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來自法國學者的觀察視角

中國的政治會民主化嗎？
中國的經濟成長會停滯崩潰嗎？
還是以上皆非！中國會走向更強大的「威權平衡」？

★知名政治學者、中國政治及兩岸問題專家四十年結晶之作★
★獨家收錄中文版作者新序，回顧截至2024年最新局勢★
自1970年代末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包括章家敦、沈大偉、裴敏欣、黎安友、明克勝、狄忠蒲、唐文方等諸多學者都曾預測過中國的未來，例如章家敦提出「中國崩潰論」、沈大偉和裴敏欣預測「中國經濟將停滯不前」，此外如黎安友、明克勝、韓博天、狄忠蒲等學者則分別點出「中共威權體制的問題」，以及「中共威權體制的再進化」。
本書作者高敬文教授總結過往研究後指出，習近平的政權依舊穩固，短期內並沒有崩潰的可能，並會持續強化其一黨專政的力道。近年雖然中國發生經濟危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北京政權只要穩固其「威權平衡」體制，只要人民無意追尋民主化道路，中國就沒有改變的可能。
中國社會與其說是「反民主」，不如說是「無民主」
知名政治學家福山曾說過一句話：「沒有民主人士，就沒有民主可言。」在當代中國社會確實有愈來愈多年輕人希望能多點言論自由、多點表達空間，但中國的整體氛圍依舊是「避談政治」，多數中國人寧可「躺平」，也不願冒險衝撞體制。多數中國人不反民主，而是甘願生活在「無民主」、「去政治化」的狀態下。少數關心公共事務、願意發聲的公民，還會被污名化為「過度政治化」的麻煩製造者。
什麼是「威權平衡」？特色是什麼？
「威權平衡」是本書作者高敬文教授提出的論點。他認為中共政權經歷過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軟威權」模式，以及習近平上臺以來的「硬威權」路線後，已經長成一種具有足夠韌性與彈性的「威權平衡」，足以面對政權內的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或經濟危機。
「威權平衡」的根基是什麼？
作者認為有下列幾點穩固了中國的「威權平衡」，包括：（1）黨國體制牢牢控制著中國的政治生態，先有「黨」，才有「國」；（2）中國像間沒有股東的公司，共產黨得以透過不透明的方式管理中國；（3）人民若想參與公共事務，唯有加入共產黨一途，官員若想升遷發展，也只有黨內的途徑可走；（4）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幫，自有一套規則，置身於法律之外，甚至之上。
中國有可能民主化嗎？
作者認為在受「威權平衡」的管治，以及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可能二十年、三十年內都無法民主化。但作者也指出，唯有多數中國人願意追尋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質疑中共給予的安全、穩定和繁榮的蜜糖，中共威權體制才有走向末日的一天。

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法國政治學家、漢學家和亞洲問題專家，早年在巴黎第七大學先後修讀日本學文學學士和中國學碩士，後來在巴黎第一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專研中國的政治和憲法、中國外交及安全政策、中國人權問題與臺灣政治。

高敬文教授自1974年開始學習中文，並於1976到1977年間先後去了臺灣、香港和中國。此時正逢兩岸強人毛澤東、蔣中正過世，東亞政治氣氛詭譎，親眼目睹此變局的高敬文就此跟中國研究、兩岸研究結下不解之緣。1994到1998年，高敬文負責建立及主持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FC）臺北分部，隨後在1998到2003年間，回到香港擔任該研究中心主任，同時主持中心季刊《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2003年之後，高敬文成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員。2007年起，又赴香港浸會大學擔任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目前則為該學系的榮休教授。

身為「臺灣女婿」的高敬文教授有著一口好中文，《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是他在中文世界的第一本翻譯著作，也是他四十年來對中國政治體制研究的結晶。除本書之外，高敬文教授另有一本討論臺海戰爭局勢的新書，《面對中國：戰爭與和平的前景》（Facing China: The Prospect for War and Peace, 2023，法文版書名為Demain la Chine: guerre ou paix?, 2020）。

