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發現：晚清民初“社會”概念研究（簡體書）

本書是研究“社會”概念興起和廣泛運用的shou部系統專著。作者從詞匯史和概念史切入，爬梳了“社會”這一詞語由西方引介到中國，並且逐步普及的過程。全書研究視角獨特，方法創新，以“社會”這一微細的單一概念為基礎，將清末報刊和著作中使用“社會”一詞的頻次進行量化分析，材料豐富，論證周詳，揭示了“社會”逐漸取代“群”“人群”等詞的原因。同時，作者並不只聚焦於詞語的考證和論述，而是以“社會”一詞為切入，再現了嚴復、梁啟超等近代學人對“社會”概念的討論，呈現晚清民初各種思想和潮流的角力、爭持和交替。

承紅磊，男，河南商水人，復旦大學本科、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現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晚清民初政治史、思想史、近代中外關係史，在《歷史研究》《復旦學報》《史林》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本書賣點

• 著名歷史學家梁元生做序，黃興濤、潘光哲、張仲民等學術名家一致推薦；
• 研究“社會”概念興起和廣泛運用的shou部系統專著。“社會”概念在晚清的形成，對當時的思想文化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書將“社會”概念的產生及知識分子對它的使用、理解作為窗口，來考察近代中國的思想變遷，是shou部針對“社會”這一概念進行研究的專著；
• 從詞匯史和翻譯史切入，比較“群”“人群”“社會”等，反映近代思想流變。作者爬梳了“社會”這一詞語由西方引介到中國，並且逐步普及的過程，同時探討了同時代“群”“人群”等詞語的內涵、歷史意義及其與“社會”傳入的關係，以此透視清末民國時期思想文化變革和社會政治發展；
• 視角獨特，研究方法創新。作者以“社會”這一微細的單一概念為基礎，對使用“社會”一詞的清末報刊和著作做了深入詳細的分析，並對嚴復、梁啟超等相應作者進行追蹤式的探討，展現此段時期的新舊思想交纏及其相互的影響；
• 材料豐富，論證周詳，附有詳細圖表，直觀展示“社會”這一概念在晚清民初的生成。作者以《申報》和梁啟超論著等資料為基礎，將清末報刊和著作中使用“社會”一詞的頻次進行量化統計，並以時間為線將其繪製成圖表，方便讀者更為直觀地把握“社會”這一概念在此時期的生成和普及；
• 為了更好地貼合本書的主題，封面採用歐式花紋、清代服飾等元素，突出近代中西交互的主題。

編輯推薦

新的“概念”和“話語”的基礎是新的詞匯。盡管“社會”一詞在中國傳統語匯中早已存在，但如今中文中通用的近代意義的“社會”一詞卻是個外來詞。“社會”由西方引介到中國之初，它曾被認為是用來指代“團體”“聚會”“群”等概念，但隨著近代中國思想的變遷，知識分子對它的理解和使用也產生變化，近代意義的“社會”概念也終於生成。

作者追述了“社會”思想的傳入及其轉變的過程，再現了嚴復、梁啟超等近代學人對“社會”概念的討論，呈現晚清民初各種思想和潮流的角力、爭持和交替。

序

承紅磊博士的新書《“社會”的發現：晚清民初“社會”概念研究》行將出版，邀我寫序，我感到非常榮幸，欣然應允。

承紅磊博士現在是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多年來華中師範大學在章開沅教授、馬敏教授和朱英教授等的帶領下，成為內地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鎮，亦培養出許多杰出的年輕學者精英。紅磊受到這種良好氛圍的滋養，近年來有很大成長。

承紅磊是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取得學士和碩士之後，於2010年到香港中文大學深造，以近代史為專業，而我是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社會”的發現——晚清“社會”話語考論》，2014年完成。其論文在資料、文字、方法、思想和創新各方面皆見功力，是一篇優秀的論文。其後紅磊應華中師範大學之聘，擔任歷史文化學院講師，深得學院的器重，而他本人也在教學和研究上力爭上遊，不斷努力，先後發表多篇論文，相信未來會有更大的成就。

承紅磊的研究興趣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對張灝教授所說的“近代中國思想轉型時期”尤為措心。所謂轉型時期，亦即中國在甲午戰爭後到民國初期二十年代的那段時候。那是一個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由舊到新的轉換時期。當中派系可見各種思想和各種潮流的角力、爭持和交替。有保守的勢力，有激進的勢力，也有溫和的言論。這些不同的思潮也都有各自表達的途徑和出版的地盤。承紅磊所要做的研究，主要是以“社會”這個詞語與概念為重心，把這段時期發表的文章做深入詳細的分析，尤有進者，對一群作者做追蹤式探討，察看其網絡，分析其思想，研究其行徑，然後對此段時期的新舊思想交纏、人物晉接及其相互的影響，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論文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甚為創新，相信本書出版之後，必會引起同人的關注和熱烈的討論。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前院長暨歷史學講座教授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榮休教授

