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之所：國會中的暴力與美國內戰起源（簡體書）

本書曝露了長久遺失在歷史中的、美國國會內部上演的暴力故事。作者利用豐富的資料，發掘其中塵封的信息，揭示出在美國內戰爆發前的30年裡，參眾兩院頻頻發生的肢體衝突。立法會議經常被決斗威脅、揮拳和杖擊、翻倒的桌椅、群體的騷亂所打斷。在充滿火藥味的氛圍中，國會議員們當場拔出手槍，舉起獵刀，甚至有議員在決斗中身亡。南方議員屢屢毆打、欺凌和恐嚇北方議員，試圖迫使他們服從，特別是在奴隸制問題上。
這些打斗，又在新聞媒體和地區選民中發酵，引起議員之間更激烈的情緒，加劇了南北方的緊張局勢並最終導致內戰。正如今天的美國一樣，強烈的情緒對國會乃至整個政治都具有塑造作用。通過國會暴力這個獨特的觀察視角，本書為約翰·昆西·亞當斯、亨利·克萊等知名政治人物做出了新的詮釋，也展示了那些不很知名但同樣迷人的政治人物的事跡，幫助讀者重新理解美國民主的運行和處於危險邊緣的聯邦紐帶。

喬安妮·B.弗裡曼（Joanne B. Freeman），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門研究美國早期政治和政治文化。她對政治暴力和政治極化的研究顯得格外有意義。著有《榮譽事務：新共和國的國家政治》（Affairs of Honor: 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New Republic，2001）、《血腥之所：國會中的暴力與美國內戰起源》（The Field of Blood : 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2018）。弗裡曼也是研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頂級專家，林-曼努爾·米蘭達（Lin-Manuel Miranda）在創作音樂劇巨作《漢密爾頓》（Hamilton）時參考了弗裡曼的著作。

為美國內戰前的政治文化及內戰起源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向。國會暴力及其醞釀的情感因素為美國內戰拉開了序幕，戰爭不是在薩姆特要塞打響的，而是從國會議員之間的暴力衝突開始的。

出版後備受贊譽，入選多個年度好書榜——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2018年度矚目好書
《史密森尼雜志》（Smithsonian）2018年度十佳歷史圖書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2018年度最佳書單

任何對美國國會、美國內戰、美國歷史感興趣的讀者，都不能繞開這部開創性之作。
——《書頁》（BookPage）

作者前言
寫這本書的過程是一次情感之旅。如今美國國會衝突激烈，而國家正分崩離析，所以現在讓自己沉浸在另一段國會衝突激烈而國家分崩離析的歷史中並非易事。在很多時候，我必須置身心於事外，以保持一定距離。但在有些時候，正在發生的事情會讓我匆忙衝向鍵盤，長時間地研究和解決問題。當然，美國內戰前的國會和今天的國會天差地別，但彼此間的相似之處可以很好地告訴我們，人民的分支（People’s Branch）可以在很多方面既幫助又傷害這個國家。
