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殺人心理：了解戰爭中的士兵心態，找出影響人類殺戮行為的各種力量（《論殺戮》新版）

軍人比其他人更祈求和平，
因為他們要承受戰爭最深的傷痛，
身上也會留著戰爭最深的疤痕
――麥克阿瑟將軍

★第一本探討戰爭殺人行為的研究專書
★曾獲普立茲獎提名
★美國西點軍校、空軍官校、聯邦調查局與執法單位必讀書目
★美國海軍陸戰隊指揮官指定書單

從歷代戰爭史的資料中我們發現：
❙遠古時代的城邦惡戰，其危險程度僅僅稍高於現代的橄欖球比賽
❙拿破崙戰爭與南北戰爭時期，每分鐘造成的傷亡數只有一或兩人
❙一次大戰期間，大多數士兵是朝著天空開槍
❙二次大戰期間，美軍步兵直接朝敵人射擊的比例僅15%，所有參戰國亦然
在過去人類的戰爭中，大多數士兵面對敵人時，其實與我們想的是完全相反：他們在能夠並且應該殺敵的情況下，未能將敵人置於死地。
•士兵拒絕殺敵的情形，為什麼幾百年來不斷出現？
•為什麼明知拒絕殺敵會危及自己或同袍性命，卻依然選擇不開槍？
•是否有可能，這是因為，人類擁有強烈「抗拒殺死同類」的本能？
從對士兵的訪談中顯示出，多數人其實厭惡殺死同類，而且在近距離殺死敵人非常容易產生強大的心理創傷。人類的基因裡銘刻著抗拒殺人的傾向。

•但何以韓戰期間士兵的開槍率達到了50%，到越戰時還超過了90%？
•軍隊如何讓士兵克服了對殺人的抗拒，瞄準對象扣動扳機的機率越來越高？
•是什麼促進殺人行為的產生？而且是更容易發生？
本書作者為服役24年的軍人，他耙梳了相關歷史文獻，加上戰後老兵的訪談，研究戰爭中的殺戮行為，剖析戰場士兵進行殺人行為的心理過程、有哪些因素影響作戰士兵殺敵、現代軍事訓練如何提高效率，以及士兵殺人所付出的代價。
本書最終目的是找出影響殺人行為的各種力量，探尋戰爭形成的機制與人類殺人的原因，並進一步了解人類的心理安全栓是怎麼被拿掉、在哪裡可以找到、以及放回去的方法。

戴夫・葛司曼（Dave Grossman）
畢業於美國陸軍第18傘兵軍士官班和英國陸軍參謀學院，大學主修歷史，以特優成績畢業，研究所主修心理學，後任西點軍校心理學教授；1998年退役後，在阿肯色州立大學任軍事科學教授和系主任。
葛司曼曾是陸軍遊騎兵、傘兵，在美軍第82空降師擔任士官、第9師排長、參謀軍官、第7步兵師連長。除了教學、寫作，他並受邀至世界各地的軍警組織，訓練學員了解何謂戰鬥的本質。
他也擔任過多樁震驚全美的校園槍擊案審判中的專家證人和顧問，其研究觀點亦獲得美國總統國情咨文引用。現為殺戮學研究組織（Killology Research Group）負責人。

