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戰役與炸彈：關於戰爭的七堂經濟學課（簡體書）

穿越戰火硝煙，《城堡、戰役與炸彈：關於戰爭的七堂經濟學課》為讀者掀開了一扇通往軍事學與經濟學交匯之地的大門。作者深入分析七個時代裡的不同案例，抵達更遙遠的地方和更久遠的過去，從機會成本、預期邊際成本和收益、資本-勞動替代、邊際收益遞減、信息不對稱等原則出發，探討了中世紀盛期城堡的建設成本、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城邦的私人軍事承包商的性質和作用、啟蒙時期將軍們的戰役決策、美國內戰中的“信息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國的戰略轟炸，以及法國發展核武器的決定等戰爭史上的重大問題。

兩位作者也謙遜地承認，盡管經濟學理論非圓滿無缺，但他們仍希望通過注入經濟學的理論活水，給陳舊的軍事史注解帶來全新的闡釋視角。

作者|尤爾根·布勞爾 Jurgen Brauer

德裔美國經濟學家，美國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大學的經濟學名譽教授，泰國曼谷朱拉隆功大學的經濟學客座教授，為和平經濟學這一不斷發展的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著有《戰爭與自然：全球化世界中戰爭的環境後果》（War and Natur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in a Globalized World）和《衝突與和平的經濟學：歷史與應用》（The Economics of Conflict and Peace: History and Applications）等書。

作者|休伯特·範圖伊爾 Hubert van Tuyll

美國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大學歷史、人類學和哲學系系主任，著有《荷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The Netherlands and World War I）、《美國的戰略未來：新千年國家生存的藍圖》（America's Strategic Future: A Blueprint for National Survival in the New Millennium）等書。

譯者|承初

畢業於武漢大學，譯有《從左寫到右》等。

私人軍事公司能否取代征兵制？

戰爭期間大規模的空襲是否行之有效？

核威懾如何取得最優解？

怎樣降低反恐戰爭的成本？

當戰爭重新回到我們的視野，在紛紛擾擾的立場爭吵之外，如何使用一種冷靜理性的視角重新認識動蕩的世界變得格外重要。

• 深入淺出，以史為鑒，通過經濟學入門理論重寫千年戰爭史

本書作者尤爾根·布勞爾和休伯特·範圖伊爾堅信以經濟學的視角來書寫戰爭史，通過經濟理論的角度來重塑戰役過程將會給軍事學領域帶來新的洞見。

為此，本書精心選取六條經濟學基本原理——機會成本、預期邊際成本與收益、替代、邊際收益遞減、信息不對稱和隱藏特徵以及隱藏行動和激勵協調，使用簡單的基礎概念，總結成七堂課，跨越七個時代，深入分析歷史上耳熟能詳的著名戰役和歷史事件，重新審視現有的軍事理論。哪怕是對經濟學理論一竅不通的讀者也可以放鬆心情，跟隨作者的推理，從閱讀中收獲樂趣。

• 經濟學版《槍炮、病菌與鋼鐵》，說透戰爭背後的複雜邏輯與動機

回顧過去，戰爭與經濟史的著述頗豐，其中大部分探討了“如何為戰爭籌備物資”“戰爭在國內外造成的經濟影響及後果”等人們期望經濟學家能夠解決的問題。但實際上，經濟學可以延伸得更遠，深入實際作戰的行動領域，例如解釋經典戰役背後的邏輯與動機。

在探討城堡建造成本時，梳理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係可以進一步分析當時君主們願意投入巨額資金建造城堡背後深層次的動因；而在研究核武器發展時，利用經濟學理論則能夠幫助讀者思考常規部隊與核力量之間成本效益比較，並探討法國是否通過發展核武器來重塑自身地位等問題。

與賈雷德·戴蒙德的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樣，本書從其他研究領域，特別是經濟學領域汲取新鮮血液、補充理論，改變了過往一潭死水的軍事史敘事，呈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閱讀感。