作者中文版序

很高興本書能繼二○一八年的法文版、二○一九年的英文版之後以中文版面世。當然，我也為此增補了內容。臺灣的八旗文化出版社給了我這番機會，我銘感五內。
我希望，除了臺灣讀者以外，中國與其他華語社群也會對中文版的《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感興趣。這既是重要的主題，也是個大哉問。中國實現民主化的機會有多大？一旦民主化成真，對中國、臺灣乃至於全世界會造成什麼影響？反過來說，要是中國沒有民主化，我們馬上就能想到中國、臺灣與全世界會遭遇另一種局面：中國對臺灣、美國和北半球國家的關係將更加緊繃，甚至走向戰爭。
新冠疫情前，我的看法就很明確：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不會民主化，由他擔任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反而會繼續獨占政治權力，不會讓任何反對勢力冒出頭來，任何對於黨專政的批判或爭奪，都將被扼殺在搖籃中。到了二○二四年，我的想法依舊沒有改變。的確，我仍然相信中國的政治體系長期下來，比方說從現在起的二三十年吧，必定會有演變。社會上與菁英群體中希望有更多自由、最終走向民主政權的一派人會愈來愈多，甚至能占上風。然而，我也不得不說，對於中國可能有的任何一類政治轉型，現在的我比六年前悲觀得多。
凡中國民主化得面臨的重重阻礙，書裡都有詳細分析。情況自二○一八年以來並無多大改變。當然，二○二四年的習近平，已經把更多的權力握在自己手裡。從二○二二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他拉拔更多悉聽尊便的應聲蟲（yes-man，這詞確實挺符合，因為幾乎沒有女性），把其他派系的人排擠出去。不過，政治、經濟與知識菁英階層中的大多數成員，其共識仍然是維持這種高度威權的政治體制。習近平對蘇聯的瓦解不敢或忘，盡全力鞏固中共黨員與整個社會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對於他所謂「中國傳統價值」的信念，藉此減緩任何朝民主體制和平發展的風險。雖然許多觀察家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嗤之以鼻，但習與目前的中共領導層對此卻非常認真，極為重視這種思想，希望在以中共的領導與所謂「全過程人民民主」為基礎的民主詮釋，打造另一種堅實的政治模式時，可以發揮作用。
中國社會與菁英仍有部分人願意跳火坑，追求進一步的政治參與，提倡「憲政」理念，或是出庭為政治敏感案件辯護。二○二二年底的「白紙抗議」，便充分表達了部分訴求。他們的批判逐漸鎖定習近平個人，認為他背棄了「集體領導」原則，恢復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甚至為了能掌權超過十年而修憲。習近平的這三項決定，挑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鄧小平為避免毛澤東時代的各種災難再度發生而採取的措施。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為避險的外交方針，但習近平如今推行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卻頗具攻擊性，威脅臺灣，在釣魚臺周邊威脅日本，並威脅主張擁有南海主權的其他國家，尤其是其中最薄弱的一環──菲律賓。
更有甚者，二○一九年反送中示威運動過後，習近平對香港來了一波大改造：他把特別行政區混和式、半民主的政治制度，變成實質的威權體制；北京控制的中聯辦作為藏鏡人；只有所謂的「愛國者」，也就是支持中共的香港人，才能參加選舉，在立法會或區議會獲得一席之地。二○二○年六月，港版《國安法》實施；四年後，香港立法會又通過了更縝密、全面，也更壓迫的地方條例加以補完。雖然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與一九九○年《香港基本法》所設想的，都是讓香港漸漸朝完全民主選舉發展，但習近平與目前的中共領導層卻完全背棄了前述承諾。
他們反而把香港的政治制度，改造成我所謂的「新加坡化」。就網路使用與學術自由來說，香港還是比中國大陸自由一點。但是，許多本有的公共自由已遭壓制，大量民主派淪為階下囚或者流亡，紀念六四事件或批評中共如今皆遭到禁止。總而言之，香港已沒有政治生活可言。
中國大陸社會多半支持香港局勢的最新發展，民眾普遍輕信雨傘運動與二○一九年的示威，其背後有外國勢力推波助瀾，而且八成是美國。整體來說，沒幾個中國人膽敢質疑一九四九年確立至今的一黨專政體系。恐懼算是首要因素。另一個大家都抱持的態度，就是「沒用」或「沒指望」：權力已嚴重失衡，政治上競爭的成本太高，對於改變的期待值則太低。第三點，也是我認為較為重要的一點，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民主文化。我在本書結論說明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預言大錯特錯，但還是得引用他的一句話，因為那句話他說得很對：「沒有民主人士，就沒有民主可言。」
講白點，戒嚴時期的臺灣或一九八七年以前的南韓還是有民主人士，但中國沒有。中國社會與其說是反民主（anti-democratic），不如說是無民主（a-democratic），或者說「不談政治」。確實有愈來愈多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年輕人，希望能多點言論自由。民眾大量運用社群媒體，尤其是微信，凸顯出社會盡可能運用這種新的即時通訊與對話空間，來表達自己對許多不同議題的看法，只要不公開批評中共及黨的領導人就好。顯然，中國憲法明明有賦予人民各種公共自由，不光是選舉自由、權力的分立、制衡與平衡，還有言論、結社、集會與集體行動的自由，但是認真追求民主、終結一黨專政、建立多黨民主體系的中國人偏偏卻少之又少。
中國人經常提到的理由是民主很亂。中共長期散播這種論點，但多數中國人民也接受並內化之，甚至自己就是這麼覺得。多數中國人確實覺得中共主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當然包括共產黨，但全國人大等機構亦然）與象徵（國旗和國歌）再自然不過了，對它們也有認同。他們習慣強而有力、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國家，深入居民社區與村落，控制他們又照顧他們，至少有達到某種程度。他們或許希望有多一點餘裕，但他們對於黨國體制也有許多期盼，從法律、秩序到社會福利，不一而足。對於選出地方與全國領導人、地方與國家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方式，他們並不求有發言權。就此而論，二○二二年反新冠清零政策的示威堪稱例外。城市與鄉村確實有舉行基層選舉，但受到地方黨委嚴密控制與操作。結果，一般人對此興趣缺缺，對村委會、居委會與地方人大等基層選舉缺乏認識和參與──我從自己晤談過的中國人身上也驗證了這個事實。多數中國人並不傻：大家都很清楚實權不在自治組織手中，而是在共產黨手中。
