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新聞人生：編輯台憶往

俞先生在二○一八年二月底開始在《上報》發表他的「編輯台憶往」，止於二○一九年六月底，每篇約四千餘字，引起廣大迴響，這些文章以時間脈絡為敘述主軸，一篇篇寫來，歷數新聞生涯的進入契機與重要轉折，不僅僅是個人的回顧，其實也是時代的縮影。他五十年的新聞生涯前期與「蔣經國時代」同幅奏，中後期則歷經李登輝時代，及台灣首度政權移轉的波濤洶湧，從黨禁、報禁的見證者，到報業解禁的言論開放，乃至網路時期的新聞變化，無役不與。行文平易，風格清新，依時依事寫來，讓人一目了然，內容有第一手的現場說明、有左派右派、有統獨交鋒、有時代人物的離合悲歡，更有壯志躊躇的英雄悲憫，以及媒體人失去核心的惋惜。「編輯台憶往」雖是一位終生追求新聞自由的媒體工作者的個人追憶，卻無意間成為當世華文媒體中最重要的時代見聞錄，大筆如椽，值得一讀。—王汎森

我在新聞界工作共五十年，歷任八家臺灣及美國中文報業之總編輯或總主筆，其間顛沛出入，莫不環繞著一個最大的掙扎與困擾，即是爭取新聞自由的努力與挫敗。其間要面對的，有政治的壓力，有生活的需求，有老闆不可告人的私利。我曾有不畏壓力的怒吼，有不顧生活的飄然離去，亦曾有街頭擺攤維持生計的歲月，但值得我驕傲的，乃是不畏權勢，堅持新聞自由的原則。回憶往事，感慨萬千，有快樂，有憂愁；有成就感受，也有失落的傷痕。我應上報之邀，寫下一些編輯台上的點點滴滴，其中有「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有「令人絕望的冬天」。人間本有四季，每季都有值得回味的片段，集結此書，爰充臺灣新聞事業的斷代史吧！—俞國基

俞國基，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之中國美術史研究所畢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歷任中國時報總主筆、自由時報副社長等職。

當世華文媒體第一手的時代見聞錄 ／ 王汎森

我好像是在一九七○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已故）介紹，認識了《台灣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黨內、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而是在省議會，所以位於台中的「台灣日報」，因地利之便，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什麼法統！馬桶啦！」

當時俞先生的交友圈主要也是一群痛恨「三台聯播」的年青人，在他台中的「豪宅」及台北親友住處的客廳中，關心時政的人們齊聚議論台灣未來政治—而所謂的「未來」也便是如果威權政權倒台後可能的政治情況。記得有一次議論中，有人提到將來會是「集體領導」，忘了是哪一位政治學者（好像不在台灣任教）衝口而出，「所有政治體制到最後實質權力都集中在少數一兩個人的手中，沒有什麼『集體領導』這回事」。一語擊醒我這個滿腦子全是不切實際政治想像的大學生。在台中的「豪宅」中，還有另外一位客人，落拓瀟灑的中興大學老師施肇錫，他是史學家施之勉的公子。他總是施然而來，但並不侃侃談論，只是坐在一旁抽菸、喝酒。

當時另外一個談論的主題是俞先生在台大讀書時的室友張光直先生。俞先生經常說到幾件事：一、張光直在學生時代即已獲得李濟的欣賞，李濟在研究室擺一張小桌子，讓張光直在那裡讀書。二、張光直非常用功，經常熬夜，頭上戴了一圈當時日本人做的「散熱器」。三、張光直有時會責備室友：「你們整天玩，為什麼不做點正事呢？」後來張光直先生由哈佛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對於這樣的成就，俞先生不只一次用豁達的口吻說：「人家過什麼日子？我們過什麼日子？」

