的運行可以說是由男性主宰了一切，女性幾乎沒有任何的發言權，甚至在其文化價值觀中還夾雜著刻意貶低女性、漠視女性的「厭女」心態。
接受這種悖論的文化心理，兩種心態的交錯碰撞與相互磨合，其結果是，俄羅斯的女性背負了沉重的社會道德與倫理，甚至她們還必須承擔家庭與社會義務的雙重重擔；她們必須堅守貞潔、溫柔謙遜、忘記自己，為一切犧牲的情操，喪失追求自我幸福的權利。然而，她們就算犧牲了一切，也永遠無法成為俄羅斯社會的精神導師，她們總是要等候男性的引路者出現，才得以帶出她們的血汗與貢獻。換句話說，在重視精神層面的俄國文化中，女性只能扈從於男性，只能作為男性的支柱者與輔助者；也就是一般所說的，任何一個偉大人物背後的女性支持者。
受到東正教信仰的影響，俄國社會向來是由男性所主導，從傳統的俄國經典來看，基本上有兩個女性原型，一個是聖母瑪利亞，代表著正面的女性形象，另一個是夏娃，代表著負面的女性形象。就算以正面的女性形象來看，她們通常還只能是男主角的陪襯品，只能扮演男主角弱點的救援。檢視俄羅斯的文學著作，這條路線的代表人物有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葉甫蓋尼．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中的女主角塔琪雅娜（Татьяна），以及屠格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作品中一系列的女性形象：《羅亭》（Рудин）中的娜塔麗亞（Наталья）、《貴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中的麗莎（Лиза）、《煙》（Дым）中的伊琳娜（Ирина）等等。其次，再從負面的女性形象來看，她們被描繪成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誘惑、善變、會用聲色來控制男性，因為具備了這些影響男性的負面角色，她們往往是劇情中的愚婦、妖婦、惡婆娘等。俄羅斯文學中像這種路線的作品不勝枚舉：萊蒙托夫（М.Ю.Лермонтов）《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времени）中的女性；果戈里（Н.В.Гоголь）作品中的女巫、愚婦；屠格涅夫《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中的亞金秋娃（Одинцова）；謝得林（М.Е.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 《戈洛夫寥夫老爺一家》（ГосподаГоловлевы）中的女主人阿琳娜（Арина）；托爾斯泰（Л.Н.Толстой）《安娜．卡列寧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中的女主角安娜（Анна）、《克洛采奏鳴曲》（Крецеровасоната）中敘述者的太太等等。以上這兩種矛盾的論述基調構成了俄國男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那麼女作家們又是如何看待呢？其實，根據我們在本書對其作品內容的探討，她們所描述的女性形象，也是悖論的雙面性。
俄羅斯在1861 年農奴解放後，快速推動工業化、現代化、都市化、教育逐漸普及、新興工商階級誕生、社會結構改變、戰爭、革命，以至於蘇聯政權的建立等等，隨著時代變遷的這些因素嚴厲衝擊著俄羅斯的社會，也迫使俄國的婦女對其社會的角色與自我的本質認知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
蘇聯政權建立以後，社會的一般認知仍然堅持女性必須保有溫柔的女性特質，同時也要求女性承擔工作與家庭的雙重重擔。雖然蘇聯政權倡導性別解放，極力試圖改善各行各業的性別歧視，以解放女性的勞動力，但是在文學創作的領域上卻沒有太大的改變。
根據歷史的經驗顯示，女性文學的發展與繁榮，往往是和追求女性解放、女性主義、女權運動的過程聯繫在一起的；這都需要有革命的動力來支撐。嚴格說起來，俄羅斯的女性主義和解放運動真正是在蘇聯解體後才得以逐漸發展起來。
然而，在1905 年－1920 年這段期間，就是在沙皇末期到蘇維埃革命期間，蘇俄曾經短暫出現過由女性知識份子領導婦女解放運動，如：柯隆泰（А.М.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阿爾曼德（И.Ф. Арманд，1874－1920）。在這段短暫的自由氣氛下，也造就了一些女作家的獨立創作，出現過如濟比尤絲（З.Н.Гиппиус）、阿赫瑪托娃（А.А. Ахматова）、茨薇塔耶娃（М.Н. Цветаева）⋯⋯等女性經典作家。
其次，在蘇聯建政後的初期，俄羅斯也曾經出現過一些第一代的女性無產階級作家，她們主要是描寫被解放的、獨立自主的「勞動婦女」；這些作家包括謝夫林娜（Л.Н. Сейфуллина）、潘諾娃（В.Ф.Панова）⋯⋯等。然而，她們多半是受到「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教條與意識型態的影響和限制，無法自由表達女性自我的世界觀。
接下來的史達林時代，許多男女作家受到嚴厲的政治迫害，因而也出現了描寫集中營生活的女作家，多半以傳記文學的方式書寫個人或朋友所受到的迫害；這些作品被稱為「文學寡婦」或「女性傷痕文學」，典型的作家就如本書在第八章所提的作家──描寫女集中營生活的金斯伯格（Е.С. Гинзбург，1906－1977）。