17年前，當我開展研究時，本書的研究主題遠沒有如此應時，也更令人疑惑。在19世紀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參眾兩院發生了如此多的暴力事件。推搡。揮拳。手槍。鮑伊獵刀。國會議員們打成一團，而同事們站在椅子上看好戲。至少有一次，有人在眾議院裡開了槍。這樣的故事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講述過？
這個問題將在接下來的內容中得到回答，這本書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揭示了1830年到美國內戰期間國會中的肢體暴力。然而，即使知道答案，直到去年我才知曉了國會暗中迸發著怎樣的火藥味。在一次漫長而深入的政治人物采訪中，前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John Boehner）透露，之前國會進行了一場關於記號的激烈辯論（貼在票據上的物品，對某位國會議員所屬的州有利），在眾議院內阿拉斯加共和黨人唐·揚（Don Young）把博納按在墻上，拿出一把刀來威脅他。據博納所述，自己低頭凝視著揚，罵了他幾句，衝突就此結束。而據揚所述，他們後來還成為了朋友；博納是揚婚禮上的伴郎。根據報道該事件的媒體所言，這並不是揚第一次在國會大廳裡拔刀了。據稱，在1988年某議案要限制阿拉斯加的伐木業，揚向著該法案的一位支持者揮舞刀刃。（1994年，他還憤怒地向一名想要限制海象捕獵的內政部官員搖動一條陰莖骨——是海象的陰莖骨，但這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兩場衝突在發生時就見報了，但直到最近，博納與他人的對決才被曝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個多元媒體24小時時刻報道的時代裡，國會發生的事情有時還是會秘而不宣。
從現代的角度來看，人們很容易嘲笑這種情感的迸發——甚至笑得喘氣，然後就不再關注了，有時這的確值得一笑。盡管揚舞弄刀刃的事件讓人感到驚恐，但它體現出的不是危險的趨勢，而是一個國會議員的浮夸。
然而，國會中戰鬥場景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尤其是在臨近美國內戰的那段人心惶惶的歲月裡。在那段歲月裡，正如這本書將展示的那樣，武裝起來的北部和南部國會議員們成群結隊地在眾議院內大打出手。他們對權利受到的侵犯和訴求遭到的否決惱羞成怒，對聯邦內自己所屬區域的落魄感到擔憂，所以他們用威脅、拳頭和武器來捍衛自己的利益。
當斗毆的風氣流行開來，國會議員們在每天早上前往國會大廈之前都會帶著刀和槍時——那時他們不再相信國會機構，不再相信他們的同事能保護他們個人的安危，斗毆就有所意味。它意味著極端的兩極分化和辯論的終止。它意味著對議會規則和政治規範的蔑視已到了可將其通通放棄的地步。它意味著政府結構和合眾國的紐帶正在遭到侵蝕。簡而言之，它意味著國家公民社會體系正在崩潰，已到了危機地步。這個國家沒有滑向（slip into）分裂，而是奮力開出一條邁向分裂的路，即使在國會情況亦然。
斗毆在19世紀50年代末並不新鮮；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幾十年了。就像美國內戰一樣，國會內戰鬥風氣的根源也很深遠。不同地區的風俗和情緒也由來已久；南部國會議員長期以來一直在參眾兩院用威脅、侮辱和暴力的霸凌手段來獲取權力，利用公開羞辱這種手段的威力來得償所願。這並不是說國會一直處於混亂狀態；它是個運轉良好的理事機構。但斗毆行為司空見慣，顯得都像是在例行公事，也因此產生了影響。斗毆的行為影響了國會內的事務，從而塑造了整個國家。
