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與對話（續集）：戰後臺灣自由主義知識典範言論述

本書是作者繼《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出版之後的另一本著作。全書分四部分：前三部分，分別筆記胡適政治民主、葉公超國際外交，和余英時歷史文化等三位具自由主義精神者，他們與戰後臺灣發展歷史關係言論的敘述。第四部分，是作者與談李顯裕教授所發表〈余英時對香港政治的評論〉、〈余英時在香港時期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余英時與胡適〉等四篇論文的對話。


本書筆記胡適、葉公超、余英時等三位自由主義者，對於戰後臺灣發展歷史的言論記述，及與李顯裕教授對談，針對余英時治學歷程、學術思想與歷史文化所發表論文的內容闡述。

陳添壽（筆名陳天授）
1951年出生於臺灣臺南
主要經歷
臺灣省政府經濟建設動員委員會研究委員
國家發展研究院諮詢委員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理事
臺北市臺南縣旅北同鄉會監事
曾任教於臺北商業大學、臺北教育大學、空中大學、警察大學
現任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董事、榮譽教授
主要著作
《為有源頭活水來》
《臺灣政經發展策略》
《臺灣經濟發展史略》
《臺灣經濟發展史》
《臺灣創意產業與策略管理》
《文化創意與產業發展》
《文創產業與城市行銷》
《臺灣治安制度史──警察與政治經濟的對話》
《臺灣治安史研究──警察與政經體制關係的演變》
《警察與國家發展──臺灣治安史的結構與變遷》
《文學、文獻與文創──陳天授65作品自選集》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一）：資本主義與市場篇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二）：社會科學與警察篇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三）：自由主義與民主篇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四）：民族主義與兩岸篇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五）：臺灣治安史略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六）：人文主義與文化篇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七）：政治經濟學與本土篇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八）：文創產業與法政篇
【雙城邑瑣記系列(紙本書5種)】：《拙耕園故事──我的百歲母親手記》、《臺南府城文化記述》、《稻浪嘉南平原》、《流轉的時光──臺南府城文化風華》、《紀事下茄苳堡──臺南府城歷史情懷》。
【溫州街瑣記系列(紙本書1種)】：《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
【蟾蜍山瑣記系列(電子書5種) 】：《近代名人文化紀事》、《文創漫談》、《生活隨筆》、《生命筆記》、《兩岸論衡》。
主編(元華版)【臺灣政經史系列叢書】第一輯、第二輯各10種。

【自 序】
2021年8月5日，我在臺北得知余英時先生的過世消息，為了整理余英時先生有關的文字，我在書房翻箱倒櫃的找了一些有關於他的著作與資料。除了重讀這位學人出版的部分著作之外，我還發現了自己多年來所保存下來的剪報資料，很值得在這裡略作介紹和記述下來，提供有意研究者的參考。
誠如我在拙作《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的〈自序〉提到，檢視我現在所保存的剪報資料和論著中，其蒐集的時間與內容，大部分是與當代中華民國歷史有關的政治或學術界，特別是戰後隨國民政府來臺之後，在工作或職務上與臺灣發展歷史有密切關係的人物，特別是崇尚自由主義精神與思想的知識菁英，他們所發表具有典範作用的精闢文字。
胡適之先生人生的最後階段，在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因心臟突發猝死於會場，最終安葬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園區。葉公超先生則在駐美大使任內被召返回國之後，長居國內，鬱卒於臺北。余英時先生雖長居美國，但他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經常撰寫評論，關心兩岸政治與學術發展，在美過世長眠在普林斯頓大學校園。
以下各篇，全是針對閱讀自由主義者胡適先生政治思想與其著作有關筆記，接著閱讀葉公超先生的筆記，最後是余英時先生的論著記述。另外，有關胡適先生與自由文學的筆記部分，已先收錄在我已出版的《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一書裡，這裡繼續選錄的是有關胡適先生戰後發表政治民主言論的文字。