修訂版序
自從本書出版後，書中揭櫫的基本觀念不斷地得到專家證實與支持。九一一事件之後，聯邦調查局與聯邦緝毒局訓練學院，以及全國許多執法單位都將本書列為必讀書目。美國海軍陸戰隊參與伊拉克、阿富汗與全球許多其他重大戰爭時，也將本書列入「指揮官指定書單」中。此外，西點軍校、美國空軍士官學校以及其他許多軍事院校也將本書列入必讀書單。
戰爭是殘酷的，也沒有重來一次的機會，只有最好和最有價值的戰術、戰略以及觀念能通過考驗，沒用的很快就會遭到淘汰。自以為是以及不切實際的理論，經常會成為戰爭的第一批犧牲品。
而本書歷經國內外大小戰役，日復一日接受嚴酷的戰場考驗後，終於通過了最後測試：無數奉國家徵召上戰場殺敵的戰士都一讀再讀本書。
我能夠在這些傑出的男女戰士最需要我的時候，略盡棉薄之力。這是我一輩子最感光榮的一刻。但如果你是第一次上戰場，即將接受戰火洗禮的年輕戰士或執法人員、如果你是因殺戮經驗所苦的退伍軍人（或退伍軍人的伴侶），或者，你只是好奇⋯⋯你絕對找不到討論這個主題的學術著作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作品。
本書就是你的解決方案。
一百多年前，阿登・杜・皮克（Ardant du Picq）在《作戰研究》一書中，綜合古戰史與訪談法國軍官所得的資料，並以此為基礎，描繪出大部分戰士在戰時不作為的傾向。而二次大戰時，美國在歐洲戰區的軍史官、陸軍准將S.L.A. 馬歇爾（S.L.A. Marshall）在《砲火下的人》中，記載了他對戰時軍人射擊率的一些重要觀察。約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一九七六的壓卷之作《作戰的面貌》中，再一次完全討論戰爭的本質。理查・荷姆斯（Richard Holmes）的《戰爭行為》則是另一部探討戰爭本質的關鍵作品。我列舉的每一本著作，討論的都是行為造成的結果（也就是戰爭），而本書討論的是行為本身，也就是殺戮。
上述作者細究戰爭形成的一般原則與本質，寫出這麼多學術著作，卻沒有一個人探討殺戮行為的具體性質，例如：殺戮的親密感以及心理衝擊、殺戮行為發生的各個階段、殺戮行為的社會和心理意涵及其影響，以及殺戮行為導致的障礙。本書是矯正這種研究方向的初步嘗試，並且得到一個關於人性本質的新結論：我們可以放心，雖然暴力與戰爭在人類歷史中綿延不絕，但殺戮並非人類的天性。
保險栓的確存在
本書要證明的是，大多數二戰老兵服役時不願殺人。我開始寫作本書時，曾經擔心他們覺得這本書冒犯了他們，但我很高興我多慮了。數以千計讀過本書的老兵中，沒有一個人跟我爭辯這個研究結果。事實上，二戰老兵的反應不斷證實了我的觀點。例如，一位二戰加拿大砲兵前進觀測官安德森（R.C. Anderson）寫信告訴我：
 
我可以證實，很多步兵從來沒有開過一槍。我以前常常開他們玩笑，說我們的廿五磅砲發射的砲彈，比他們射出去的步槍子彈還他媽的多。
有次在一個地方……我們的側翼遭遇來自橄欖樹林的敵火。
每個人都急著找掩護，那時我剛好不必用無線電通聯，所以，我隨手抓起一把布倫（輕機槍），打光了好幾個彈匣的子彈後，這支槍的主人爬過來，罵了幾句髒話說：「你隨便打打沒關係，他媽的你又不必擦槍。」他真的很生氣。
 
我每次在退伍軍人團體發表演講時，一定會收到一種反應，來自賓州雷丁市的退役上校阿爾伯特・布朗的話可為此中代表。他在二戰時曾任步兵排排長與連長。他的觀察是：「班長和排士官都得在火線上跑來跑去踹人，士兵才會開槍射擊。要是我們能讓一班中有兩到三個兵開火，就算不錯了。」
馬歇爾關於二戰射擊率的研究，他的結論是：即在歷史上，大部分戰鬥員在能殺敵、也應殺敵的關鍵時刻，卻發現自己是「良心拒戰者」。
 