斗毆行為也影響了公眾對於國會的意見。美國人通常更喜歡他們的議員，喜愛度遠遠超過國會。如果議員們是好斗分子，熱情洋溢地捍衛所屬地區選民的權利和利益，公眾就會更加支持他們；唐·揚選區的選民連續23次選他，這是有因由的。內戰前的美國也是如此，美國人希望他們的國會議員為他們的權利而戰，而有時光靠言論是不夠的。
這是一種十分具有效力的直接代表關係，無論它被證明是多麼具有破壞性。19世紀50年代末，斗毆行為的升級清楚地表明美國人民不再信任國會能夠保護他們的權利和滿足他們的需求。這種日益增長的猜疑所產生的影響是嚴重的。由於無法向政府尋求解決之道，南部與北部開始相互攻擊。國會議員也是如此；盡管他們之間跨越區域的友誼緩和了局勢，但他們對其他區域已經失去了信心。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增長的恐懼和猜疑撕裂了這個國家。
在我的研究剛開始時，我發現了能證明國會中威脅和暴力的尖銳證據。這份證據是一份機密備忘錄，底部有三個簽名：本杰明·富蘭克林·韋德（Benjamin Franklin Wade，俄亥俄州共和黨）、扎卡賴亞·錢德勒（Zachariah Chandler，密歇根州共和黨）和西蒙·卡梅倫（Simon Cameron，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這份備忘錄講述了一個讓人難忘的故事。
1858年的一個晚上，韋德、錢德勒和卡梅倫——他們都反對奴隸制，認為他們受夠了南部的侮辱和欺凌，於是決定采取行動。他們進行了漫長而又焦慮的對話，做出了艱難的決定。他們發誓對彼此忠誠，立誓要對將來的冒犯者挑起決斗，並戰鬥到底，直到“躺進棺材”。除了使用決斗，這種南部常用的手段以外，似乎沒有別的方式能夠阻止南部人對北部人的侮辱。他們充分地預料到自己在家鄉會受到排斥；因為在北部決斗被譴責為“野蠻的南部習俗”。但因此遭受的處罰好過他們每天在國會面臨的羞辱。所以他們讓自己的計劃為人所知，並且根據他們的陳述——他們還產生了影響力。“當人們知道北部參議員為了充分的理由準備好戰鬥時”，南部人辱罵北部人的語氣將有所緩和，不過辱罵並沒有就此終結。
這個故事很有戲劇性，而當我第一次讀到它時，最影響我的是那三個人講述它的方式。即使多年過去了，他們也幾乎無法抑制自己的情緒。“惡劣的人身攻擊”對這些人產生了影響，而且非常大。它不僅幾乎每天都對“他們的男子氣概”構成威脅，而且讓北部國會議員噤若寒蟬，從而剝奪了他們選民的代表權利，“這種無法忍受的暴行”使北部議員們“憤怒且恥辱”。對韋德、錢德勒和卡梅倫來說，南部持續的霸凌行為不僅僅關係到他們的自尊心和議會權力的運轉。它直擊了他們作為男人的自尊心，並對代議制政體最為核心的本質構成威脅。他們必須有所行動。於是他們行動了。
這些人在艱難時期盡最大努力來捍衛他們的事業和選民，他們也做出這樣的聲明。他們留下了文字：“為了讓那些後來者了解到，支持自由的代價一度是什麼，以及在美國公務生活的最高場所表達此類情感的代價又是什麼。”他們懇求子孫後代——懇求我們，了解他們曾經受到什麼樣的威脅，有多麼的害怕，他們又過了多長時間才決定反擊，因而他們的事業是多麼的有價值。在幾段文字中，他們證明了國會暴力的存在和威力。而後人卻忽略了他們所傳達的主要信息。
當我第一次讀到他們的懇求時，我感動的熱淚盈眶。如此的貼近當下，但又如此的遙遠。他們的懇求極富人性色彩，憤怒、羞恥、恐懼和驕傲的情感匯聚在一起。他們的懇求不僅把本書的主題帶入了現實的人類生活中，而且表明了本書的主題如何具有現實的意義。韋德、錢德勒和卡梅倫通過展示他們激動人心的斗爭現實，打開了一扇窗戶，通往迷失的國會暴力世界。
他們時代的教訓仍在今天回響：當對人民的分支的信任支離破碎時，作為國家的“我們”的一部分就會衰朽。沒有什麼能比國會系統崩潰的影響更能證明國會在保護和定義美利堅國家（American Nation）上的重要性了。

