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尋找失落的帝堯之都：龍圖騰、觀象臺、扁壺朱書、天塔獅舞、社火狂歡……山西襄汾陶寺古村落文化資源研究

影響億萬華人的中華文明起源，竟然是一座小小的村莊？
堯舜不是神話傳說，鐵證如山，中國歷史五千年非虛胖！

∫五千年歷史起於小村，遺址窺見堯都風貌
隨著陶寺古村落中的遺址重見天日，龍鄉帝堯都的風貌也逐步重現在世人眼前。人們該如何從一堆黃土中窺見「龍」圖騰的部族，一步一步成為文化霸權、萬部來朝？晉南陶寺的遺址被證實有極大可能是華夏之源，重要性可見一斑，歷史價值也極高，從蟠龍陶盤、扁壺朱書等文物，一點一滴復原龍部族的文化霸業！

∫中國也有巨石陣！定節氣制曆法
以農立國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堯都在選址上就格外用心，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少災少難，占盡地利，又建造觀象臺，制定出二十四節氣與曆法，為農耕文化添上最絢爛的一筆，特殊的陰陽合曆與節氣智慧至今不變，也讓人讚嘆先民的智慧。

∫信仰海納百川，節日習俗大觀園
陶寺古村落的信仰文化豐富多元，包括從遠古就開始的赤龍崇拜，到後來才產生的關帝鎮村等神祇；從泛靈的神樹護佑，到人物崇拜的娘娘朝山。神靈的故事，建構了信仰的多元。大量的歲時節日和傳統習俗，是傳統文化的傳承。現當代的人們更要關心的，除了傳承，還有如何創新。

∫民間藝術文化遺產，技藝保留刻不容緩
陶寺古村落的文化遺產重在民間藝術，天塔獅舞的驚險奇絕、社火表演的歡愉多元、威風鑼鼓的震撼人心、剪紙麵塑的生活習俗，都在面臨失傳的危險，認識固然重要，但最迫切的問題，仍然是保護、傳承和振興。

〔本書特色〕
本書藉由對陶寺古村落歷史、風俗等方面的深入探討，為讀者呈現這座古老村落豐富的文化內涵和保護現狀，同時也提出傳統文化如何進行創新的建議與思考，對於愛好歷史文化和古村落保護的人士具有重要價值。

高忠嚴，博士，碩士生指導教授，研究方向為歷史民俗學、非物質文化遺產、區域民俗學。著有《記住鄉愁――留給孩子們的中國民俗文化：壽誕禮》、《禮俗之道：中國古代的風俗禮儀》。

緒論（節錄）

古村落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是見證幾千年中華文明演化的文化承載地。「每一座蘊含傳統文化的村落，都是活著的文化遺產，展現了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精髓和空間記憶。」 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在村落社會中孕育而來，生產生活方式、倫理道德、習俗風情在村落產生。古村落承載著社會變遷的歷史文化訊息和自然生態資源，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見證者，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源所在。

尊重原住居民生活形態和傳統習慣，加快改善村莊基礎設施和公共環境，合理利用村莊特色資源，發展鄉村旅遊和特色產業，形成特色資源保護與村莊發展的良性互促機制。」總之，古村落反映出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廣大鄉村地區的社會環境、文化狀態和精神風貌，凝聚著中華民族精神，維繫著華夏子孫的文化認同，豐富著多樣性的民族文化。

緒論
一、古村落文化資源類型與保護
二、山西襄汾陶寺古村落文化資源類型及現狀
第一章　陶寺概況
一、地理概況
二、歷史沿革
三、村名由來
四、村落景觀
第二章　遺址文化―龍鄉陶寺帝堯都
一、晉南陶寺，華夏之源
二、帝堯城址，中國之始
三、觀天祭神，敬授民時
四、蟠龍陶盤，圖騰崇拜
五、扁壺朱書，人文教化
六、陶之文明，龍鄉帝都
七、保護開發，遺址活化
第三章　農耕文化―篳路藍縷創史話
一、地沃水足，萬物有序
二、耕種製陶，因地制宜
三、聚落部族，禮儀規範
四、堯之傳說，世代流傳
五、農耕文化，傳承有序
六、整合利用，打造品牌
第四章　信仰文化―追蹤覓跡訪神廟
一、赤龍崇拜，信仰源頭
二、關帝鎮村，伯王懲惡
三、神樹護佑，求壽祈福
四、娘娘朝山，祈兒盼女
五、各類神祇，靈者是崇
六、神靈故事，教化眾民
七、動態傳承，信仰重建
第五章　歲時節日―傳統習俗源悠長
一、喜慶年節，多樣風俗
二、二月初二，社火異彩
三、歲時節俗，萬種風情
四、節日開發，共話傳承
第六章　文化遺產―民間藝術展風采
一、雄獅登塔，驚險奇絕
二、社火表演，意蘊多重
三、戲劇鑼鼓，晉南特色
四、剪紙麵塑，巧手精作
五、挖掘傳承，振興文化遺產
結語：陶寺古村落的活化、保護與利用
一、古村落活化利用的前提：完善自然環境與公共文化設施
二、古村落特色資源與文化旅遊開發的關係
後記
參考文獻