一九七八年八月底，國防部總政戰部授權黎明文化出資買下台灣日報，形同封禁，俞先生便突然失業了。失業之後的俞先生，最後應聘去了美國，先在加州的遠東時報，後來到紐約的中報、北美日報擔任總編輯。俞先生中、英文俱佳，在台灣大學唸書的時代也翻譯過書，他所翻譯的第一本書就是後來年輕學子英語學習時必讀的《狄克遜片語》，領過一、二次版稅，幾十年後竟發現這本書連譯者的名字都被換掉了，俞先生一笑置之。在這些年中，我與俞夫人（陳冷女士）偶有書信來往。一九八七年，我赴美留學時，俞先生的大公子俞璿來紐約拉瓜底亞機場接我和內人。記得當天Eastern航空罷工，是以晚了五、六個小時才到達。在前往普大報到之前，我們便住在皇后區的俞府，當時除了日日與俞璿參觀紐約各個聞名已久的景點之外，還曾遠赴西點軍校；記得就在西點軍校的一處花園，我突然被狂蜂猛螫，抱頭鼠竄。

有一次我與俞先生在他的住處旁的小公園閒坐，他告訴我「美國是一個真正可以隱居的地方」，對於這句話我曾沉思許久。一九八七年八月末，是俞府全家用車子把我與內人送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勞倫斯宿舍，開始五年多的留學生活。

我與俞先生第三度盤桓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台北。這時他已應余紀忠董事長之約，從美洲中國時報回台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並且聘我為「主筆」，議論時政。對我來說「主筆」這個工作挑戰非常大，嚴格說來表現也不出色。我當然也隱然覺得這是余、俞兩位先生照顧我，給我一份津貼的意思。當時正是李登輝主政的高峰，我記得有一次談論台灣未來的發展時，俞先生說，李登輝應該是想把台灣交付給國際社會。

俞先生思想開通、作風爽朗，他大我將近三十歲，卻始終以小友待我，從我們剛認識開始，便始終對我有所期許。他頭腦清晰、文筆洗鍊，一篇一、兩千字的社論，常常操筆立就、一氣呵成。對於正在發展的時事，通常也有非常準確的掌握，所以長年負責報紙的言論，後來到自由時報當副社長時，也是兼任總主筆一職。

俞先生在台灣威權時代主持各大媒體，陳獨秀說：「出了研究室便是監獄」，好像這是「辣手著文章」的讀書人應有的歸宿。俞先生雖然幸而不曾進過監獄，但我親見他數度從總編輯的位置失業，「失業」也算是一個媒體人的天職吧！不過，俞先生半世紀新聞人生涯中，「失業」都只是短暫，他總是很快又被重用，開闢新戰場，正因如此，才會有歷任八家華文媒體的豐富閱歷，見證半世紀海內外華文媒體的發展。

俞先生在二○一八年二月底開始在《上報》發表他的「編輯台憶往」，止於二○一九年六月底，每篇約四千餘字，引起廣大迴響，這些文章以時間脈絡為敘述主軸，一篇篇寫來，歷數新聞生涯的進入契機與重要轉折，不僅僅是個人的回顧，其實也是時代的縮影。他五十年的新聞生涯前期與「蔣經國時代」同幅奏，中後期則歷經李登輝時代，及台灣首度政權移轉的波濤洶湧，從黨禁、報禁的見證者，到報業解禁的言論開放，乃至網路時期的新聞變化，無役不與。行文平易，風格清新，依時依事寫來，讓人一目了然，內容有第一手的現場說明、有左派右派、有統獨交鋒、有時代人物的離合悲歡，更有壯志躊躇的英雄悲憫，以及媒體人失去核心的惋惜。「編輯台憶往」雖是一位終生追求新聞自由的媒體工作者的個人追憶，卻無意間成為當世華文媒體中最重要的時代見聞錄，大筆如椽，值得一讀。