• 和平經濟學領域權威力作，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 謝林重磅推薦

本書雖然是一本通俗歷史讀物，但每一個獨立章節都對學術知識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挖掘被傳統歷史理論忽視的視角，填補軍事史研究的空白。作者尤爾根·布勞爾是美國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大學的經濟學名譽教授，和平經濟學領域權威研究專家，出版了多部重磅作品，學術專業性備受贊譽。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C.謝林盛贊本書是“嚴肅的、有創造性的、重要的”。

序 言

第一章　經濟學

第二章　中世紀盛期（1000—1300）

第三章　文藝復興（1300—1600）

第四章　戰役時代（1618—1815）

第五章　革命時代（1789—1914）

第六章　世界大戰時代（1914—1945）

第七章　核武時代（1945—1991）

第八章　經濟學與21世紀的軍事史

注釋

參考文獻

序言

許多讀者在拿起這本書時，為的是其中的軍事史，而非經濟學。他們很可能會直接跳到自己感興趣的那段歷史：中世紀盛期建造城堡的成本；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城邦傭兵隊長的基本特徵與作用；啟蒙運動年代將領的戰役決策；美國南北戰爭中的“信息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對德戰略轟炸；或是“冷戰”早期法國發展原子武器的決定。考慮到這類讀者的需求，我們在撰寫這些章節時採用了相對獨立和自明的方式，但最後可不要錯過本書的經濟學章節（第一章）。如果你必須先一飽自己對歷史的胃口，那麼請在這之後盡快閱讀經濟

學的部分—這道甜點沒準出乎意料地可口。

《城堡、戰役與炸彈》一書嘗試從經濟學理論視角書寫軍事史。以圖解的形式，我們研究了六個案例。為提供可觀視野，這些案例橫跨了過去的千年，也就是公元二千紀。五個案例涉及歐洲，一個涉及北美洲。我們本想擴充覆蓋範圍，抵達更遙遠的地方和更久遠的過去，但出於各種原因，這野心似乎過於膨脹。哪怕是我們現在所選的案例，在一些讀者看來也像是舍本逐末。例如，當人們思考“冷戰”時期（1945—1991）時，首先想到的會是蘇聯與美國之間的衝突，而不會是法國如何建立其核武庫。但是，法國進入核時代改變了超級大國交鋒的動態，如此一來，這一案例不單對法國，甚至對於整個歷史而言，都變得十分引人入勝。在法國之前，英國已經具備了發展核武器的實力，但它—一如既往—與美國的聯盟太過緊密，因而無法被視為世界舞臺上完全獨立的參與者。相反，法國重鑄榮光的野心—一如

既往—使本就危機重重的核競賽陷入混亂。這不再是鮑比·菲舍爾與鮑裡斯·斯帕斯基之間一對一的棋賽，有第三名選手移動了棋盤上的棋子，這惹惱了美國人，但也沒給俄羅斯人帶去絲毫安慰。今天，許多國家都叫嚷著要建立、擴充並使用本國的核武庫，重新審視是何種精神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鼓動了法國人，看來毫不離題。此間引起經濟學家興趣的，是一個簡單的觀察：常規的非核部隊給法國也給所有其他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為了維持日常事務的運轉，有沒有可能，法國發展自己的核武打擊力，僅僅是為了用更經濟的核武力代替常規部隊，並在談判中重新奪回其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地位？第七章將處理這個問題。

回顧過去，關於世界大戰時代（ 1919—1945）的史著頗豐，甚至也有關於這些災難的經濟史著作。 1 這些文獻中的大部分探討了“戰爭的經濟學”，論題包括：為戰爭融資；戰爭所需得物質資源，它們的獲取以及消耗；戰爭在國內外造成的經濟影響及後果；經濟活動從民用導向朝軍用導向的轉變—簡而言之，包含了人們期望經濟學家能夠應付的問題。但經濟學可以延伸得更遠，深入實際作戰的行動領域。作為例證，我們在第六章選取了一個引人矚目的案例，它就此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德國的戰略轟炸。這一計劃收獲的評價，尤其是武裝部隊內部的評價，導致此後幾乎每一場由美國主導的戰爭中都采取了類似舉措。毋庸置疑，上千架轟炸機掠過德國城市上空發動突襲，是對強悍武力的驚人應用，但它行之有效嗎？該戰爭計劃的策劃者本應該更好地遵循收益遞減這一經濟學理念，這一點應當留意。任何熬夜學習的學生都知道，這些努力也許會對通過接下來的考試有所幫助，但僅僅投入更多時間，並不保證分數會相應增加。俗話說得好，重要的不是投入了多少時間，而是在這段時間裡投入了多少。對轟炸而言，道理是一樣的：只靠向柏林派出更多架轟炸機也許可以贏得戰爭，但盟軍需要付出的代價只會節節攀升並且難以承受。如果收益遞減的經濟學概念得到了充分理解，盟軍可能會在歐洲空戰中更迫切地追求技術創新。或許他們還能挽救無數生命，因為就人員比例而言，沒有任何一個軍事部門的損失超過空軍，也沒有任何一場大火比轟炸機播下的火風暴更加猛烈。人們會想知道，如果非戰鬥不可，還有其他什麼樸素的經濟學概念可以減少生命損失。

