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責論（簡體書）

二戰結束後的1945年至1946年冬季學期，雅斯貝斯在海德堡大學作了關於德國的罪責問題的主題演講，後集結成書出版。本書對於德國戰後清算歷史、反省戰爭罪責、促進國民對歷史的理解和判斷、重塑其道德和政治意識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雅斯貝斯對德國人的戰爭責任所做的法律、政治、道德和靈魂四個層面區分的論斷，被認為是關於集體罪責問題分析最為經典的倫理框架之一，不僅影響了德國戰後幾代人，也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卡爾•雅斯貝斯（1883—1969），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家。1916年任海德堡大學心理學教授，1921年被聘為該校哲學教授。1937年被納粹政府解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復職。1948年至1961年受聘為瑞士巴塞爾大學哲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普通精神病理學》（1913）、《世界觀的心理學》（1919）、《哲學》（3卷，1932）、《生存哲學》（1938）、《論真理》（1947）、《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949）、《哲學導論》（1950）等。

死亡恐懼下的人性底線 極權廢墟上的良知反省
重塑德國戰後國民道德的經典之作

以德國人精神狀態為主題的大學系列講座導論

德國人必須進行精神層次的溝通，目前全民缺乏基本的共識，我們應該努力開展交流和對話。
我的講課稿最初是由我和身邊的人在各自社交圈的談話衍生而出。
每個人都應該以自己的方式看待本文的思想——不要簡單接納，而要認真思考——也不要粗率反駁，應該努力思索、回顧和審視。
我們應該學會對話。也就是說，不要一味地談自己的想法，應該多傾聽對方的心聲。我們不要堅持己見，應該考慮到社會和時代背景，了解種種原委，敞開心扉接納新的認知。我們應該學會換位思考，與自我認知矛盾的那一部分正是我們應該探索的部分。在矛盾中尋找共性比匆忙擺明立場更為重要——後者總是導致對話無望的結束。
慷慨激昂的審判並不難；難的是平靜的回顧。固執己見、中斷交流並不難；難的是超脫個人立場、堅持不懈的探索真相。抓住和堅持一個想法，對其他思想嗤之以鼻並不難；難的是循序漸進的進步，永不抗拒新的質疑。
我們必須做好思考的準備，不再沉溺於驕傲、絕望、憤怒、不甘、復仇和蔑視等種種感覺，應該讓這些情緒冷卻下來，睜眼看現實。
但我們的現狀正好與全民對話的期望相反——人們慣於認為，一切都與己無關，不願做出任何決定；他們很難經過全面坦誠的思考，用明澈的頭腦做出真正的抉擇。人們慣於通過言辭逃避責任，很難在不固執己見的情況下堅守個人的抉擇。在任何一個時代，人們慣於毫無反抗地順應時勢，很難通過靈活堅韌的思考做出徹底的抉擇，並以此為指導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如果我們真的開始全民對話，就要把問題追溯到根源。我們心中肯定有一些想向別人訴說的或者值得訴說的故事。讓我們在對話中安靜下來，共同傾聽那些真實發生的事。
我們不應該對彼此發怒，而應為對方尋找解決之道。感情用事只會妨礙故事的真實性。我們沒必要捶胸頓足地指責對方，借以抬高自己的道德優越感，事實上這是對別人的情感傷害。但也不必體貼入微地謹守社交分寸，以沉默顯示溫存，虛情假意地安慰對方。你可以提任何問題，不必顧忌虛文俗禮，不必顧忌情感或者世俗的教條，但是你也絕不可挑釁式地、毫無理由而又輕率地做出判斷，無禮地做出當面羞辱的事。
