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開新（簡體書）

本書為著名學者傳記叢書《吾道文叢》的最新品種。叢書收錄成中英、錢理群、馮天瑜、汪榮祖、郭齊勇、鄧曉芒、趙汀陽等多位學術名家的學術自傳，內容是學人自述學術生涯和學理思考，兼憶學林往事。通過學者的自傳印證相關學理的來龍去脈，同時折射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思想學術的發展流變。 本書是知名教授、武漢大學郭齊勇先生的學術自傳。郭齊勇先生在書中自述一生經歷、學思歷程和師友交往故事，比較全面地介紹其研究中國文化及其哲學的經歷，以及在前賢的基礎上，普及並創造性轉化儒家傳統，倡導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重建“六倫”“八德”等新價值體系的努力

作者：郭齊勇，湖北武漢人，1947年生，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與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榮譽主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主席。著述等身，代表作品有《熊十力哲學研究》、《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等。 郭齊勇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多年著力於研究儒家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在第八屆世界儒學大會上，他被獲評為“世界儒學研究杰出人物”。

《湘水》主編黃友愛先生約我寫這本小書。我已七十有五，也到了總結一生的時候。這裡把平日所寫的回憶錄集中起來，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一生處在變異的時代，經歷過中國社會近七十年的變化。少年時讀過李六如（季交恕）先生的《六十年的變遷》一書，從中了解了民國的一些故事。回顧我的一生，似乎總是處在“近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氛圍之中，時代的基調是變易、變遷、變化。青年時處在“造反”的時代，名曰“有理”，實則“無理”。在那種有悖常理常情的日子裡，連要不要親情，要不要師道尊嚴，要不要常識常理都成了問題。愈到晚年，愈感到由變到常，由動到靜的重要，主張品味日常生活平易、恬淡的滋味，回歸常識、常情、常理、常道。

明清之際大儒王船山先生深論變與常之理，肯定“變而不失其常”，“變合常全，奉常以處變”，強調流動性（變）與常住性（常）的“兩端而一致”。

我的專業是中國哲學史，尤以儒學為主。我的生命、生活與事業融合成一體。一方面，處今之世，由常到變，從五倫到六倫，發展出新時代的新倫理。另一方面，又從變到常，萬變不離其宗。

我現在更加體會到堅守做人做事基本原則的重要！檢討自己的一生，有局限有短板，有懺悔有自責，當然也有慶幸有喜悅，有成績有收獲。總的說來，自己還未背離聖賢、父兄、師友的教誨，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滬上疫情，俄烏戰爭，令人揪心。孔孟的理想，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可嘆已至垂暮之年，雖有心，力不能企。

衷心感謝責任編輯劉文兄的精心編輯。

是為序。

郭齊勇

2022年4月中旬於武漢

第一章 巡司河畔的郭家老屋 ｜ 001

第二章 曇華林裡的中學時代 ｜ 021

第三章 天門鄉下的青蔥歲月 ｜ 031

第四章 八年工人的生活感受 ｜ 053

第五章 思想饑荒時的讀與寫 ｜ 065

第六章 珞珈山下的哲學殿堂 ｜ 071

第七章 對熊十力哲學的探索 ｜ 085

第八章 對文化與文化學的討論 ｜ 095

第九章 90年代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 ｜ 101

第十章 回歸傳統 ｜ 107

第十一章 教書育人 ｜ 119

第十二章 親情與“親親相隱”爭鳴 ｜ 133

第十三章 談談家風、家訓、家教 ｜ 155

第十四章 從“五倫”到“六倫” ｜ 215

第十五章 大哲學史的編纂 ｜ 237

附錄 郭齊勇著作目錄 ｜ 273

第六章 珞珈山下的哲學殿堂

我於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讀書，進校時已31歲了，真是所謂“老童生”。進校時，同班同學最大的有34歲，最小的才16歲。我們78級哲學系兩個班，六十幾位同學，僅兩位女生。這是非常活躍的群體，各色人等都有。

我們這幾屆同學，尤其是高齡生，真是叫如饑似渴地學習，拼命地學習。只有我們這種經歷的人才真正懂得珍惜讀書的時間。

大學時代正值思想解放運動，武大圖書館和哲學系資料室的書多，來來往往講演的人也多，思想上真正活躍了起來。這時開始了對“文革”的反思。

現在看這個班上的校友，“朝野”、上下、內外、左右、極左極右都有；有位列正部的官員，還不止一位；有國有大型企業的黨委書記，也有被放逐的人物。這個班的代表性人物有：企業家、社會活動家、慈善家艾路明，他讀書時就參加過多學科討論會，在信息極不通暢的情況下有直渡長江的創舉；畫家、詩人周中華，他讀書時就以創作哲理漫畫並在《諷刺與幽默》上發表而成名；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刊物《青年論壇》的創辦人兼主編，後擔任過廣州市社科院副院長的李明華；才氣橫溢的作家、詩人黃亞屏、王紹培、王珍莉；多才多藝的攝影家高望峽；書法家龍育群；有點神秘性的王鳴；分析哲學家陳亞軍；當時不起眼，現在是行政學大家的胡象明教授；還有美學家王杰、思想家蘇偉、數學家陳子儀以及幾位轉行學法律、當大律師的友人韓傳華、王和平等。

