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領導力（簡體書）

《論領導力》對六位著名領導人——聯邦德國首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首任總統夏爾·戴高樂、美國前總統理乍得·尼克松、埃及前總統安瓦爾·薩達特、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領導力進行了具象化的解讀，通過梳理重大國際事件的發展演變，還原個體決策的具體細節，體現領導力的重要價值。
在基辛格看來，領導者的重要能力是學會把握他們所知道的信息和知識（來自過去）和他們對未來的直覺（本質上是不確定的），通過自己的勇氣和自身獨特的品格，在複雜的環境中選擇一個方向，並據此設定目標和制定戰略。同時，真正好的領導者還必須具備教育家和藝術家的氣質，懂得如何通過溝通，消除疑慮，凝聚支持，塑造未來。
由基辛格來論述領導力以及領導人的歷史，具有獨特性和準確性，極大地豐富了領導力的內涵和表現方式。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2023）
哈佛大學博士、教授，美國前國務卿
美國知名的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

1971年7月，基辛格作為尼克松總統秘密特使訪華，為中美建交開啟了大門，為中美關係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他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都有過深入的交往。
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其主要著作有《論中國》《世界秩序》《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等。

1 歷史活化石基辛格遺作，百歲老人給這個世界*後的忠告和建議
基辛格以親歷者的視角，根據詳實的歷史資料以及他與阿登納、戴高樂、尼克松、薩達特、李光耀、撒切爾夫人這六位卓越領導人的密切接觸，對領導者所需要的能力以及所需要注意的事項進行了具象化的解讀，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借鑒優秀領導者的質量，另一方面也幫助我們避免陷入錯誤的領導範式之中。
2 《論中國》三部曲*終章，引領讀者從歷史出發，讀懂中國和世界
基辛格繼《論中國》《世界秩序》之後，再度演繹杰出人物對於歷史的重要推動作用，從領導力的視角重新梳理和審視了國際關係的歷史，剖析杰出人物對於歷史的重要推動作用；讀懂世界大國和領導人的愛恨情仇，看清國際關係的過去和未來；再現了歷史上的著名領導者在複雜和艱巨的歷史進程中，是如何做出產生巨大影響的思考和決策的。
本書一方面為我們理解當今的國際關係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歷史視角，同時也為我們如何解決當前複雜的局勢，走向一個更加光明和美好的未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3 洞察偉大領導者的品格和成事心法，提升領導力和影響力
基辛格詳細地記錄並剖析了六位領導人的赫赫功績，由於他認識這裡面的每一位主題人物，並親自參與了他所描述的許多事件，從而使他擁有了親歷者的第一視角和第一手經驗，《論領導力》因只有基辛格才能做出的洞察和判斷而更加豐富。同時，本書也包含了他對世界秩序和當今領導力不可或缺的反思。
4 給管理者、決策者的領導力啟示錄
基辛格對於領導力的精準判斷和審讀分析，不僅僅適用於國家和政府領導者，對於企業家和個人同樣具備很好的借鑒性。管理者和創業者需要面臨更複雜的商業環境，如何擁有國家領導人般的領導力，以全球視野和政治格局對複雜情況進行預判和應對，成為企業領導者角逐商業戰場的關鍵技能。
5.傅瑩、王緝思、陳琪、田濤、李成、閻學通、鄭永年、金燦榮、宮玉振、許紀霖、寧向東、熊潔、王輝耀、薛 力、吳晨、沙青青 16位名家聯袂推薦。11篇長文導讀，隨書附贈名家導讀手冊。

導　言
領導力軸線　
領導力決策的性質　
六位領導人和他們的背景　
領導力的典範：政治家和先知　
歷史中的個人　

第一章　康拉德·阿登納：恭順戰略
第二章　夏爾·戴高樂：意志戰略
第三章　理乍得·尼克松：平衡戰略
第四章　安瓦爾·薩達特：超越戰略
第五章　李光耀：卓越戰略　
第六章　瑪格麗特·撒切爾：信念戰略