當世華文媒體第一手的時代見聞錄／王汎森
自序

1.—糊里糊塗進入新聞界
2.—蔣經國在臺灣，三十年後話功過
3.—政治黑手無情，報業紛往海外
4.—撫今追昔，媒體自由那麼難嗎？
5.—進軍大陸辦報，余紀忠未竟之夢
6.—故國緣，臺灣情，余紀忠心繫兩岸前景
7.—臺灣人愛辦報，一報又一報（一）
8.—臺灣人愛辦報，一報又一報（二）
9.—臺灣人愛辦報，一報又一報（三）
10.—美麗島事件衝開新聞自由之門
11.—我與江南─兼述陸鏗與崔蓉芝的黃昏戀
12.—那些年，美國華人圈的左派
13.—意外的人生─左派報紙走一遭
14.—似近忽遠，新聞自由如海市蜃樓
15.—「CD 心情」的心情
16.—美洲中時停刊，三十年後還是一團迷霧
17.—從非綠到深綠，自由時報的奇妙轉身
18.—從政治的恩怨情仇透視自由時報
19.—蘇志誠與新聞圈的幕前幕後
20.—我與宗教界的種種因緣
21.—官員寫社論，早就一拖拉庫
22.—暗藏機鋒，「眉毛」之用大矣哉！
23.—戒嚴時期訪美行的觀察與感觸
24.—「假新聞」與「同路媒體」古已有之
25.—全球中文報業花開花謝
26.—統獨爭鋒，牽動報業變化

1.糊里糊塗進入新聞界
我怎會進入新聞界？我大學四年未想過，研究所三年亦未想過。我平日愛閱讀報章雜誌，但始終覺得這個行業是一座高山，高不可攀，非我輩所能及。

一九六四年，我任教臺南一中新化分部。教學生涯，頗為閒適，亦有得意之處。每日以機車代步，早出晚歸，樂在其中。惟當時薪資微薄，僅供糊口，居住於父母舊宅，無需房租，尚能維持簡單生活。當時年輕教師率多如此，年長教師則居於學校宿舍，雖房屋簡陋，亦未聞任何怨言，有住有吃，別無他求。休閒生活，人手一報，或是聆聽廣播。中廣節目，甚為豐富，除新聞報導外，有歌唱，有相聲，更有長輩一代最喜愛的連續劇。那時的報業，處於蓬勃發展初期，公、民營報均力爭上游，雖受限於三大張之規定，但仍在有限的篇幅內，力求新聞之多采多姿。

因緣際會，開啟新聞之路
國民黨治下，雖限制言論自由，但各報仍設法另闢蹊徑，或專攻社會新聞（如聯合報），或以副刊、專版、專欄取勝（如中央日報），或趁臺灣經濟起飛之勢，以財經新聞為主軸（如徵信新聞報，後改為中國時報）。當年由於運輸不便，南北交通皆以火車為主，南部讀者中午以後方能讀到北部報紙，故當地亦有出版報紙的空間。臺南有黨營的中華日報，高雄則有省政府直營的新生報南部版（一九四九年出刊），因頗受當地讀者歡迎，於一九六一年改名為「臺灣新聞報」。這兩家公營的南部報紙，因佔地理優勢，雖規模無法與北部報紙相比，但南部確有獨立新聞之需求，發行與廣告，均可維持營運，反可自樹一幟，與北部報紙作地域差別之競爭。猶記臺南火車站設有一公告牆，牆上有一大塊閱報欄，每天貼上中華日報，供旅客免費閱讀，這塊壁報居然貼了五十年。前數年我在臺南乘車，仍看到中華日報貼在報欄內，但已看不到讀者駐足報欄前的熱情了。這是臺南一奇景，數十年來的旅客，應都還有記憶。

一九六五年某日，中華日報一版，刊出一則廣告，內容是「本報招考高級編輯」，考試內容除中英文外，還有編輯實務與新聞寫作，錄取人數只有一名，除說明需晚間工作外，未提待遇及其他。友人鼓勵我不妨一試，即使落榜，亦不影響教職與生活。於是我抱著好奇心前往應試，未料竟被錄用。口試時，臺北總社社長楚崧秋親自南下主持，他告訴我：「你完全沒有經驗，編輯實務一科，除標題製作尚可外，其他皆為零分，我們看你的中文能力有潛力，所以錄取你，希望訓練出一個好編輯。」我就這樣迷迷糊糊地踏進了新聞界的大門。一切都茫茫然，報紙是怎麼編成的，我一無所知，居然就坐上了編輯台。記得當時的總編輯蘇任予是一名和藹可親的長者，他與我談了很久，並帶我各處參觀，尤其是排字房與排版房，我宛如進入了迷宮，但大體上，我終於了解一份報紙從文稿到標題，到檢字、排版、校對、印刷等一系列的工作是怎麼進行的。