我與周民鋒、李明華同學年齡偏大，意氣相投，我們合編了大學生哲學刊物——油印本的《求索》，刊登哲學學子的習作。《求索》出過3集，後來系領導怕出事，找我談話，不讓繼續編印了。

我讀本科生時兼任校學生會學習部的成員、副部長、部長，組織了不少多學科的講座與競賽。那時沒有電話，我很費力地跑一些系辦公室和一些老師的家裡，聯繫不同學科的老師給同學們開講座。我記得，我聯繫過物理系的老師講“黑洞”。

我們的學習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主要內容，學馬哲原理，學馬哲史，尤其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與毛澤東哲學，孟憲鴻（系主任）、譚臻（系副主任）、朱傳棨、李硯田、雍濤、黃德華、凌相權、徐瑞康、塗贊琥、司馬志純、林先發、楊庭芳等老師給我們講過課。胡壽鶴老師調來晚一些，似未給我們78級本科生上過課。劉綱紀老師講美學，張巨青老師講邏輯，陳克晶老師講自然辯證法。後來落實政策，汪國訓與程靜宇老師伉儷回到我們系任教，我與他們打交道略多一點，程老師協助唐老師教我們古代哲學名著選讀的課。中哲史教研室段啟咸（教研室主任）、田文軍、陳殿云老師也給我們上過課。

我們有幸聽陳修齋先生、楊祖陶先生講授“西方哲學史”（上大課，77、78級及旁聽者160多人同聽，如醉如癡），又系統地讀了黑格爾的《小邏輯》《精神現象學》與四冊《哲學史講演錄》，羅素、梯利的哲學史，賀麟先生的一些書及一些西方哲學漢譯名著，一點點笛卡兒、休謨、康德的書，才算是入了哲學之門。

遺憾的是，我沒有掌握哪怕是一門外語。過去中學學的是俄語，進大學後應選學英語就好了，當時圖方便，偷懶，就靠中學學的一點俄語對付了，後來研究生階段的外語也是俄語。學了多年俄語，聽說能力差，也不能用。沒有掌握好外語，是我一生很大的局限。

真正熱愛起中國哲學，緣於進武大以後聽蕭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講授“中國哲學史”。蕭先生講課不多，講起來常常脫離教材，旁征博引，放得很開。他對思想解放的渴求，對國事民瘼的關切，對人類、民族、人民之命運的叩問與反思，啟人良多。

大三的時候，我修“中國古代哲學名著選讀”課，使用的是中哲史教研室編的數冊油印本《中國古代辯證法史資料》，我發現了其中因刻印校對帶來的問題，有的是版本、底本的問題，我到圖書館遍查典籍，校對出百多條誤差，交給老師。這件事被蕭萐父先生知道了，他大為贊揚，曾在教研室會議上、在給研究生上課時表揚了我。不過，當時我只是一個本科生，並不知道蕭老師的褒獎，事過一年多後才知道的。

當時武大正處在改革的時代，在劉道玉校長的治下，學校制度很靈活。我修滿本科的學分，提前半年畢業,等於跳了一級，與77級同學一道考上本校1981級碩士研究生。記得當時找過童懋林副校長和教務處領導談，說我想提前考研究生，他們都很支持，說我是優等生，學分滿了就可以畢業，批準並推薦我報考研究生。好像當時有研究生科，附在教務處，只是在行政樓四層有一間西曬的小房。有一兩個工作人員，她們很熱情很敬業。我報名、拿準考證都在此。

我於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在武大攻讀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的碩士學位，正式成為蕭萐父教授、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的入室弟子。

這三年對我走上學問之路是最為關鍵的時期。老師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言傳身教，循循善誘，使我們受到基本的思想的訓練與文獻等方面的訓練。我們得益於三門基礎課：一是哲學史方法論，二是中國古代哲學文獻導讀，三是中國哲學史的史料學。當時的哲學史方法論課，中西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在同一個班上課，這非常好。這門課領銜的是陳修齋、蕭萐父兩先生，楊祖陶、王蔭庭、李德永、唐明邦等先生也分別參加。同班同學有馮俊、李維武、高新民、黃憲起、黃衛平、藍嵐、舒金城與我等，還有一些青年教師與外校旁聽者。這是讀書、討論課，我們學黑格爾哲學史觀與方法論原則、普列漢諾夫的五項論等，對於為什麼說哲學史就是哲學，哲學就是哲學史，關於哲學史是否就是認識論史，什麼叫“邏輯與歷史的一致”還是“歷史與邏輯的一致”，什麼是哲學史上的“普遍”“一般”“具體”“個別”，什麼叫“社會心理”“哲學無定論”，唯心主義哲學有沒有價值等問題，我們爭得面紅耳赤。老師們只是啟發、引導、點撥，他們重在培養我們的讀書能力、思維能力、表達能力。我們也去選修江天驥先生的現代西方科學哲學的課，對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與範式理論及當時流行的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系統論頗感興趣。

