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敦煌到奈良‧京都（簡體書）

本書是日本學者礪波護於2016年出版的學術隨筆集。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對日本文明影響巨大，這體現在技術、語言、制度、宗教、藝術等幾乎*部領域。本書*一章由敦煌文化與吐魯番文書等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入手，分析中華文明對於日本及中華文明圈的影響方式。此書以隋唐佛教、名物、經本書類的流傳等具體實物史料為依托，在書中幾近涵蓋了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此外，本書後面四章作者研究和追憶日本京都學派的一些點滴，以及中日兩國學界學者們的交友互學的往事。

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將使中國學者更清晰地理解礪波先生本人學問的緣起，知道京都東洋史、佛教學的學術源流與脈絡，京都大學和大谷大學許多珍本、文物、經藏的來歷，*別是他強調的各位前輩學者與同行不同的學術風格與志向。相信讀者看完此書的收獲，不亞於閱讀一本內藤湖南等人的專業著作。
——榮新江（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

礪波先生是日本治中國史尤其是隋唐史的大家，我們有幸能夠讀到他治史之余的隨筆心得。這些學術隨筆是先生學術研究之外對歷史、學術、人物的獨特思考，所有的問題都因他所關注和關心的中國歷史而來，可以認為是先生對歷史普及和文化民眾化的重要貢獻，也是大家治史的“閑話”之作，可視為另一種歷史。
——沙武田（陜西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從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礪波先生對中國絲綢之路上各種文物的信手拈來，讀到許多生動雋永的故事。關於日本早期敦煌學發展狀況、日本中國史研究代表人物（如內藤湖南、桑原騭藏、宮崎市定等），以及中日學界學人往來的佳話，書中更是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材料，這無疑會為我們研究日本學界和中日文化交流提供重要信息。
——楊寶玉（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礪波護,1937年生，1960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東洋史學專業，歷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神戶大學文學部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兼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教授；2001年退休後，擔任大谷大學文學部教授兼大學博物館館長。專業是研究中國的政治、社會、宗教史。著有《隋唐佛教文化史論考》《唐代政治社會史研究》《世界的歷史隋唐帝國和古代朝鮮》《馮道——亂世的宰相》《唐朝的行政機構與官僚》《隋唐的佛教與國家》等；編著《中國貴族制社會的研究》《中國中世的文物》《京大東洋學的百年》等；以及眾多監修、解說等。

譯者：黃錚，立命館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現任職於四川大學哲學系。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文化思想史、陽明後學思想、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等。譯有白川靜《詩經的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1.榮新江、沙武田、楊寶玉重磅推薦。
2.上百張精美圖片，從文物講述中國歷史與中日交流史。
3.以日本中國學研究著稱的京都學派人物交往趣聞，從中窺見日本學者學術研究的方法、風格與特點。

中譯本自序

本書是京都法藏館2016年秋刊行的《敦煌から奈良·京都へ》一書的中文版。

2001年春，我從由學生到教師相伴45年的京都大學退休時，在學術論文之外寫就歷史隨筆集《京洛的學風》，由中央公論新社出版發行。在此書中，以我所專攻的隋唐時代為中心的中國中世史為主，其中包含了京都東洋學的學風與旅行記、演講錄、書評、自傳回憶等內容。本書是我繼《京洛的學風》之後的第二本隨筆集。

本書由“章 從敦煌到奈良”“第二章 大谷的響流”“第三章 京洛的書香”“第四章 先學的彰顯”“第五 京都的中國學”等五部分構成。

“章 從敦煌到奈良”，是由朝日新聞社從2005年10月開始連續一年發行的《周刊朝日百科·絲綢之路紀行》50冊中，所收錄的我所投的二十篇稿件。此外，還有介紹學界成果和像《青海之道》《寺本婉雅》這樣發表我個人見解的篇目。

“第二章 大谷的響流”，是我從京都大學退休後，返聘到京都的大谷大學兼任博物館館長的九年間，發表在大谷大學出版物上的文章。多為介紹與研究中國宗教文物的話題，有《趙樸初的墨跡》《初的漢俳》《唐代長安的景教碑與洛陽的景教經幢》等誠意之作。

第三、四、五章含舊著《京洛的學風》中未收錄的內容，以及收集了在此之後所執筆的文章。“第三章 京洛的書香”與“第四章 先學的彰顯”介紹了京都大學東洋史學教研室的初代教授內藤湖南與桑原騭藏，以及先師宮崎市定等人的業績。在中日還未建交時就迎來青年。時期的我，沒能有機會到中國留學，而去了英國劍橋大學與巴黎留學。不過，在從1980年11月為始的四個月時間裡，我受到了作為京都大學外籍客座教授赴日的武漢大學唐長孺教授的關照，收獲了很寶貴的經驗。與此相關的來龍去脈，我記錄在了《唐長孺先生在京都》之中。