報界初體驗，只能說失望
我是抱著好奇心進入新聞這一行，進入後，也抱著好奇心去學習，去了解，去交朋友。相當時日以後，我只能用兩個字概括我的感想：「失望」。我承認學習到不少編排的技術，連排字房工人也對我表示讚賞，他們認為我發稿字數精確，不致浪費許多精力檢字而進不了版面。其實這是極簡單的計算，稍稍用心即可，如果不作精確計算，信手發稿，自然會耗費排字工人的時間及精力。

一份報紙水準的高低，仍取決於從業人員之眼光與學養，而不只是那些排版的技術或版面的美化。我進入編輯部後，首先學會編排技術，然後即著力於新聞的選材、新聞的規劃、與外勤記者的互動及交換新聞取捨的觀點。從這些角度來觀察這份報紙，我不免感到沈重的「失望」。

南部中華日報創刊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即民國三十五年），斯時臺灣光復不久，百廢待舉，國民黨在接收臺灣之初，即在臺灣南部創刊一份中文報紙，實屬不易。我進入該報時，雖已創刊十餘年，且初具規模，報址設於火車站前大樓，佔地甚廣，氣勢不凡，內部設備一應俱全。位處南部小城，能站穩腳根，時也，運也。

藝評獲好評，「北報」也側目
有幾項特色，值得觀察記錄：

一、創刊時，當地讀者大多數尚不識中文，如臺北之新生報甚至另附兩頁日文版，以便利讀者。中華日報則堅持全用中文，編採同仁自然清一色為外省籍，否則無法下筆為文。我初進報社，同事幾全為中年以上的外省籍，早期來臺者有之，軍中退役者有之，我應算是第一位畢業於臺灣的大學之學生，因而頗有孤單的感覺。尤其該報為黨營報紙，而我當時是「自由中國」月刊的忠實信徒，對國民黨的報紙自有一份疏離感。當初進入此一行業，並非對該報的思想方向有認同感，而只是為了多一份薪資、貼補家用而已。

二、該報編輯部之編採人員，國際新聞知識較為低落，總編輯曾命我每日撰寫一小方塊，剖析、評論國際局勢。對我而言，確為一大挑戰。在臺南這個偏遠城市，國際資訊從何而來？當時美國新聞處有個小型圖書館，那裡可以看到不久前出版的紐約時報亞洲版，亦可看到美國的「時代週刊」與「新聞週刊」，我每週必須跑兩、三趟取材，消化某些特有的國際新聞，供寫作之需。另外，我還兼編半版的「娛樂版」，內容包括影劇、音樂、美術等方面。這個小版面，竟讓我發揮了長才。在該版上，我自己撰寫影評、樂評、美展評論等，獲得不少佳評，甚至有北部報紙注意到這個小版面，驚訝地問：「南部怎會有這樣水準的娛樂版？」但報社內部咸認為這個半版曲高和寡，不受一般讀者歡迎。

由於主編這半版藝文新聞，因而結識了不少南部畫家，其中郭柏川先輩最欣賞我的畫評，進而成為好友。我的電影評論亦頗受佳評，較之臺北大報之影評，毫無遜色。在當時，電影是大眾娛樂的主軸，各影院競相推映熱門電影，因影評直接影響賣座成績，因此業界也重視報紙之影評。曾有某電影院老闆拿著紅包親自拜訪，其動機不問可知，我當然拒而不收。他竟然找到關係，直通老闆，命我停刊影評，引起不少議論，甚至有成功大學教授直接打電話至報社詰問此事。我當然知道，在當時環境之下，絕無爭辯之餘地。