馬歇爾的另一個基本論點是，要是實施更真實的訓練，作戰時美國戰士的射擊率就可以提高。現代軍事訓練中，將圓形靶改為模擬真實的作戰情境，就是受到馬歇爾研究的刺激。他可以說是這種改革的先鋒。我們可以不同意他促成的改革讓士兵取得了多少優勢，或這種模擬真實情境的訓練又提高了多少射擊率。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走回頭路，還對著圓形靶射擊了。每一位現代士兵或警員，當他們朝著人形剪影、與真人一模一樣的目標或訓練模擬系統播放的影片射擊時，都應該記得並感謝馬歇爾的貢獻。
 
拿掉保險栓
越戰期間的高射擊率引起的爭議，還比二戰期間低射擊率的爭議稍高一些。越戰的高射擊率，源自於運用「制約」訓練，賦予現代士兵執行殺戮行為的能力。本書數以千計的讀者與聽眾中，有兩位打過越戰的資深軍官質疑R.W. 葛倫（R.W. Glenn）的研究，即美軍在越戰的射擊率是百分之九十五。
他們兩人表示，他們帶領的部隊中，部分後排士兵根本很少開槍。但是，當他們知道馬歇爾與葛倫的研究是以「你看到敵人嗎？」以及「你開槍了嗎？」這兩個訪談題目為基礎時，他們就沒有意見了。
原因是，在越南叢林的作戰環境中，戰鬥員多半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甚至有同袍就在附近，他們也不知道。但是，那些確實看到敵人的戰鬥員，射擊率就非常高。
根據荷姆斯研究英軍在福克蘭群島戰役射擊率得到的結論，以及聯邦調查局研究該局從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引進現代訓練方法的資料，都指出射擊率的確能夠透過現代訓練與制約技術提高。此外，研究人員運用正式與非正式方法，複製馬歇爾與葛倫的調查，所得的初步資料也顯示此一趨勢。
 

 
序
本書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客觀的科學方法，解析殺戮的過程。
而本書研究的對象是敵意、是暴力、是殺戮。具體來說，是以科學方法，研究西方戰爭中的殺戮行為、哪些心理與社會因素促成人類在戰場上殺戮，以及殺戮行為要付出的代價。
我曾經執行一個五年計畫，結合以上所提的各種學說與理論，研究過去視為禁忌的戰爭殺戮行為。
本書則更深入研究此一禁忌，並希望能對下述要點多所增益：
• 證明人類抗拒殺戮同類的本能的確存在，而且抗拒的力道相當大。我還會闡釋幾百年來各國軍隊為了克服這種抗拒心理而發展出的心理控制機制。
• 暴行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各國軍隊因為暴行獲得殺戮的能力、同時也糾纏在暴行中無法自拔的過程。
• 人類執行殺戮行為時的感受、戰時執行殺戮行為前後各階段的標準反應，以及殺戮行為要付出的心理代價。
• 現代軍隊為了要制約士兵克服抗拒殺戮的心理，開發與應用的一些技術，以及這些技術成效卓著的原因。
• 美軍在越戰時具備執行殺戮行為的心理能力，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地方的原因。我還會描述越戰美軍返鄉時，不僅沒有得到必要的心理淨化儀式，甚至還受到西方社會前所未見的譴責與指控。我還會指出，正因為我們如此對待三百萬越戰退伍軍人，他們與家屬以及美國社會都付出慘烈的代價。
• 最後、也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我相信，我們的社會已經處處裂痕，再加上媒體暴力與電玩遊戲一視同仁地透過制約的心理機制，賦予全美國兒童殺戮能力。這種賦能的過程與軍隊制約士兵並賦能的過程相當類似，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沒有保險栓。正因為我們如此對待下一代，我們正在付出可怕的代價。

