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賢回憶錄

本書記述了筆者大舅父何思賢先生的生平逸事及人生體會。何先生生於1930年，為家中長子，有五弟妹。本書記載了筆者與何先生在2013年的訪問內容，包括他在澳門成長上學的經歷、遠赴南洋工作的趣事見聞、在香港當測量的經驗及退休後移居加拿大退而不休的生活。何先生 「語不驚人死不休」，說話幽默雋永、充滿智慧。數十載的人生閱歷，也是時代的一個側寫。

▌口述者：何思賢
何思賢，1930年出生於澳門，幼時在香港成長，直到太平洋戰爭舉家搬回澳門，畢業於粵華中學。1950年代曾任教於勵群小學，後在香港政府人民入境事務處當文員，1956年開始到汶萊任建築公司文員，又自學成科文及測量員，亦在汶萊當過監工。1969年因父病重回港，70年代初在印尼泗水當管工，及後回香港當測量至1985年退休。1992年移民加拿大多倫多，活躍於各華人社區，為電台烽煙節目常客，曾加入康福心理健康協會當義工， 至2013年逐漸隱退。晚年閒來上網吸收新知識。

▌筆錄者：黃珊
黃珊，1970年出生及成長於香港，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工商管理系畢業，1999年移居加拿大，曾任職私人企業、高等院校、政府機關、非牟利組織及傳媒。自小喜愛文字，在學期間經常投稿報章學生版及參加徵文比賽，大學時期曾參與文社活動。近年閒時愛行山和拉二胡。

▌口述者序
年紀漸大，已經進入執筆忘字時期。恐怕連自己所見、所聞、所遇、所想、所作、所為的事物都會逐漸忘記。
尚有一建議回憶錄中並未提及，但我認為有傳開去的價值， 就借此序提出，那是：「失蹤人口的資料」。
如果有人失蹤又想找回，辦法有：
報警察局、貼街招、登廣告等等，各種方法都要提供資料，例如性別、年齡、高矮肥瘦，總之越多越好，如果有視頻（video）當然更好。如果平時收集，要用時就方便，大概可以每年更新。
這回憶錄是記得就講，希望讀者覺得有好就仿，有壞就防， 未敢以為對讀者有何好處，但起碼可作消閒讀物。
多謝筆錄者外甥女黃珊，及協助與支持之三弟思豪、四弟思撝、六妹婉慈。多謝花時間閱讀之讀者。祝各位安康愉快。

何思賢　2023年11月　加拿大多倫多

▌筆錄者序
我媽和我在家中都排行最小，成長時圍繞身邊的都是長輩。尤記得很喜歡跟媽媽每年幾次到大舅父家拜祭外公外婆，或者每年去掃墓，因我最愛聽舅父姨媽們聊天。你一言我一語，從他們對事物的觀察和人生經驗中學習到很多東西，這是與同輩朋友相處不會有的收穫。隨著時間也漸漸與各舅父、姨媽熟絡起來。大舅父在我成長時已回香港定居，和我們接觸很多。我記得我唸高中和大一那段時間我時常獨自到元朗探望大舅父和大舅母，互相有一些成人間的交流。後來我到了美國作交換生，也繼續和大舅父有書信來往。
年青人總有夢想。聽他們幾兄弟姊妹的故事多了，曾想過為他們每人寫一個傳，把家族的歷史記錄下來，但這當然只屬空想。之後自己忙於組織家庭、照顧孩子和工作，種子仍長埋在泥土裡。直至2010至2013年間，我受聘於加拿大卡加利的中文電台當記者，工作就是採訪、整理、編輯，把「故仔」說出來。同時也體會到每個平凡人也有其獨特的人生閱歷，都有值得我們欣賞和學習的地方。那時孩子們大了一點，空閒的時間多了一些，便在2013年6月從卡加利飛往多倫多到大舅父家，用一個星期時間錄了十小時的訪問錄音，準備開始實現心中的計劃。
可惜事與願違，之後的日子我去了全職上班，計劃就無了期擱置了。感謝2020年的疫情，給我世紀一遇的閒暇，去把錄音翻出來。但我低估了這項工程的艱鉅，疫情完結了還未完成。看著已拖了近十年的時間，大舅父也由訪問時83歲到現在93歲，確實是要抓緊時間去讓這回憶錄面世。
在此特別感激大舅父何思賢先生讓我替他寫這本回憶錄，除了接受訪問，也親筆為封面的書名題簽，在製作和出版過程中充分配合，十年來對我耐性有加；多謝三舅父何思豪先生和我母親何婉慈女士更正本書內容配合事實、提供寶貴照片；感謝四舅父何思撝先生修改文筆、給我出版方面的寶貴提點及建議，以及出版的財務支持；也感謝表哥何其銳博士協助掃描舊照片，最後特別感謝程慧雲女士最後一刻的提醒及義務作最後校對。由於時間倉卒，行文、組織未能仔細斟酌，亦未有時間尋找更多大舅父工作、日常生活的照片，望多多包涵。但至少能把重要和有趣的記下來，也算為這個家族盡了點綿力。