本書第一部分【筆記戰後臺灣胡適之政治民主言論述】。回溯1970年，我初進輔仁大學攻讀圖書館學，在構思與決定撰寫【近代學人著作書目提要】之後，即開始展開了選讀、借閱和蒐購各類圖書文獻資料的功課。
1978年，我的生活逐漸在臺北穩定下來，就把原本留在臺南老家「拙耕園」，保存在「安溪書齋」的圖書文獻等資料，跟著我北上擺置溫州街公寓住家的書架上。
剛搬進去住的一段時間，我閱讀與蒐藏圖書資料的進度和數量是呈現快速成長的增加，但隨著小孩的陸續上學，因為需要騰出書架空間，讓他們也可以擺放書本，迫使我可以放置保存的地方已經未能容許我繼續的再增加，相對地我蒐藏圖書和剪貼資料也就逐漸地減少了。
2004年，我又因為舉家的遷住萬隆蟾蜍山居之後，「安溪書齋」的擺放圖書資料亦受限於空間，我不得不再次忍痛地把部分的圖書捐出，以減少蒐藏的數量，避免造成「書災」，但我仍小心翼翼地保存下了部分的剪報資料。
本書第二部分【筆記戰後臺灣葉公超國際外交言論述】。距離我當年構思與決定撰寫【近代學人著作書目提要】的時間，已經超過半世紀，而我僅能保存下來的近代學人圖書與文獻史料，日前除了發表過的〔閱讀胡適筆記〕、〔閱讀張道藩筆記〕，和〔閱讀陳奇祿筆記〕之外，現在我也把蒐藏葉公超的〔閱讀葉公超筆記〕整理出來。
筆記葉公超先生的這部分剪報，記述他有三個重要階段的時間點與工作職務：第一階段是1949-1958年，他任外交部長期間。1949年（45歲）之前，他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曾與胡適、徐志摩合辦《新月》，與聞一多創辦《學文》等文學雜誌，凸顯了他表現出自由主義精神與思想。
抗戰勝利，他轉進政府部門工作，1946年4月至1947年5月，任外交部參事兼歐洲司司長，6月至1949年1月，任常務次長至10月任政務次長。然1949年6月，即奉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之命，以次長代理未到任部長胡適的職位，10月真除升任外交部長。1952年，他代表政府在《中日和平條約》上簽字；1954年，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第二階段是1958-1961年，他任駐美大使期間。1958年（54歲）8月初，在「八二三炮戰」前的臺海危機時，他從外交部長改派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接替董顯光大使；1961年（57歲）底，因「外蒙古入聯合國案」奉召回國，改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第三階段是1962-1981年，他結束外交官生涯。自此藉書法和繪畫的過著平淡生活，期間曾於1970年，代理新埔工業專科學校董事長，1978年5月，受聘總統府資政；1981年（77歲）11月，因心臟病逝世於臺北，度其最後餘生階段的20年。晚年的葉公超描述「怒而寫竹，喜而繪蘭，閒而狩獵，感而賦詩」的生活，自稱其為「悲劇的一生」。
本書第三部分【筆記戰後臺灣余英時歷史文化言論述】。2021年8月1日，一代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在美國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寓所逝世，享耆壽91歲。讓我聯想起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名詩〈希臘古甕詠〉中的這段：
當一整代都在年華裡凋落╱唯你仍在，面對人們的哀愁，作為人們的朋友，你會宣說，「美即真，真即美」──這就是包括你們在世上所知，以及當知的所有。
「美即真，真即美」── 這就是包括在世上所知，以及當知的所有，彰顯了知識之路上的真與美。余英時先生在探索知識上真與美的成就，是他兼治錢穆的史學通識與胡適先生的考證治學，整合地建立自己的治學之路。在治學途徑上，余英時先生認為胡適先生是一位人文學術思想上的通識治學之士。余英時先生在通識治學的道路上，融會錢穆的中國傳統文化、胡適先生的西方現代文化，與楊聯陞先生的社會科學等三位老師的學術研究精華，蔚成當代中國學術思想的巨擘，在通識治學上所立下的典範言論，令人敬佩。
檢視了我剪報蒐集余英時先生在報紙上所發表的言論，我發現有些文字已經過了余英時先生與出版商的努力，這些單篇的言論，陸陸續續都被審修成專書發行。所以，我在【筆記戰後臺灣余英時歷史文化言論述】的這部分，不採取我之前純粹閱讀報章的筆記方式，而是透過閱讀市面上已出版余英時先生專書，以及聯經公司於2022年11月出版了〔余英時文集〕的套書，綜合來加以筆記余英時先生歷史文化言論的記述。
當前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應善用胡適先生、葉公超先生與余英時先生三位自由主義的傳承知識群英言論，將其等所遺留的豐富學術文化資產，透過傳播知識的創新轉化成可以發揚「中華文化中自由主義精神與思想的民主典範」，光大其文化風華的發揮「軟實力」（soft power）效果。特別是當前秉持本土文學或臺灣文化主體性的書寫，凸顯了我們這代善用中華文化優勢來描述臺灣生活的智慧。