之所以在第五章選擇美國南北戰爭作為闡明革命時代（1789—1914）的案例，是因為那場最重大的革命—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雖然使戰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彼時工業化的程度還不足以對戰爭的進行和結果產生多大的影響。相比之下，美國南北戰爭是第一場在工業化背景下開展的重大戰爭。這將諸如新技術以及更重要的大規模生產，帶到了戰場上。在信息流方面，這一時代有三個發展尤其顯著，那就是電報、鐵路和報紙。今天，無須說服人們相信引入電子通信的意義，電報所代表的意義同樣如此。而因為人們能夠以更快的速度移動到更遠的地方，鐵路也傳遞了信息。作為印刷技術進步和識字率提高的產物，報紙也被戰爭雙方用作工具，作為信息來源以及傳播虛假情報的途徑。將信息經濟學的諸方面與信息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相結合，這是相對新穎的做法，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更是如此。

在軍事史上，1618—1815年這段時期有時被稱為戰役時代。因此我們選擇了一個與戰爭某一方面緊密聯繫的案例。第四章選擇檢視的專題關注指揮官的決策，也即參戰與否的決定，尤其考慮到決策是行為經濟學的突出部分。在這一整個時期內，決策一直都是突出的事務，影響了每一場重要戰事。意識到戰爭並非隨機事件，而是產生自相當審慎的選擇，那個時代幾乎每一位“偉大指揮”都認為，發起戰爭的決定，需要予以重點乃至最為重點的關注。一旦參戰，剩下的可行選擇便急劇縮減，將領們可能會迅速失去對局面的把控。這在長期戰爭中尤甚，交戰雙方可能在其中退化成斗毆鬧事、殺人成性的暴徒。戰爭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獎賞—勝利—但也會強加終極的代價：士兵戰死沙場，在敵將手下折損軍隊。發起戰鬥以前，最好深思熟慮。

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雇用了成千上萬的私人軍事承包商，這將一部分公眾關注引向如下議題：如何補充一個國家的“正規”武裝部隊。對於領域內的專家而言，這並非什麼新鮮議題。 20世紀90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就已大量運用私人軍事和安保公司，同一個十年裡，非洲不同國家和派系發起的許多次戰爭也是如此。今天仍有許多浪漫的概念環繞著聲名在外的法國外籍兵團的“雇傭兵”，美國讀者也至少聽說過“黑森傭兵”在美國脫離英國的獨立戰爭中起到的作用。實際上，只要細想一下就能發現，完全公共的武裝部隊、所有士兵皆從一國的年輕男性國民中征募而來，這在歷史上並不尋常。盡管被打上了“傭兵”“兵痞”這樣的揶揄標籤，軍事勞動力市場中自願的供需一直都很活躍，而從經濟學角度描述這一市場的著作卻相對稀少，讓人意外。例如，拿一個著名的例子來說，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1300—1600）被廣泛雇用的軍事承包商—那些被馬基雅維利惡意中傷的傭兵隊長—歷史學家通常將其衰退歸咎於其雇主動蕩的政治命運，以及軍事技術中的某項發展。重要的動蕩確有發生，但為何不像我們在第三章中所做的那樣，將其雇傭合同（condotte）的本質也納入考量呢？這些合同，正得名自那些承包商，也即傭兵隊長（condottieri）。私人軍事承包商在時下的再次興起表明，這是這一行當中有待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面向。也許，相較於根深蒂固的思維與實踐習慣所推薦的方式，武力市場能夠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組織起來。