結　語　領導力的演變
從貴族統治到精英治國　
逆耳真言　
衰退的精英統治
深度閱讀與視覺文化　
基本價值觀
領導力與世界秩序　
領導力的未來

領導力軸線任何社會，無論是何種政治制度，都處於一種永遠的過渡，那是從構成它記憶的往昔向激勵它發展的未來願景的過渡。在此過程中，領導力不可或缺，因為必須做出決策，贏得信任、履行承諾，指出前行之路。人類各種機構，如國家、宗教、軍隊、公司、學校等，都需要，導力來幫助人們從現有位置努力達到過去從未到過，有時連想都沒想過的高度。若是沒有領導力，機構會失去方向，國家可能變得日益無足輕重，*終導致災難。領導人在兩條軸線的交叉處思考問題，采取行動：第一條軸線連接過去與未來；第二條軸線連接長期價值觀與他們領導的人民的渴望。領導人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分析形勢。這要求首先根據本國社會的歷史、風俗和能力對社會做出現實的評判。然後，領導人必須在自己的所知與自己對未來的直覺之間達成平衡。前者當然是來自過去的經驗，後者則必然無法確定，只能靠想象。領導人就是靠著這種對未來方向直覺的把握來確立目標，制定戰略。領導人若想讓自己的戰略起到激勵全社會的作用，就必須擔起教育者的任務，需要宣講目標，平復疑慮，動員支持。固然，國家按照定義擁有對武力的壟斷，但依靠脅迫是領導力不足的表現。杰出的領導人能在人民心中激起追隨其腳步的願望。領導人還必須啟發自己的班子理解吃透自己的思想，將其應用於眼前的實際問題。這樣一個活力充沛的班子是領導人內心活力的外在表現，與之相得益彰。它能為領導人在前進的征途中提供支持，減輕決策的困難。班子的質量能使領導人如虎添翼，也能令其難成大器。領導人在履行這些任務中，需要具備勇氣和性格這兩個重要質量。勇氣和性格也是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需要勇氣在複雜困難的各種選項中決定前進的方向，而這要求敢於超越常規；需要強韌的性格堅持沿著選定的道路走下去，雖然在選擇之時無法完全看清相關的裨益和危險。勇氣在決斷時刻能喚起美德；性格能加強對價值觀的長期堅守。過渡時期*需要領導力，因為過去的價值觀與機構制度正變得日益無關緊要，值得向往的未來輪廓尚不確定。這種時候需要領導人放飛思想，仔細分析：社會福祉的來源是什麼？什麼是造成社會衰敗的原因？過去的哪些遺產應該保留，哪些需要調整或予以拋棄？哪些目標值得堅持？什麼前景無論多麼誘人都必須拒絕？還有，社會在危急關頭是否具有足夠的活力和信心，願意為了實現更加美好的未來做出犧牲？領導力決定的性質領導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制約。他們的行動受限於稀缺不足，因為每一個社會由於人口和經濟原因，能力和影響力都有限度。領導人的行動也受限於所處時代，因為每一個時代和每一種文化都反映著當時普遍的價值觀、習慣和態度。以上因素共同界定何為理想的結果。領導人在行動中還要面對競爭，必須與其他力量相爭，無論是盟友、潛在的伙伴，還是敵手。這些力量並非靜止不動，而是隨勢而變，各有不同的能力和願望。此外，形勢發展瞬息萬變，無法做到算無遺策。領導人必須依靠直覺和當時無法證實的假設來做出判斷。對領導人來說，風險管理與分析能力同樣至關重要。領導人在這種稀缺不足、囿於時代、競爭激烈和情勢多變的條件下做出的決斷是為 “戰略”。戰略領導力對前行之路的探尋可以比作走鋼絲。雜技演員過於膽小或過於膽大都可能摔落。同樣，領導人騰挪的空間也非常小，懸在過去的相對確定和未來的模糊不明之間。雄心過大——希臘人稱之為狂妄——會落得精疲力盡，而沉迷往昔、不思進取則會逐漸喪失重要性，*終陷入衰落。領導人若想達到目的地，邁出的每一步都必須做到手段與目的相匹配，意圖與環境相符合。作為戰略家的領導人面臨一個固有的悖論：一旦情勢需要采取行動，決策空間*大之際恰恰是相關信息*少之時。等到有了更多的數據，活動余地已經縮小。例如，在一個競爭大國開展戰略軍備擴充的早期，或一種新型呼吸道病毒突然出現之時，很容易認為這種新現象不會長久，或者按照現有標準可以控制。等威脅到了無可否認或無法消弭的時候，行動範圍已經受限，或者是應對威脅的成本已經升至難以承受的高度。一旦貽誤時機，便處處掣肘。余下的選擇中，哪怕是*好的辦法執行起來都很複雜，而且成功了好處不大，失敗了卻危險不小。此時，領導人的直覺和判斷就變得至為重要。溫斯頓·丘吉爾對此非常清楚，他在《風云緊急》（The Gathering Storm，1948）中寫道：“呼喚政治家不是為解決容易的問題。那樣的問題經常可以自我解決。當力量平衡搖搖欲墜，輕重緩急迷霧重重之時，才是做出能拯救世界的決定的機會。”1953年5月，一個美國交換學生問丘吉爾，如何做好準備迎接擔任領導人後將遇到的挑戰。“學歷史。學歷史，”丘吉爾在回答中強調。“歷史中蘊藏著治國之道的所有秘密。”2丘吉爾自己對歷史深有研究，也撰寫過歷史著作。他對自己所處的歷史長河有著深刻的了解。歷史知識固然至關重要，卻還不夠。有些問題永遠“迷霧重重”，就連博學多識、經驗豐富之人也難以看透。歷史通過類比給人以教誨，讓人看到過去類似的情形。然而，歷史的“教誨”本質上是近似性的。能否領悟歷史的教誨是對領導人的考驗，將其用於自己所處的環境是領導人的責任。20世紀早期的歷史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說，“天生的”領導人“首先是個評估者——評估人、形勢和事物……（有能力）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做正確的事”。