戰後臺灣自由主義知識群英，我們發現胡適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園區蓋有胡適紀念館，典藏胡適的文物與著作，余英時先生則是透過聯經出版公司設置「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的方式來鼓勵後學，至於葉公超先生截至目前我們未知有否其留下紀念性文物，或許我們可以運用民間與政府的合力來發展「巧實力」（smart power）效果。
本書第四部分【對話李顯裕談自由主義的精神與思想】。我擔任與談李顯裕博士發表論文的年份與與篇名，從2016年〈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評論〉文；2017年〈余英時對臺灣政治發展的評論及歷史意義──以兩岸關係為中心的初探〉文；2018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文；2019年〈余英時對香港政治的評論之探討〉文；2020年〈余英時在香港時期（1950-1955年）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文；2021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文；到2022年〈余英時與胡適：政治思想層面的探析〉文，合計7篇。
上述7篇論文中，我已將2016年〈余英時對國民黨的歷史評論〉文；2017年〈余英時對臺灣政治發展的評論及歷史意義──以兩岸關係為中心的初探〉文等兩篇與談文，在增修文字內容之後改為〈余英時自由主義思想與兩岸關係評論〉，收錄在2020年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四）：民族主義與兩岸篇》一書裡。另外，2018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文，則是改寫入2021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一文。
因此，與談人的對話這部分，我收錄的是2019年〈余英時對香港政治的評論之探討〉文；2020年〈余英時在香港時期（1950-1955年）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文；2021年〈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文；2022年〈余英時與胡適：政治思想層面的探析〉文等四篇。
針對余英時先生代表的自由主義精神與思想，誠如顯裕老師提到：余英時先生學術精神是以畢生學術研究來尋求關於現代中國思想問題的答案，而這也是一種最嚴肅、最負責的態度，他既有著知識分子創造知識的成就，也有著知識分子現世關懷的人文精神。我認為余英時先生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隨著年紀增長與生活體驗，和面對當前國際環境的嚴峻，我是愈來愈能感受與理解19世紀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當他在撰寫《戰爭與和平》巨作的時間裡，其所專注「創作即生命」的精神，我應該更要珍惜自己這段人生難逢和平時期的際遇，樂在「閱讀是生活、書寫是樂趣」地享受山居歲月。
本書的得以接續《筆記與對話：臺灣百年雙源匯流文學的淒美絢麗》之後的出版，除了謝謝李顯裕教授惠提卓見，我要特別感謝方集出版社賴洋助董事長、李欣芳主編、立欣責任編輯和團隊人員的協助，讓我這系列的作品呈現在大家眼前，並請不吝賜教。

自 序
第一部分　筆記戰後臺灣胡適之政治民主言論述
周質平〈新時代的新人物──為胡適與趙元任逝世紀念日而寫〉
陳之藩〈東風與西風：胡適論第二黨〉
陸鏗〈奉命通知胡適為總統候選人〉
國史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
聶華苓〈雷震與胡適〉
胡適〈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
胡適談〈法統〉
胡適〈美國的民主制度〉
胡適〈美國大學的革新者──吉爾曼的貢獻〉
胡適的國大會議與民主改革
胡適〈自由中國之重要性〉
胡適〈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
李青來〈羅家倫談胡適使美二三事〉
胡適批評「人民公社」制度
清算胡適自由民主思想
胡適談〈容忍與自由〉
胡適談〈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
胡適談〈新聞記者「辯冤白謗」的責任〉
胡適談〈終生做科學實驗的愛迪生〉
胡適反對修憲的6則新聞報導
胡適談〈弭兵會議〉
胡適談〈中國之傳統與將來〉
李青來〈王世杰談胡適與政治〉
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與《胡適雜憶》