在這場全民對話中，任何人都不是他人的審判者，每個人都既是被告也是法官。這些年來，我們對損害他人的事情聽之任之，現在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但上述要求只可能部分的實現。我們總是習慣於自我辯護，控訴一切貌似與我們對立的勢力。今天，我們應該比以往更加嚴厲地審視自我。我們應當明確一點：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是幸存者有理，勝利者才有話語權，上位者總是認為自己代表了正義和公理，但對於失敗者、無權者和歷史大事件中的受害者而言，這之中蘊含著深深的、盲目的不公。
古往今來，各個時代無不如此。1866年至1870年普魯士德國的民族主義喧囂曾讓尼采感到恐懼，那時情況如此，1933年後狂熱的納粹主義塵囂日上，情況也同樣如此。
因此我們現在應該捫心自問，我們是否又陷入了另一場喧囂，是否在自以為是，自認為幸存者和受難者的身份就讓我們獲得了合法權力。
讓我們搞清楚一點：大家能夠存活下來、幸免於難，並非仰仗自己；我們之所以能在可怕的大毀滅中獲得新生的機會，不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我們無法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不配得到的合法權力。
現在德國領土上的每個政權都是盟軍授權建立的政府，我們中的每個人，每一個德國人的行動空間都取決於盟軍的意志或許可。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內心的誠實強迫我們始終牢記這個事實。它教會我們遠離傲慢、學會謙遜。
但就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現在，憤怒的人們認為他們擁有一切權利，他們認為自己被他人所累，理應獲得補償。
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們在對自己發火。我們應該去除心中的憤怒，清理自己的靈魂。
進行這項工作時，我們不僅要運用頭腦，還要用到自己的心。你們這些聽課的學生，也許會與我產生共鳴，也許會對我產生反感，內心深處，我也難免有情感的波動。在單向交流的講座中，由於無法進行事實上的對話，我難以避免地會讓某些人產生受到人身攻擊的感覺。開始講課之前，我有個請求，假如我有侮辱性的言辭，請你們原諒我！那絕非我的本意。但我已經下了決心，不憚以最審慎的態度提出最激進的思想！
如果我們開始學著對話，我們將獲得親朋好友之外更多的人際關係。長此以往，我們將建立一個日後與其他民族對話時不可或缺的全民共識。
在徹底的坦率和真誠中才能找到我們的尊嚴——即使在無權的狀態，其中也蘊藏著我們唯一的機會。每個德國人都應該問自己，他是否願意走這條可能通向徹底失望、繼續受損、被當權者輕易盤剝等種種危險的道路。答案是，這是唯一一條能讓我們不至於淪落為靈魂賤民的道路！路的盡頭會發生什麼，我們只能走著看。它是懸崖邊一場精神和政治上的冒險。即使取得成果，也是在很久以後了。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別人不會信任我們。
也許在短時期內，保持驕傲的沉默是合理的態度，人們躲在面具後喘息和思考。但是長此以往，它會變成自我欺騙和對他人的謊言，讓人們執意隱瞞，回避真相和逃避現實。這種驕傲是把沉默當作無權者僅剩的抗爭手段，自以為剛強，實則是在逃避。
目前在德國進行對話是十分艱難的，但它卻是當務之急，因為我們曾經的經歷、感受、願望和行為千差萬別。在強制的共同體表象之下，掩藏著豐富多樣的可能性，現在應該讓它們表達出來。
我們應該看到與自身截然不同的處境和態度中包含的難處，並且學會同情。
今日的德國人也許只有一個負面的共同點：我們都屬於一個被徹底打敗的民族，我們的命運取決於勝利者是否肯寬恕；我們沒有聯繫彼此的共同基礎，社會四分五裂：每個人都只關注自己，每個個體又都那麼無助。我們的共同之處就是缺乏共性。
過去十二年，在千篇一律的輿論宣傳下，我們保持著緘默，內心卻有著各式各樣的想法。德國人並沒有一致的靈魂狀態、價值觀和願望。由於我們曾經信仰的、信以為真的、被視為生命意義的東西完全不同，現在每個人的內心轉變方式也必然完全不同。我們都在轉變。但我們將通過不同的心路，走向內心追尋的、建立在真相認知之上並讓我們再次團結起來的、新的民族共識。人人都能在這場大災難中重鑄自我、再獲新生，而無需擔心失去尊嚴。