“第五章 京都的中國學”，是關於18世紀前期在京都盡力校訂《大唐六典》的近衛家熙與因躲避辛亥革命而逃亡京都的羅振玉與王國維對學界的貢獻等相關內容所發表的個人見解。

後，要對推進本書刊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與法藏館，以及認真進行譯注的黃錚氏，報以滿腔的感謝。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礪波護

2021年3月3日 日本 大阪

目錄

章 從敦煌到奈良 / 〇〇一

節

敦煌 / 〇〇三

第二節

吐魯番 / 〇一六

第三節

絲綢之路紀行 / 〇二四

一、絲綢之路的歷史 / 〇二四

西漢武帝的時代 / 〇二四

西夏與蒙古的時代 / 〇二九

青海之道 / 〇四二

唐玄宗的時代 / 〇五〇

後漢光武帝的時代 / 〇五八

安史之亂前後的唐朝 / 〇六五

遣唐使的時代 / 〇七四

二、絲綢之路的人物 / 〇八四

斯坦因 / 〇八四

寺本婉雅 / 〇九〇

唐玄宗與楊貴妃 / 〇九五

武則天 / 一〇二

鑒真 / 一〇八

澄與空海 / 一一三

三、民族與宗教 / 一一八

佛教 / 一一八

摩尼教 / 一二〇

西藏佛教 / 一二二

中國的粟特人 / 一二五

景教 / 一二九

天臺山與五臺山 / 一三二

天臺宗與真言宗 / 一三四

第二章 大谷的響流 / 一三九

節 隋唐佛教史研究 / 一四一

第二節 冬扇 / 一四四

第三節 “世界人”大拙的英文墨跡 / 一四六

第四節 主上臣下的背法違義——《我與親鸞》 / 一四九

第五節 大谷瑩誠與神田喜一郎等 / 一五二

第六節 北京版《西藏大藏經》運抵日本的經過 / 一五八

第七節 趙樸初的墨跡 / 一六五

第八節 初的漢俳 / 一六七

第九節 唐代長安的景教碑與洛陽的景教經幢 / 一六九

第十節 大學圖書館的共生與特化 / 一七八

第十一節 神田鬯盦博士所贈 兩種圖書善本書影的解說 / 一九〇

約翰·紐荷夫著《東印度公司使節團訪華紀實》 / 一九〇

基歇爾著《中國圖說》 / 一九二

第三章 京洛的書香 / 一九七

節 內藤湖南的歐洲行紀 / 一九九

第二節 內藤湖南的《華甲壽言》 / 二〇四

第三節 內藤湖南的漢詩文 / 二〇七

第四節 宮崎市定的收藏品 / 二一七

第五節 十七字詩與漢俳 / 二二五

第六節 胡寶華編著《20世紀以來日本中國史學著作編年》序言 / 二二七

第七節 2011年度漢字“絆”的印象 / 二三一

第四章 先學的彰顯 / 二三三

節 內藤湖南的學風 / 二三五

第二節 內藤湖南——從邪馬臺國到“滿洲”史的研究 / 二五〇

第三節 內藤湖南主題演講 / 二五四

第四節 桑原騭藏著《考史遊記》解說 / 二六三

第五節 宮崎市定著《中國古代史論》的介紹 / 二六九

第六節 佐伯富先生與井上靖的《通夜之客》 / 二七二

第七節 唐長孺先生在京都 / 二七八

第八節 追悼谷川道雄博士 / 二八二

第五章 京都的中國學 / 二八七

節 《京大東洋學的百年》引言 / 二八九

第二節 羅振玉、王國維的東渡與敦煌學的創始 / 二九四

第三節 土肥義和編《敦煌氏族人名集成》 （氏族人名篇·人名篇、索引篇） / 三〇八

第四節 京大以文會 / 三一〇

第五節 宮崎市定兼任的“地理學教室主任” / 三一四

第六節 森鹿三與人文科學研究所 / 三一八

第七節 近衛家熙考訂本《大唐六典》的研究 / 三二二

第八節 京都的中國學 / 三二六

後 記 / 三三八

譯者後記 / 三四一

節 敦煌

敦煌是中國甘肅省西北部酒泉地區（現酒泉市）所屬縣（現代管縣級市）。位於被稱為河西走廊的河西通路地帶西端，是絲綢之路中國一側為重要的出入口。1984年敦煌近郊建成機場。在此之前，因為沒有相連的鐵路，去往敦煌需要在距其200公裡外的蘭新線（蘭州到烏魯木齊）柳園站換乘汽車，沿高速公路甘新線至安西縣（現瓜州縣），再轉至安敦公路向西行駛120公裡，方可到達。