導　言　沾滿煙灰的地毯和本杰明·布朗·弗倫奇 / 1
本杰明·布朗·弗倫奇的晉升 / 12
第一章　合眾國吉與兇的化身：美國國會 / 23
美國國會的“莊嚴氣派” / 32
潮濕的國會山地窖 / 39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和我一樣了解這些會議 / 44
第二章　國會中的各色人物：南北相會之地 / 51
極端之城 / 57
住在奴隸島 / 62
一個新罕布什爾州的男孩 / 66
溫順的面團臉 / 73
好戰者和怯戰者 / 80
第三章　暴力的吸引力和影響力：西利-格雷夫斯的決斗（1838年） / 88
“第一次致命的國會決斗” / 90
打倒輝格黨 / 98
“其他人認為我會被‘唬住’，因為我來自新英格蘭” / 102
一場團體性的事件 / 108
眾議院裡的軒然大波 / 112
去投票箱 / 123
第四章　秩序規則和暴力規則：危險的措辭和關於鉗口律的辯論（1836—1844年） / 132
規則的戰士和他們的戰爭 / 137
以規則為武器 / 144
暴力的法則和施暴者：國會中的惡霸 / 153
“南部的奴隸制政體和北部的奴性” / 158
第五章　為合眾國而戰：“1850年妥協案”與本頓-富特的混戰（1850年） / 167
好戰者和他們的戰鬥 / 178
地區羞辱和最後通牒的權術 / 184
公平戰鬥的重要性 / 192
“公共解釋是有必要的” / 199
第六章　兩出陰謀故事：媒體的力量和堪薩斯論戰（1854—1855年） / 209
從未存在過的國會 / 219
新聞業的合作關係 / 223
講述國會中的故事：奴隸主權勢和北部的挑釁 / 231
地上十足的地獄 / 238
第七章　共和黨與奴隸主權勢的交鋒：查爾斯·薩姆納及其之後（1855—1861年） / 248
史上最暴力的一屆國會 / 256
地獄般的立法機構 / 279
猜疑和解體 / 296
尾　章　“我目睹了這一切” / 316
附錄A 關於用詞的解釋：黨派縮寫和地區忠誠 / 341
附錄B 研究方法札記：建構爭鬥和解構情感 / 343
注　釋 / 349
參考書目 / 491
致　謝 / 524
索　引 / 531

好戰者和怯戰者
《愛國者報》道出了國會裡各色人物之間流行的看法：很多南部人或者南部出生的西部人都是弗倫奇所說的“難照顧的客人”（hard customer）。他們夸夸其談而且愛嚇唬人（弗倫奇說這是“夸夸其談式英雄主義”）。他們趾高氣揚，大搖大擺。遇到反對者時，他們捏緊拳頭，握住手槍，舞弄刀刃，神態輕蔑。他們全副武裝，並且做好準備，他們夸耀自己的戰鬥意志。
以約翰·道森（路易斯安娜州民主黨）為例，他經常舞弄武器。現在我們很難清楚地了解道森在路易斯安娜州的立法機構裡是什麼樣子，也許在那裡他的自控力會強一點。不過可能也不會，在這個暴力的時代男子以侵略性為榮，而路易斯安娜州在19世紀40年代則以粗野聞名，就像道森，他形容自己是個懷有“惡毒敵意的”男人，有用劍去決斗的強烈衝動，他的劍名曰“砍刺”（cut and thrust），可謂十分恰當。相對州內而言，他在全國性的舞臺上籍籍無名，所以很難弄清別人如何評價他，不過後世之人仍然可以尋找到些許線索。約翰·昆西·亞當斯形容道森是個“嗜酒的霸凌者”，因為他在1842年威脅要割斷一個同事的喉嚨，從“一邊耳朵割到另一邊耳朵”，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他成了議會中威脅欺侮的代名詞。當有人進行威脅時，總是會遭遇到這樣的嘲諷：“你是要割斷我的喉嚨，從一邊耳朵割到另一邊嗎？”總之，道森完全有可能只是碰巧成了一個愛揮舞利刃的笑柄。當道森在1845年去世時，他的國會悼詞也無法隱晦其“重大的不端行為”，盡管未明確說明是什麼。
