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學研究：語言、族群、性別與歷史敘事

本書著重探討客家文學中的語言、族群、性別與歷史敘事，這些主題都是臺灣豐富多元的展現。臺灣在1988年「還我母語運動」之後，啟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本國語文復振過程。
解嚴後的臺灣，各族群重新思考文化脈絡的傳承與復興，在這個過程中，解構了過去單一標準的語言政策，形成「眾聲喧嘩」的多語局面。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互為主體，促使文學文本經常揭露了該文本出現的時代主流觀點，文本中的族群關係、性別呈現、歷史記憶，無不提醒讀者反思當下臺灣的處境與世界的潮流。
本書運用以邊緣為中心的研究策略，深入剖析「客家文學」的各項議題，突顯臺灣的多元與豐富，並提供各界對「客家文學」的進一步認識。

黃菊芳
現職：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簡歷：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碩、博士論文均撰寫客家民間文學領域，博士後跨領域接觸語言學及數位人文相關研究，對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略有涉獵。致力於客家語言與文學的研究多年，歷年於期刊或專書發表相關論文多篇。著有《台灣客家民間敘事文學：以渡台悲歌與渡子歌為例》、《過去恁多年做毋得講个事情：講還我母語運動》、《百年客諺客英解讀》（與彭欽清合著）等書。