緒論

第一部分 晚清“社會”概念的產生

第一章 Society的誕生及其在華早期翻譯

第二章 甲午戰後的“群”“群學”與“社會”一詞的再使用

第三章 從“群”到“社會”：以梁啟超為例看庚子前後“社會”概念的形成

第二部分 清末“社會”概念的集中使用及其影響

第四章 嚴復對中國“社會”所做分期及性質判定

第五章 “社會”與早期“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

第六章 “社會”概念與清末倫理變革

第三部分 民初“社會”話語的流行與“社會”內涵的轉變

第七章 民國初年“社會”話語的流行與內涵轉變

結論

附錄一：《申報》“社會”使用情況整理(1873—1894)

附錄二：梁啟超論著目錄及“群”“人群”“社會”使用情況(1899—1904)

參考文獻

後記

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相結合，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其中馬克思主義逐漸取得了優勢地位。這些思想的傳播，不僅塑造了“社會”話語在“五四”前後的核心地位，還逐漸改變了“社會”的內涵。受唯物史觀影響，思想界越來越傾向於從生產和經濟方面來理解“社會”。

——編者按

從精神到物質——“社會”內涵的轉變

“社會”與“社會主義”包羅萬象。隨著知識界對社會主義了解的增加，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逐漸增大，其所主張的唯物史觀也隨之越來越受到認可。到了1920年11月，楊端六在其《馬克思學說評》一文中承認“近來我國人多鼓吹社會主義，就中尤以馬克思學說為最流行”。

陳溥賢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較早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陳文說：“生產關係的總和，就構成社會上經濟上的構造，這就是社會真正的基礎了。在這基礎之上，再構造法制上政治上的建築物，適應社會的意識形態。”該文還提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的過程。人類的意識不能決定其存在，人類的社會的存在倒可以決定其意識”。這就把唯物史觀的核心內容表述了出來。

李大釗在其《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也介紹到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總結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並提出“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

1919年12月，《建設》雜志刊登了胡漢民《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一文。該文梳理了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經濟學批評〉序文》等著作中關於唯物史觀的論述，並介紹了士探拉(Rudolf Stammler，1856—1938)、巴拉奴威士奇(TuganBaranovsky，1865—1917)、卞斯天(Eduard Bernstein，1850—1932，今譯伯恩斯坦)等人對唯物史觀的批評。但是最後，胡得出結論說，“唯物史觀經濟一元論的論據，並不因此動搖”。

對於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應該是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全譯本的發行。毛澤東回憶稱，陳望道所譯《共產黨宣言》是讓他建立起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三本重要作品的其中之一。

在社會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影響下，經濟問題成為知識界關注的重心。戴季陶談道：“人類的一切進行，都從經濟的進步來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受那一個時代經濟組織的影響很大。”胡漢民也開始談論“中國一切思想的變遷，並不是甚〔什〕麼精神生活的影響，都是經濟生活的影響”。唯物史觀與社會主義不可分割，以至於林云陔在1919年10月宣稱，社會主義，“近已成為‘經濟的命運之機械的理論’”。

隨著唯物史觀的傳播，知識界開始用它來分析中國的歷史與社會，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原》、胡漢民《中國哲學史之惟物的研究》(按：書名中“惟物”現為“唯物”，下同)，以及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

戴季陶在文章中指出，歐美所發生的社會問題，根源在於其本國資本家組織的機器生產。中國所發生的社會問題，原因並非本國的資本家組織的機器生產，而是“外國輸入的資本家組織的機器生產”。與此相應，歐美出現“農民的工人化”“直接生產的工人奴隸化”等社會現象，而中國則出現的是從前家庭手工業者和農業生產者，“受外來機器製造品的壓迫，多數變了失業者”。戴文同時指出，此前革命事業的失敗、革命黨的破裂，根本原因都是“生活問題”，而不是“政治上的破落戶”或者“思想上的破產者”。

胡漢民《中國哲學史之惟物的研究》一文，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兩千年的中國哲學，所做的綜合性、概觀性研究。文章開宗明義提出：“物質生產的方法變化，一切社會的關係跟著變化。人類所有種種感情、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觀，其根據都在社會的生活狀態之上，即從物質的組織及跟此發生的社會的關係而起。”綜合作者之意，社會的生活狀態，對中國哲學的影響可以包括兩個方面。其一，社會生活狀態的變化是特定哲學產生的原因。比如先秦哲學，該文即認為乃“共產制度(主要指井田制——引者)崩壞之後，最大多數人生活不安的問題，是有強權的人掠奪多數人的衣食，無強權的人衣食被奪不能生活的問題”，社會思潮因而激起“非常的反動”，“由是產生老子以次的哲學”；其二，哲學演變的傾向，及其在社會上的接受程度，取決於“心情的要求”，而這種“心情的要求”，是社會生活狀態所決定的。比如該文在談到由老子、墨子往慎到、尹文法治主義的過渡，以及由孔子儒學到孟、荀儒學過渡的時候即作此解釋。

