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與秦制（簡體書）

本書為馮天瑜先生遺作，綜合了馮先生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傳統制度和歷史研究的心得。本書題作“周制與秦制”，並不是狹義上“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指自周代至晚清，歷時三千年的周制文化、歷時兩千年的秦制文化，雖有多種變態、解構，但一直沒有缺位於波瀾起伏的中國制度歷程。在中國制度文化進程中，“周制—秦制”是中國制度文化的一對基本範疇，切近歷史樞要。關於選擇周制或是秦制，歷代朝廷和士大夫都曾爭論不休，在秦初、漢初、唐代、明清之際，論戰尤其激烈。幾千年來的政制實踐中，呈現出二制起伏的現象，周制與秦制不斷轉變，代有輪替。不過，歷代帝王術的基旨中，則是霸、王道雜用，儒表法裡，陽儒陰法。該書對周制和秦制這兩大制度文化遺產的優劣做了簡要評述，主張摒棄周制和秦制的負面內容，鑒取其優秀可取之處，同時吸收外來制度文化的可取之處，為中國現代文化建設服務。本書對中國傳統制度文化的梳理，對我們今天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實踐“兩個結合”指導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建設大有裨益。

馮天瑜，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湖北省中國史學會會長、湖北省地方誌副總纂、“荊楚文庫”總編（之一）、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臺灣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明清思想史、地域文化史研究，創建了新時期中國文化史的研究範式和敘述框架，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史學科的主要領軍人物之一，其中國文化生態論、中國文化特質論、元典精神論、新民本論、歷史文化語義學等學說影響深遠。獨著和合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論》《張之洞評傳》《中華元典精神》《“千歲丸”上海行》《新語探源》《中國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論》《中華文化史》《中國古文化的奧秘》《解構專制》《晚清經世實學》《辛亥武昌首義史》等，結集為《馮天瑜文存》20卷。

（1）為什麼關注制度？
制度是人類在一定的文化生態環境中自創的相對穩定、用以實行的規則、法令、禮俗和認知結構，通過傳統性、強制性（漸趨自覺）勢能，規範社會運作與走向，導致“路徑依賴”。制度的長短優劣及其改善之道，應當受到歷史的、批判性的特別關注。

（2）周制、秦制的特殊性
中國社會制度史歷程繁複錯綜，原始氏族社會約定俗成的習慣法且不深議，自跨入文明門檻，確立權位世襲的王朝政制以後，三千多年的社會制度，略分周制與秦制兩大系統。
宗法封建制行“王道”，成形於西周，變態于東周，傳世三千年；君主集權制醞釀於春秋戰國的列國之間，定格于秦代，行“霸道”，輔以“王道”，傳世兩千餘年。
故中國制度史似可作這樣的縱向分類：“中國傳統社會”前期行周制，天子與貴族分權，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國人制衡，是一種間接的、相對柔性的君治制度。“中國傳統社會”後期行秦制（漢以降兼采周制），天理、貴戚、官僚、鄉治雖約束王權，但臣民終究歸附于皇帝威權之下。秦漢及以後列朝實現“王權支配社會”（中有跌宕起伏），至明清方全方位達到直接的、剛性的皇權專制。
秦漢以降，由皇帝直轄的科層制官僚系統取代分權貴族政治，日趨剛性化的皇權掌控社會，但柔性君權的周制並未消弭，或隱或顯地在朝廷乃至社會基層（村社）延綿推衍。兩漢以至明清，秦制呈顯性，周制呈隱性，而在觀念領域則陽儒陰法，周秦二制彼此頡頏又相互為用，綜合為一種“霸王道雜之”“儒表法裡”的漢制，鑄造了前近代中國的社會形態。

（3）中國制度演變的兩次戰略性變革
第一次大更革（周制演為秦制）發生于周秦之際，在生產力進步（牛耕、鐵制農具使用）、生產關係演化（土地可以買賣的地主經濟取代土地佔有是政治特權的領主經濟）推動下，世襲貴族式微，軍功新貴、參政士子崛起；“天子與貴族分權”的宗法封建制，演為“帝王通過朝廷命官統轄庶眾”“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君主集權制。
秦漢以降兩千多年，政治經濟制度層面，秦制為顯、周制為隱；觀念文化層面情形似乎相反，“從周”的儒家為顯，“從秦”的法家為隱。周秦兩制彼此博弈，互動互滲，共構以地主經濟、王權政制為內核的中古—近古社會形態。
中國社會形態第二次大更革發生在清民之際。19世紀中葉以降，隨著工業文明降臨，西學東漸，世界由分散走向整體，伴隨西制的楔入，中國固有的經濟—政治結構漸趨解體，發生社會形態的近代轉型，周秦二制綜匯而成的社會制度體系是此一轉型的基點。
近代制度（無論冠以多少名目）並非單憑某些政治家、思想家“設計”出來，而是在歷史演進、中外互動中漸次形成的，是在對周秦二制承繼與解構過程中得以重建的。故而清理並反思周制、秦制，須置之于文化生態演化的背景下進行，這是今人探討制度問題不可旁貸的一項“共業”。

（4）托古改制、回到三代
周秦之際，周制已然衰微，秦制勃興，但周制的影響力並未消失，它作為秦制的比較物，每每成為兩漢以降儒者修正現實制度弊端的參照系。更有甚者，還試圖依古樣復原周制，西漢末年的王莽便是典型。秦漢以降列朝皆出現過統治危機，不斷有儒者籲求復興周制。繼王莽改制以後，又陸續有多起制度更革，其中著名者是“王安石變法”。
“兩王”變制的共通之處在於：變革者皆托周制之古，作“仿周”設計，試圖克服現實的社會危機，結果卻適得其反，社會危機反而被激化。個中因由值得反思。

（5）傳統制度文化的雙重性
周制與秦制構成中國制度文化的傳統主體，而傳統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周制的宗法屬性、秦制的君主專權的獨斷性，皆給中國社會進步造成嚴重障礙；另一方面，傳統又源源不竭地提供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資源，是人們賴以前行的地基，三千年的周制、兩千年的秦制，經過改造、更新，滋養著今人今制，又約束著今人今制。制度前行，依憑對過往歷程的再認知及繼承間的改造，在揚棄中螺旋式上升，此即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