前言

客家文學的討論與臺灣民主化的過程密切相關，而文學的研究與上一個世紀哲學思潮的語言學轉向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文學研究的理論探討從形式主義走向文化研究，從結構主義邁向後結構主義。身處後現代思潮的臺灣當下，文本展示了豐富多元的社會脈動與時代議題，「客家文學」的相關研究與討論，正是時代脈絡下，在「去中心」的過程中，一種以邊緣為中心的研究策略。
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互為主體，促使文學文本經常揭露了該文本出現的時代主流觀點，文本中的族群關係、性別呈現、歷史記憶，無不提醒讀者反思當下臺灣的處境與世界的潮流。文學史的書寫，從大量的「中國文學史」到近二十年出現的「臺灣文學史」書寫，也提醒我們臺灣的政治立場轉向：從「中國」中心轉變為「臺灣」中心。文學書寫也從「中國性」的追求，轉而確立「臺灣性」的存在。客家文學既有「中國性」也有「臺灣性」，深入探討客家文學的相關議題，可以突顯臺灣的多元與豐富，也更接近生活的文學這個命題。
客家文學除了與中國文學及臺灣文學密不可分之外，客語文學的命題也值得討論。一般對客家文學的定義是書寫者為客籍，或者書寫內容有客家，或者使用客語書寫，那麼客語文學一定要使用客語書寫，至於內容則不見得要與客家相關。而客語又有不同的腔調，書寫的問題顯得複雜而深具挑戰。語言的消失與時代及政策密切相關，不同歷史時期的推行「國語」運動，無不直接或間接導致本國語文的瀕危，當代的弱勢語言復振工程極為艱巨，因為與國家的雙語政策相互矛盾。
臺灣在解嚴之後，於1988年底的還我母語運動開始，進行了一系列臺灣客家文化的政府與民間復振工程。近幾年在《國家語言發展法》及《客家基本法》的相關法律保障之下，客語師培、客家藝文補助等如火如荼在推動。反映在文學作品上的則是鼓勵了不少作家關注客家的議題，也影響了不少從事客語創作的創作人，純文學如此，流行歌及影視行業也如此。觀察解嚴後民主自由臺灣在文學創作上的多元與百花齊放，尤其是「多語」的創作選擇，滋養著無數懷有鄉愁的文學心靈，也鼓勵不少後生的投入。
用母親的語言書寫，本身就是一種強而有力的象徵與隱喻。而「母親」往往又是「他者」，處於邊緣。用母親的語言書寫就是一個「去中心」的象徵與隱喻，而「中心」是被時代建構出來的「意指」，其「能指」經常被統治者置換而處於變動的狀態。變動的「能指」有不同歷史時期的「國語」，也有國際優勢語及地方優勢語，面對這些「能指」，弱勢語言的存活總是艱難而苟延殘喘。然而愚公移山並非寓言，而是一種堅持與信仰。
臺灣在還我母語運動之後，啟發了一波波的本國語文的自覺復振過程。解嚴後的臺灣，各族群重新思考文化脈絡的傳承與復興，在這個過程中，解構了過去單一標準的語言政策，形成「眾聲喧嘩」的多語局面。本書第一章即在探討「客語新文學」運動的時代意義及其意涵，簡單概括，大意就是「客語新文學」承繼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精神，只不過五四時期使用白話文（標準語）作為富國強民的工具，而「客語新文學」則是用客語批判時代、見證歷史，因此「客語新文學」運動實際上就是臺灣客家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
解嚴後的臺灣，各種思潮百花齊放，文學文本思考族群關係的創作如雨後春筍。其中客籍作家甘耀明的《殺鬼》與《邦查女孩》，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歷史中的族群與國族議題，也帶領讀者站在全球語境的視點重構臺灣的族群圖像。本書第二章以這兩本重要的作品切入，探討客家文學中的族群敘事與臺灣主體性的呈現。書寫1940年代臺灣的《殺鬼》，所建構的是漢人男性臺灣的主體意象，而以1970年代臺灣為敘事背景的《邦查女孩》，則建構了非漢女性臺灣的主體意象。主角的性別置換，透露時代與作家敘事重心的移轉，從陽剛的男性中心主體敘事，走向陰柔的女性邊緣主體敘事，暗示了敘事主體的弱勢關懷與自覺。換言之，臺灣的主體性是由不同族群共同建構並且逐步發展而成。
族群的議題是我們生活其中的感受，同時也被作家再現於文學作品之中。本書第三章探討臺灣文學之母鍾肇政小說中所再現的族群形象。藉小說文本指出，不同時代的文本，往往再現了時代的傷痕，也是我們對歷史進行反省的素材。族群的分類透露一個時代的族群關係，小說中的符碼選用往往也反映一個時代的族群偏見，值得我們重新思考與定義。歷史通常是被書寫的文字，真實的歷史只能經由文字再現，而再現的往往又是被選擇的歷史。新歷史主義的批判即在於，一個時代的書寫集合，就是該時代的歷史，小說也是歷史的一部分。「虛」與「實」互為表裡，不可分割。
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是有趣的主題，客家文學的女性形象建構也是研究者常探討的對象。本書第四章試圖從臺灣客家的現代詩及小說文本，歸納文學文本中的客家女性形象是如何被作家書寫與運用。性別在文本中的展演無處不在，而「女性」在文學傳統裡往往是被象徵的符號，香草美人的比喻、君子自比，或者用饑餓的女人形象寄寓家國之思。客家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在本書的概括有三類：勤苦犧牲而堅毅的形象、想望追求自由的形象、活潑具男子氣概的形象。這些形象暗示了女性主體在象徵秩序裡的各種存在，也是時代變化下多元社會的一種呈現。
本書最後兩章探討民間歌謠文學的兩類敘事，一是移民類敘事長歌，一是流傳廣遠的月令格聯章體歌謠。第五章討論並比較客家〈渡台悲歌〉與〈過番〉長篇敘事所描寫的移民結構與歷史記憶，渡臺與過番是早期不同族群的先民的集體記憶，本書就客家族群的部分進行討論與比較。在形式上，〈渡台悲歌〉與〈過番〉都是七言長篇且一韻到底，校稿本〈渡台悲歌〉有380句，2,660字，〈過番〉有253句，1,771字。在內容上，兩首都使用第一人稱敘事，只是〈渡台悲歌〉採取「士」階層讀書人的視角敘事，而〈過番〉則是「工」人階層的視角。兩首都在勸勿離鄉渡臺或過番，而且這兩首敘事均以年輕男性為主，透露移民的主要結構。在渡臺與過番的路線描寫部分，兩首都是走韓江流域，〈渡台悲歌〉的出發地是今廣東陸河一帶，主要描寫惠州府客家人的渡臺記憶；〈過番〉是從廣東嘉應州府出發，是嘉應州府客家人的共同記憶。
除了移民的歷史之外，民間歌謠中對古人古事的敘事總是廣為流傳且歷久彌新，本書第六章選擇至今仍被流行歌曲翻唱的〈十二月古人〉，探討這一類月令格聯章的敘事傳統與異文取材。〈十二月古人〉是一首流傳在客家地區的小調，又稱為〈剪剪花〉。經由異文整理校稿，我們確認了〈十二月古人〉每個月的歌詞內容，而此歌從正月到十二月，每個月歌詠一個重要的生命主題，從堅貞的愛情到忠孝節義的各類故事都有，其中關於後宮爭鬥（以妻替后死）及孝順（郭巨埋兒）的主題，頗有爭議，不建議再繼續傳唱。
本書探討客家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許多重要主題。在客家作家文學的部分，本書探討客語新文學與還我母語運動的關係，分析客家文學所再現的族群、性別等議題，也討論了文學文本所逐漸重視的臺灣主體性。在客家民間文學的部分，本書深入析論客家渡臺及下南洋歌謠的歷史記憶及移民結構，並解析進入客家流行歌曲傳唱的傳統月令格聯章敘事〈十二月古人〉的敘事傳統與異文取材。這些探討成果希望能為客家文學的研究提供一些參考，也期許能有拋磚引玉的功效，吸引更多對客家文學有興趣的研究者共同耕耘。