黃珊　2023年11月　澳洲悉尼

口述者序
筆錄者序
一、學校
二、工作（上）
三、南洋
四、工作（下）
五、元朗
六、加拿大
七、家庭（上）
八、家庭（下）
九、雜錦

一、學校
我在1930年12月8日（星期一）出生於澳門。我排行最大， 有兩弟三妹。我出生的那個年代生小孩並不是像現在到醫院分娩，而是在家找接生婆。我家在德香里，是舊式屋，兩層高，我們租住在二樓，樓下還有一伙人。那地方又叫垃圾圍，因那是一條掘頭巷，人家都把垃圾堆在那裡。我1999年曾經和我三弟舊地重遊，還在那樓房前拍照留念。
我沒上過幼稚園，小學時搬家到了香港。當年一般家庭主要靠男方養家。我父親最初在澳門的工作要遠赴南洋，包括新加坡，他當時收入多了，我們生活條件也有改善，他便舉家搬到香港。搬家的確實理由我不肯定，但我估計是由於我的外公外婆、舅父、阿姨都在香港。此外，我父親有一兄長何節民，他當時在香港，我父親也有跟他工作，包括南洋的生意，也可能與他兄長有關。當時生活環境可以說是最好的一段日子，可以有兩個家傭，照顧二妹、三弟和四弟。
我在香港時期曾在不同的小學上過學，很多記憶已印象模糊。但我記得我剛到香港時，唸四年級，英文追不上，因在澳門的小學要到五年級才開始教ABC，而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學生一、二年級已開始學英文，所以無奈要留級一年。我在香港唸過其中一間小學叫「鑰智」，意思是知識的鑰匙。那是一所男女校，校舍十分大，分男女校舍各一邊，操場卻是共用的，男女生也會混在一起。我特別對那「鑰智」印象深刻，是因為1941年12 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在香港投放第一枚炸彈，那天剛好是我的生日。
不久之後我們逃難到了澳門，家人不能立時替我找到學校， 有段日子中斷了學業。待找到學校時又過了開學的時間，結果又要重讀一年。那間學校叫「漢文小學」，也是一所男女校，我二妹也在那裡上學。到了初中一時，我升上了粵華中學。進入中學的經歷也困難重重。當時我完成了六年小學，卻無經濟能力升中，我父親千辛萬苦交了一個學期學費，之後卻真的再沒有能力，父親於是去信學校，請求讓我免學費繼續學業，直到高中畢業為止。我父親寫信時，套用學校的慈幼會背景，說希望學校當局秉承慈幼精神，讓他分期付學費，或再減免一些學費，結果學校把我的學費全免。神父對我說，我數學成績很好，我能在一個學期已表現出我的數學天份，他希望我能成才，更說為我找到一個願意負擔我學費的善長。當時所需的學費已不太清楚，但「粵華」在當時屬於較有名的私校，所以學費應該不會太便宜（當時除了這種私校，還有另一類由一些社團營運的公校，性質類似義學的學校）。神父要我必須保持良好的成績，否則那善長會隨時停止資助。結果一直到高中，都是由那人替我交學費。我不知道那善長是誰，可能是由多人一起集資也說不定，我曾問過神父我要多謝誰，神父說多謝畢會長便可以。他是慈幼會的地區會長， 是他出力去籌款的。至於誰是正式的捐款人就沒有告訴我（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那年代上學都是全日制，我的學業成績一般，不太好也不太差。我身材矮小，體育屬弱項，但數理化讀得最好，也最喜歡。「粵華」初中的課程唸的是動物學和植物學，沒有專門的一科科學，但高中開始便每年分科：高一唸生物，高二唸化學，高三唸物理。到了年終考試，我們會在禮堂開考，學校安排同一班級的學生分開坐，隔鄰的都是另一班級的學生。考試結束後，大家都返回自己的課室討論試題，但唸初中的我在考試後會跑到高中的課室，聽那些學長討論試題。我就在黑板邊聽邊算，把答案寫出來。那時如果我挑戰高中的試題，我可以有70多分，因我在初中已看高中的課本，十分好學。這態度到我長大後也一直如此，我也十分鼓勵人家去學習。
其實我的數學不是一開始便這麼好的，到了在「漢文小學」唸小六的那年才突飛猛進。那時那位老師的教學方法特別好，讓我忽然開竅。我後來的教學法也是從他那裡學的。他會啟發及引導你自己去思考，而不是把知識填到你腦子裡。我只一個學期便成績大進，在第二學期已有「收穫」。當時紙張很貴，屬奢侈品。同學叫我替他們列式，因列式是最難的，我說可以，但要先拿張紙給我。我拿到紙後便把紙先分成兩張，一半自己留著自用，一半用來列式教同學。我到現在也很節儉用紙，是那時養成的習慣。有些同學家境比較富裕，會拿給我一大疊紙，我先留下半疊，餘下的用來教人家，但用光那一半後便要人家再給新的。我那時已懂得賺取這些利益。由於我數學基礎好，到了中學時唸物理、化學，便變得輕而易舉。
我唸的「粵華中學」，英文叫College，比較特別，當時以澳門的中學來說，屬較為先進，規定學生必須參加一些課外活動。學校有一些興趣小組、××學會等，學生至少要參加一個。我在沒什麼目標下，加入了銅樂隊。學校當時給了我一個中號， 是抱著吹的，較小號容易發聲，我便按時到小組練習，這個只是純粹為了符合學校的要求，興趣其實不大。那時的音樂領導是學校的神父、修士之類，音樂造詣頗高。我很記得他叫我們不論吹錯了音，或忘了下一個音，或漏了一個音，千萬不要停下來，必須繼續接著往下走，不要強求挽回那個錯失了的音。我從中學到一個道理，就是作為團體的一份子，不要搞亂整體的秩序，要盡量把正在進行的事維持下去，正所謂表演必須繼續。

（節錄自　一、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