蟠龍陶盤，圖騰崇拜

龍是中華民族古老的圖騰，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標誌。「圖騰」即為「原始社會的人認為跟本氏族有血緣關係的某種動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氏族的標誌。」圖騰文化作為古老的民俗文化，是上古時期氏族社會對於本族由來、氏族標誌的原始崇拜。伏羲龍身、女媧蛇身，均為龍圖騰，上古帝王黃帝、堯、舜、禹也為龍圖騰，這些古老的祖先，都被看作是龍圖騰。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演化中，對龍的崇拜從氏族部落的圖騰演變為王權的象徵，更具神祕色彩。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龍是作為民族精神的展現，是民族凝聚力的來源，龍圖騰在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造成重要的影響，更在中國貫穿古今的文化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980年陶寺遺址大型墓中出土了彩繪蟠龍的陶盤，是迄今為止中原地區有關龍圖案的最早標本，對於研究龍圖騰崇拜的起源和陶寺遺址的文化屬性具有重要的價值。蟠龍紋陶盤為泥製褐陶，或黑陶衣，盤壁斜收成平底，內壁磨光，以彩或紅、白彩繪出蟠龍圖案。蟠龍陶盤高8.8公分，口徑37公分，底徑15公分。盤底彩繪龍紋為一條捲曲身、雙行麟甲、有鰭、張口露齒、口銜羽毛的龍，圖案整體線條勻稱、風格古樸、神態生動。

龍紋在盤的內壁和盤心作盤曲狀，頭在外圈，身向內捲，尾在盤底中心。與商周蟠龍紋銅盤的龍紋比較，構圖略有不同，後者是頭在盤底中心，身向外捲，尾在最外圈，在表現手法上更接近蛇類的自然習性。從陶寺蟠龍的具體形象看，作蛇軀麟身，方頭，豆狀圓目，張巨口，牙上下兩排，長舌外伸，舌前部呈樹杈狀分支，有的在頸部上下對稱繪出鰭或鬣狀物，與商周蟠龍的明顯區別是無角，也無爪。

這同其盤曲的形態一樣，也是陶寺龍紋具有一定原始性的反映。從身、尾、目的形狀和它口吐長信的特徵看，很像蛇，但從方頭、巨口、露齒看，又與鱷魚接近。從而可以看出，陶寺蟠龍的模樣，不是一種動物，而是兩種或兩種以上動物的綜合體。

還有學者認為陶盤的蟠龍圖案是以蛇為主體，綜合了鱷、羊、鳥等動物的部分特徵組成的複合圖騰，是一個大的部落聯盟的共同族徽，也是祭器和神權的象徵。

陶寺出土的彩繪蟠龍紋陶盤即是龍圖騰崇拜的表現，這與帝堯時期崇拜赤龍圖騰是一致的。相傳堯的母親慶都和赤龍相交生下帝堯，堯部落崇拜赤龍，赤龍也成為陶唐氏圖騰的象徵。關於堯的出生，文獻多有記載：

《太平預覽》引《春秋合誠圖》：「帝堯之母曰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上。」羅泌《路史》也有記載：「帝堯陶唐氏，姬姓，高辛氏第二子也。母陳豐氏，曰慶都，嘗觀三河之首，赤帝顯圖，奄然風雨。慶都遇而萌之，黃雲覆之，震，十有四月而生於丹陵，曰堯，是曰放勛。」《漢碑•成陽靈臺碑》記載：「唯帝堯母，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遊觀河濱，感赤龍交，如生堯，厥後堯求祖統，慶都告以河龍。」《潛夫論•五德志》記載：「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竹本紀年》記載：「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赤）受天祐。眉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

從慶都感應生堯的記載可清晰地看出，上古神話中始祖誕生源於感應生子，這也是上古社會圖騰崇拜觀念的表現。在中國文化龐大的神話體系中，這類神話比較常見，如「女狄吞月精而生禹」女狄吃下月的精華而生出禹；炎帝降生是其母任姒「游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上古時期氏族首領的誕生無疑不是充滿神奇色彩，這些始祖祖先也不無帶有「神格」。在後世君主中，他們的出生也多蒙上一層神祕的感生神話面紗，且帝王往往被視為龍，「真龍天子」、「龍種」、「龍顏」、「龍體」等一切都與龍有關，這既是受歷史文化的影響，又是鞏固政權的現實需要。

回歸帝堯的誕生，上述記載不免有將帝堯神化的成分，認為他是由赤龍或河龍所生，但從另一個方面不難看出，帝堯時期確有將龍視為圖騰的痕跡。在陶寺四座大型墓中出土的彩繪木盤，內壁磨光，以紅彩和白彩繪成的蟠龍，同樣形為方頭、巨口、圓目、長舌外伸、無角、巨爪，是文化研究史上最早見到的龍形象之一，這為研究龍圖騰崇拜的起源提供了較為原始的證據，對於探討陶寺遺址的文化屬性具有重要的價值。