導言
第一章 客語新文學與還我母語運動
一、前言
二、語言，有關係嗎？
三、1988還我母語運動與其後「客家文學」研究的出現
四、「客家文學」與「客語文學」知識的形構
五、客語文學有哪些？
六、文學獎與「客語新文學」的發展
七、「客語新文學」的發表園地
八、結語
第二章 客家文學中的族群與臺灣主體性敘事：《殺鬼》及《邦查女孩》
一、前言
二、文學文本中的族群書寫
三、《殺鬼》建構的漢人男性臺灣主體意象
四、《邦查女孩》建構的非漢女性臺灣主體意象
五、結語
第三章 鍾肇政小說中的族群再現
一、前言
二、族群再現相關研究
三、鍾肇政小說再現的族群與文化符碼探討
四、鍾肇政小說中的人群分類與反思
五、結語
第四章 客家文學的女性形象建構：臺灣現代詩與小說
一、前言：關於客家文學與女性
二、性別無意識：「女性形象」研究
三、客家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建構
四、結語
第五章 移民結構與歷史記憶：客家渡臺與過番敘事
一、前言
二、〈渡台悲歌〉與〈過番〉
三、客家民間敘事中的移民結構與生活方式
四、「渡臺」與「過番」歷史記憶的再現
五、結語
第六章 客家月令格聯章歌謠〈十二月古人〉的敘事傳統與異文取材
一、前言
二、客家月令格聯章歌謠的敘事傳統與〈十二月古人〉的命名原由
三、「剪剪花」的歷史傳承
四、〈十二月古人〉的異文
五、〈十二月古人〉校定本與內容取材探討
六、結語
各篇文章出處
參考文獻
一、專書
二、期刊論文
三、專書論文
四、學位論文
五、其他

語言，有關係嗎？
 
語言，有關係嗎？2018年客家電視台推出傳記式的電視劇《台北歌手》，14集的電視劇將呂赫若的一生精彩重現，劇中的呂赫若從頭到尾使用流利的四縣客家話，事實上，呂赫若是一位不會說客語的學老客，擅長日文。相較於1980年出品，李行導演的《原鄉人》所展演的鍾理和一生，當時秦漢主演的鍾理和說一口流利的國語（或稱華語、即現代標準漢語），而鍾理和其實是受日本教育讀漢文的美濃客語使用者。
1980年代，國家推行國語運動正如火如荼，嚴禁方言的使用；2018年《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鼓勵各族群母語的使用。這些政策與觀點直接反映在影視文學作品的語言選擇。你說，語言，沒關係嗎？或許，大家可能比較能夠接受「客家文學」，但是「客語文學」有必要嗎？我想這個疑問已經由晚清客家大詩人黃遵憲回答過了：「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雜感〉節錄）
言（口語）與文（書面語）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文學創作的嚴肅課題，而文學活動又與時代政治的脈動息息相關。在臺灣，「客家文學」與「客語文學」的探討，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客家文學」未必使用「客語」書寫，「客語文學」則一定要使用「客語」書寫，然而書寫符號的選擇仍有爭議，目前大部分的作品主要以「漢字」為書寫符號。究竟臺灣的「客家文學」與「客語文學」有什麼好探討的呢？又有什麼重要性與必要性？
眾所周知，只要提到客家文學或臺灣的客籍文學家，社會大眾心中浮現的作家名字大概是「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鍾理和、「鐵血詩人」吳濁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龍瑛宗、「臺灣新文學之母」鍾肇政、「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寒夜三部曲》李喬，還有近幾年因為金鐘電視劇《台北歌手》而被重新認識的日本時代斜槓青年呂赫若、臺灣最早揭露白色恐怖歷史並且公開支持統一的報導文學作家藍博洲等等。
鍾理和的書寫符號選擇中文為主客語為輔，吳濁流、龍瑛宗、呂赫若使用日文書寫，鍾肇政及李喬以日文和中文為主，客語及閩南語為輔，賴和則是以中文及閩南語書寫，李喬是「客學老」，呂赫若和賴和是「學老客」，賴和自述：「我本客屬人，鄉語逕自忘，戚然傷抱懷，數典愧祖宗。」這些作家大部分都經歷了日本統治的年代，血統未必純客籍，語言使用更是複雜多樣，政治認同各異，正如臺灣這塊土地的多元。除了這些大家耳熟能詳臺灣文學史上重要的客籍文學家與作品之外，「客家文學」還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