但是關於國會中的道森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怒火的觸發點在哪裡。無論如何，都是他人對奴隸制的敵對意見令他惱羞成怒，以至於他要動用武器。被威脅要割開喉嚨的受害者（一個民主黨同僚）當時正在為約翰·昆西·亞當斯（馬薩諸塞州輝格黨）於一場由反奴隸制請願書引發的國會騷亂中進行發言的權利做出辯護。坦率的喬舒亞·吉丁斯不止一次因為道森的泄怒方式而受人尊敬。在1843年吉丁斯所做的一次反奴隸制演說中，道森猛推了他一把，並且用刀威脅了他。（亞當斯陰險地打趣道：“我記下了，議長先生，難道這不是在試圖割開他的喉嚨，從一邊耳朵割到另一邊？”）兩年後，吉丁斯做了另一場反奴隸制演說，這次演說在議會中可以說是空前火爆，而道森顯然被激怒了，發誓要宰了吉丁斯，還扳動了手槍，讓四個配備武器的民主黨人站在他這邊。此舉迫使四個輝格黨人將吉丁斯圍了起來，其中幾人也配備了精良武器。過了幾分鐘，大多數拔槍的人才坐了下來。道森在路易斯安娜州的立法機構裡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個惹是生非之人，但是在國會中他只會因為一個核心問題而變成一個惹是生非之人：如果對方當面攻擊奴隸制。
在南部，大多數南部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能公開反對奴隸制。在印刷品中，反奴隸制甚至屬越界言論。廢奴主義小冊子在1835年時曾如洪水般地被寄往南部，引發了極大的恐慌，令南部出現了大規模的群體抗議，以及自發的警戒暴力活動和一堆堆燃燒的郵袋。之後，在國會中發生了針鋒相對的反奴隸制辯論，這無疑是對南部的挑戰，有部分南部人妥當、從容地應付了事，但很多南部人將這當成了對自己的公開冒犯，他們覺得必須復仇。正如約翰·C.卡爾霍恩在1836年時所說的，只有兩種方式可以響應這些反奴隸制請願書中的冒犯：向他們屈服，或者“作為一個有尊嚴的男人，擊潰這些誹謗和中傷”。很多奴隸主都選擇了最為激烈的對抗路線，在眾議院和參議院裡亦是如此。
這種選擇部分源於南部的風俗習慣。在南部，男人對男人的正面交鋒行為是得到一定許可的，權力機構很少會進行干預。南部人習慣於在很多方面都取得優勢和統治地位。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正是以此為基礎。以其定義而言，奴隸制的政權本質上是暴力且危險的，奴隸反叛的可能性令奴隸主懷有防衛心理，所以他們始終小心謹慎，另外還讓他們有夸耀自我權力的傾向，並且急於采取暴力行動。當涉及領導地位時，暴力的人——有時是十分暴力的人——會取得民眾支持的優勢。羅伯特·波特（Robert Potter，北卡羅來納州杰克遜派）因為閹掉兩個他懷疑和自己妻子通奸的男人而入獄，出獄後他被選入州議會。當他犯下罪行時，他是合眾國眾議院的成員。威廉·朗茲·揚西（William Lowndes Yancey，亞拉巴馬州民主黨）被選入了亞拉巴馬州的眾議院，後來又被選入聯邦的眾議院，可在此之前他殺了一個手無寸鐵的人——他開槍射向那人的胸膛，用手槍擊打那人的頭部，還用竹劍刺那人。
在這樣的世界中，外在表現尤為重要，權威和權力都蘊含於個人的表現及其財產中。如此，南部暴力及其臭名昭著的野蠻行徑具有公共意識的性質，而這注定讓人印象深刻。榮譽文化（Honor culture）是這個世界的一塊拼圖。一個男人只有做到像別人所認可的那樣，才能受人尊敬。決斗主要是為了展現男子氣概以及槍火之下的冷靜，而非殺戮。如果在決斗的挑戰面前畏畏縮縮，那麼你將不再是個男人。