修訂版序
作者序
第一部 殺人與抗拒殺人的本能
第1章 戰鬥或逃跑，虛張聲勢或臣服
第2章 歷史上的不開槍士兵
第3章 張三、李四不開槍？
第4章 殺戮的本質與來源
第二部 殺人與作戰創傷：殺人在戰場精神創傷中扮演的角色
第5章 戰場精神創傷的本質
第6章 恐懼統治
第7章 疲憊的重量
第8章 內疚與恐怖的泥淖
第9章 仇恨的風
第10章 毅力的井
第11章 殺人的重擔
第12章 盲人與大象
第三部 殺人與身體距離：遠遠地看，你完全不像是朋友
第13章 距離：死亡的性質區別
第14章 最大距離與長距離殺人：從不需要懺悔或遺憾
第15章 中距離與手榴彈距離殺人：「不可能確認就是你殺的」
第16章 近距離殺人：「我知道這回該我，對，就是我，殺他了。」
第17章 有刃武器距離的殺人：「親密的殘暴」
第18章 徒手作戰距離的殺人
第19章 性距離的殺人：「原始的攻擊、釋放，與達到解脫的高潮」
第四部 殺人的解析：全面關照
第20章 權威的要求：米爾格蘭與軍隊
第21章 群體寬恕：「殺人的不是個體，而是群體。」
第22章 情感距離：「對我來說，他們連動物都不如。」
第23章 受害者的本質：相關性與獲益
第24章 殺人者的攻擊天性：復仇、制約與喜歡殺人
第25章 全面關照：死亡的數學
第五部 殺人與暴行：「這兒沒有榮譽、不講道德」
第26章 暴行光譜全景
第27章 暴行的黑暗力量
第28章 誘人入彀的暴行
第29章 暴行實例解析
第30章 最殘酷的陷阱：咎由自取
第六部 殺人的情緒反應
第31章 殺人是什麼感覺？
第32章 殺人反應實例
第七部 越戰的殺人:我們最子弟兵做了什麼?
第33章 越戰時的減敏感與制約：克服對殺人的抗拒
第34章 殺人的合理化及其在越戰失敗的原因
第35章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越戰殺人的代價
第36章 人類承受的極限與越戰的教訓
第八部 美國的殺人：我們對孩子做了什麼？
第37章 暴力病毒
第38章 電影中的減敏感與帕伏洛夫狗
第39章 史金納的老鼠與電玩場的操作型制約
第40章 社會學習與媒體呈現的榜樣
第41章 再造美國的敏感

第六章　恐懼統治
士兵作戰的時候，腦袋在想什麼？是哪些情緒反應讓大部分從長期作戰熬過來的士兵，最後卻滑落至瘋狂的深淵？這些情緒反應又是怎麼運作的？
讓我們以一個能夠呈現並整合恐懼、戰場疲憊、內疚、恐怖、仇恨、毅力與殺戮等因素的比喻性模型，作為了解與研究戰場精神創傷的參考架構。我在下面的章節中會逐一討論這些因素，以便更精確地了解士兵作戰時的心理與生理狀態。
第一個需要檢視的因素是恐懼。
 