過去十二年，德國不存在公開的討論，即使人們持反對意見，也只敢和親近的人私下裡談論，甚至有時在朋友面前也有所保留，這種局面造成的後果是，現在人們的不同觀點一下子都暴露出來。公開的、全面的輿論宣傳具有誘導性，對於過去十二年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來說，納粹主義的思維和說話方式幾乎成了不假思索的本能。
現在當我們又能自由地發言時，我們發現大家好像來自不同的世界。但我們畢竟還都說著德語，都在這個國家出生，都以此為家。
我們應該互相適應，學著對話，試著說服對方。
我們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大相徑庭，幾乎到了無法調和的程度，有的人在1933年看到國內的可恥罪行之後，內心已經與之決裂了，有的人從1934年6月開始清醒，還有一些人從1938年大規模排猶開始，許多人在1942年看到德國可能失敗或者在1943年確信德國將戰敗時才清醒過來，另一些在1945年德國真的戰敗後才大夢初醒。對於前一類人來說，1945年意味著通向新未來的解放，而對後一類人來說則是所謂德意志帝國的終結。
一些人早就看出極端思想將是肇禍之因，且預見到了後果。他們從1933年開始就渴望西方國家的介入和干涉。德國監獄的大門已經被關上，只能指望外來的解放。德國靈魂的未來取決於這次解放。如果同種同文的歐洲諸國從歐洲人的共同利益出發，及早施以援手，德國的本質尚不至於被全然摧毀。但我們沒有盼來解放，就這樣到了1945年，直到我們的現實和道德世界遭到了可怕的毀滅。
但並非所有的德國人都同意以上觀點。除了那些曾經和依然把納粹統治視為黃金時代的人之外，還有一些德國人認為，納粹德國取得的勝利並不會帶來德國本質遭到破壞的後果。相反他們還從勝利中看到德國光輝的未來，他們認為，只要希特勒一死，勝利後的德國能立刻擺脫納粹黨。他們忘記了那句老話：一個國家政權只有依仗建立政權的力量才能維持下去，他們不相信，勝利後的德國將不可避免地陷入恐怖主義，當戰後軍隊被解散之後，黨衛軍統治的德國將成為一個荒涼的、毀滅性的、沒有自由的世界強權，人民被奴役和控制，令所有德國人感到窒息。
從外在形式看，今天我們個人的苦難完全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著身心的煩惱和苦痛，受到嚴重的限制，但形式各有不同：有人還有房子和財產，有人卻在大轟炸中失去一切，有人在前線作戰、在家中受苦，有人卻在集中營裡受難，有人被蓋世太保迫害，有人卻是政權的受益者——當然他們也生活在恐懼中。幾乎每個人都失去了至親好友，但不同的原因——死在戰場上，死於轟炸，死在集中營裡，被納粹屠殺——卻導致截然不同的想法。我們有著不同類型的苦難，對於多數人來說，只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難才有意義。每個人都把自己遭受的巨大苦難和損失看作是一種犧牲，但為什麼犧牲，人們對此卻有著極為不同的認識，這些分歧引起了人群的分裂。
信仰的缺失導致了巨大的分歧。只有超驗的宗教或者哲學信仰才能讓人扛過這場大災難，世俗的信仰是脆弱的。納粹信徒們目前的想法比納粹當政時更荒謬，惟其如此，他們才能抓住逝去的夢想。民族主義者則站在他早就看穿的納粹主義的墮落本質和德國的現狀之間，不知何去何從。
以上種種差異不斷導致德國人的內部撕裂，且愈演愈烈，因為我們缺乏民族性和政治性的共同基礎。事實上我們只是生活在共同的政治陰影之下，團結的表層下有著深刻的分歧。我們極度缺乏對話交流和彼此傾聽。
很多人根本不想思考，這讓事情變得更加糟糕。他們只需要口號和服從，從來不提問題，也從來不作出回答，只會重復著學來的套話。他們永遠固執己見和盲目服從，從來沒有反省和覺悟，因此也談不到被說服。如果那些人根本不想內省和思考，也不想借助理智和信念找到獨立的自我，對話又從何談起呢？
只有我們德國人在交流中彼此適應，德國才能找回自我。只有意識到我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我們才能真正學著進行對話。
強迫式的統一是不可取的，在大災難中它將如幻影般消逝。唯有通過交流對話和互相理解，取得一致的意見，我們才能建立一個穩固的共同體。
講課稿中列舉了一些典型事例，請大家不要據此評判別人。如有人對號入座，作者概不負責。