北部的暴力文化則完全不同。這並非是說北部人不會那麼野蠻，或者他們對榮譽文化的影響力完全免疫。按照弗倫奇所用的詞語，“北方佬的榮譽法則”自有其邏輯和影響力。北方佬的榮譽法則很少以用槍決斗的形式表現出來，它也不太會突出強調男子氣概。用手杖攻擊別人的行為在北部較為常見，還有儀式性的“發帖公告”（posting）——公開刊發充滿侮辱性的言辭，攻擊那些拒絕收回冒犯言論或者為其辯護的人。在一場異常激烈的國會選舉後，弗倫奇在國會的兩位緬因州朋友互相發帖攻擊。在新英格蘭人中緬因人較為好斗，部分原因是這個年輕的州具有邊疆精神，它直到1820年才取得州的地位。
盡管北部人好斗，但是比起南部人而言很多人還是不願意訴諸武力，更情願使用法律。在北部，當攻擊太過火，或者騷亂陡生時，權力機構常常會下達指令進行干預。在北部騷亂事件中，大多數不幸事故都被設法約束人民的公共機構及時阻止；相反，南部的騷亂往往會導致謀殺的出現。正因為這樣，北部人在國會中面對暴力時才會有以下的表現：他們往往會求助於議長或者主席，請他們下達指令。約翰·昆西·亞當斯稱他們的請求為“哀悼演說”（lamentation speeches）。
斗爭形式的區域特徵令國會中的人激烈地交鋒對抗。在國會的行話中，大多數北部人都是“怯戰者”（non-combatants），而很多南部人則是“好戰者”（fighting men），這點實際上讓南部人具備了斗爭優勢。一些人確實願意，甚至急於用武器支持他們的言辭，但是有些人並非如此，這就讓他們在衝突中畏縮不前，並且冒著顯得很懦弱的風險。英國遊客哈麗雅特·馬蒂諾認為北部人的奴氣在華盛頓表現得很明顯。新英格蘭人永遠是那種“過於順從的姿態”，還習慣性地走出那種“請求原諒式的步伐”，他們的“腦子裡似乎總有一種想法”，他們“不能進行決斗，盡管其他人能”。而與之相對，南部人將暴力當成一種“恐怖的手段”，逼迫他人順從他們的需求——他們這麼做時還洋洋自得。1848年，兩個國會議員曾經拍著桌子並怒拳相向，而威廉·威克（William Wick，印第安納州民主黨）在事後宣布，南部人和西部人“現在和將來都會這麼做，男人就不應該通過任何法律阻止他們”。如果眾議院正式責備交戰者，“那麼舉國都會嘲笑、鄙視它——至少，群山以西的區域會如此。”這件事情最後以妥協的方式告終：一份正式決議出臺——眾議院接受公開的道歉，除外不再做出進一步的行動。最終決議的投票結果為77比69，無論在哪個黨派裡，都沒有新英格蘭人支持這項決議。即使在平息爭端方面，南部人也更具有優勢。
來自不同地方的不同人對男子氣概、暴力、合法性以及這些概念背後更深遠的文化意涵都有不同想法——不同到有時足以需要翻譯來進行解讀。邊沿州（border-state）的國會議員們能夠擔當此任。這些人來自馬裡蘭州、特拉華州、肯塔基州、密蘇裡州和北部弗吉尼亞州，他們中很多人都是奴隸主，但是他們的家鄉州對奴隸制的觀念是複雜的。邊沿州的地理位置保證了它們長期與勞動自由的北部之間有著交流互動。邊沿州有繁榮的城市——巴爾的摩（Baltimore）、聖路易斯（St. Louis）、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都遵循北部的模式，人員構成多元化，還有很多自由黑人。而且最有利於調解國會內紛爭的方面是，邊沿州的政治激情往往來源於國家主義，而非奴隸制，所以它們有時連廢奴主義也能容忍。
邊沿州的國會議員在文化上會兩種方言，比起深南部的同儕們，他們對反奴隸制的話語也放低了戒心，有可能成為尊重法律和秩序的輝格黨人，所以他們是調解爭鬥的完美人選。那段時期立法機構裡最負盛名的妥協者幾乎都來自於邊沿州，這批人也是第一流的爭鬥調解人，這並非偶然。
好戰者、怯戰者，以及居中調解之人：當國會議員研究如何運用權力來策劃立法事務時，他們就會明白哪些人屬於哪種類型，也會有相應的計劃。內戰前，國會內的個人行動是受到區域暴力形式塑造的。地方主義在某種情況下凌駕於方針政策之上——甚至超過時刻將要爆發的奴隸制問題，可見地方主義至關重要，形塑了議會中的權力均衡形勢。