3此言捕捉住了這項任務的本質。身為戰略家的領導人還要具備藝術家的素質，要能夠感知如何利用現有的材料塑造未來。戴高樂在思索領導力的《劍刃》（The Edge of the Sword，1932）一書中指出，藝術家“並不放棄使用自己的智力”，畢竟，智力是“經驗教訓、方式方法和知識認知”的來源。藝術家在此之上又加了“我們稱之為靈感的某種本能的能力”，而只有靈感才能“直接觸及自然，才能擦出重要的火花”。因為現實十分複雜，所以歷史真理與科學真理有所不同。科學家尋求可核實的結果。熟讀歷史、身為戰略家的領導人則努力從歷史固有的模糊不明當中提煉出可供行動參考的見解。科學實驗能證實或質疑以前的結論。科學家能夠改動變量，再試一次。戰略家卻通常只有一次機會。他們做出的決定一般是不可逆的。所以，科學家靠實驗或推算了解真理；戰略家至少部分地靠過去類似的情形來推理首先需要確定哪些歷史事件與目前情形可比，哪些過去的結論如今仍有意義。這樣做的時候，戰略家必須仔細選擇可類比的事件，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經歷過去。對過去的事只能如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說，好似“在記憶的月光下”想象。有意義的政治選擇很少只考慮一個變量。明智決策需要綜合考慮政治、經濟、地理、技術和心理各個方面。這一切還要輔以借鑒歷史的本能。20世紀末，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著述中談到，不可能將科學思維運用到科學範圍之外。他也談到了戰略家因此面臨的持久挑戰。他認為，領導人就像小說家或風景畫家，必須吸收生活中所有眩目的複雜內容：在有別於知識淵博、學問有成、見多識廣的層面上，一個人是愚蠢還是明智，是明白事理還是蒙昧無知，要看他是否辨得出每一個形勢獨有的特點——也就是該形勢具有的不同於所有其他形勢的特點。正是這些特點使得該形勢無法用科學的辦法來處理。6六位領導人和他們的背景性格與環境相結合創造了歷史。本書介紹的6位領導人——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理乍得·尼克松（Richard Nixon）、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李光耀（Lee Kuan Yew）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都是由他們所處的波瀾壯闊的歷史時期所塑造的。然後，他們又成為戰後本國社會和國際秩序演變的建築師。我有幸在他們6位處於影響力巔峰時期與他們相識，並有機會與理乍得·尼克松有過密切的工作關係。這些領導人繼承了一個因戰爭而失去了所有確定性的世界。他們為國家重新確定了目的，開辟了新的可能性，為變化中的世界創造了新的結構。6位領導人中每一位都經歷了“第二個三十年戰爭”的洪爐，那是從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發生的一系列毀滅性衝突。如同第一個“三十年戰爭”，“第二個三十年戰爭”同樣從歐洲開始，但外溢到了世界其他地區。第一個“三十年戰爭”改變了歐洲，使其從一個合法性來自宗教信仰和王朝繼承的地區轉變為一個以世俗國家的主權平等為基礎、決心將自己的理念傳遍全球的秩序。3個世紀後，“第二個三十年戰爭”對整個國際體系提出挑戰，要它採用新的秩序原則來克服歐洲的失望幻滅，消除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貧困。進入20世紀時，歐洲正處於它全球影響力的巔峰，充滿自信地認為它幾個世紀以來的進步會永遠持續下去，甚至認為此乃天命注定。歐洲大陸的人口和經濟都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長。工業化和日益放開的自由貿易催生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民主機制幾乎存在於每個歐洲國家：在英國和法國處於主導地位；在仍是帝國的德國和奧地利尚不成氣候，但重要性在增加；在革命前的俄國則是剛剛起步。20世紀早期的歐洲知識階層和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魔山》（The Magic Mountain）裡的自由人文主義者洛多維科·塞滕布裡尼（Lodovico Settembrini）一樣，堅信“事態在向著對文明有利的方向發展”。7這種烏托邦式的思想在英國記者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1910年寫的暢銷書《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中達到頂點。該書認為，歐洲各國之間經濟相互依存的增加使得戰爭的代價昂貴到無法承受。安吉爾宣稱，“人類正不可抗拒地從衝突轉向合作”。8此言和許多其他類似的預言很快就灰飛煙滅。破滅的預言中也許*值得注意的是安吉爾說的，“任何政府都不再可能采取聖經中的古老做法，下令消滅整個人口，連婦孺都不放過。”9第一次世界大戰掏空了國庫，終結了王朝，毀掉了人們的生活。歐洲從未真正從那場大災難中完全恢復過來。到1918年11月11日簽署停戰協議時，已有近1,000萬士兵和700萬平民命喪黃泉。