以色列軍事心理學家班・夏立特進行的研究，是一一詢問剛從戰場撤下的士兵最害怕的事情。他本來以為士兵的反應會是：「死了」或「受傷，而且沒人管我死活」，沒想到士兵幾乎都強調，自己最害怕的事情是「同袍看不起我」，而不是受傷或戰死。
夏立特的另一個類似研究，是訪談一批沒有作戰經驗的瑞典維和部隊士兵。這次他得到的答案與他預期的一樣：士兵都說他們「作戰時最害怕的事情」是「死亡與受傷」。夏立特的結論是：作戰經驗能夠降低對死亡與受傷的恐懼感。
白庫與夏立特的研究都顯示，恐懼死亡與受傷並非造成戰場精神創傷的主因。事實上，夏立特發現，就算社會與文化灌輸士兵的訊息是作戰時該替自己著想、最應該害怕死亡與受傷，但等到他們上了戰場，最擔心的反而是無法完成壓在每一位士兵心頭的那個可怕責任。
「恐懼是導致作戰壓力出現的主因」，這個想法之所以為人普遍認可，原因之一是：這也是社會能夠接受的答案。電影與電視上難道不是經常說，只有笨蛋才不怕死、不怕受傷？然而，就算恐懼已經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我們仍然不願意正面檢討：到底我們恐懼的是什麼？是恐懼死與傷，還是擔心失敗與內疚？
恐懼研究一直就像是盲人摸象，有人以為摸到的是樹幹、牆壁，甚至有人認為摸到了一條蛇。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摸到的是整塊拼圖的一部分、摸到了一點真相。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覺得只能說出社會能夠接受的答案。我們比較會說出社會希望我們說的答案，比較不會說的是一開口就覺得不自在的答案。而社會告訴我們的、社會能夠接受的、社會覺得自在的那隻巨獸的名字，就是恐懼。
另一方面，一旦要面對內疚這個有強大影響力的因素時，很少人會覺得自在。恐懼是一種深埋每個人內心的具體情緒，而且來得快、去得也快。內疚的停留時間則多半為時甚長，而且可能是一種社會共有的集體情緒。捫心自問是個困難的工作，因為要面對許多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很容易因此迴避真相
士兵的兩難、恐懼的位置
恐懼死傷不是導致戰場精神創傷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當然，這並不是說，恐懼死傷導致精神創傷這種一般人普遍接受的觀點，沒有任何值得借鏡之處。而是說，真相的全貌其實更複雜。
我們也不應該就此認為，戰時發生的屠殺與死亡不那麼恐怖，害怕慘死與受傷也不會引發創傷。無論如何，單靠這些因素還不足以引發現代戰場大批出現精神傷員的現象。
還有其他諸多更深層的因素，讓士兵作戰時飽受精神創傷之苦。士兵排斥公然、積極地與敵人衝突，再加上害怕死傷，才是造成大部分戰場精神創傷與壓力的原因。因此，「恐懼統治」只是使士兵作戰時左右為難的一個因素而已。士兵墮入內疚與恐怖的深淵，而且掉落得那麼深，落入了俗稱「瘋狂」的領域，其原因除了恐懼外，還要加上戰場疲憊、恨、戰爭的恐怖等因素，以及士兵必須在這幾個因素與非得殺人間求取平衡的這個不可能任務。事實上，恐懼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因素。
 
 
第八章　內疚與恐怖的泥淖
感官的影響
除了恐懼與疲憊，還有一片恐怖之海圍繞著士兵，攻擊士兵的每一個感覺器官。
他們會聽到死傷者的悲喊，他們會聞到排泄物、血、焦屍與腐壞的餿味集合而成的屠宰場味道。
這些味道加起來，就是可怕的死亡味道。大地因為砲彈與炸彈無情肆虐而悲號時，他們會感覺到腳下的土地在顫抖。同袍在他們懷中死去時，他們則會感覺到生命顫抖著吐出最後一口氣、以及血液的最後溫度。他們與同袍相擁而泣時，會嚐到血與眼淚的鹹味，但是他們不知道、也不在乎是誰的淚。他們環顧四周，會看到：
 
滿地散落著一條條十五呎長的內臟，不小心就會絆到；橫腰而斷的屍身；手、腳、以及只剩脖子皮還連著的頭顱，最接近這顆腦袋的無頭屍在五十呎遠。夜色漸深，海灘上瀰漫著
燒焦的屍體惡臭。
――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黑暗，再見》（Goodbye Darkness）
 