《罪責論》中文版序 徐賁

罪責論

前言
以德國人精神狀態為主題的大學系列講座導論
罪責論

A 罪責分類提綱
1 四個罪責概念
2 罪責的後果
3 權力，權利和寬宥
4 審判者，被審判者和審判物件
5 申辯

B 德國問題
I 對德國人罪責的區分
1法律罪責
2政治罪責
3 道德罪責
4 靈魂罪責
5 綜述：a) 罪責的後果
b) 集體的罪責

II 辯解的可能性
1 恐怖主義
2 罪責和歷史背景
3 他人的罪責
4 所有人的罪責？

Ⅲ 自我反省
1 對反省的逃避
2 反省之路

1962版《罪責論》後記

德國聯邦議院關於納粹德國大屠殺罪行追訴時效的辯論
（1965年3月10日與25日）

參考文獻

【在線試讀】
1962年版《罪責論》後記

這原是一篇寫於1945年的講課稿，我在1946年1月和2月的大學課堂上宣讀了講稿，後來它又被正式出版。這篇文章讓我們回想起那個特殊的年代，我們德國人每天面對著暴風驟雨般的指責。除非談公事，美國士兵被禁止和德國人交談。德國民眾現在才完全了解納粹德國的罪行，當時我對納粹罪行的計劃性和規模性也認識不足。那時大家都活得非常辛苦，不管留守在家裡的人，還是後來被送往各地的戰俘們，或者被驅逐的人。老百姓束手無策，沉默無語，心中壓抑著憤懣，在某個時間段裡也許還顯得麻木。許多人想從戰勝國那裡為自己撈點好處。有人抱怨悲嘆，有人鋌而走險。人們只能從家人和朋友身上得到些許溫情。
我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個人的思考成果：在承擔業已明確的罪責的同時，德國人應該怎樣維護自身的尊嚴？文章還提到了戰勝國應該承擔的罪責，提及這一點，不是為了幫德國人脫罪，而是為了維護真理，捍衛個人的合法權利，使德國人免受政治上的迫害。這篇文章能在盟軍占領區公開出版，本身已經證明，同盟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具備自由的精神。一位著名的美國人曾經對我說，我的文章不僅適合德國人看，也適合讓同盟國的國民看。我曾經努力幫助德國人找回自我，讓他們能重新呼吸清新的空氣。這篇文章也有助於德國人和戰勝國的人民重新建立起友誼的紐帶。
雖然那時資料匱乏，但願意了解真相的人都很清楚納粹政權的基本特徵：狡猾的策略，徹頭徹尾的謊言，罪惡的企圖。重獲新生的德國人想要一個全新的開始。以今天的眼光看，我書中的論述大體是正確的，只有一處例外，那就是在看待當時剛建立的紐倫堡法庭的問題上，我犯了一個關鍵性的錯誤。
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理念是偉大的。那時我們已隱約看見，改變人類世界的某種東西似乎在未來閃爍著微光——世界各大強國團結起來，對罪名確鑿的戰爭罪行施以嚴懲，從而確立了國際公理，創造了新的世界格局。從此之後，任何政治家、軍隊將領和官員都不得以國家利益或者命令為借口。所有的國家行為都必須通過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個人——可能是領導人和各級官員——來完成。國家元首的職權歸於國家，其本身僅是一個神聖而非凡的象徵。現在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國家犯罪由某些特定的人承擔罪責。命令和服從包涵著必要性和榮譽感，但服從命令的人不能在明知它是犯罪的情況下執行命令。國家層面的政治誓言有一個必不可少的特徵，那就是它必須以憲法為基礎，或者針對某個有自身的目標和理念並已向公眾宣布的團體，不能把政治和軍事機構的某些人作為效忠物件。個人的責任永遠不會終結。雖然世界上存在激烈的衝突，但犯罪事實是很容易辨明的。當我看到犯罪的可能性和犯罪開始的跡象，犯罪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當人們在某個地方聽到這樣的呼喊聲：“德國覺醒，猶大去死！”“現在要有人頭落地！”當希特勒向波滕帕謀殺案 的兇手發出賀電時，即使犯罪尚未成為事實，公眾尚未參與進來，人們的良心就應該發出警告了。按照新的理念，凡下命令或者執行命令造成犯罪的人，都應該受到國際社會的審判。以這樣的威懾手段維護和平，人類以通俗易懂的道德為紐帶團結起來。這樣人類才不會再重復我們的遭遇：在自己的國家裡被剝奪尊嚴，失去人權，被驅逐和謀殺，卻無法得到國際社會的保護。自由國家競相討好希特勒卻背叛了德國人民，自由國家的公民成群結隊地來到柏林參加奧運會，各國在經濟會議和文化活動中接待納粹德國認可的人，而拒絕接待受納粹德國排斥的人——這樣的歷史才不會再重復。在德國發生的一切不會再次出現：當1933年尤其1934年德國發生大量暴行後，其他自由的歐洲國家沒有團結起來，使用和平的武器進行對抗，反而以“不干涉內部事務”為借口百般容忍。當一個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與其他歐洲鄰國相差無幾的國家陷入極權主義的災難——即使有咎由自取的成分，歐洲諸國不應坐視不理，任其國民落入恐怖主義的暴君手中，它們應該伸出援手，就像鄰國遇到自然災害時一樣。