弗倫奇根據不斷變化的形勢，把這些因素計入他對國會的預測分析中。當一場爭論從激烈的辯論轉變成面對面的摩擦齟齬，他就會做大多數國會內部的人都會做的事情——估計哪些人是好戰者，以及他們的怨憤有多大，猜想這些人決定以哪種行動保全名聲，並仔細觀察正在發生的，預測可能出現的結果：表現出“男子氣概”的人將贏得榮譽和掌聲；沒這樣做的人會被嘲笑是懦夫，他們在議會中的權力相應地也會流失。這就是對國會聲望的計算，而決斗是主要的變量。
上述的計算很複雜，但弗倫奇在心中會有一份決斗狀態核對單。哪些人在爭論？他們是南部人、北部人或者西部人嗎？他們是“重視榮譽且勇敢無畏的嗎”？他們以前決斗過嗎？這人是經證實的懦夫、怯戰者、神職人員，還是一個長者？對於南部人、南部出生的西部人，以及所有好戰者而言，決斗的障礙被設定得很高，而沒有碰到這個障礙則意味良多。冒犯會有多認真？是言語的冒犯還是拳腳的冒犯？誰看到了？有人用了敏感的侮辱詞嗎？“小狗”、“耗子”、“流氓”、“懦夫”和“騙子”是有效的決斗導火索。在特定的圈子中，廢奴主義者也是敏感詞匯。存在特殊的環境嗎？是不是有長期的世仇在起作用？這兩個人只是單純地討厭彼此嗎？有人喝醉了嗎？或者兩個都喝醉了？
幾乎每一次嚴重的爭執都會讓弗倫奇去計算。1834年，當參議員喬治·波因德克斯特（George Poindexter，密蘇裡州反杰克遜派）和參議員約翰·福賽思（John Forsyth，佐治亞州杰克遜派）因為波因德克斯特對杰克遜政府的抹黑“進行了一場爭辯”，福賽思斥責對方所言為謊話（控訴波因德克斯特說謊）。弗倫奇預測將會發生一場決斗，但參議院以“秘密會議的形式”處理了它。1838年，當亨利·懷斯（弗吉尼亞州輝格黨）和塞繆爾·戈爾森（Samuel Gholson，密蘇裡州民主黨）彼此惡言相向時（戈爾森稱懷斯是一個“懦弱的流氓”——雙重個人攻擊），弗倫奇預感兩人的行為記錄上將會添上一筆斗毆的經歷，但是戈爾森的胳膊上掛著繃帶，所以“他無法進行劇烈的格斗”。發現每個賽季的最佳格斗手，計算出衝突的可能性，評估可能出現的勝者和輸家，觀看榮譽場上的季後賽：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國會中的戰鬥就是一場盛大的體育賽事。
國會就是這樣的大聯盟。雖然合眾國內所有的立法機構都有突發的戰鬥和霸凌事件，但是在國會中的戰鬥有特別的分量。議員會展開關於先前定好（precedent-setting）的全國性政策的辯論。全國的觀眾通過觀看參眾兩院的正式記錄而判斷國家的狀態。能夠毀滅合眾國的奴隸制問題從未遠離大眾視線。地區的習慣將會賦予某些人格斗上的優勢。這會醞釀出災難，結果也確實如此。但是在19世紀30至40年代，政黨的紐帶是起到平衡作用的關鍵力量。每個政黨都有一批人是好戰者，也有一批人是怯戰者，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政黨關心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攻擊一個怯戰者，可能會面臨被他的好戰的盟友施以懲戒的風險。人數優勢意味著安全，這是當時的現實。
但是有時個人尊嚴、地區利益和黨派的需要也會迫使那些怯戰者參與戰鬥。弗倫奇在1838年有了切身的體會。當一個新英格蘭民主黨人被要求進行一場決斗時，弗倫奇對這位捍衛自己尊嚴的同鄉人和盟友油然生出敬意。但是事情變得十分糟糕，意料之外的事發生了，而弗倫奇則越界了。他密謀了一場針對國會議員的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