奇怪的是，這些恐怖記憶似乎只對戰鬥員（實際作戰的士兵）衝擊最大，身在戰地的非戰鬥員、記者、平民、戰俘或觀察員，卻沒有出現這麼嚴重的影響。就像本書先前解釋過的，作戰士兵似乎會對於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產生深沈的責任感，甚至認為這些事情應該歸責於他個人，好像每一個戰死的敵人，都是他親手殺死的人；每一個死去的同袍都是他的責任。只要士兵在這兩種責任間擺盪一次，他的恐怖記憶中就會多添一層內疚。
理查・荷姆斯講過一位「勇敢、傑出」老兵的故事。戰爭結束已經快七十年了，這位老兵「一講到一位受士兵愛戴的軍官被砲彈碎片開腸破肚時，還是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年輕的時候，比較容易不去想這種事情，但是這些回憶會在老來時出現，夜晚時分縈繞在士兵身旁作祟。這位老兵告訴荷姆斯：「我以為我還蠻行的，不會去想當年那些可怕的事情。等到我老了，也不知道它們怎麼就從我當年把它們藏起來的地方出來。夜夜如此。」
即便如此、即便士兵周遭發生了這麼多事，但是這種恐怖只不過是合謀將士兵從痛苦大地驅離的諸多因素之一而已。
 
 
第十一章　殺人的重擔
抗拒在近距離殺戮同類的力道非常強。這種力道強到經常能夠擊敗自我保護本能日積月累的影響、領導階層的強制力、同儕的期待與保護同志性命的責任。
因此，士兵作戰時就會陷入這種左右兩難的悲慘情境。如果他克服了自己對殺戮的抗拒，並且在近距離作戰時殺了一名敵人，那麼，他的身上就會永遠背負著血腥內疚。如果他決定不殺敵人，那麼，同志戰死的血腥內疚、以及他的工作、國家、與志向蒙受的恥辱也會跟著他。他殺了人，該死；他不殺人，也該死。
 
殺，以及殺之後的內疚
威廉・曼徹斯特是二戰陸戰隊老兵，也是一位作者。他曾在近距離作戰時面對面殺了一名日軍，他感到悔恨與恥辱。他寫道：「自己傻傻地小聲說：『對不起』，然後吐了出來……吐得一身都是。我剛剛做的事情，背叛了我從小到大的教育。」其他有作戰經驗的老兵告訴我他們的近戰情緒反應，也在在附和曼徹斯特描述的恐怖反應。
暴力在媒體上呈現的方式，是告訴我們人可以很容易就丟掉終生的道德禁忌，或是任何其他既存的本能約束，毫不在意地殺人，作戰時也不會因此出現罪惡感。但是，曾經殺過人的人、或是願意聊起這件事的人，說法又不一樣。底下的引述段落，部分摘自基根與荷姆斯的書。這些段落也會出現在本書其他章節。我在此處引述這些文字的原因，是它們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士兵對殺人的情緒反應：
 
殺人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能做的最惡的事情。這種事情在任何地方都不應該出現。――一位以色列中尉
 
我竟然變成一個毀滅者，我相當自責。我覺得非常不安、無法形容的不安。我覺得自己與罪犯無異。――拿破崙時代的一位英國士兵
 
這是我第一次殺人。四周圍的人都散去以後，我走到那個我非常確定是我殺的德國人身邊、看著他。我還記得，當時我想著的是他年紀看起來有點大，應該已經成家生子了。我覺得很難過。――一次大戰英國老兵回憶第一次殺人後的反應
 
當時我沒有太多感覺，但我現在想起來：我屠殺了那些人，我謀殺了他們。――二戰德國老兵
 
我當場僵住了，因為那傢伙還是個孩子，大約十二到十四歲吧？當他轉過頭來看著我時，突然連身體都轉過來，手上拿著一把自動步槍對著我。我就這樣開火，對著那個孩子把一匣廿發子彈都打光了。然後，他就躺在那兒，我丟下我的槍、哭了出來。――美國特戰部隊軍官、越戰老兵
 
我又開了一槍，似乎打中了他的頭。血很多……我吐了出來，一直到其他人都來了才停。――以色列老兵回憶六日戰爭
 
那輛嶄新的標致汽車朝著我們開過來時，我們就對著它開火。裡面坐著一家人──有三個小孩。我哭了出來，但是我不能冒這個險……孩子、父親、母親，全在裡面，全都給殺了，但是我們就是不能冒這個險。――以色列老兵回憶入侵黎巴嫩作戰
 