扁壺朱書，人文教化

文字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文字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的開始，是文治教化的重要工具，它打破了口語傳承的時空局限，使文明能夠以符號的形式傳承。文字歷經從象形圖畫到成熟的文化體系的發展過程，通常認為人類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但近些年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明，商代甲骨文並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

在陶寺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殘破的陶製扁壺，1984年出土於陶寺遺址灰坑H3403，距今約4,000餘年。該器皿乍一看和普通生活用具並無區別，但是在它的正面和背面同時發現了朱書符號，這賦予這個看似普通的扁壺極大的價值。在扁壺鼓腹面凸起的一側，用硃筆寫有一「文」字。殷墟甲骨卜辭中就出現此「文」字，陶寺出土的扁壺朱書上的「文」字字形和甲骨文上的「文」字極為相似，這足以說明早在商代甲骨文之前，就產生了初始階段的文字符號，由此證明文字有著更久遠的發展史。扁壺另一側也有用硃筆寫的字，多被解釋為「易」字或「堯」字，考古專家根據陶寺遺址周圍所處的環境，更傾向於此字是「堯」字的說法。因為陶寺城址是處在黃土塬上有著高大城垣的城邑，這與《說文解字》中的「堯」的本意接近。也有學者認為扁壺上的「文」與「堯」是堯後人追憶先祖的稱謂，是對帝堯豐功偉績的記錄。陶寺遺址出土的扁壺朱書文字，因在陶上，也被稱為「陶文」。

結合4,000年前帝堯時期的歷史背景，陶寺遺址出土扁壺上的朱書文字就有了極大的文化內涵，加之陶寺城址和古觀象臺的發現，表明當時社會生產力已有較高的水準，為文字的產生奠定了豐碩的物質和文化基礎。陶寺朱書文字的發現，為中國文字發展史塗抹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對於研究中國文字的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

陶寺遺址文化中彰顯人文禮制的除了朱書文字、觀象臺、蟠龍紋陶盤外，還有銅鈴、樂器等文物，可看作當時社會政治、禮制文化的真實反映。觀象臺用於觀天授時和祭祀神靈，可說明當時已有曆法和節令來輔助農業生產，促進了農耕文明的發展；陶盤上的蟠龍紋既是圖騰崇拜的表現，也代表了帝堯的身分，更為中華民族作為「龍的傳人」的說法增添實證；陶寺還出土有銅鈴，銅鈴在古代一般在宣布政教法令和戰爭時使用，大多懸掛於高處位置；陶寺遺址出土的代表性樂器「特磬」和「鼍鼓」，是當時的重要禮樂器，經測試，特磬可以敲出六個音色，說明帝堯時期「韶樂」是存在的，可視為「國樂」的一種，這表明當時已有一定的禮樂儀式和制度存在，可見當時的陶寺已經是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氏族部落。

墓葬文化同樣也是古代禮儀文化的一種。在陶寺出土占地近三萬平方公尺的大型墓葬群，墓葬約有一千餘座。墓葬規格嚴密，有大型王墓、中型墓、小型墓等，由墓葬規格和隨葬物品可看出墓主的不同身分，進一步可看出社會結構的變化程度，已出現官職大小、貧富差異的現象，有說法認為從墓葬規格可看出當時已經出現階級分化，人類社會進入新的階段。

陶寺遺址文化同樣反映出古時人們的審美意識，也可作為儀禮文化的一種表現。在陶寺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器具，既有生產生活的實用器具，也有繪有裝飾的禮儀器具，可以看出文化藝術和審美情趣已經滲透到當時人們的生活中，如彩繪雲雷紋陶壺，用紅、白、黑繪出雲雷紋，壺頸下一圈繪有紅色條帶，陶壺整體有序，紋飾美觀，是禮儀器具的一種。再如彩繪木器、陶器，木製器具包括鼓、盤、豆、斗、匣等各式各樣的器具，既有單色的圖案，也有白、紅、黃、黑、藍等多色圖案。彩繪陶器有壺、盤、盆、罐、豆等器具，多為禮制用具。通常繪有紅、黃、白、藍等色，紋飾更是多樣，有圈點紋、條帶紋、幾何紋、雲雷紋、龍紋等，圖案較抽象，多種紋樣勾連，十分精美。整體來看陶寺出土的器具，其中既有造型美觀的盛物器具，如圓足罐、甕、缸、盆等，也有厚重莊嚴的禮制用具，種類繁多、造型各異。是當時居住在這裡的人們對文化、生活、大自然的理解與表達，並且表明他們有了對日常生活的審美意識。

中華民族素有「禮儀之邦」的美譽，陶寺遺址文化的種種表現，把中國的禮儀制度提前到帝堯時期，無論是文字、曆法、禮儀器具等，其中都蘊含著文明的內涵，文明與禮儀在4,500年前的陶寺就已出現並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所有這一切更進一步為堯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實證，再結合平陽大地上流傳的眾多帝堯傳說：堯都平陽、堯制農曆、誹謗木、帝堯訪賢、帝堯嫁女等，可以看出堯文化在晉南地區的傳承與發展。作為陶寺文化時期古平陽地區的部落聯盟首領，帝堯也因其功績被後世稱為民師典範、文明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