三、一九六九年十月某日，晚間忽然來了一則新聞。中國青年黨前主席左舜生病逝臺北。我在「自由中國」月刊上，見過他的文章，對他的生平也略有所知。他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也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者，他一生堅持反共，嚮往西方式的民主。他對國民黨也多所批評，絕不容情。他與毛澤東曾有私交，但對他的無情、好權、摧毀文化與教育均大加撻伐，以致不敢居住大陸，遷居香港。在香港期間，他臧否時局、月旦人物，均奮其如椽之筆，口誅筆伐，毫不留情。他念念不忘民主憲政，堅決反共，令人尊敬。他雖為文指責國民黨在臺灣之專制、忽視人權，但較之共產暴力，猶見其自由之一面，故老來仍選擇臺灣為定居之所，亦逝於臺灣。

抱持理想，自期專業新聞人
他逝世那天，新聞分發到我的版面，我見此新聞，心中無限感慨，標題與篇幅都做得很大。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代名人，青年黨雖未成氣候，但左舜生本人之學養與人格都值得悼念與讚揚。未料標題呈送副總編輯批審時，他大筆一揮，將這條新聞刪減到只剩香煙盒大小，我立即赴總編輯座前陳述我的看法。他命我坐下，輕聲說：「你知道中華日報是黨營報紙嗎？」我低頭不語。他又說：「左舜生雖是名人，但畢竟是青年黨的領袖，我們新聞做大，會受到批評。」我默默退下，心中自不免意念紛陳，自度這個報紙非我所適。總編對我頗為賞識，曾邀我入黨，並暗示如能入黨，將調整我的工作，言下希望我出任採訪主任，如不入黨，則他亦無能為力。那時，我年輕氣盛，對新聞抱負極高理想，既不願為一黨之私效勞，更不願扭曲事實，作違心之文，調整工作之議，因此作罷。

當時的採訪主任，頗有霸氣，憑著他的資深，無人敢予批評，總編亦奈何不得。某日，正值臺南市議員選舉，他身為採訪主任，自需撰寫特稿，對候選人作一全面分析與評價。斯時尚無黨外勢力，多為國民黨推派之人選，極少數無黨籍人士亦均為地方有勢之人。稿成，送交副總編審閱，我看到副總編皺了一下眉頭，即將原稿交我編輯。我一看內容，幾乎笑出眼淚，他以點名式的寫法，逐個予以評價，其中某些人物，他居然以「不便評論」四字一筆帶過。這類「不便評論」的人物，竟有六名之多。很難想像一篇特稿中，出現「不便評論」的字眼，不便之處何在？亦未加以說明。這種違反新聞寫作方式之「大作」，亦出現於他的另一篇有關美術展覽的特稿中。開頭就說：「我不是藝術專業，也不懂畫的好壞，因為展出人一定要我寫一篇評論，我不得不寫一些意見。」這是什麼評論？令人苦笑而已。身為採訪主任，寫出這樣的特稿，試問如何帶領屬下的記者？只有在一個黨營報紙中，才會出現這種完全背離新聞原則之怪異現象。

我工作不久，陸續有優秀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團隊，如蔣震、甘夢龍諸兄，加之原有之俊傑，如張祥堃、王健諸前輩，使中華日報逐漸擺脫一些暮氣，有向上之勢。但我仍認為黨營媒體有其先天枷鎖，而臺北之私營大報如聯合、中時，氣勢如虹，中華雖有地理之優勢，但此優勢隨著時間之轉移，已明顯有不敵傾向，我雖只是兼職，但幾年的經驗與磨練，在心理上，已逐漸調整為職業的新聞人了。

就一個專業的新聞人而言，中華日報絕不能滿足我的理想，我必須另作選擇。一九七一年，「臺灣時報」在高雄創刊，正在招攬人馬。承許世兆先生之推薦，聘我出任該報之編輯主任。我毫無猶豫，立即辭去中華日報編輯工作，也辭去教職，全力投入新聞事業，希望做一個有理想的新聞人。未料此一決定，竟令我走入五十年的新聞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