我訪談保羅時，特別能感受到殺人引發的創傷有多嚴重。保羅是「海外作戰退伍軍人」的地區主管；二戰巴斯通戰役期間，他是一〇一空降師的士官。我問到他的戰時經歷與戰死同袍時，他毫不掩飾、侃侃而談。但我一問到他自己的殺人經驗時，他的回答是，戰場上通常不太能確定到底是誰殺了誰。說著說著他開始流下眼淚，久久之後他說，「但我記得有一次、我能夠確定……」，然後他開始啜泣，沒辦法講下去，老臉上出現痛苦的表情。我有點訝異，問他：「都這麼多年了，還很難過？」
他說，「對，都這麼多年了。」他就不願意繼續談下去了。
第二天他告訴我，「你知道嗎，你昨天問的問題，以後再問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不要因為問了那些問題傷了人。我沒事，你也看得出來，我可以面對，但是有些年輕點的，到現在還是傷得很重。沒必要又讓他們難過了。」這些回憶都是這些好心、善良的老兵身上，那些可怕、外人看不到的傷口的痂。
 
不殺，以及不殺之後的內疚
除了非常少數例外情形，每一位有作戰殺人經驗的人，內疚感都非常沈重。
 
士兵的內疚
許多研究都指出，一般來說，戰場上士兵的作戰動機不是仇恨或恐懼，而是團體壓力，以及下面四個因素的交互作用影響：一，在意同袍的看法。二，對部隊主管的尊敬。三，在意同袍與主管對自己名聲的看法。四，渴望對團體成就有所貢獻。
打過仗的士兵經常形容在戰場上弟兄們的關係，比夫妻關係還要緊密。約翰・鄂利（John Early）這位越戰老兵、也是羅德西亞戰爭的傭兵，是這樣對戴爾說的：
我這樣講，聽起來非常奇怪，但是作戰時會培養出一種愛情關係。原因是，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事，也就是你的生命，要靠你隔壁的人。如果他沒盡到責任，那麼你非死即殘。如果是你犯了錯誤，就換他非死即殘。所以你們之間的信任感一定要非常強才行。我敢說，除了親子關係外，這種信任感比任何事情都來得強，而且比夫妻關係強多了。你的生命在他手中，你把自己最珍重的東西委託給了那個人。
 
也因為這種形影不離的關係如此強烈，大部分作戰人員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表現會讓同袍失望。無數的社會學與心理學研究、老兵自述以及我進行的訪談，都清楚顯示士兵擔心對不起弟兄的力量。因為擔心無法盡全力幫助因為友誼與同袍之情而結合在一起的人，所引發的內疚與創傷會非常深刻。
但是，每一位士兵、每一名部隊幹部都曾經或多或少感受到這種內疚。對那些眼看朋友在身邊死去，自己卻沒有開槍的人來說，內疚可能非常深重。
 
幹部的內疚
領導幹部在作戰時擔負的責任也是一種棘手的兩難。他若是希望自己適才適所、表現優異，就必須愛他的屬下，靠著互依互存的責任感與情感建立深厚的關係。但是，到了最後，他卻沒有選擇，必須下達讓這些人可能因此陣亡的命令。
軍官與士兵、士官與二等兵之間的社會鴻溝，相當程度上讓上級得以安心派遣屬下赴難，若是屬下不幸戰死，這一道鴻溝又可以保護他們，讓那個不可避免的內疚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因為就算最優秀的領導幹部，也會犯下一些讓他們良心永遠不安的錯誤。一位好教練就算贏了比賽，也不忘分析自己的決策是否還有改進之處。一位好的作戰指揮官也是一樣，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會思考：如果他剛才換了個決定，那麼這些人、這些他視之如子、如兄弟的人，可能就不會陣亡。
但部隊領導幹部要能像下面這位老兵一樣反省，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該考慮的戰術我都考慮過了，該做的，我也都做了，但我們還是有幾個人陣亡。沒辦法。我們就是沒有辦法繞過那一片開闊地，只能直接穿越。所以，我的決定是錯誤的嗎？我不知道。（下一次）我是不是會做不一樣的決定？應該不會，因為我受訓所學就是這樣教的。我的決定是不是陣亡人數比較少的決定？沒有人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羅伯特・歐里少校、越戰老兵，引述自關恩・戴爾，《戰爭》
 