對於這股「無民主」、跟政治保持距離的態度，有各式各樣的解釋。部分觀察家（中國或西方都有）把主因歸結於儒家思想、中國根深柢固的菁英觀念與二千年的帝制。對此我並不同意。沒錯，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與風俗習慣很重要，就像我們法國的傳統風俗，也就是政界菁英那種貴族、保王的傾向。然而，法國人無法忽略法國大革命，無法忽略民主憲政與共和政體經歷了漫長的痛苦，終於在十九世紀末誕生，我們同樣不能忽略清帝國與中華民國在大致上同一段時間所經歷的政治轉型，尤其是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我們不能忽略，自十九世紀晚期以來，中國的改革派與革命派已經為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乃至於從老帝國變身為民族國家，找到了最好的路線──憲法、民主與選舉的理念與原則。我會在第二章對這些議題稍事探討，不過我也推薦能讀法語的人讀一讀謝弗利（Yves Chevrier）對於中國從一八九五年至今國家轉型過程的長篇分析。謝弗利這部巨作完美呈現了中國對於民主的追求有多麼切實，以及這場追尋是如何因為國民黨的獨裁、中日戰爭，以及毛澤東的中共而失敗。謝弗利也揭露了習近平為了鞏固目前的政權，鞏固謝氏所謂的「帝國國族」（Empire-nation）並確保其長期存續，是怎麼樣把帝制傳統跟馬列主義融為一爐，民主化前景堪憂。
對於中國內部抵制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情況，其他史家素有批評。在此我僅舉唐德剛為例。唐德剛以絕妙的方式，說明了中國早在西元前三世紀末就付出多大的努力終結了封建，隨著秦始皇而成立帝制，卻也清楚呈現中國至今仍未能從帝制轉型到以公民為基礎的民治。
問題在於，歷史超過七十五年的共產制度，也就是中共所主導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至今仍然分量十足。毛澤東死後，體系內部已有若干重要轉變。但我們也不能誇大這些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意識型態基礎與制度性支柱依舊穩固。經濟與社會固然已改頭換面，但中共始終能適應局面，維持領頭羊地位，嚴密監控各種大小的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其實多半都不算真的非政府）以及社會各部分──無論是從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中獲益的那部分人（政治、經濟、知識菁英與中產階級），還是被拋下的那部分人（民工與農村社會）。裴敏欣（Pei Minxin）在新書《哨兵國度》（The Senfinel State）裡說得好，黨國體制有龐大且經費充足的公安機構能實施有效的維穩政策，加上一大票打小報告、監視公民同胞的線民，因此始終能密切掌握每一種政治異見分子。
民主化還會遭遇其他阻礙。其中，中國的大小特別值得一提。比起臺灣或南韓，中國大太多了。大小確實有影響，任何政治改革在中國不同省分或區域都會有大不相同的發展。上海、廣東與沿海省分要民主化比較輕鬆，至於甘肅、貴州，甚或是西藏與新疆，恐將面臨中共地方菁英大力抵制，兩端的情況會差很多。
我忍不住想再補個比較，拿中國跟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之後的俄羅斯發展相比。我不覺得中國有解體為數個獨立共和國的嚴重風險。但話說回來，始於戈巴契夫、成於葉爾欽的俄羅斯民主化確實是場重大挫敗。普丁掌權後走回帝制老路，以恢復蘇聯固有疆域為長遠目標。假如中共改革派決定展開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化過程恐怕也得克服類似的嘗試與類似的挫敗。失敗的風險會迫使改革派（包括中共內部）在大刀闊斧改革政治前三思而後行。
中國會不會就此深陷於集權主義？一九五五年出生、比習近平小兩歲的我恐怕是老了，就算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民主化，我也等不到了。有些樂觀的人提到民主化的兩個可能原因：一是武力併吞臺灣失敗，二是經濟危機。我在本書裡會探討這兩種情境。前一種情況，我在另一本書，也就是羅曼和利特爾菲爾德出版社（Rowman & Littlefield）二○二三年出版的《面對中國：戰爭與和平的前景》（Facing China: The Prospect for War and Peace）英文版裡有大量的分析。此處我簡單補充：包括習近平在內，中共領導層絕對會優先選擇政權的存續，而非冒險倉促出手，加速統一臺灣的進程。至於第二種情形，我會在本書第六章說明民主化無助於中共化解在二○二四年的當下，乃至於接下來面臨的結構性經濟考驗。但我的說法搞不好也不準，畢竟要刺激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福利，黨的領導層恐怕必須給私部門與公民社會更多餘裕，而這些演變也有可能削弱黨在經濟與社會的主導地位。
當然，小心總沒有錯。目前為止，無論是哪一種政治上的反對，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習近平與中共領導班子都能成功壓制。如果要爭當前領導權與發展方向，只有在體制內去爭，才有意義可言。不過，反而是目前中共領導層對中國大陸與香港的那種偏執，讓人看到了一絲希望。換個視角，近年來對香港民主反對派的每一次打壓，其實都凸顯出中共有多麼擔心特區變成宣傳民主理念的「顛覆基地」，在香港乃至於全中國引發「顏色革命」。
無獨有偶，習近平明確要強化共產黨員與全中國社會對共產黨及其主導意識型態的信心，這種做法也可以換一個角度去理解，看成為了鞏固政治體系而孤注一擲，畢竟中國經濟與社會愈發全球化，要掌控變得愈來愈難。
至於上面的這些猜想會不會太牽強？只有未來能告訴我們答案。眼下，我希望本書能為讀者提供一些途徑，更加了解中國威權主義之牢固，同時也認識其脆弱。世局混亂，民主制度面臨的挑戰愈來愈艱巨，悲觀也是難免的。但我也老到還記得上一場冷戰（一九四七至一九八九年）戒嚴的臺灣。一九八○年的時候，誰能料到蘇聯會解體，或者臺灣會民主化呢？
世事難料，前面已經有簡短提及，書裡還會有更深入的分析。我們要時時提醒自己：未來尚待來人書，人類與社會都會不斷改變，自然也無法預測。