10應召參軍的士兵中，7個人裡就有一人再也沒有回來。11歐洲兩代青年被耗盡——年輕男子戰死沙場，年輕女子成為寡婦或孤身獨處，無數孩子成為孤兒。法國和英國是戰勝國，但兩國都精疲力竭，政治脆弱。戰敗國德國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債臺高築，對戰勝國心懷怨恨，國內各個政黨還互斗不止。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俄國則在經歷了史上*激進的一場革命後，處身於所有國際體系之外。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裡，民主政體步履維艱，極權主義闊步向前，歐洲大陸陷入貧窮匱乏。1914年的崇武熱情早已退去。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的態度是憂心忡忡夾雜著聽天由命的無奈。這次整個世界和歐洲一樣遭了難。住在紐約的英裔美國詩人W.H.奧登（W.H.Auden）寫道：憤怒與恐懼的電波盤旋在光明與昏暗的大地之上，侵擾著我們的私人生活；那難以啟齒的死亡氣息侵犯著九月的夜晚。奧登這幾句詩堪稱未卜先知。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人數不少於6,000萬，主要在蘇聯、中國、德國和波蘭。13到1945年8月，從科隆和考文垂到南京和長崎，多少城市因炮轟、空襲、大火和內戰被夷為廢墟。大戰過後，處處是破碎的經濟、普遍的饑饉和疲憊的人民。此刻國家重建的昂貴任務令人望而生畏。德國的國家地位，幾乎可以說它的合法性，都被阿道夫·希特勒毀壞殆盡。在法國，1940年第三共和國在納粹進攻下土崩瓦解，到1944年才剛剛開始從道德虛空中恢復過來。歐洲大國中，只有英國保持了戰前的政治制度，但它實際上處於破產境地，很快又要面對帝國的逐漸解體和持久的經濟困難。以上動亂給本書介紹的6位領導人中的每一個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康拉德·阿登納（生於1876年）從1917年到1933年任科隆市長，政治生涯涵蓋兩次大戰之間因萊茵蘭問題與法國發生的衝突和希特勒的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兩次遭納粹監禁。從1949年起，阿登納放棄了德國數十年來對統治歐洲的追求，使德國牢固地扎根在大西洋聯盟之中，並在反映他自己信奉的基督教價值觀和民主信念的道德基礎上重建了國家，帶領德國度過了它歷史上的*低潮。夏爾·戴高樂（生於189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威廉二世的德國當了兩年半的戰俘。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起初擔任一個坦克團的指揮官。法國淪陷後，他兩次重建了法國的政治結構——第一次在1944年，為的是恢復法國的本質。第二次在1958年，為的是重振法國的國魂，防止內戰。戴高樂引領了法國的歷史過渡，從一個輸掉戰爭、四分五裂、不堪重負的帝國轉變為一個有合理的憲法作依靠的穩定、繁榮的民族國家。在這個基礎上，戴高樂使法國在國際關係中重新發揮了重要的、可持續的作用。理乍得·尼克松（生於1913年）從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中學到，他的國家必須在新生的世界秩序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盡管尼克松是唯一被迫辭職的美國總統，但他在1969年到1974年間緩和了超級大國之間在冷戰高峰期的緊張關係，並帶領美國從越南戰爭中脫身出來。其間他與中國建立了關係，開啟了給中東帶來巨變的和平進程，並強調基於平衡之上的世界秩序觀，美國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全球各地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本書討論的領導人中有兩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殖民地臣民。安瓦爾·薩達特（生於1918年）作為一名埃及軍官，在1942年因企圖與德國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合作將英國人趕出埃及而被捕入獄兩年，然後在親英的前財政大臣阿明·奧斯曼（Amin Osman）遇刺後又被判刑3年，其間多數時間是單獨監禁。薩達特長期受革命思想和泛阿拉伯理念的激勵。1970年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突然離世後，他被推上埃及總統大位。此時的埃及正沉浸在1967年戰爭中敗於以色列的震驚沮喪之中。薩達特精明地將軍事戰略與外交相結合，努力收復失地，重建埃及的自信，同時本著超越當下的理念實現了與以色列長期以來渺不可及的和平。李光耀（生於1923年）在1942年差一點被日本占領者處決。他主導了太平洋岸邊強鄰環伺的一個貧窮的多族裔港口城市的演變。在他的領導下，新加坡發展成為一個安全、良治、繁榮的城市國家。它的文化多種多樣，但它有共同的國家身份來確保國民的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