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女孩（簡體書）

大部分人都選擇了放棄，幸好，還有一些人選擇堅持。
兩歲的薩米失蹤了，小鎮沸騰了，而隱藏在平靜表象下的家庭矛盾也如火山爆發。信仰、偏見、詛咒、謀殺交織成巨大的網，使案件*終成了懸案。
薩米是否還活著？誰製造了磨坊的傳說和詛咒？幾度出現的神秘男人是誰？又是誰殺了警探？牧師究竟有什麼企圖？一切的答案，都在等著另一個時空的金來解答。

克裡斯蒂安·懷特（Christian White），暢銷書作家，編劇，曾參與電影《第三類終結者》的創作。《消失的女孩》是他的處女作，榮獲維多利亞總督文學獎，上市六周創下澳大利亞“處女作”記錄，版權銷售至英、法、德、意等17國。另著有《妻子與寡婦》等作品。

★多國讀者追捧，上萬人高分盛贊。《消失的女孩》尚在手稿階段就榮獲維多利亞總督文學獎，售出17國版權。
★重要媒體聯合數字暢銷書作家好評推薦。《出版人周刊》《圖書館雜志》《書單》、美聯社、ABC電視新聞早餐等媒體聯合《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誠意推薦。
★敘事方式獨特，節奏高度緊張。《消失的女孩》採用雙線並行的敘述方式，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穿梭，*終合而為一，達到高潮；綁架、暗殺、失蹤、詛咒、偏見等元素的融合，使故事保持高度張力。
★直擊靈魂，極具現實意義。《消失的女孩》引導我們思考：如何與環境對抗、拒絕被安排的人生？面對不可挽回的過錯，如何進行自我救贖？當愛情已死，婚姻和家庭該何去何從？