陳雪屏〈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關於胡適之先生的年譜和晚年談話錄〉
第二部分　筆記戰後臺灣葉公超國際外交言論述
葉公超我對於聯合國的觀感
葉公超1954年杪在美的對社團講演
葉公超第十屆聯合國會上的三篇演講辭
葉公超談亞洲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葉公超致詞追念陳納德將軍
葉公超從外交部長到駐美大使
葉公超與蔣廷黻的「外蒙入聯案」
葉公超回大學授課的重溫舊夢
葉公超的幽居歲月20年
葉公超寫魯迅和梅貽琦
葉公超與《中日和約》的簽訂
第三部分　筆記戰後臺灣余英時歷史文化言論述
余英時《人文與民主》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余英時《民主與兩岸動向》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
林載爵主編《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
李懷宇《余英時談話錄》
顏擇雅《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周言《余英時傳》
陳致《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
林載爵主編《心有思慕：余英時教授紀念集》
第四部分　對話李顯裕談自由主義的精神與思想
對話〈余英時對香港政治的評論之探討〉
對話〈余英時在香港時期所承受的文化精神與思想〉
對話〈余英時與新儒家思想的交涉〉
對話〈余英時與胡適：政治思想層面的探析〉

周質平〈新時代的新人物── 為胡適與趙元任逝世紀念日而寫〉
1990年2月23日、24日的連續兩天，《中國時報》登載，周質平教授發表的〈新時代的新人物──為胡適與趙元任逝世紀念日而寫〉一文。
胡適與趙元任，這兩位中國歷史上新時代的新人物，胡適生於1891年，卒於1962年；趙元任生於1892年，卒於1982年。年紀上胡適大趙元任不到1歲，但胡適卻整整比趙元任早死20年。真巧合，他們二人的死亡日期都是2月24日。
周質平的文章裡，說胡適一生之中，真可以說是交遊遍天下，從王公到走卒都是胡適的「我的朋友」。在這無數的朋友之中，與胡適定交最早，相知最深，交情超過半世紀的要屬趙元任了。
1910年，胡適與趙元任同在考取庚款留美，同船赴美，同進康乃爾大學。1913年，又同在被舉為「美國大學優等生之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的會員。胡適在他的《胡適留學日記》中，對趙元任在審音、變音方面的天才，真是推崇備至；也在〈趙元任國語留聲片序〉誇趙元任是個「天生的方言學者」、「天生的音樂家」、「科學的言語學者」。
周質平文中指出，胡適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他五十歲以前完成的；而趙元任在中國語言學界的貢獻，對於他五十歲以後的著作則是不能忽略的。在白話文運動方面，胡適的文字常被視為近代白話文的典範，但較之趙元任的白話文，就一點都不「白」了。胡適對白話的「白」字解釋：一是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
周文引用趙元任的話來說：
胡適的白話文只是明白清楚的書面文字，並不是真正的「語體」。胡適自己也承認在戲臺上說的「白」，在他的文字中並沒有體現出來。胡適也提到趙元任說：「適之呀！你的白話文不夠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給你錄音，你自己再聽一遍。」，胡適說：「他錄了之後，再放給我聽，覺得真是不夠白。」
胡適與趙元任，對政治、社會、文化的態度，周質平認為：
胡適在參與政治時，有個分際，大多被解釋為「愛惜羽毛」；而趙元任對政治保持距離，卻是他真正的缺乏興趣，但他對於社會許多改革活動都積極參與。在文化上，趙元任幾乎是不談「全盤西化」或文化交流這類問題的，也少有像胡適發表一些充滿爭議的文字，偶談到這類問題的時候，他能用極淺顯的文字，表達很深刻的意思。
胡適與趙元任，在婚姻、家庭的方面，周質平認為：
在五四這一代知名學者之中，趙元任也許是唯一爭得了婚姻自由，享受了家庭幸福的人。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這一批以爭自由平等出名的人物，卻都不曾爭得他們自己的婚姻自由。
趙元任是自始不與舊式婚姻制度妥協的。他並沒有姑且先結婚而後再離婚的打算，也沒有婚後另謀出路，演出婚外情。他是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先退了早年訂的婚，再與楊步偉結婚的，而且這個婚姻維持了甜甜蜜蜜的六十年。
周質平再進一步指出，趙元任在反對舊式婚姻制度上，不像胡適經過幾度周折，胡適在訂婚之後，曾經過一段為中國婚制辯護的時期。認為父母之命，正是來日孩子幸福的保障。胡適與江冬秀結婚，基本上只是為了不忍傷兩個女人的心。除了不想傷新娘江冬秀的心之外，另一位女人當然就屬一心望子成龍的胡適母親了。