在有關中世紀盛期（1000—1300）軍事行為的研究中，較為明顯的可能案例包括城堡的建造和使用、征服戰爭、武器的演變、戰爭籌劃、個體騎士的訓練、中世紀軍隊的發展，以及戰術。其中，城堡又是重中之重，它的建造、防御和圍攻主導了這個時代的戰爭，而今天的歷史學家對中世紀軍隊的看法變得越發積極，這也增加了城堡的重要性。當我們認為那時的軍隊不過是烏合之眾，依賴防御工事便顯得理所當然。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那時軍隊的組織和領導比人們此前所認為的要優秀得多，這使得當時對城堡的依賴更加耐人尋味。武器方面最重要的變革，是讓進攻城堡變得可能的那些。戰鬥固然很重要，但軍隊指揮官往往會避免戰鬥，而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迫近或保衛城堡的策略上。即便是歐洲最好的騎士，乘騎著最優良的戰馬，手握最銳利的騎槍，披戴能獲得的最堅硬的鎧甲，也無法親身進攻歐洲修得最糟糕的城堡。歷史學對中世紀軍隊的關注再次興起，而以城堡為主題的第二章對此進行了補充。我們將看到，雖然城堡耗費巨資——有時，國王會將一整年的財政收入全部花在一座城堡上——但這錢花得值。出乎意料的是，一點經濟學知識也許能告訴我們事情為何如此。

我們並不假設讀者熟悉經濟學，因此在開頭的第一章闡述了它的一些原理。說來稀奇，關於什麼是經濟學原理，人們尚無定論，但任何經濟學家都不會對我們所討論的六項原理表示異議：第一，要做一件事，通常必須犧牲同時做另一件事的機會；第二，激勵機制會對行為產生影響；第三，決策是通過對比額外收益和額外成本而做出的；第四，信息的不對等催生了有利於其中一方的力量；第五，在某個節點後，繼續投入會導致額外產出的收益越來越少；第六，如果某些物品的功能類似，人們將用相對便宜的替代相對昂貴的。（比如，如果想要的只是一樣水果，那麼蘋果和橙子就是類似的。）這些原理（幾乎）不言自明，但其複雜性和含義卻並非如此，而我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說明，在本書選擇回顧的軍事史片段裡，這些原理如何發揮作用。

盡管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歷史編纂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史學研究仍然缺乏公認的理論基礎。人們以什麼標準來選擇、組織和呈現歷史事實？歷史理論究竟可以預測哪些事件，且預測的方式在實證上可供檢驗，並無懼反駁？美國的歷史學家尤其對理論抱持懷疑態度。談到伽達默爾和狄爾泰時，布魯斯· 馬茲利什這樣寫道：“一般來說……歷史學家對上層的理論懷有疑慮，他們埋頭做自己的研究，無視這些晦澀的思想家。”在這個方面，軍事史學家並沒有什麼不同。即便如此，闡明歷史的方法之一就是從其他研究領域——諸如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或者經濟學，甚至地理學、氣候學和其他自然科學——補充理論，例如，賈雷德· 戴蒙德出版的兩部極其暢銷的著作就是如此。在這些和另外的學術領域，理論比在歷史學領域發展得更加完備。在這些研究領域的協助下，可以將歷史學視為應用理論中的一系列案例研究。盡管紀錄不算差，經濟學本身當然不是無懈可擊的成功理論體系。我們邀請讀者放鬆心情，收獲樂趣。就算對經濟學存有疑慮，人們仍可享受它的用處。