除教學外，老師們忙於編教材和出席各種學術會議。蕭先生作為學科帶頭人，特別敏感，對哲學界各種討論及相關學術會議的新信息、動態都非常關注，如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討論，哲學史上“兩軍對戰式的對子結構”與“螺旋上升的圓圈結構”，中國哲學範疇與範疇史研究，關於唯心主義的評價，關於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學的再評價，唐蘭、馮友蘭、張岱年、馮契、王元化、李澤厚、龐樸、汪澍白先生的新觀點，《未定稿》上有什麼新文章，《中國社會科學》的創刊，《考古》《文物》上介紹的新發現，馬王堆與銀雀山出土文獻的研究成果等，他都提示給我們，讓我們去關注、理解、參與。他還把湯一介、龐樸、劉蔚華、陳俊民等先生請來給我們講課，打開我們的思路。黃衛平同學寫了一篇文章與蕭老師商榷，蕭老師表揚了衛平，還把這篇文章推薦發表。

老師們對我們非常關心，耳提面命，手把手教我們。蕭先生親自批解我們的習作，告訴我們如何修改完善，每每涉及文章架構、資料搜集、鑒別與理解等，特別細心、耐心。他指導我重點讀王夫之的《尚書引義》。蕭先生也放心地讓我與維武、衛平、金城等整理他的關於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與王夫之哲學方面的講義、文稿等，這種整理也是一種學習。我記得我整理過他關於王夫之認識辯證法論文的初稿。他有時把他最後的定稿再返回給我們看。他與唐先生帶學長蕭漢明兄、蔣國保兄、李漢武兄等與我們這屆碩士生（帶著經他們修改了的我們的論文）出席了1982年在衡陽舉行的王船山學術討論會，讓我們參與討論，拜訪專家。我最初關於王船山的幾篇習作，都是經蕭先生悉心指導、認真修改、熱心推薦發表的。這即是80年代初我在蕭公主編的《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和在《中國哲學》《江漢論壇》上發表的幾篇習作。這些事已過了30多年了，其細節卻仍然歷歷在目，永遠也忘不了，而且已化為我今天帶學生的行為。

我讀本科生時，旁聽了蕭公為研究生開的“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課。講到近世，他偶然提及黃岡熊十力先生有《體用論》等書，值得一讀。我就到校圖書館去遍查熊先生的書（主要是《新唯識論》《十力語要》等）。我對熊十力其人其書漸漸產生了興趣。碩士階段，教研室原本讓我做司馬遷的歷史辯證法方面的碩士論文，後來我提出想做關於熊十力方面的碩士論文。在當時，老師們確定我做這個題目（“熊十力的認識辯證法初探”）是要有勇氣的。記得教研室全體老師出席了我們的碩士論文開題報告會，有的老師善意地同時又是非常嚴厲地批評了我對唯心主義哲學家熊十力評價過高。但蕭先生有定力，最後還是支持我按自己的思路去做。他讓我參加他與湯一介先生主持的《熊十力論著集》的搜集資料與點校工作，這一套書三卷本後來由中華書局出版。他指引、支持、幫助我與友人到湖南、北京、上海等地搜求熊先生著作、手稿、信札，通過寫信推薦等方式，讓我與友人遍訪與熊先生有關係的前輩學者。蕭老師指導我寫熊十力哲學的研究綜述，我通過廣泛搜集資料，又對資料條分縷析，整理出來，作為研究的背景與基礎。我又通過對認識論、直覺論和唯識學的學習來詮釋熊氏認識論。在蕭老師、唐老師、李老師的指導下，通過撰寫碩士論文，特別是通過他們對論文的點撥、指導、批評，我基本上掌握了做學術研究的步驟、方法、規範等要領，開始學會對文獻的解讀與詮釋，從事哲學學術研究。

蕭先生、唐先生、李先生指引我們走上學術之路。1984年12月，我留校任教，直接在三位老師的帶領下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我畢業之後，又多次重聽蕭先生給研究生的講課，在哲學史方法論、史料學等課程上，他真是與時偕行，講課時時有新的材料和新的思想，例如關於文化反思，源頭活水，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歷史接合點的思考，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關於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問題，古史研究與馬恩對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論啟示，古史祛疑，哲學史研究中的純化與泛化問題等，都是在我們碩士畢業之後他反思的新成果，亦成為他的課堂教學新增加的內容。在重聽這些課程後，我也幫助他整理過幾篇相關講義與訪談等。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處處離不開三位老師的指點與關愛。數十年來蕭、李、唐三師有意無意，看似不經意地，其實是有意在提醒我，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啟發我，讓我在做人、治學和善處各種關係方面更加健康、合宜與完善。我從內心感謝恩師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