領導幹部腦袋裡出現這種想法，是危險的、是會致命的。部隊各層級幹部傳統上都能獲贈勳獎章或得到各種榮耀，這是一種對他們往後心理健康至為重要的作法。獲贈勳獎章、發布公報或其他表揚方式，代表這些領導幹部出身的社會強烈認可他們、告訴他們：他們表現很好，做了對的事情。他們在戰場上盡了責，雖然同袍因此喪命，但沒有人會因此怪他們。
 
否認與殺戮的沈重負擔
在殺人的責任與內疚間求取平衡，是出現戰場精神創傷的一個主要原因。哲學家暨心理學家彼得・馬林討論士兵的責任與內疚問題時說，士兵知道戰爭的代價是「死人不會活過來，成殘也就永遠成殘。別想否認自己的責任或過失，因為錯誤發生了就是發生了，永遠無可抵賴地寫在火焰中、寫在他人的殘肢斷臂上。」
是的，「錯誤發生了就是發生了，永遠無可抵賴地寫在火焰中、寫在他人的殘肢斷臂上。」錯誤導致的責任與過失，也許到了最後的確無可抵賴，然而，戰爭就像是一個大熔爐，要燒起熊熊爐火，靠的是許多名為否認的星星之火。殺人的負擔非常沈重，大部分士兵都不願意承認他們在戰場上殺過人。他們面對他人時會否認，面對自己時也會否認。丁特（E. Dinter）在他的著作中引述過一位鐵石心腸的老兵的話。這位老兵回答殺人的問題時刻意強調說：
 
現代戰爭中，殺人大部分都不是針對個人來的。有件事其實很少人明白，就是打仗時我們幾乎看不到德國人。將武器瞄準德國人射擊，然後看著他倒地，這種經驗很少人有，甚至步兵都很少有這種經驗。
 
甚至士兵們作戰時使用的語言，也在在否認自己犯下的惡行。大部分士兵不說自己殺人，而說敵人被擊倒、損耗、去除、掃蕩、清洗、摧毀。不承認敵人也是人，結果敵人變成一些有奇怪名字的動物。甚至武器也有暱稱。
我們的敵人在這種事情上也不遑多讓。麥特・布萊隆（Matt Brennan）說了一位派到他排裡的越南偵察兵的故事：
 
他過去一直是越共的死忠支持者，但在一班北越士兵錯殺他的老婆小孩以後，他就變了。
他現在很樂意跑在美國人前面獵殺北越士兵……他跟我們一樣，叫那些共產黨gook。有一晚我問他為什麼要叫北越兵gook ？
「昆，你也叫那些越共gook 或是dink，不會覺得奇怪嗎？」他聳聳肩說，「我沒差。總要叫他們什麼吧。你還真以為只有美國人會這樣？我自己的連、就是在叢林裡面打仗的那個連，叫你們『大毛猴』。我們會殺猴子，也……」這時他猶豫了一下，接著說：「也會吃猴子。」
 
士兵若是戰死，他的苦難也就一起被帶走了，但是殺死他的人，則會永遠和死者活在一起，最後死在一起。事情愈來愈清楚：戰爭就是殺人，而作戰時殺人，則會引發痛苦與內疚，這是人殺人的本質。戰爭的語言則可以幫助我們否認戰爭的真相，更嚥得下去戰爭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