我們應當聲明，雖然這本書的寫作首先考慮的是大眾讀者，但每一個獨立章節都對學術知識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例如，有關傭兵隊長的一章，歷史學研究關注的是當時複雜的政治和不斷發展的軍事技術，忽略了勞務合同這一面向—合同正得名自傭兵隊長。將注意力引向這些合同——盡管是從經濟學的視角—標志著對這方面文獻的新貢獻。同樣，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一章，也為有關戰略轟炸有效性的爭論（這一爭論至今仍令歷史學家掛心）做出了獨到的學術貢獻。盡管有關美國南北戰爭的著作數以千計，但令人驚訝的是，既有著述很少像我們一樣，研究信息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因此，我們請大眾讀者忽略那些主要為學者準備的大量章節注釋，而為大眾讀者著想，我們也懇請學者諒解，本書會比通常的合適程度更加寬泛地闡述某個主題或時期。

對於將軍事史和經濟學相結合這個更大的事業而言，這六個案例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我們尚未可知。我們知道的是，通過選擇六個而非僅僅一到兩個經濟學原理，並將它們應用於六個不同的歷史時代—它們跨越了千年的歷史，而涵蓋一個如此漫長的時期實屬野心勃勃——我們已經廣布拖網。在我們看來，這樣的結果即使不具代表性，至少也鼓舞人心：經濟學看來將為（重新）審視軍事史本身提供一種富有成效的方式。

針對本書各部分收到的評論，我們要感謝杰裡米·布萊克教授、馬克·菲塞爾教授、杰伊·皮爾澤教授、溫迪·特納教授——他們都是歷史學家——還有2001年5月在新澤西州紐瓦克的羅格斯大學舉辦的國防與和平經濟學會議，以及2001年6月在倫敦米德爾賽克斯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第五屆國防與和平經濟學年會上的經濟學家們。我們更要感謝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內部和外部的匿名審稿人、時任編輯J. 亞歷克斯·施瓦茨、現任編輯大衛·珀文，以及出版社的所有同仁。我們還想感謝馬蒂亞斯·斯波爾先生、塞爾塔克·卡爾吉先生、尼古拉斯·安格勒維奇先生、米洛什·尼科利茨先生和奧古斯塔州立大學圖書館間借閱服務人員，他們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協助。約瑟夫·吉多上尉對全書的初稿提出了非常有助益的意見。我們感謝納迪婭·A. 韋伯-吉多女士、克裡斯廷·卡薩萊托教授、鄧肯·羅伯遜教授（翻譯）以及斯蒂芬·澤爾策教授和威廉·卡費羅教授（通信）。我們也要感謝德布拉·範圖爾（插圖）。通常的免責聲明也適用於此：余下的一切錯誤都是作者的責任。我們要特別感謝位於澳大利亞堪培拉的澳大利亞國防學院新南威爾士大學校區的彼得·霍爾教授和斯蒂芬·馬爾科夫斯基教授，以及他們的全體同事。 2005年，我們二人中有一人在那裡擔任客座教授，在此期間，他們提供了最熱情好客、最充滿新思、最富有成效的環境，這極大地推動了本書的完成。

最後，許多在正式出版前讀到此書的讀者都問，為什麼我們不另寫一章，談談美國目前在阿富汗，特別是在伊拉克的戰爭。最簡練的答案也許是，與我們使用的那些案例相比，最終的數據集還未誕生。然而，如果經濟學的意義不僅在於解釋，還在於預測，那麼我們項目的前提——將理論注入歷史學——不正要求我們能夠預測未來的編年史嗎？盡管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說中的心理歷史學家已經取得了這一成就，但從馬克思到托爾斯泰等人在我們之前就已經發現，對這個學科而言，這是種苛求。在我們再次嘗試解釋未來之前，讓我們先看看理論——無論是經濟學的還是其他學科的——是否對解釋過去做出了有益的貢獻。與此同時，可以肯定的是，雖然關於美國目前的戰爭，經濟學方面有很多值得注意的面向—從恐怖主義的經濟學到戰敗國家的角色、非常規部隊的崛起、聯盟的形成，以及對私人軍事公司的大量運用——我們對本書的計劃早在 2001 年世貿中心雙子塔倒塌前就已經完成。盡管如此，在第八章中，我們還是以對恐怖主義經濟學、軍事人力經濟學以及政府越來越多地使用私人軍事和安保公司的討論為本書作結。我們相信，從中可以看出，經濟學不僅適用於軍事史，也適用於當今戰事。