澳大利亞，墨爾本
現 在
“介意我和你坐一桌嗎？”一個陌生人問道。
他看上去四十多歲，表情靦腆，說話帶著美國口音，穿著一件沾滿了水的光滑運動夾克和一雙亮黃色的運動鞋。鞋子肯定是新的，因為他挪動雙腳時鞋子發出吱吱的響聲。
還沒等我回答，他便在我桌邊坐了下來，問道：“你是金伯莉·利米，對吧？”
現在是北安普頓社區職業技術教育學院的課間休息時間，我每周有三個晚上在這裡教授攝影。餐廳裡通常擠滿了學生，但今天晚上，卻出現了一種詭異的、世界末日般的空寂，就連雨聲，也被雙層玻璃擋在了窗外。
“叫我金就好。”我說，同時有些懊惱——我能休息的時間不長，所以一直很珍惜獨處的時光。
這個星期的早些時候，我在教師辦公室裡發現一本斯蒂芬·金的《寵物墳場》，破舊不堪，被人拿來墊了桌子腿，此後我就一直忙著讀這本書。我一直酷愛閱讀，尤其偏愛恐怖題材。我妹妹艾米經常沮喪地發現，在我看完三本書的時間裡，她只讀了一本。我曾經告訴她，快速閱讀的關鍵在於生活單調乏味。艾米有一個未婚夫和一個三歲的女兒；而我，則只有斯蒂芬·金相伴。
“我叫詹姆斯·芬恩。”男子說道。隨後，他把一個馬尼拉紙文件袋放在我倆中間的桌子上，閉目片刻，仿佛一個奧運會跳水運動員集中精神準備跳躍。
“你是老師還是學生？”我問。
“實際上，都不是。”
他打開文件袋，取出一張八英寸的照片，把它從桌子上推過來。他的動作有些機械，不過每一個姿態都很有分寸，充滿自信。
這張照片上是一個小女孩，坐在郁郁蔥蔥的草坪上，有著深藍色的眼睛和一頭蓬松的黑發。她面帶微笑，但漫不經心，似乎不喜歡拍照。
“你覺得她眼熟嗎？”他問。
“不，我不覺得。為什麼這麼問？”
“不介意的話，你再看一眼吧。”
他靠在椅子上，仔細觀察著我的反應。按照他說的，我又看了一眼照片。藍色的眼睛，曝光過度的臉，帶著似是而非的微笑。也許，她現在看起來的確有些眼熟。
“我不確定。很抱歉，她是誰？”
“她的名字叫薩米·溫特。這張照片是她兩歲生日的時候拍的。三天後，她就消失了。”
“消失了？”
“她在肯塔基州曼森（Manson）的家中被人從二樓的臥室帶走了。但警方沒有發現闖入者的痕跡，沒有目擊證人，也沒人索要贖金，她就這麼憑空消失了。”
“我想你應該找埃德娜，”我說，“她教授犯罪學並進行司法研究。我只是個攝影老師，而埃德娜和實實在在的不法行為打了一輩子交道。”
“我是來見你的。”他說完頓了頓，清了清喉嚨，“有人說她在森林裡閑逛，被狼或者山獅叼走了，但是一個兩歲的孩子能閑逛多遠呢？可能的情況是，薩米被人綁架了。”
“……好吧。所以，你是偵探？”
“其實，我只是個會計。”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又呼了出來。在他的呼吸裡，我聞到了薄荷的氣味。他接著說道：“但我在曼森長大，對溫特一家非常了解。”
我的課五分鐘後就要開始了，所以我故意地看了看我的手表。
“我對這個女孩的遭遇感到很難過，但恐怕我得去上課了。當然，我很樂意幫忙。你想要我捐多少錢？”
“捐錢？”
“你不是在為這家人募捐嗎，你來找我難道不是為了這個？”
“我不需要你的錢。”他冷冷地說，然後用一種苦惱而又好奇的表情盯著我，“我來這兒是因為，我認為……你和這一切有關。”
“和綁架一個兩歲的女孩有關？”我笑道，“你可別告訴我，你從美國大老遠跑過來，就是為了指控我是綁匪。”
“你誤會了。”他說，“這個女孩失蹤的那天是 1990年4月3日，她已經失蹤二十八年了。我並不是認為你綁架了薩米·溫特；我認為，你就是薩米·溫特。”
我的攝影課上有十七名學生，各個年齡、種族和性別的都有。年紀小的是露西·喬，剛高中畢業，還穿著一件後背上印著莫寧頓中學圖案的套頭衫；年紀長的是七十四歲的退休人員穆雷·帕弗雷，他有一個習慣，喜歡在舉手之前把指關節壓得噼啪作響。
這天晚上進行的是作品集展示，學生們站在全班同學面前展示和闡釋他們這學期拍的照片，大多數都乏善可陳。大部分作品在攝影技術上做得不錯，這意味著我還是教會了他們一些東西，但主題與上一個學期的作品大致相同，和上上個學期的也相差無幾——同一面破舊的磚墻上同樣的塗鴉，卡爾頓花園中的同一座藤蔓纏繞的小屋，以及同樣黑暗和幽靈般的暴雨將骯臟的棕色污水帶入伊根河。
這節課的絕大部分時間，因為剛才的對話，我都只是在機械地應付著。
和那個美國會計的見面讓我心煩意亂，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就這樣相信了他說的話。我的母親——卡羅爾·利米，一生中經歷了很多事情，包括在四年前過世——但她不會是一個綁架孩子的綁匪。只需要和我母親在一起待一分鐘，就可以知道她連編瞎話的能力都沒有，更別說進行跨國兒童綁架了。
看來詹姆斯·芬恩是找錯人了，我很確信他根本找不到那個小女孩，但他讓我想起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我們無法掌控任何事。薩米·溫特的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們艱難地明白了這個道理。經歷了母親的離世，我也艱難地明白了這一點。她的離世對我來說很突然：她被診斷出癌症時我才二十四歲，離世時我二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