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在開篇就提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換句話說，“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在具體分析中國的狀況時，李認為，中國受到歐洲各國資本制度和日本的二重壓迫，“全國民漸漸變成世界的無產階級”，農業經濟受到了巨大壓迫而發生動搖，與此相應，大家族制度便難以持續，反孔思想便應運而生。

在唯物史觀的影響下對當時社會的分析，關於自殺問題的討論是一個集中的表現。自殺問題不是這一時期才有的，不過在這一時期的討論中，由於唯物史觀的傳播，更多人把自殺的原因歸結於社會方面。如同李大釗所表示的，“自殺流行的社會，一定是一種苦惱煩悶的社會。自殺現象背後藏著的背景，一定有社會的缺陷存在”。陳獨秀也表示，“個人的行為或者不能說全沒有意志自由的時候，但是造成他的意志以前，他的意志自由去選擇信仰行為以後，都完全受環境暗示的支配，決沒有自由的余地”。為此，陳提出自殺的救濟方法，除了改造人生觀，更重要的是“解除社會的壓迫”，也就是“改造道德的制度的組織”。青年毛澤東也表示，“一個人的自殺，完全是由環境所決定”，並且認為，為了“警覺我們未死的同類，就不能不高呼‘社會萬惡’”。

唯物史觀最終的落腳點在於對當下問題的政策。陳溥賢在介紹唯物史觀時早就表示，以道德說教的方式補救社會組織的缺點必定是無效的，“要想改革社會，必定是要組織一個沒有做壞事必要的社會出來，為最快的路徑，最好的方法”。施存統宣稱，“要解決社會各種問題，惟有找他〔它〕的根本所在”，“根本問題一解決了，枝葉問題當然是迎刃而解”。而這個根本問題是什麼呢？就是經濟問題。“社會的經濟組織一有了變動，其余的一切組織都跟著變動。”由此，施存統開始批判單純對教育普及甚至自由戀愛的宣傳，認為“不把私有財產制度根本推翻，教育那〔哪〕裡會普及”，“私有財產制度打破，兒童可以公育”，“自然可以實現自由戀愛了”。結論是：“經濟問題不根本解決，一切問題也不能根本解決。”

1920年6月，《申報》開始出版“社會經濟叢書”。為叢書所作的出版預告表示，“經濟組織的改造，是社會改造的基礎”。該預告還表示：“自去年以來，中國思想界，應著全世界改造的潮流，激動起來。由空泛的文化運動，向著經濟組織改造運動進行。”這大致可以表示此一時期的基本趨向。

甚至“革命”本身的定義在唯物史觀的影響下也發生了變化。戴季陶表示，革命的最大原因，在於“社會組織的缺陷，不單是壓迫著許多人，使他喪失生活地位，並且使多數人，不能獲得生活必須的技能”。因此現階段革命的目的就是“中國國家和社會的改造”。對比梁啟超在1904年對“革命”所下之定義，可知“革命”含義之變化。

1915年，商務印書館所出《辭源》解釋“社會”稱：“多人結合為一體而互有關係者，即個人之精神結合體也。”這種“社會”觀無疑是對此前“社會”認識的總結。到了邢墨卿1934年出版的《新名詞辭典》，則這麼解釋“社會”：“人們在歷史的條件所賦予之一定的經濟的、政治的、觀念的關係之下所結合成功的組織。這隨著生產關係的變遷而變遷，有原始共產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的區別。”辭典的編撰有一定滯後性，但是也大致可以看出“社會”概念的內涵從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轉變。

王汎森在研究“五四”前後的思想界時發現，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後的兩三年間，主張“整體的”社會改造或社會革命者漸多，出現了一種“唯社會”觀。這種“唯社會”觀是一個連環：“‘社會’是極重要的，但‘社會’是令人痛恨的，‘社會’是可以被改造的，改造之後的‘社會’可以是極光明的。”正如本節所言，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相結合，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其中馬克思主義逐漸取得了優勢地位。這些思想的傳播，不僅塑造了“社會”話語在“五四”前後的核心地位，還逐漸改變了“社會”的內涵。受唯物史觀影響，思想界越來越傾向於從生產和經濟方面來理解“社會”。“社會”在“五四”前後的核心地位及其內涵的轉變，是王汎森所稱“唯社會”觀的基礎。

節選自承紅磊《“社會”的發現：晚清民初“社會”概念研究》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