在家庭生活上，從胡適大量著作中，我們看不到多少描述的家庭生活，更不必說什麼夫妻恩愛、天倫之樂了。但在有關趙元任的傳記裡，卻處處可以看到他和楊步偉生活在愛情的喜悅之中。
周質平在文章的結語：
從1945年到1961年，胡適寫給趙元任的信，道出一個年過六十，一個從妻子孩子身上得不到任何慰藉的老人，一個曾經管領中國學術風騷數十年的宗師碩儒，為了謀些臨時的教職往返奔波於美國東西兩岸之間，那份累累於道塗的辛酸和落寞，牢騷和無奈都剖白在他給趙元任的信裡。而趙氏夫婦對胡適的關懷和協助也充分顯示了數十年不渝的交情。胡適一生的慰藉不是來自愛情，也不是來自親情，而是來自友情。
檢視周質平的這篇文章，後來特別加上註解，並以完整學術論文格式的〈胡適與趙元任〉為篇名，收錄在1992年7月，三民書局為他出版的《胡適論叢》一書裡，這書也是周教授對於胡適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2021-09-02）

陳之藩〈東風與西風：胡適論第二黨〉
2005年10月18日，《聯合報》登載，陳之藩〈東風與西風：胡適論第二黨〉。文章刊頭說明：早年為人權，在上海胡適與國民黨吵翻，是在他剛回國不久；晚年為了言論自由，胡適與蔣介石又吵翻，那是回到臺灣之後，而最根本的原因，他視為只有一個：國家要有第二大黨。
陳之藩在該文中指出，胡適的至死不渝的信念，可以說是他的「宗教」就是民主政治的如何實現，亦即實施民主的具體設施是：國家要有第二黨。1945年8月，胡適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內容大意：
胡適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查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之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二十餘年之努力皆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毀滅。
胡適又舉例說：
美國開國之初，吉福生（Thomas Jefferson）十餘年的和平奮鬥，其所創立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大選獲得政權。英國工黨五十餘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一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是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為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承上述，胡適信給毛澤東的苦口婆心相勸，而其時的毛澤東上在延安窯洞，胡適怕共產黨被圍剿，被消滅，那豈不變成國民黨的一黨獨大；他想只要有一個第二黨，總比一黨獨大好。從結果論來看，毛澤東最後取得統治中國政權，這是讓胡適「國家要有第二大黨」的希望完全落空的。
1950年代的胡適在臺灣，為言論自由，鼓勵大家辦雜誌，到鼓勵在野人士組黨，或者勸蔣介石把國民黨分成兩個，他總也希望國家要有第二大黨，以兩黨制度的模式來發展國內民主政治，甚至於他勸阻蔣介石恪遵憲法的不要再圖連任。胡適希望「國家要有第二大黨」的民主政治還是落空的。
陳之藩指出，兩黨制是胡適的中心思想，胡適常引《紅樓夢》〈第八十二回〉中的：「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以喻國家之事的兩黨制，亦即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被壓倒的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無獨有偶，1957年毛澤東也引了《紅樓夢》上的這句話，他在列舉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口已經超過資本主義陣營之後，說：
現在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又說：我認為目前形勢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勢力對於資本主義的力量佔了絕對的優勢。
陳之藩認為：胡適的引全了《紅樓》的話，毛澤東只引《紅樓》前半句「東風壓倒西風」，蔣介石大概沒有看過《紅樓》，也當然就聽不進去胡適勸他不要連任，和希望國家要有第二大黨的諍言了。
讀陳之藩的這篇〈東風與西風：胡適論第二黨〉，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在春風?》，他收錄了為紀念胡適之先生所寫的九篇文字；還有他教書生涯所重視科學與文學跨領域學科的通識教育，和其遺孀童元方教授寫的《閱讀陳之藩》來。（2021-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