敦煌北面有雅丹地貌的山脈，南側是祁連山支脈的延伸。敦煌矗立在黨河水縱橫流淌的綠洲之上。這片綠洲的西側，是黨河衝刷戈壁表面形成的混雜礫石大扇形荒地。這塊大扇形荒地的西北端和南端，距敦煌市西北約100公裡與西南約100公裡處，有著西漢時在此建成的玉門關和陽關。此二關分別為向西北通往哈密、吐魯番的西域北道與通往和田的西域南道的門戶，清代以後經哈密、吐魯番與安西往來交通。敦煌冬天嚴寒，夏日酷暑，竟日常有狂風呼嘯，為人所共知。古代的敦煌住民，由漢族與其他民族等不同族群混居組成。敦煌人口約9萬，其中城鎮人口約1.2萬，特產為棉花。因敦煌在唐以後成為沙州的治所，所以也常被稱為沙州。順帶說一下，現在的敦煌市區是在1725年（雍正三年）修建的，此前的城鎮位於距其西南3公裡處，至今尚存白楊環繞的一部分土質城墻。

敦煌之所以聞名於世，是因距市區17公裡處，鳴沙山東麓上的佛教大石窟群——敦煌莫高窟。在20世紀初，從其第17窟的藏經洞中發現的大量經卷、古文書、書畫等文物，是全世界漢學與佛教美術研究的重要資料。自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以來，英國探險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與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日本大谷探險隊等在此發現的敦煌古文獻與書畫，對南北朝、隋、唐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古文書學、佛教美術與通俗文學（變文）等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斯坦因在1906年到1908年第二次西域探險時，從敦煌附近的長城遺址中發掘了705枚與邊境守備有關的漢代木簡；在1913年到1915年的第三次探險中，於敦煌附近又發掘了166枚漢代木簡。其第二次探險時所發現的漢代木簡，與1901年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和斯坦因自己發現的晉代木簡不同，因其作為近代初發掘出土的漢簡而備受關注，其釋文與研究成果也緊隨其後被發表。首先是由法國漢學家埃瑪紐埃爾-愛德華·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於1913年將全簡的釋文與注釋，附以588張木簡照片，進行出版發行；翌年，東渡日本的羅振玉與王國維，在沙畹的版本上加以精妙考證，合編為《流沙墜簡》，在日本刊行。此外，第三次探險時收集的木簡由法國漢學家亨利·馬伯樂（Henri Maspero）進行研究。在此之後，夏鼐等人於1944年在敦煌地區長城遺址中，采集到了48枚木簡與竹簡；於1979年在敦煌縣西北95公裡處的馬圈灣發掘出混雜少量竹簡的1217枚木簡。

與班固《漢書》記載相同，在漢朝將敦煌納入其領土前，月氏在匈奴的統治下，經營著作為東西方貿易中轉樞紐的敦煌。漢武帝以此地作為經營西域的前沿基地，設立了敦煌郡，將其作為河西四郡之一；在綠洲北端修築了抵御匈奴進攻的長城，設置了玉門關與陽關。這些敦煌漢簡作為手史料，使學者可以對長城防御的實際狀態做出明判。敦煌作為通往西域門戶的建制，在西漢時期就已經完善，並一直沿用了下來。而在西方世界，敦煌也作為絲綢之路上的城市一直被傳頌。除中國外，早記錄敦煌之人，是公元2世紀的亞歷山大學者克羅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在其《地理學》（Geography）的第16章中，列舉賽裡斯（Serica）的都市時，可以看到對被稱為“Throana”的敦煌的記載。

無論在哪朝哪代，敦煌都因處於河西走廊的西端，相距中原地區遙遠，而使中央政府對其的控制相對較弱，但絲毫不減其作為東西方貿易中轉站的重要地位。因在歷史上中原爆發戰亂之時此地也依然能保持和平，所以有大量的移居者從中原流入此地。與此相關的早事例，見於公元1世紀初，竇融以河西五郡大將軍身份經營敦煌地區。在公元3世紀以後，敦煌處於佛教東漸的陸上口岸位置，從印度與西域進入中原的往來僧侶常在此落腳。同時，也有著如作為譯經僧、被稱為“敦煌菩薩”的竺法護這樣生於敦煌的僧侶在此生活。在公元4世紀初到5世紀中葉的十六國時期，河西走廊地帶常有小的政權在此興亡更迭。在十六國之中，實際上有5個政權，在此地帶興亡反復。在居於武威的前涼張氏統治時期，敦煌因鳴沙山之名而被稱為沙州，後又改稱為敦煌郡。不久後，作為北涼屬臣的敦煌太守李暠，建立西涼（400—421）時，將敦煌作為國都。西涼滅亡後，敦煌復為北涼領土，直至公元439年北涼與北魏合並。北魏初期在此設立了敦煌鎮，後改稱瓜州。