史達林死後，文壇暫時得以「解凍」，文學界出現了城市派與鄉村派作家的論戰。1960年代，蘇聯一些女性作家開始在文壇中展露頭角，例如格列科娃（И.В. Грекова，1907－2002）、謝爾巴科娃（Г.Н.Щербакова，1933－），以及之後的托克列娃（В.С.Токарева，1937－）等。她們的作品主要在反映日常生活的陰暗面，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無法受到關注；反而被批評為「膚淺」、「小心眼」。
蘇聯瓦解後的1993 年，娜塔麗亞．巴蘭斯卡雅（Н.В. Баранская，1908－2004）的作品《日復一日》（A Week Like Any Other）在西方出版，書中揭露了蘇聯婦女「蠟燭兩頭燒的困境」，一時造成轟動，也鼓舞了同時代的女作家。事實上，一直到戈巴契夫改革開放之前，蘇聯仍維持著後史達林時期的父權體制，俄羅斯社會對於承認女性作家的能力與重要性仍然存在著矛盾的情結。
在那個時代，「女性文學」和「女性作家」這種措辭如果沒有表達清楚，一旦用詞不當，直覺上就會給人感覺有輕蔑或含糊的言外之意。由於這種標籤在蘇聯社會暗含著嘲諷與藐視之意，就算一般女作家也都拒絕被貼上這種標籤。其主要原因可能也是由於一般剛經歷蘇聯統治的婦女早已被洗腦，除了勞動，她們認為有關婦女的生產、育兒、墮胎、疾病等生活議題都不重要，嚴禁公開討論。舉例來說，在1980年，曾經有四位女作家與記者在聖彼得堡出版了《女人與俄羅斯：來自蘇聯的女性主義創作》，該作品被視為女性主義在蘇聯社會的肇始，而這樣的創作也導致了這四位作家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
戈巴契夫雖然推動了改革、開放，但是卻有了新的性別神話取代了舊有的意識型態，女性議題再次遭到污辱和邊緣化。當時被提出來的新口號是：「女人的命運在家庭」，而這樣的口號竟然受到大眾的支持。在此性別意識下，西方女性主義被社會大眾普遍視為公敵，認為它可能會污染且危害蘇聯社會。
蘇聯解體後的前幾年，女人的社會形象反而惡化，市場利用女人身體作為消費品，春宮、色情雜誌湧現。面對這樣的異化現象，某些婦女挺身出來爭取自我的存在價值，開始替婦女議題發聲，向當局爭取婦女權益。然而，在思想沒有適度解放的社會認知下，她們所做的這些努力仍然無法取得人民大眾的支持。
接下來，在1990 年代的十年之間，俄羅斯確實也出現了許多高素質的女性作家。這些女作家的作品總是設法跳脫男性的觀點和社會的角色期待，大多把重心放在攸關女性特質的事物上，特別是關注女性自己的經驗與心裡，而不是社會怎麼看待女性以及她們應有的角色。
概括起來，這些作品的普遍劇情都是在表達俄羅斯女性如何在現代城市的社會環境中，透過自我實現的過程，探索女性的自我價值。這個自我探索的努力自然在社會生活的網絡中產生了許許多多重複而具循環性的主題：愛情、友誼、婚姻、家庭關係、單親、墮胎、母愛、不貞、背叛、離婚、家庭和職業衝突的壓力、以及世代的疏離與對抗⋯⋯等等。當然，這些作品也需要重塑性別的社會價值觀，進一步探討人類長期關注的問題：誠實、道德、唯物主義、孤獨等。除此之外，它們也可能觸及一些大範圍的社會問題，譬如男性酗酒、普遍墮落的社會風氣、青少年的叛逆情緒、父母親的無責任感、乏善可陳的居住環境、劣質的商品、以及醫療設施短缺⋯⋯等等婦女所關切的問題。
蘇聯解體後的前幾年，出版業並不看好「女性文學」，許多女作家為了生活，轉向翻譯作品，撰寫犯罪小說、電視影集劇本。之後，或許是受到西方的影響，女性文學開始在俄羅斯社會有著極戲劇化的轉變，也完全沒有預料到，俄羅斯文壇中會湧現大批的女性作家，攻佔了「報導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市場。許多女作家也成為記者，暴露政治圈黑暗的內幕、車臣衝突、蘇聯進攻阿富汗戰爭、車諾比核電站爆炸事件⋯⋯等，典型的例子是斯薇特藍娜．阿列克希耶維琪（С. Алексиевич，1948－）。也有許多女作家投身於大眾文學的創作，如犯罪小說、偵探小說、言情小說、神秘小說等，如亞歷山得拉．瑪莉尼娜（А. Маринина，1957－）。這二位女作家的作品，本書也都加以分析和整理。
這些女作家筆下所描述的女主角大都具有獨立性格，不需要男人的幫助，在性格與工作能力上皆優於男性，表現出充滿女性主義的意識。2000年時，俄國著名的出版公司瓦格力烏斯（VAGRIUS）出版了一系列女作家的作品；另外，在「俄國女記者協會」的推動與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的支持下，贊助出版了許多相關的作品，而俄國的女性作家也順勢攻佔了俄國文壇。
文學雖然是一種時代現實的敘事，但也是一種想像的藝術，它同時也反映了許多深層文化的思考。人們從文學作品中除了可以看到當時代的社會現象，同時也能了解作者觀看當時代歷史事件的視角與她們的想法。
有感於俄羅斯女性解放過程的艱辛，本書選擇了針對當代俄羅斯七位知名女作家的文學之路，探索女作家們如何在俄國傳統文化與社會性別畸形發展的環境下實現自我的心路歷程。她們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俄國社會對性別的普遍想法與視角，在時代的演進與觀念改變的脈絡下，如何突破禁忌，追尋自我，建構新的性別價值觀。透過比較與歸納，本書將她們個別的作品、視野和勇氣匯集，進而呈現俄羅斯女性作家的書寫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