新的時代開始了。法庭已經成立了，我們期待它的發展。人類永恒的願望將要得到實現。也許這種想法是天真的，雖然我年齡不小了，對政治有相當的了解，但我仍寄予期待。我已經明白了那時我尚不清楚的東西，在此我更正從前的判斷。
蘇聯也參與了法庭審判，就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而言，它與納粹國家並無區別。也就是說，有一個審判者事實上並不承認紐倫堡審判的立法精神。法庭的調查不是針對某個國家某個地區的已知罪行，而是針對被告人的具體行為。法庭上的起訴不包括“不知犯罪主體的罪行”，這個規定並不會引起麻煩。法庭的審判物件局限於戰俘。西方國家在戰爭中沒有軍事目的的破壞行為也沒有受到法庭的調查。
1945年我曾經思考過一個問題，但沒有表達出來。雖然德累斯頓和維爾茨堡遭受了相當過分的破壞，我仍對自己說，戰爭雙方的行為不可同日而語。全心全意為納粹國家賣命的民眾不要指望得到仁慈的對待。當年，來自被壓迫民族的數以百萬的奴工被運送到德國；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毒氣室的火車每天都在運行；西線戰役打響後，鹿特丹的市中心遭到損毀；考文垂遭受毀滅式轟炸，按照元首的話，“我要徹底摧毀他們的城市”；全世界受到占領了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恐怖政權的威脅。面對上述種種肆無忌憚的暴行，盟軍的基層機構很難保持分寸。執行機構——也許在未經本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有計劃地實施了沒有軍事必要性的行動，對德國民眾進行恐怖打擊，以報復德國政府的暴行，這並非來自自由國家高層的授意。如果此類罪行也能得到審判，它將作為偉大的事件載入史冊，紐倫堡審判的歷史意義也將隨之改變。從前我就應該表明我的這一看法。
在英美的法治思想指導下，起初紐倫堡審判的程序是令人信服的。對被告人的第一場庭審是無懈可擊的（我不想談論剩餘的幾場庭審）。法庭想要找出真相、伸張正義，犯罪行為有明確的司法定義。法庭只對犯罪行為——而非遭人唾棄的道德行為——做出審判。因此沙赫特（Schacht）、巴本（Papen）和弗裡奇（Fritsche）被無罪釋放，雖然法庭也宣讀了對其行為的道德審判的判詞。有意思的是，來自蘇聯的法官提出了異議，他反對無罪釋放的判決。他低劣的法律意識使他無法區分司法和道德的區別。這位法官只是作為勝利者進行審判，而其他國家試圖限制戰勝國的權力並付諸於行動。
但是希望落空了。像從前一樣，偉大的理念僅止於理念，而沒有成為現實。紐倫堡審判並未通過國際法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
由於紐倫堡審判沒有遵守它的承諾，帶來了負面的影響。我曾經寫道：“……那麼紐倫堡審判將不是一次賜福，而是引發災難的一個要素。這場審判是不是一場裝模作樣的虛假審判，世人自會做出判斷。後一種可能性不應該成真。”現在我不能收回當時的判斷，雖然紐倫堡不是裝模作樣的表演，它在法律形式上無懈可擊，但它仍是一場虛假的審判。它事實上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它不是建立在各戰勝國共同的法權狀態和法律意志基礎之上。因此它走向了自身意願的反面。法制沒有建立起來，反而增長了人們對法制的懷疑。對於偉大事業的懷疑是令人沮喪的。
我們堅持偉大的理想，但不能脫離過去的經驗。當今世界，缺乏法治精神的政權正在日益強大。世界還遠未像紐倫堡法庭設立之初所期望的那樣獲得安寧。世界的安寧有一個前提，它依靠法律的保障，需要甘願屈居法律之下的世界大國傾力維護。它不會從尋求安全和消除恐懼的動機中自動產生。只有通過不懈的勇敢行動，保持對自由的向往，人們才能不斷重建世界的安定。世界的長治久安必須以有身份和尊嚴的精神道德生活為前提。這是它的基礎，也是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