前言
第一章　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強大而持久的威權平衡
中國的黨國體制：一個制度性的悖論／蘇聯政權垮臺的教訓／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對中國社會的控制以及對異見人士的壓制／一個被黨控制的軍隊系統／結論
第二章　官僚體制的傳統和蘇聯模式
政權的延續性／帝制與中共制度的根本分別／民國時期的繼承與決裂／結論
第三章　脆弱且畸形的民主文化
中國人在想什麽？／高效率且現代的政治宣傳和監控體系／遠離政治的中國社會／變革的因素／結論
第四章　萌芽中的公民社會和黨國體制監管的進一步收緊
中國公民社會實質性的突飛猛進／網際網路能夠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嗎？／關注衝突事件的治理機制／司法改革的重啟與司法獨立的嘗試／宗教復興及政策變化／共產黨仍然頗具吸引力／「社會信用」和社會管治／民族主義／被邊緣化的弱勢少數民族／結論
第五章　菁英階層在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共產黨的政治菁英／經濟菁英／知識菁英／「反菁英」／結論
第六章　中國政治的未來：走向一個威權帝國主義的政權
經濟遲滯或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及其政治化的風險／政治危機／國際危機／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呢？結論：向威權主義、菁英主義、家長制、帝國式方向發展
結語　一個長期「緩刑」的政權
從長遠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會走向滅亡／民主國家應該做什麼？／更警惕／更謹慎和更具選擇性／更加有抗爭性和信心
注釋