莫高窟在前秦所統治的建元二年（366），由僧人樂僔進行了初的開鑿。相傳在公元6世紀前半葉的北魏末期，作為瓜州刺史的東陽王元榮，對莫高窟進行了擴建，在此後的一千多年中，莫高窟被不斷地開掘與修補，終成為佛教聖地。在北魏的都城平城附近，於公元460年由曇曜先開掘的云岡石窟，很明顯是以敦煌莫高窟為模板進行修建的。但是，作為同屬佛教的大石窟寺院，與無論哪個佛陀、菩薩塑像四周都有著壁畫群的莫高窟相比，刨開巖壁進行開鑿的云岡石窟，其各洞則由石雕群圍繞在巨大的石佛周圍。日本法隆寺的塑像與壁畫的源流，並非來自云岡，而是來自敦煌。

在公元6世紀末7世紀初，實現了南北統一的隋朝，其第二位皇帝隋煬帝致力於經營西域，故復設敦煌郡。在隋煬帝經營西域的過程中，被派遣到張掖與敦煌的裴矩，將從西域各國商人處聽聞的風土與地理等，匯編著成了《西域圖記》，並多次向隋煬帝獻策。隋末混亂時期，敦煌處在據於涼州的李軌的支配之下。唐朝建立翌年的武德二年（619），敦煌稱為瓜州，不久後又改稱沙州。唐朝也對經營西域采取積極方針，消滅了吐魯番地區的高昌國，並在此設立了西州；還平定了更西面的塔裡木盆地中的絲路諸國，設立了羈縻州（羈縻政策a）。這樣的西域經營方針，使得敦煌成了通往西方的重要根據地，同時有著大量的伊朗商人b會集於此。在公元8世紀初，以敦煌城內的守備隊——豆盧軍c為主設為軍鎮，不久後歸於初設立的節度使——河西節度使的管轄之下。在唐玄宗治世的開元、天寶年間（713—755），敦煌迎來了其輝煌璀璨的時代，莫高窟中也有以盛唐的樣式營造的多個華麗的凈土窟。

到了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起事造反後，唐王朝的統治力開始削弱，河西走廊地區受到了南來的吐蕃人的入侵。當時的沙州，也就是敦煌，對於吐蕃的入侵進行了頑強的持續性抵抗。面對一時之間將國都長安都占領了的吐蕃軍事力量的長驅直入，建中二年（781）沙州一角的壽昌縣被攻破，直到貞元三年（787）敦煌才被吐蕃完全降服。在此之後，直到大中二年（848），張議潮a將吐蕃人趕出去前，近六十年間敦煌都處於吐蕃的統治之下，這個時期又被稱為吐蕃統治時期或吐蕃期。在此時期的敦煌，從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出受到了吐蕃的影響。不過，在雖為不同民族但同為信奉佛教的吐蕃統治下，莫高窟沒有出現被破壞的情況，也沒有停止營造修建，而是將之持續了下去。

公元9世紀中葉，吐蕃對河西及中亞的統治開始動搖。趁著吐蕃自身的內亂，以地方豪強張議潮為領袖的敦煌漢人，於大中二年（848）將吐蕃成功驅逐。從張議潮受唐朝任命為歸義軍節度使的大中五年（851）開始，張氏一族承襲歸義軍節度使之職，統治敦煌地區達三代五十余年。因所依靠的唐朝覆滅，張氏自稱西漢金山白衣皇帝a，並宣告獨立。這個金山國只存續了十年左右，就被曹氏b取代，曹氏成為敦煌的實際統治者。曹氏後受中原王朝任命，繼任歸義軍節度使，但其實此時只是徒有虛名罷了。實際上作為朝貢國，曹氏政權受到了西夏黨項人的壓力，已經變得極為羸弱，於11世紀初被西夏征服c。歸義軍時代的敦煌，被回鶻、吐蕃等政權環伺，作為絲路上的漢人政權，前後存續了近二百年。歸義軍時代的莫高窟營造了巨大顯赫的佛教石窟。西夏在13世紀被蒙古帝國吞並後，敦煌就逐漸變得蕭條與荒涼了。明朝將肅州西邊的嘉峪關作為西面的門戶，替代了玉門關曾經的作用。因吐魯番地區的地方政權接連不斷地侵襲，嘉靖三年（1524）朝廷將嘉峪關關閉，以斷絕交通往來，放棄了對敦煌的控制。敦煌復歸中央王朝清朝的統治已是18世紀，現今的敦煌城是1725年構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