第一章 節錄（中國的黨國體制：一個制度性的悖論）
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但矛盾的政治體制，我將這種複雜的政治制度稱之為「黨國體制」（party-state）。在這個體制中，執政黨與政府的深度融合，使得這個體制在穩固的同時亦能保持靈活長久。這個體制在五○年代時，經歷了毛澤東與其同僚實施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上一系列的改革轉型，也同時經歷了毛時代的所有政治風暴，特別是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躍進，以及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其後解放軍解除紅衛兵武裝之後，秩序得以重新建立，而鄧小平和他的同黨也調整了黨國體制，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時代。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軍隊暴力鎮壓了那年春天的民主運動，並主導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全球化；近三十年來，中國已然成為一個國民生產毛額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位居第一的國家。
透過上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篇章的回顧，我想要提醒讀者們注意共產黨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力和適應能力。這種能力是靈活而具有彈性的，亦在中共的意識型態和組織結構中體現出來；這種能力是在中國社會希望擺脫貧困，乃至希望國家富強，能與美國勢均力敵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顯然是由諸多個體戶和私人經濟帶動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的主要作用，是推動黨國體制解除經濟活動的限制，而這從農村地區去人民公社化開始，到一九八四年最後一個人民公社解散，再逐漸延伸到城市地區乃至外貿領域。從一九七九年起，中國就開始歡迎境外投資（以香港和臺灣為首），建立經濟特區，並開始在工業和服務業領域取消了國家壟斷地位。
然而，中共從未想要與其他政治勢力分享權力，亦無意圖完全放棄對經濟的控制。從這方面來看，我們絕不能低估毛時代和改革開放前所確定的意識型態、體制和戰略的延續性。首先，整個制度依然是在五○年代時就確立的政治和行政體制的基礎上運作；儘管黨的目標和重心在改革開放後都有明顯轉變，它所運用的政治語言卻沒有太大變化：這仍然是一種受蘇聯風格影響的語言，且在一九五八年後這種語言和漢字還被簡體化，形同背叛漢語表意文字的傳統。其晦澀難懂的風格，在黨政機關之外根本沒有人能夠理解。其次，中共秉持「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必要的情況下便會使用毛澤東在另一個時代所用的「游擊戰術」來進行改革。在改革開放後，中共也延續了「運動式治理」的傳統，正如習近平在二○一三年推行的反腐運動一樣，也在法律法規之外透過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動改革。各級和各部門的中共官員都享有自由裁量權，這種權力構成了黨國體制運作發展的根基之一，保證了這個體制的適應力和靈活度，但也成為了腐敗現象的根本原因。此外，國家仍然保有土地所有權：在農村地區，土地歸「集體」所有，受地方政府以及基層組織的管轄，這也成了無盡利益糾紛的根源；在城市地區，土地是公共財產，當地政府官員有權以自由裁量的形式處置。從更高的層面來說，儘管二○一三年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再次確認了市場將在國家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黨國體制仍然有意保留那些他們認為有戰略意義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在中央和地方國資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控制下，這些大型企業（截至二○二四年全國有九十七家）再被逐步合併，亦成為統治階級權力尋租的來源。
事實上，黨的領導人一直都是經濟發展和經濟自由化的領導者，他們一方面直接從被他們把控的國有經濟部門獲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同時與企業家等私有生產者產生非正當的合作關係；這使得具有實權的幹部家庭富有起來，在體系內孕育了一個新的具有裙帶關係色彩的寡頭特權階層。早在一九八○年代，通常被稱為「太子黨」的領導人後代就開始進入商界。例如，李鵬的後代在能源部門有相當的投資，江澤民的後代則在電子工業領域耕耘，而鄧小平的親屬則是在軍工領域有所發展。很大程度上，這種系統性的裙帶關係也在地方層面存在，而這種潛規則也恰恰使得「紅二代」和「官二代」們能夠比其他人更快地富有起來。此外，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黑手黨化」也是一個更令人擔憂的現象。
中國共產黨現在擁有將近九千萬名黨員（截至二○二三年底為九千八百零四萬）、近七千萬名體制內成員（橫跨行政、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軍隊）、約三千萬名幹部和一千萬名實權領導，包括六十五萬名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正是因為以上這些現象，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相互矛盾的存在。
中國共產黨跟民主國家與多黨政治中所認知的「政黨」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對其領導人與黨員來說，黨不只是政府的專政者（「無黨階級專政」的那個專政）與組織者，甚至堪稱是國家的「生命力」──用道家的話來說，就是「氣」，沒有「氣」，國家就會枯死。習近平在二○一二年掌權後，強化了黨對國家的直接領導，國務院及其常委也不例外。二○一七年以來，收緊的力量有增無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